阮元问道:“既然那恒瑞无能,朝廷为何选他做福建将军?”
钱大昕道:“只不过他长袖善舞罢了。这恒瑞,朝廷里人最是清楚,他和当朝领班的阿中堂是姻亲,阿中堂有位孙儿,是他女婿。可另一边呢?听说他家车马,去和中堂府上也已不止一两次了。这朝廷里,阿中堂是战功卓著,和中堂却一直是文臣,二人素来不睦,便是我这个十年不入官场之人也多有耳闻。这恒瑞两头都巴结着,自然有大官做了。唉,只可惜柴大纪将军,素来也是以武勇闻名,他这一迁延不进,却把柴将军一个人扔在诸罗,听闻柴将军部下只有千余孤军,也不知困守孤城,能撑得到几时啊?”
说到这里,也不禁感慨这一科进士起来,道:“这一仗下来,却也苦了要中进士的这些学子。翰林院那边,掌院之事,乃是阿中堂和嵇中堂兼着,嵇中堂年事已高,近年任事不多了,眼看军务繁忙,阿中堂又得顾着军机处。渊如即便中了进士,后面想得朝廷提携也不容易了。或许你这次未能取中,也不是坏事。”
钱大昕所言嵇中堂,便是清代治水名臣嵇璜,他与乾隆同岁,但身体却不如乾隆壮健,故而到了古稀之年,只得担任大学士,却进不了军机处。对于这些,阮元和钱大昕也自有耳闻。
说着说着,二人也渐渐走回了总商行馆,门房见钱大昕样貌,知是贵客,也连忙奉上茶点,钱大昕和阮元一时坐定,眼看阮元走了这一路,心情略有平复,钱大昕方道:
“伯元,其实你今年也不过二十四岁,老夫想想,老夫二十四岁那年,学行可还不如你呢。我是雍正六年生人,二十四岁那年,正值皇上第一次南巡,当时我也是意气风发,想着皇恩浩荡,不妨前往一见。正赶上那年皇上格外开恩,特赐了一场恩科乡试,我当年也是幸运,原本想着江南乡试那般艰难,也不知几时才能中举人,可那场恩科我竟然中了,从此便有了举人功名。伯元,你可能也知道,你谢恩师当年,也是那一场恩科,得了皇上恩赐举人呢。”
“可是啊。”钱大昕也叹道:“即便如此,我却也不得立刻中进士,后来乾隆十九年时,那一科会试,我才得以登科,想来那年已是二十七岁了。所以伯元,你是正科中的举人,应该比老夫更有前途才对。”
阮元道:“先生客气了,这科举功名,本就与才学关系不大。否则……否则我想,渊如兄早在十年之前,就应该进士及第了。”
钱大昕笑道:“伯元所言,也有些道理。松崖先生一生只是生员,可他学行,天下人哪个敢小瞧了?东原先生临终之前方得中式,他著书立说之时也只是举人。哈哈,这样一想,老夫功名还不低呢。也对,老夫挂冠归乡之时,已是正四品少詹事了。只是……当日有些不快之事,故而服除之后,便未归京入仕。”他所谓松崖先生,是乾隆初期名儒惠栋,乃是与戴震相呼应的吴派汉学代表人物。
说到这里,也不禁对阮元有些担忧,道:“伯元,老夫相信,你这次不得取中,也是家中有些变故,脱不开身,若是下一次会试,没有这些滞碍,或许你便能中式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来京城考进士,究竟是为了什么?是做了官,为民造福?还是只想着赚些钱补贴家用?或者只是为了在宫禁之内,多寻些平日见不到的书呢?”
“先生,在下考试为官,自然是想着上报皇恩,下安黎庶之事了。”阮元先前在李晴山家,就被老师问过这个问题,一时也不得其解。后来想想,祖父就曾经应过武举,还是武进士,不妨向他学习一番。而回想祖父那些遗物,他第一个想起的就是那部《数理精蕴》,随即也想起了上面那“上报皇恩、下安黎庶”八个干枯瘦劲的大字。
此时听钱大昕这一问,这深入脑海的八个字便即脱口而出。可此言一出,他却隐隐发觉,这八个字看似熟悉无比,却又异常陌生,似乎自己并不清楚其中含义,一时发愣,也不敢再言语。
“上报皇恩,下安黎庶?”钱大昕笑道:“伯元,你说皇恩,那我问你,皇上相貌如何,你可见过?对了,你说你在康山草堂见过,那皇上对你,可有半句言语?你从未对我说过,应该是没有吧?既然皇上与你,连一句话都没说过,那这皇恩,你觉得从何而来呢?你说下安黎庶,那我问你,你一生之中,见过多少贫苦百姓?老夫听你说过,你自幼生长扬州,还去过仪征、江阴和江宁,老夫不妨和你直言,扬州这些地方,虽然也有穷人,可贫苦无依,衣食不给之人,并不算多。我做学政之时,曾在河南、湖广游历,那里多得是既无田产,又非佣工的流民,他们平日衣衫褴褛,每日能得一餐,便已大为不易,更不要谈安居之所,世代永业了。这些真正的穷困之人,你这二十余年,只怕也没见过几个吧?你上不知皇上为人,下不知百姓困顿,却说这上报皇恩,下安黎庶之语,你要如何去报皇恩,报什么恩?又要如何去安黎庶?你有办法吗?我知道你书本之上,也可以寻得这番字句,可你也要记住,‘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啊。”
阮元听了钱大昕这番话,自是心悦诚服,忙答道:“先生教训得是。”
钱大昕见他神色歉疚,也知道他多读圣贤之书,心中总是有心怀万民之意,眼下虽是未经实事,可有了这番初心,日后想是不会永远纸上谈兵下去。便道:“伯元,你年纪尚轻,可能这样问你,是我问的早了。眼下回想起来,我二十四岁之时,也不免有些书生意气,想着多读书史,便能济世救民,我又怎能强求与你?之前和你说起内阁中书一事,你可以想想。二云那日所说,著书立说之事,或许你也可以考虑一番。”
阮元笑道:“先生既然觉得,做内阁中书都会耽误会试,那为何著书立说之事,先生还要再提呢?”
钱大昕道:“你未经尝试,故而不知,眼下若说著书,哪一个后学不得先遍观经籍,尽集天下至论,才能推陈出新?似前朝有些俗儒那般出言无据,张口便来的做法,本朝已是行不通了。所以呢,你著书之时,也必然要重新温习毕生所学,你遍观经籍之时,也自可将相关掌故,一一融会贯通,其实对于会试大有好处。只是老夫不知,伯元,你经史兼通,确实不错,可是否有专精之处呢?”
阮元道:“不瞒先生,学生近年应举,对于精通一事,实在想的不多。”
钱大昕想想,又道:“伯元,那除了经史之外,你可另有所长?譬如……算学如何,老夫在翰林时,也曾多年致力算学,不论梅氏学,还是欧罗巴的弧三角测量之法,老夫都有些根底呢。”所谓梅氏学,指的是清初算学大家梅文鼎的相关学问。
说道算学,阮元倒是确有些兴趣,道:“若论算学,学生家里有家祖留下的算经,学生年少之时,曾遍览其中三统四分、小轮椭圆之法,只是……”想到这里,忽然想到,他于《五经》之中,最为擅长之学乃是《礼记》。又为了精通《礼记》,三礼中另两部《周礼》、《仪礼》也时常研读。而《周礼》之中,最后的《考工记》部分,多涉舟车营造之法,正与算学相通。
想到这里,渐渐有了主意,便向钱大昕道:“先生,学生记得,《周礼》之中,精于《考工记》一篇的先儒似乎不多。学生眼下学问,不足以通一经,但若只为这一篇做些注解,倒还应对得来,不知先生有何见教?”
钱大昕笑道:“妙极、妙极!伯元,你初出茅庐,自不必想着通经之事,若能于一二细微之处,阐发大义,便也足够了。这《考工记》一篇,虽然江慎修、戴东原诸公也自有议论,可终是博而不精。伯元若能精于此篇,想自成一家,却要比他人容易得多呢!”
二人正谈笑间,江彩也已到了厅里,眼看钱大昕坐在上首,她虽已有孕将近八个月,也连忙行礼道:“见过钱先生了,伯元的事,我刚才已听人说了,也是我的不对,生病这么久,竟耽误了伯元科考。”
钱大昕忙示意江彩起来,道:“夫人有孕在身,就无需多礼了。夫人若这样想,就是夫人想偏了。其实这届会试,中式者不过一百三十七人,便是我那好友孙渊如,出场之后,也不敢说此科必中。伯元中与不中,都是常事,何必如此烦恼?更何况,夫人身子不适,伯元悉心照看于你,不是真正的君子作风吗?若是伯元眼看你病痛缠身,却不管不顾,只顾着自己考试。哼哼,说不定眼下老夫已没有他这个朋友了!”
听到这里,阮元和江彩也都是一惊,钱大昕眼看江彩有孕,站立困难,忙示意行馆下人,给江彩找来椅子,让她坐下了。这才缓缓说道:“伯元,夫人,你们可曾想过,若应试举子,真的取中进士,就是朝廷命官了。朝廷是需要爱民如子,关心生民疾苦的父母官,还是不顾百姓死活,只知肆意盘剥,弄得府库充盈,便自诩大功一件的那所谓‘能吏’?哈哈,‘能吏’这个词,国朝用的,也不少了。可只要让府库充盈,国家钱粮不缺,便是能吏吗?伯元,你读过《魏书》,应知长尺大斗为何物,读过《宋史》,也应知‘丰亨豫大’是何意。百姓交得五斗粮食,他用大斗来称,便只够四斗,百姓无奈,只好多交一斗,才能完税,以此弄得府库充盈。朝廷不知其中因由,便称其为能吏。这些人,哪里配得上能吏二字,依我看,只应称其为豺狼!”
钱大昕说起这些,言辞激愤,江彩有孕在身,也被惊得阵阵疼痛。阮元看了,也只得下来,先扶着江彩。钱大昕看了,方知自己言语重了,遂渐渐温和道:“夫人,是我言语重了,实在对不起。只是这些事,归京以来亲眼见着,竟比十年之前还不如了,故而有感于此。伯元,可惜这些披着‘能吏’皮毛的豺狼,朝廷还真当他们是人才呢。眼下补着湖广总督之位的这位李侍尧李大人,不就是吗?乾隆四十五年,他贪纵营私,眼看供认不讳,已是斩决之罪。却只因那什么‘议勤’、‘议能’,就改了斩监候,日子久了,竟又复了一品官位。哈哈,他那般勤能,不过仗着自己有些伎俩,尚弹压得住百姓。若有一日,他弹压不住了,只恐那般议勤议能之人,悔之无极啊。”
此时钱大昕还未知晓,乾隆因闽浙总督常青年迈,很快更换新人,而新到任的闽浙总督,正是这位李侍尧。不过次年,李侍尧便因病去世,阮元并未与他同朝为官。
钱大昕眼看江彩神色,也知道她不过一两个月,便要临盆,也不敢再打扰,再次道歉过了,也就向阮元道别。阮元送了钱大昕出去,可对他所说治学立说、为官所求诸事,却也一时陷入沉思,不得解法。
钱大昕的另一个预言,却很快成了现实。由于林爽文反清之战,清廷经年不能平定,乾隆、阿桂、王杰等人,日夜忙于军机要事,果然翰林教习一事,比之前懈怠了不少。王杰自然也对李侍尧赴任闽浙总督一事,感到不满,但乾隆自有自己的理由,王杰也难以反驳。
这年六月中,江彩终于诞下一女,阮元见了,自也无比怜爱,想着自己二十四岁,才得一女,已是有些晚了,女儿自应该多加呵护,日后福寿双全才是。又想着“全”字太常见,便加了草头,将女儿命名为阮荃。
可谁知后来一天夜里,江彩却突然和阮元说起,自己想带着孩子回扬州。
阮元不解,忙问其故。江彩道:“夫子,这半年来,我一直看着。夫子为了我的病,已是耽误了一届科考,这夏去秋来,冬天也近了,若是这个冬天我又生病,你可如何是好?荃儿这出生不久,看你神色,又分了大半精力在荃儿身上,似你这般应考,后年那一届,你又如何便说,自己一定能考中呢?我母女两个若再留在京里,只怕反误了你。不如先回家去,若是你下一届中了,或是不愿考了,想回扬州来,我们再见面也不迟啊。”
虽然江彩说的有理,但阮元终究不愿分离,道:“夫人何必如此紧张,这两淮总商行馆下人自也不少,总是有个办法,能照顾好夫人和孩子的啊?”
江彩道:“这行馆你也待了一年了,难道还没看出来?行馆人手虽多,可各有公事要做,哪有那许多人来照看你我?况且我生病的时候,下人也来过,你不是一样放不下心?夫子,我知道你对我情深意重,舍不得我,也舍不得荃儿。可眼看这会试,对夫子而言是决定未来的大事,夫子怎么能因为你我之情,就把未来的前程耽搁了呢?”
阮元也知道,妻子说出这番话,定是早已深思熟虑过了。即使他再行挽留,妻子也有自己的理由。更何况这两淮总商行馆本就是江家人在打理,若江彩执意要走,自己根本拦不住。也只好笑道:“这总商行馆,总是江家在管,夫人执意要走,难道我还留得下不成?只是夫人,若日后我真中了进士,夫人便不会水土不服了?若真有那一日,夫人也总要适应京城才好啊。”
江彩也笑道:“夫子怎么如此糊涂?我身子好着呢!只是你眼下尚未取中进士,夫人我心里自然也不安稳,故而才病了一场。若是夫子真有那么一天登科做了官,我也就安心了。到那个时候,我才不会水土不服呢!以后我的事,你就放心吧。只是你这里,有一件事可一定要答应我。”
阮元也有些不解,问道:“是什么事,竟然要夫人如此操心?”
“我不在了,你可不许找别的姑娘。我回来之前,不准想纳妾的事!”
“那若是我回扬州了呢?”
“那定是你庸碌无能了,一个无能之人,还想什么纳妾?哼!”
当然,江彩心里也清楚,阮元一读起书,完全可以整天不离开行馆,连出门都不太可能,自然不会有其他“后患”了。如此要求,其实也只是戏谑之言。这年八月中秋刚过,江彩便带了阮荃暂归扬州去了。两人上一年许下的重阳糕之约,终是未能如愿。
阮元送别江彩之后,想着钱大昕著书立说之言,也自觉可以一试。便开始一边准备会试,一边精研《考工记》,读书治学之事日复一日,并无多少区别,很快已是乾隆五十三年的初夏了。
眼看春去夏来,东南战事也终于结束,朝廷这边福康安、海兰察带着精兵直扑敌营,成功抓获林爽文,送来京城处死。一时间军机处和各大部院也都松了一口气,不少之前日夜劳碌的官员也得到了几日休息时间。这一日钱大昕约了邵晋涵、孙星衍等一批名儒,便准备在陶然亭集会,品评近年来的年轻后进。
钱大昕、孙星衍、邵晋涵早早来到陶然亭,不久,又有二人前来,钱大昕见其样貌,知是工部郎中王念孙、礼部郎中任大椿,便上前道:“怀祖、子田,今日这聚会,可等了你们好久了!”王念孙字怀祖,任大椿字子田,便以字称。
王念孙道:“辛楣兄,这就是你不做官,不知我们为官之苦了。这一两年,就因为林爽文的事,你看看,我们工部平日也不涉军务,这都要帮着兵部清点武备。子田兄那礼部,前几日也在忙功勋册封事宜。这不,图形紫光阁的事,昨日才告一段落,今日就来你这里聚会了。”
邵晋涵忽道:“子田,我这几日倒是听闻了些柴将军的事,好是奇怪。柴将军到底是怎么了,原本在诸罗立了功,这又被带到京城,竟要问斩了呢?”
柴大纪之名,这次前来的儒生,其实大多听起过。林爽文反清这一战,柴大纪在上一年二月反攻诸罗得手,紧接着死守孤城长达十一个月之久。直到福康安和海兰察带着大军南下,方才解围。若不是他死守诸罗,只怕台湾全境都会被林爽文攻陷。是以乾隆大喜,赐诸罗名为嘉义。可谁想半年不到,柴大纪竟被指斥贪纵虐民,眼看下了大牢,又传出问斩的消息。
任大椿倒是对此颇为了解,道:“其中原委,我也和兵部之人问起过。柴将军哪里有什么贪纵之事,不过是那福康安心胸狭隘,容不下柴将军罢了。我也知军报所述,柴将军二月入城坚守,直至十二月上,方得解围。其间皇上担心他力不能支,劝他弃守,他也不依。眼看城里粮食,早吃尽了。就连地瓜花生,也吃得干干净净,到最后……只能靠油籽充饥了。恒瑞坐拥大军,却不来救,眼看再有数日,便也守不下去了。这时嘉勇侯大军到了,诸罗方才解围。”
“可那时柴将军困守孤城,已有十一个月,眼看围已解了,便略有懈怠,这一懈怠,见了那福康安时,竟未成礼数。据说柴将军当日神色,也确实恍惚,可这也是难免的啊?柴将军久战疲乏,难道还能强求他尽礼不成?可就是这样,那福康安便以为柴将军对他不敬,上疏弹劾柴将军,说他为人轻慢,不可倚任。眼看皇上不听,便伙同侍郎德成,竟说他纵兵激变、贪渎枉法……唉,可惜皇上这般言语听得多了,竟真以为柴大纪有罪,便押解了他进京数番会审。近日听宫里传言,竟是不日就要问斩了。”
一行人听了任大椿所言,都纷纷扼腕,为柴大纪鸣不平。孙星衍这时已为官一年,做了翰林院编修,可是对朝中要事仍极少接触,故而问道:“子田先生,刚才你说柴将军困守诸罗,恒瑞竟不来救,那……那恒瑞可也问罪了?”
任大椿尚且未答,王念孙知道其中内情,说道:“那恒瑞……哼哼,原本皇上听他迁延不进,也是龙颜大怒,去年年末就已将他革职,押往京城,准备问斩。可最后皇上也不知为何,竟然对他网开一面,只减死一等,遣戍伊犁。上个月我接到消息,恒瑞在伊犁那边,竟然复了副都统之职。恒瑞那厮都能重新启用,柴将军竟要问斩,真是不知……不知皇上是何用意。”
孙星衍道:“我听说那恒瑞近年与和珅来往颇密,或许……或许和珅在皇上面前为他说情了,也说不定呢。”
邵晋涵道:“渊如,你有所不知,和珅在军务上,话语分量有限,他七年之前用兵不当,皇上便不愿他过多参与用兵。更何况,前日国泰贪渎,和珅也曾一力保他无罪,后来查出罪证确凿,不也问斩了吗?”
孙星衍道:“那又是何人,竟让恒瑞得以不死?”
邵晋涵道:“只怕……只怕是阿中堂替他说了好话吧?渊如或许不知,恒瑞与阿中堂也是姻亲,恒瑞的女儿,嫁的是阿中堂的孙子。阿中堂这个孙子,出自阿中堂次子阿必达,这位阿必达大人,在孩儿降生之前便因病故去了,故而阿中堂最舍不得这个孙儿。或许这一次,也是阿中堂从中周旋,才免了恒瑞死罪,只改发遣了。”
孙星衍恨恨道:“这恒瑞果然厉害,眼看阿中堂和中堂水火不容,竟然能……能脚踏两条船!也真够无耻的。”
邵晋涵道:“他何止厉害,运气也不错呢。阿中堂这个孙子,听说不仅武艺出众,更好读书,现下已是举人,眼看着来年准备应会试了。只怕阿中堂家这座靠山,够他恒瑞安稳两辈子喽!”
钱大昕道:“这恒瑞毕竟是宗室,便是阿中堂不说别的,只怕皇上那里,也不好即刻问罪。可柴将军这不过是一时失礼,无论如何,也够不上死罪啊?嘉勇侯用兵也算当世一流,可这心术……当年他父亲傅文忠公在世时,我也识得,平日礼贤下士,京官困顿者往往得其接济,绝不会因失礼动怒的啊?”
王念孙道:“坊间都说,皇上念着旧情罢了,孝贤皇后早逝,皇上对孝贤皇后,一向又是恩情有加。故而对他富察一家便格外恩宠,这福康安虽也称得上战功卓著,可若不是这一重缘故,他今年不过三十五岁,如何经历得这许多战事?就连他那个弟弟福长安,有何功绩?又有何才能?竟也入军机处七八年了,他入军机处那年,才二十岁呀?”
其实,恒瑞无能免死,柴大纪有功论斩,这一切究竟是谁的责任,大家心知肚明。只是直言皇帝过失,在此时极易成为“大不敬”的不赦之罪,故而都不敢直说乾隆的不是罢了。一时间诸人把二人上下比对,不觉都为柴大纪叹息。
忽然后面一人高声道:“诸位今天是遇到了何事,竟然如此兴高采烈?难道是京城之中,又新出了什么才子不成?”
诸人回过身来,见身后是个面色红润的微胖老人,连忙纷纷作揖道:“见过晓岚兄!”这老人胡须花白,头上辫发也渐稀疏,却神采奕奕,一副无忧无虑的神色。自然是礼部尚书,字称晓岚的纪昀了。他生于雍正二年,于在场诸儒中年纪最大,故而即便钱大昕也要以兄长称之。
纪昀眼看钱大昕在场,笑道:“辛楣啊,听说你此次重回京城,也快两年了,怎么平日也没听你说一声?这要不是任子田在我这里办事,听他偶然提及,我还以为你在江南享福呢。怎么?人家都说南钱北纪,这到了我的地界上,不敢出头了吧?哈哈!”
钱大昕和纪昀名声,海内共知。因一居江南,一居河北,旁人便以“南钱北纪”合称二人。二人又都是乾隆十九年进士,交情匪浅。不过二人虽俱有才名,专长却不相同,纪昀擅于文评,对他人诗文作品,往往一语中的,之前修订《四库全书》,所选取的三千七百部书籍,六千余部存目书,每一部均需开列一篇“提要”,以说明作品优劣。这一重任便由纪昀完成,虽然一万余篇提要并非尽出其手,但最终统筹定稿,却是由他裁决。钱大昕则长于考据,又以考据入史学,故而同为学者,却文史殊途。
二人相交相识已有三十余年,此时也皆已成为海内名宿,弟子甚众,是以有时对于名声高下,便要相争一番。故而纪昀见了钱大昕,便即出言相戏。钱大昕自然毫不相让,笑道:“晓岚兄,老夫这一两年虽然未出新作,但论识人的本事,只怕你已不及我喽。我这里近日偶得一篇新作,于这《周礼.考工记》一篇,论述最为详尽。各位,是否愿意前来一看?”说着打开随行携带包袱,取了一册书出来。
纪昀笑道:“《考工记》?听着是生僻了些,近年《周礼》除了戴东原先生,似也无甚佳作。若能别出心裁,倒也是件好事。只是辛楣,你不会以为,我平日忙着修订《四库》,竟荒废了经术吧?若是你这般想,哼哼,只怕你今天要哭着回去喽。”说着说着,故意做出哭泣之状,一时诸儒看着,却也不禁莞尔。
钱大昕笑道:“晓岚兄只管看,若是你觉得这书写得不好。小弟明日,就卷了铺盖回江南去。以后也休说什么南钱北纪,只称纪大、钱二罢了。”
纪昀一边接过书来,一边犹调笑道:“是吗,二弟?咦,我为什么要认你这么个弟弟?”一番话听得大家又笑了起来。也只有孙星衍资历尚浅,想着柴大纪的事为什么放下不问,又来看什么新作品了?还想上前问一句柴大纪眼下如何,钱大昕看着,轻轻将他拦住,小声道:“不忙,纪大人的脾气,是先看完书,再说朝廷的事。”
纪昀看这部书时,只觉册子不厚,上面写着“考工记车制图解”七字,随意翻开一页,字倒印得工整。想着著书之人,应是个后辈,不敢多行著述,可又是哪家的后辈,竟有如此财力得以刊印新书?
随手翻得几页,只觉言必有据,儒家古籍之言,引用丰富,却一看便知,其中自有丘壑,绝非简单的史料堆积。不由得轻声读道:“《说文》曰:‘舆,车底也’,《续汉书.舆服志》曰:‘上古圣人观转蓬为轮……’,嗯,《考工记》、《大戴礼》、《史记.天官书》……不错,读书不少。”
又向下看时,见行文虽以上古经典为据,但关键之处,仍然有所发挥,而且这些发挥绝非应声附和,而是画龙点睛之语:“言车制者,皆以为直椅,由不解车之有耳也……”一边读着,一边轻声赞叹。那《考工记》本是解说车马衣服器物的专著,尤其在车制一节,生僻字句犹多,可文中运用,却极灵活,虽偶有生僻字词,却绝不至于故弄玄虚,或滞涩不明,反而读起来还颇为通顺。
纪昀看着看着,已忘了之前和钱大昕玩笑之言。只是连连称赞,道:“不错,有思路,有想法。”忽然翻到一页,细细看了许久,忽然把书一放,高声叹道:“辛楣,这般奇才,你为何如今才说与我知道?”
钱大昕看纪昀神色,想来已是认可了这册新书,笑道:“著书之人,今年才二十五岁,这书也不过年初方得刊印,晓岚兄如今看到,已经算早啦。”
纪昀喜道:“才二十五岁?辛楣,这后生日后若勤于学术,只怕你我都要望尘莫及了啊?你看看他这语句,引经据典,却毫无堆砌之感,生涩古字虽多,读起来却并无不通之处。更难得的,在这些图画上面,你看。”说着好容易翻到刚才看的那页,仔细讲述起来。
图上所绘,乃是一个上古车厢样式。纪昀指着车厢上的细线,缓缓道:“你看,这线分成黑线和白线,黑线在前,白线在后。可你细看,这黑白之间,错落有致,黑的遮不住白的,白的呢?不会因为黑线在前,就被略过去。再看这车较(车的一种部件),这弧线,圆转自如、不高不低,正好把前中后三个部分,一点不落的画了出来。这了不得啊……辛楣,这后生想来不仅精通经史,而且远近之法,也已有小成了啊。”
所谓“远近之法”,其实是古代对透视学的一种别称。纪昀说着,也连连叹道:“眼下这些俗儒,也只好做做文字,堆砌几句经典,常人无知,便以为有学问。哼,这引经据典,是为了给人看的,不是为了粉饰学问的。更有些人,自以为多认得几个字,便随意使用,也不管用的是不是地方。这种人,那就是俗儒!”
又道:“敢解这《考工记》,我老纪看着,这就不是凡人。咱都知道,这《考工记》最难解之处,不在文字古奥,而是提笔之间,必要涉及器物。以这车制而言,没做过车轮车厢,没观察过车的构造,提笔就写,只会贻笑大方。可这后生不仅经典俱通,而且筹算之学也是一流啊,这才是真正的后起之秀!辛楣,我想这般人才,你定是教不出来,依我看,不过是你仗着江南之利,多识得些才子罢了。他现下在哪里,让我指点他数年,到那时候,我看你怎么在我面前逞威风?”他虽不识得著书之人,却在口舌上毫不相让。
这时忽听后面又有一个声音道:“晓岚、辛楣,听你们说话,似是京城里又有新进后学了,是也不是?”
众人看那后面之人时,一时尽数作揖尽礼。那人不是别人,正是王杰,他平日不仅为官通达,学术上更喜提拔后进,故而这次聚会,他也得了空闲,来此交游。听纪昀和钱大昕相争,他和二人关系倒也不错,故而上前相问。
纪昀道:“伟人哪,我看,你这什么中堂大学士,最好别做了。你说你做了这许多年官,学术上哪还有什么进益?看看,眼下这后生要是再读书十年,只怕你王中堂反要称他一句恩师了。”
王杰笑道:“晓岚啊,你说我做官久了,你看看自己,不也是一品礼部尚书了?学问不行,就承认嘛,何必把责任推在做官上面?”当然,话是这么说,手倒是很老实,很快接过纪昀手里这本册子,也翻了起来。
看着看着,王杰也渐渐读了起来:“今密推之,亦适得平圜中规如此,不知康成氏何以必变其说,致一往皆谬也。哈哈,敢直言郑康成解释错了,倒是不易。可看这前后语句,也算言之成理,绝非故作新奇直言啊。”
说道这里,向纪昀问道:“晓岚啊,这著书之人,姓名曰何?现住何处?可是已登科了?我倒是想见上一见。”
纪昀不答,只把手轻轻往钱大昕的方向摆了两摆。钱大昕知道这些也需要自己解释,笑道:“王中堂,这著书之人,是个年轻后学,现年二十五了。功名嘛,还是举人,去年考过一次进士的,可惜啊,王中堂似乎没有看上他。”
王杰笑道:“若是如此,倒是我糊涂了,竟识不得人才。辛楣啊,你可知他姓名住所,我有意见他一见。若是真有才学,我便助他应考,这般人才,若会试取录不得,才是可惜。”
钱大昕也笑道:“王中堂,我确实见过这人一面,只是他觉得若这样见了王中堂,只恐传了出去,会有人说王中堂徇私偏袒。所以不如他再考一年,若中得进士,再与王中堂相会朝堂不迟。”
虽然古代科举,有糊名誊录之法,但若是主考提前知道了考生行文,在考场上再遇到类似文字,必然会多加重视。相传宋时欧阳修取录进士,误将苏轼试卷视为弟子曾巩所答,便是因此。不过在清代,考官很难因此徇私,因为会试取录与否,需要至少三名考官共同商议,而非主考一人专断。只是民间有些人不知科举规矩,极易牵强附会,以至于误会他人。故而有些考生虽然已有声名,却依然谨慎。
而王杰德高望重,很多人这时就在猜测,下一年的会试主考,可能依然会由王杰担任,故而钱大昕有此一说。
王杰听着钱大昕所言,也清楚其中原委,笑道:“如此也好,只是不知此人姓名,总有些心痒罢了。”随手翻着书页,看着卷首,忽道:“元以考工之事,今之二三君子既宣之矣……莫非此人姓名中,竟有个元字?”
他此时声音甚小,故而旁人也未察觉。
孙星衍想着想着,觉得柴大纪的事还没有个结果,便问道:“老师,柴将军的事,朝廷近日,可有决定?”他已中进士,便要和王杰师生相称。
王杰道:“柴将军的事,前些日子,我也与皇上说过了。我是力主他无罪,可皇上呢……既没有说我对,也没有说我不对,如此一言不发,倒是让我为难了。”
对于其中内情,纪昀也知道一些,便补充道:“渊如,你别看王中堂说的轻描淡写,他的事我单是听着,都没那么容易。为了保柴将军一命,王中堂把军机处那十一个月的奏报,一件件拿出来历陈柴将军战功,说就算柴将军偶有过失,难道这般功劳,还不得免死么?也是皇上听了王中堂进言,才让柴大纪进京,让军机处临时会审。”
“军机处会审的时候,王中堂自然是历陈柴将军无罪了,可渊如啊,眼下六个大军机里面,有一位便是那嘉勇侯的弟弟福长安啊。他和他那个三哥串通一气,一开始就问柴将军是否知罪,柴将军自然不认罪了。他就把那德成和嘉勇侯合谋炮制的文书,一句句拿来问过,柴将军不承认,他不拿别的证据,竟然要柴将军自己证明所谓纵兵之事没发生过,这种事历来是捕风捉影,柴将军又到哪里去找证据?只一时僵住了。王中堂和那福长安力辩,也说服不得他。眼下阿中堂到荆州治水去了,不在京城,另外三位大军机又缄口不言,王中堂也是势孤力单啊。”清代“军机大臣”一词在乾隆末年,还只是不固定的泛称,这时用词也不统一,“大军机”就是军机大臣的常见别称。
孙星衍问道:“大宗伯,你不在军机处,又如何得知这许多?”
纪昀道:“军机处有个章京,是我礼部的人,军机会审的时候,他都在场,是以我知道一些。我还知道和珅呢,这次和珅倒是没向着福长安,可能是因为,他和嘉勇侯也有些不和。可和珅自始至终,都一字未发。想是那柴大纪为人清廉,也不愿巴结他之故。”
“又听说,下了堂之后,王中堂犹自气愤难言。那和珅还过来说了一句:‘王中堂,皇上赏你图形紫光阁,可不是让你和他较劲的。’哈哈,和珅那家伙,竟然也主动和王中堂说起话了。可渊如啊,你想想,他这话……”
王杰打断道:“晓岚,休要再说那事,那两个字,我听都不想听。”但说到这里,他也不得不承认,和珅说的确有道理,乾隆对于这般大事,从来都是自负己意,所谓军机处会审,其实也只是给自己一个面子,给柴大纪一个面子罢了。
诸儒听了,也一一感叹良久。孙星衍道:“老师,学生见识浅薄,竟不知朝中之事,竟如此难解。”
王杰道:“渊如,老师这件事,一定再去皇上那里,求个说法,若是老师也不说话了,只怕……只怕……”其实他也清楚,自己的话,用处不大,此时所能做的,也就是尽人事、听天命了。
诸儒又谈了一阵,便渐渐散去。这年七月,朝廷终于宣布:柴大纪纵兵贪渎之罪成立,即日问斩。
柴大纪之事,反对最激烈的,自然还是王杰,这次朝会圣旨宣下,王杰当即为柴大纪辩护,认为眼下证据不够定罪,请求乾隆暂缓行刑。
可乾隆却只说道:“王杰劳苦功高,这几日也累了,下去好生休息吧。”随即散朝,王杰的话没有起到一点作用。
王杰想起这事,既郁闷,又恼怒,他最不解的,不是乾隆执意处死柴大纪,而是他为柴大纪辩护之时,同为军机大臣的董诰,竟然一言不发。
眼看次日柴大纪即将问斩,王杰按捺不住,便去了户部,一到户部,便对着董诰问道:“蔗林,柴将军的事,你也是大军机,却为何自始至终,不出一语?”
董诰倒是颇为客气,给王杰找了上座坐下,又亲自备好茶水,道:“伟人兄,你我毕竟不同,有些事,我不能像你那样做。”
“这是你一句话不说的理由?”王杰听着,更为恼怒。
“我并非一言不发。”董诰似乎非常平静,道:“伟人兄,这其中缘由,难道伟人兄看不清楚么?按那嘉勇侯和德成的奏报,只有些无知小民,说柴将军纵兵虐民,所谓贪墨之事,更是查来无据。我等会审之时,这些我便瞧得清楚,会审次日,我觐见皇上时,便将这番话说了与皇上听。”
“我也知道,皇上之所以这样想着处死柴将军,一大半原因在嘉勇侯身上。故而我也和皇上提起,既然嘉勇侯和柴将军不和,那不如暂且认下一半罪名,这样柴将军必不得死,大抵只是遣戍伊犁,亦或黑龙江罢了。待得一两年上,嘉勇侯气消了,又或柴将军能立些战功,再翻了此案出来,到时候只说证据不足,德成捕风捉影,也就过去了。总是既保了柴将军性命,又安抚了嘉勇侯。”
“只是当日皇上听了我的想法,也和对你一样,没说我的意见对错,只是点点头,就让我退下了。其实我也想着,皇上那个态度,说不定柴将军有救呢……只是,没想到后来竟然还是没有作用。”
王杰听董诰这样说明事情缘由,火气自也消了不少,他深知董诰作风,平日上疏纳谏,从来只是面陈,不用奏本,家中也不留底稿。可想到董诰如此,也难免被人误会,道:“既然如此,你与我一同进言便是,我知你个性,倒也罢了,旁人不知,还以为你是那尸位素餐的庸臣呢。”
董诰道:“伟人兄,你吏事、学行、文才三者,无一不精,眼下身居相国之位,也无需结党。故而在朝中,大家敬你重你,你上言陈奏,也没有那些闲言碎语。可我毕竟与你不同,我入六部之前,只有翰林的经历,尚不足自立于这朝廷,若是我与伟人兄同气连枝,只怕,其他朝臣不仅不会声援柴将军,反而会说你我党同伐异。”
“自前明亡了之后,本朝士人眼见明亡,便深以为鉴。可世人所言明亡因由,其一便是结党,其二便是上言取名。若朝会之时,我处处和你共同进退,只怕我结党之名,是躲不掉了。若是我凡有需进谏之事,都像你一般当廷直言,旁人不仅不会说我正直,反而会说我沽名钓誉。伟人兄才行高绝,方不用忌讳这些,可我就不同了。”
王杰道:“蔗林,若你有所顾忌,那何不多找些人,一同上疏进言?或许皇上看着公理自在我等之心,就会明白过来呢?”
“伟人兄还不了解皇上吗?皇上从来也不是不听谏言的人,可皇上最不喜的,不是直言进谏,而是臣下把持舆论。那样即使皇上改变主意,旁人也不会认为皇上圣明,只会觉得皇上是屈服于臣子舆情,不得已而为之,那才是皇上最不愿看到的。而且,这沽名钓誉一事,其实皇上……”
其实董诰想说的是,从乾隆的角度看,他巴不得官员有这样的想法,官员这样想,就不会出现成规模的势力,也不会有人利用人多势众,制造舆论压力。早在康熙年间,将大臣积极上疏视为沽名钓誉的想法,在士大夫中就已经有了端倪。而历代清朝皇帝,也一直在纵容这种思想发展,故而此时朝廷之内,也只有王杰这种资历深厚之人,才敢于公开向乾隆进言。
王杰听着,也知道董诰为官不易,道:“蔗林,那你说,这柴将军,今日竟真的救不下来了么?”
董诰叹道:“该说的,你说了,我也说了。可我们毕竟只能进言,能决定柴将军生死的人,从一开始就只有皇上啊。”
王杰喃喃道:“石君去年就去了浙江做学政,眼看朝中,敢说话的……唉。”朱珪归京不久,便又出京,能在乾隆面前说得上话的大臣,也就数王杰和董诰二人了。
柴大纪问斩的事,很快也传到了两淮总商行馆。阮元和钱大昕颇有交往,时常听他提起柴大纪,这时也清楚他乃是无辜冤死,不禁感叹了数日。
这一日夜中无事,阮元也在行馆后院天井里,找了个位置坐下,一边看着天上的月亮,一边也不禁想起自己的未来。
忽听身后一个声音道:“伯元,你不是说,那三法司最为公正么?怎么你说柴将军有了冤情,他们竟不能给柴将军平反?”回头看时,却是杨吉到了。
阮元叹道:“你有所不知,柴将军之前授了伯爵,又是提督,他的事,不是三法司能定的。听钱先生说,是军机处先会审过了,皇上亲自问过此案,才定了罪。三法司在其中,其实没有多少用处。”
“那朝廷非得弄个三法司干嘛?骗百姓玩的吗?伯元,我看你真得想想,这朝廷的官,是做还是不做?这什么会试,是考还是不考?以前是阮恩公,现在是这柴将军,你说,做官来干什么,眼睁睁看着好人蒙冤送命吗?”
阮元面色凝重,沉吟不语。杨吉见他模样,还以为他不知祖父之事,道:“怎的?你祖父的事,你是不知道还是如何?”
“我知道,正因为我知道,这几日才一直神情不定。柴将军官爵虽高,却也比爷爷当年要惨多了。爷爷当年,总是还有个机会重新做官。”
杨吉听阮元这样说,也不再追问,道:“那你爹和你说的,恩公当年的事,是怎样的?看你平日只字不言,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呢。”
阮元想想,把这些告诉杨吉也没什么。遂道:“爷爷的事,父亲自然和我讲过不少。可有些事,我来了京里,看到些新的档案,却不知如何与你说了。也罢,总是今日无事,就这样坐着不动,倒不如说出来轻松。”
杨吉看着阮元,或许阮元确实知道更多的事。当然,也有些事,只有他知道,阮元和阮承信却都不清楚。
阮元道:“你说你从大箐寨过来,这个地方是爹爹告诉我的。爷爷到大箐寨的时候,记得是乾隆五年。你说你父亲后来追随了爷爷,那大概有十年工夫,爷爷后来在九溪营做参将,一直到乾隆十三年,那年兵部保荐爷爷,转了卫辉营参将。虽然品级一般,可卫辉营在中原,职权更重于九溪营,所以算是升了半级。”
“可爷爷没想到,北调卫辉营,不止没有让他继续升官晋爵,却反而……反而害他丢了官。爷爷在九溪营的时候,每日操练部署,都是准时准点,从没有一日怠慢。军营里若有军器锈钝,或是鸟枪遭了潮,施放不得的,也都一定准时上报,故而九溪营历来都是装备精良,士卒善战,从未给朝廷失了颜面。”
“所以爷爷到了卫辉营之后,第一天便清点武备,可不清点也就罢了,这一清点,却发现卫辉营的情况,与九溪营实在相差太多。营里刀剑,一大半生了锈,能拉开的弓,也只有一半左右,有些箭矢,稍一碰触,便即折断。按兵部例,卫辉营虽是内地,也应该有三成的士兵预备鸟枪。可祖父清点了火药库,却发现火药都是……都是下雨之后,受潮过的。鸟枪只有预计的三成,甚至……其中还有一半的枪,从铸造的时候,就没有准星。也不知是何人,竟让这等次品进了军营。也就是平日太平无事,才没人发觉。若是有个万一,就那样的军器,即便再英勇善战的精兵,要怎么拿那些军器上阵杀敌啊?”
“祖父眼看没有别的办法,也只好将军营器械朽不堪用的事,一一报给了朝廷。但军器归军器,兵士日常的操练,总是要按时进行。祖父当即下令,两日后集合操练。可到了操练之日,来集合的兵士,连四成都不到。”
“祖父自然心中有气,可眼看这卫辉营,种种积弊,也不是一两日能解决的,也就暂时按下不发。可这些士兵呢?稍一操练,便叫苦连天。听爹爹说,祖父也不过让他们排了方阵,按寻常行军之法走了数里。可即便这寻常的方阵,他们竟然不知道应该站在什么位置,祖父呼喝了好半天,他们才列了个阵出来。然而之后前行,不过一里路程,阵就散了。原来……原来这些兵士连如何列阵行军,都一窍不通。”
说到这里,面色略有犹疑。杨吉看阮元神色,已知其意,道:“不错,我爹爹当日就在恩公军前侍奉,那卫辉营他看着,就是一群酒囊饭袋。他和我说,就那种兵士,我们寨子出三十个人,就能把那大营一锅端了。”
阮元道:“那后来的事,你也应该清楚。后来祖父眼看这些兵士堕落无能,终于下了决心,准备惩治他们一番。那日出来点卯,兵士但凡没到的,祖父去军营里把他们一一揪了出来。大骂了他们一顿,然后,然后让他们去营里罚站,满三个时辰,才许停下。”
“可没想到,这一罚站,竟然给祖父惹出了大祸。那些被罚的兵士,原本就不是什么正经的绿营兵。都是本地的地痞无赖,看绿营出了兵缺,就来补了,赚点军饷花差而已。故而之前,他们从不操练,更不知点卯为何物。这一被罚了,不仅不思进取,还成群结队的跑到闹市上,喊着要罢训,更有几个特别能闹事的,说……说祖父虐待士卒,是个只知邀功请赏,不管士兵死活的酷吏。”
其实当日兵士所言,要比阮元一句“酷吏”难听得多,只是阮元为人素来文雅,不愿仿效他人口出恶言。杨吉听了,也愤然道:“是,爹都和我说过,恩公在九溪营怎么练兵,在卫辉营就怎样。恩公练兵之法,我爹在九溪营也日常照做,有什么坚持不下来的?那九溪营的兵士,个个视恩公为再世父母。谁知他卫辉营不仅都是饭桶,还说恩公鞭笞他们。他们被恩公骂的时候,我爹也在场,恩公骂的是难听了些,哪里打他们了?再说,他们被骂不是活该?我看就算被打了,也是活该!谁知道到了市集上,竟有几个兵士,让围观百姓看他们身上的鞭痕,说那是恩公干的。那种鞭痕,他们自己串通好了就能弄出来,和恩公有什么干系,我可去他奶奶的吧!”
阮元道:“我也不相信祖父会打他们,听爹爹说,祖父在九溪营的时候,一次出征,手下有两兄弟老母尚在,祖父就让他们留下一人。可当时,这两兄弟都争着要上战场,谁都不想留下。最后,那两兄弟的老母听了,亲自求祖父让他二人都随军前往,自己都去了营里做事。便祖父那般体恤士卒,又怎会无辜动怒?”
“可祖父的事,你我清楚,朝廷却不清楚。这件事被闹到了集市上,那几千双眼睛都看到了,朝廷又怎能视而不见?很快河南巡抚便接到了信报,要彻查此事。可是……当时河南巡抚,竟信了被鞭士卒的话,认为是祖父有错在先。结果……就按他们所说上报了朝廷。”
“朝廷得知祖父之事,也让都察院一同彻查。祖父当然自辩绝无其事,可祖父在朝廷高官当中,并无熟识之人,他自认为立身端正,朝廷就能秉公执法。可朝廷之中,却无一人为祖父申诉。都察院听祖父自辩,只当是孤证,都不理会。那些兵士也成日到市集之中闹事。说朝廷不给一个结果,他们就要自尽……渐渐地,不少百姓也信了他们,帮他们声讨祖父,毕竟祖父是外来人啊。后来……后来朝廷看所有证词证物,都是祖父有过错,祖父的自辩,也只当是寻常辩解之词。然后,祖父也就被罢了官。”
“我听爹爹说过,之后你父亲便回大箐寨去了,后来的事,可能你们也不清楚。乾隆十六年,皇上第一次南巡,召见了祖父,让他重新做了都司。后来祖父又做到钦州营游击,乾隆二十四年,祖父在钦州过世。之后……之后和你初来阮家的时候,便也差不多了。”
杨吉听完,才知道负责当年阮玉堂案件的人到底是谁,怒道:“这事也不是恩公不好,说到底,都是那河南巡抚和都察院有眼无珠,早已被猪油蒙了心了!伯元,那两个王八蛋后来怎样了?”
阮元迟疑了片刻,方道:“杨吉,那两个人可不是普通人啊?”
“那他们是谁?”
阮元似乎也有些不忍,道:“彼时河南巡抚,名叫鄂容安,他姓西林觉罗,他的父亲,是当今天子即位时的首辅大臣,鄂文端公,名唤鄂尔泰。”
“什么公啊母的?什么饱啊饿的?仗着他爹是首辅,就随便冤枉好人?”
“和他爹没关系,那年他爹都过世四年了。”
“那定是纨绔子弟,不学无术了。首辅儿子,就比一般人金贵不成?”
“你当我没查过吗?”阮元道:“这总商行馆里,有之前历年留存的缙绅录,我查到当年的,一眼便知。那鄂容安的事,不瞒你说,我也找渊如兄问过,朝廷那里,名声很好,做河南巡抚的时候也颇有治绩,多少算个能臣吧?”
“能臣?伯元,那天钱老爷子来咱馆里,我可听得清楚,什么叫能臣?不就是做样子给皇上看的豺狼禽兽吗?”
“也不是。”阮元倒是非常平静:“国史馆有鄂容安的档案,里面写着,百姓在他当河南巡抚的时候,也受了不少好处。而且……就在那件事之后六年……”
“伯元,你能不能一次把话说完?听得我累得慌。”
“那之后六年,是乾隆二十年,那年大军平定准噶尔,阿睦尔撒纳先降后叛,突然袭击了伊犁的朝廷军队。鄂容安当时便在伊犁,那时朝廷驻军只有数百人,根本无力相抗。最后……他自尽殉国。”
杨吉这才明白,鄂容安既已殉国,按惯例,便是国家忠烈之士。之前所作所为,即便有失当之处,也只好既往不咎。何况阮玉堂罢官之后,还复了官职。和为国殉难相比,罢免阮玉堂的事就更是不值一提了。更何况,鄂容安原本也只是错听流言,而非有意陷害。
也就是说,阮玉堂的事,朝廷里估计是翻不了案了。
沉吟半晌,杨吉又问道:“那当日掌管都察院的,又是何人?”
“当日的左都御史吗?”阮元似乎更不愿说这个名字,可沉吟了一会儿,还是说了出来:“是刘中堂的父亲,刘文正公,名讳是上统下勋。”
杨吉这才明白,为什么当日康山草堂之上,刘墉听说阮元爷爷姓名之后,会有那样的反应。
“那……”杨吉有些不解,问道:“你是说,刘中堂的父亲,是个昏官?”
“不是,刘文正公是本朝数得上的好宰相,他做宰相的时候,提了不少有用的意见。也严查了不少贪官污吏,就是我们扬州寻常的百姓,提起他也都是赞誉有加呢。”清代原本以大学士为文臣之首,进入乾隆时代,军机处已经成为最高决策机构,但如果同时身兼内阁大学士和军机大臣,还是可以称为真宰相。而且这种大臣实权绝对不小,刘统勋身兼大学士与军机大臣十二年之久,称一句宰相并不为过。
“也就是说,那老刘大人也是一时失察了?”
“差不多吧,其实他们二人的履历,这一年来我也查了不少,论人品,我相信文正公和鄂大人。只是即便是清官好官,也难免会出错啊?难道这世上,还有遇事从不犯错的人不成?只是我阮家时运不济,竟然因为他二人之故,害得祖父丢了官职。”
杨吉听了,一时也沉默不语,他虽不了解官场,但也清楚,若是一个人风评从来不差,即使偶有一两件错事,旁人听了,也只会认为对方有错。阮玉堂的事,可能也只能咽在阮家人自己肚子里了。
沉吟了一会儿,杨吉忽道:“伯元,你可得记住,恩公他……他为人是一等一的光明磊落……爹爹当年,愿意追随恩公十年,便是因恩公那般英雄气概。”
“你爹爹觉得,祖父救了大箐寨几千人的命,所以,就死心塌地的跟着祖父了?”阮元听杨吉平日所说,确是如此,只是平日也有些疑惑,若只是这样简单,为何大箐寨里,竟只有杨父一人愿意为祖父效力?
“不全是这个原因。”果然杨吉如此说道。
“那你父亲,当日又是何故?”
“这事也都过了快五十年了,该说的,我说了也无妨。其实,父亲当年想着追随恩公,原本是想……杀了他。”
阮元虽然觉得杨吉必有难言之隐,可没想到,自己祖父竟然险些命丧杨父之手,也不觉愣住了。
过得片刻,阮元才缓缓问道:“你这话好奇怪,既然祖父救了你一寨人性命,他却为何要恩将仇报?”
“当日我们又不知谁救了我们。”杨吉道:“那天的事,父亲给我讲过,朝廷大军兵临我大箐寨,一连攻寨数日。我们寨子本来不大,眼看坚持不住,便准备到朝廷那里投降。”
“当日我们也想到了,若是朝廷直接允许我们投降,我们自然无话可说,若是不许,那只有死战到底一条路,也就认了。可朝廷呢?第二天,朝廷那边来了个军官,对我们喊话,不先说受降与否,却说说要连轰我寨子三炮,若三次鸣炮之后,我寨子不再反抗,才允许我们投降。”
“说着,果然我父亲他们听到了炮声,也果然不多不少,就是三次。三次之后,我们自知无力再战,便没有抵抗,朝廷也接受了我们寨子的归顺。可……可那三炮却打死了我们寨子十五个人……后来父亲得知,建议鸣炮之人就是你祖父。故而怀了恨意,假意接近你祖父,却准备在一个无人警觉的夜里,取你祖父性命,给那十五个人报仇。”
“那是你不知其中内情。”阮元道:“其实,祖父当日只是总督麾下参将,当日的总督叫张广泗。原本依他之意,哪有什么投不投降,他只想把你那寨子,所有人不分男女老幼,一并杀了,好回去邀功请赏。还美其名曰,苗人素无信义,真是可笑。”
“当日祖父听了他这番话,便上前求他,求他放过你寨子里的无辜百姓。那张大人哪里肯依,只在一边乘凉,也不说话。祖父眼看几次求他,都没用处,最后一次,甚至……甚至跪在他脚底下,哭着和那张大人说,说你那寨子之前并无反意,是受了旁边寨子裹胁,不得已才反抗朝廷。若是你们寨子真的降而复叛,那自己愿意立军令状,所有后果,自己一人承担,若一人不够,则阮家全族连坐,总是与张大人无涉。祖父这话虽有些绝情,可……可当时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说到这里,张大人才终于松口,问祖父说:‘你说他们本无反意,可他们抵抗我朝廷大军也有数日了,我军也不是没有伤亡啊?怎么,你只顾着招降他们,却不想想自己的弟兄?’他说完那话,祖父也才明白,其实张大人即便松口,心里依然不情愿,故而……故而为了证明你们寨子是真心请降,祖父才出此下策,让大人先三次鸣炮,若你等真心诚意,再来受降。只是,这样却害你们以为祖父从中使诈了。”
杨吉道:“其实其中内情,也是父亲动手那天,听你祖父所言,方才知晓。伯元,若死的是别人,或许父亲也不会那样想着报仇,可被那三炮打死的十五个人里,有一个人,是我大伯。父亲和大伯自幼要好,又怎能眼睁睁看着大伯就那样死了?”
听到这里,阮元却来了兴趣,问道:“你是说,你父亲当日夜里,曾经向祖父动过手?”
“正是!”杨吉毫不掩饰。可随即语气互转敬重:“但也正是那一夜,父亲他,不止知道了内情,也知道了,你祖父,是个值得跟随一辈子的人。”
看阮元有些不解,杨吉便道:“其实那一夜,你祖父所言,和你刚才所说,并无区别。可伯元,我父亲当时,是带着满腔怒火进了你祖父的帐子。你祖父虽已经自辩,可父亲他当时,又怎能那般轻易就被说动?故而父亲仍是不肯饶了恩公,还和恩公说,让他给中炮而死的十五个人叩头谢罪。”
“可谁知,恩公当时竟丝毫不怪父亲恩将仇报。反而找到大箐寨的方向,跪了下去,道:‘大箐寨诸位冤死的兄弟,我知道,因为我那鸣炮三次的建议,你们不幸去了。可……可当时我确实愚钝,再想不出任何办法,若这三次鸣炮少了一次,只怕总督大人,立即便会下令斩尽杀绝。是我无能,我没有办法保住你们所有人的性命,是我欠你们的!若今日,杨兄弟执意不肯原谅我,这条命,便任由他取了去。以我一人性命,安慰你等十余人在天之灵。我阮玉堂虽死无憾!’”
“说着,恩公拿出一个小瓶交给父亲,道:‘这里装的,是见血封喉的毒药,我平日行军打仗,并不怕死,可我担心万一被人生俘,只怕受辱之痛,远重于生死。是以我早已备下毒药,若万一在战场上力尽战败,便服毒自尽,以免受俘之辱。今日你执意取我性命,我不愿反抗,你若不愿饶我,便给我服下,若是觉得我罪不致死,这药你拿着倒也无妨,我先写封遗书,只说我误食毒药而亡,这样我家人必也不会找你报仇。’恩公一边把瓶子给了父亲,一边拿着桌上备的笔墨,写起字来。“
“写着写着,爹爹忽然看见,恩公桌上那张纸,竟多了几滴眼泪,当时只听恩公说道:‘承信……爹看不到你成婚了,你以后……以后好好照顾自己……’爹爹当时看了,心里也是一阵酸楚,恩公为了救我们寨子,自己把一家人的性命都搭进去了,想来大伯之死,也不是恩公有意为之。若真说有仇人,也该是那张广泗,不是恩公啊?”
“若是恩公当日真的依了那张广泗,只怕……只怕眼下大箐寨全寨,已经尽赴九泉之下。我爷爷当时还再世,爹爹还有个弟弟,这些人的命,可都是恩公救的啊……这样想来,恩公救了自己家三个人,自己若是依然要动手,那才是……”
“想着这些,爹爹他,手忽然……忽然就松了,刀子和瓶子都掉在地下,爹爹再也支持不住,哭着跪倒,道:‘阮大人……阮恩公,是我不好,是我恩将仇报,我忘恩负义,禽兽不如!若不是恩公仁义,今日……今日也没有我杨家了,我……我竟然还想着对恩公行凶,我……我哪里有颜面再活在这世上?!’”
“说着,爹爹便又拿起刀子,想着自绝性命。恩公见了,一下子冲到父亲面前,按住了父亲手臂,道:‘你又何必如此?我救你一寨性命,难道是想看你自尽的吗?你这样自寻短见,你家中老父兄弟,又该怎么想?他们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你要让他们再失去一个不成?你若是真的想明白了,以后就好好活下去,让天下人看看,你杨家人是忠义之人,是活得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爹爹听了这话,手也握不住刀子了,只是一直跪在地上哭着,恩公见爹爹如此,也抱住了爹爹,任他哭泣……其实爹爹后来也说,若他那时动手,恩公绝无生还之理,可恩公,恩公还是那么相信爹爹……”
阮元忽道:“其实我听你所言,你父亲自尽之时,立刻被祖父按住。这样说来,祖父武艺可不差呀,你父亲就算想动手,只怕也讨不了好去。”
杨吉道:“爹爹也想过这一节,可他知道,恩公写信的时候,只有真心求死,才会流下那许多眼泪,这是骗不了人的。即便恩公武艺绝人,那时想必也已经把性命交给了父亲。至少……至少曾经有那么一刻钟吧?就那一刻钟,父亲也已经看得清楚,恩公是个值得跟从的人。果然,后来父亲和恩公,从九溪营到了卫辉营,越来越了解恩公,知他忠直,绝非诡诈之人,故而对恩公再无二意。恩公罢了官,说家里只用自家人,军中人等一律不得随他归家,父亲便回了寨子,做了寨主,又过了些年,才有了我。”
二人说到这里,也渐渐清楚,若不是杨父重情重义,若不是阮玉堂至诚待人,今日也不会有二人的相识相知。也都一时不语,似乎是在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