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杨玄感的叛乱是件麻烦事，但这要看跟谁比，跟高句丽的不服比起来，就不算个事。
就当时的国内局势而言，杨广在第二次征辽战役结束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立即发起第三次作战，这是极为不明智的行为。最好的办法应该是立即停止战争，着手整顿内政，先恢复国家的元气，然后再去寻仇。即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是也。
所以结论是，性格暴躁的杨广，为了找回自己的面子，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草率地发动战争，最终导致了亡国。
我原本以为，这个结论很对，杨广很浑，完全不顾国家安危，是个被愤怒冲昏头脑的十足的二杆子。
后来我琢磨了一下，才发现，杨广不浑，起码这次没犯浑。在他看似荒谬的行为背后，隐藏着一个极为清楚的逻辑。
经过第二次征辽战役，杨广已经敏锐地发觉高句丽快要撑不住了。虽然依旧没有拿下辽东城，也没有实现大军会师平壤的战略目标，但是在第二次进攻中，隋军从始至终一直掌握着战场上的优势，而相应地，高句丽虽然依旧负隅顽抗，但明显疲态已露。连年的战争和坚壁清野的政策，已经使得高句丽的生产遭受重创，如果此时停战休整，大隋能缓过来，高句丽也能缓过来，那之前就真的白忙活了。所以再坚持一下，再打上一仗，最先被消耗战拖垮的一定是对方。此所谓趁你病，要你命是也。
硬碰硬拼国力，打持久消耗战，肥的拖瘦，瘦的拖病，病的拖死。此等算盘，不可谓打得不精。
但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愚蠢，就是精过头。
杨广想到的是，大隋在人力、财力等方面胜过高句丽，可以挺到干挺高句丽，自己还能喘气。
杨广没想到的是，大隋在革命人才这方面也胜过高句丽，如果挺到干挺高句丽，自己只剩能喘气。
于是，当杨广终于带着高句丽国王的降书得胜还朝时，他惊讶地发现祖国山河一片烟，但凡有人的地方，基本都反了。而且造反的人数、规模不仅屡创新高，连名头也鸟枪换炮了。前两年，再狂的，自封个将军、王公，基本上就到头了。现如今，出来混的，别管手底下有多少人，你如果不自称皇帝或天子，人家都瞧不起你。
面对同质化竞争日益严峻、行业发展局部过热的现状，杨广决定让局势降温，泼点水冷却一下。
杨广泼出的第一盆水，叫杨义臣。
杨义臣，本名尉迟义臣，鲜卑族，杨坚堂孙（认的），时任太仆卿、左光禄大夫（正二品）。个人认为，任命杨义臣主持镇压工作，这是杨广后半辈子做出的诸多决策中，最靠谱的一个。
大业十二年（616年）初冬，杨义臣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河北，在与当地官员一一握手见面后，杨义臣找来了当地主管军务的官员，只问了一个问题：“这里众多的盗贼中，谁闹得最凶？”
回答：“清河张金称，渤海高士达。”
杨义臣说：“好的，先解决这两个。”
虽然史书里并没记下当时回话人的反应，但如果他反应正常的话，我猜，他的反应一定是没反应。因为他压根儿不相信自己刚刚听到的话，因为那两个人真的很强。
先说张金称。四年前，杨广曾派自己的亲信大将段达前来讨平张金称，其结果是，征讨始终待续，平定始终没戏。隋军不但屡战屡败，而且每次战败都伤亡极大，最后连张金称的部下都看不过去了，给段大将起了一个响亮的称号：“段姥姥”。以示其人容易欺负也。事实上，段达并非不会打仗，此人史称：“美须髯，便弓马。”早年曾以大都督身份长期担任隋文帝杨坚的亲兵总领，后来下到地方，也曾多次平定地方上的叛乱，所以到了杨广上台后，继续重用，一直做到了左翊卫将军、金紫光禄大夫（正三品），可以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上来的。然而走到张金称这里，打住了。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张金称特狠，每到一个地方就聚众大抢一通，然后拿出重金赏赐那些能打的，所以久而久之，其他民军里作战不要命的基本上都来了，张金称的队伍由此日益壮大，成为河北群盗中最以凶猛著称的一路（对此，就连一向倾向农民起义军的历史学家范文澜也看不过去了，送来了两个评语：强盗、残暴）。
要对付这样的一伙人，想赢的确不容易。
然而，后到任的杨义臣不仅想了，而且赢了。这是因为杨义臣手下的兵，虽说只有一万余人，但也是一群不太正常的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在来华北之前，基本活动在东北，换句话说，这支军队的前身就是杨广的征辽军。要知道，杨广的三次东征伤亡率极高，能成功从辽东前线活下来的，即便不是精锐，至少也算是精壮。找他们来打张金称，那是刚刚好。因此，当年十二月份，杨义臣正式出兵，次年的一月份，张金称就正式出殡。
第一个目标，解决。
杨义臣在自己的小本子上亲手为张金称的名字镶上了框框，再往下看，高士达是第二个。
在河北的诸多民军中，高士达可以称得上资深革命者。早先起义风潮初兴，响应王薄号召起兵的人里，有他；之后自封公爵流行，率先抢注冠名的人里，也有他（自称东海公，私以为，加个“龙”字，会更响亮）；后来，称王开始吃香，占个城池就做王的人里，还有他。高士达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突破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魔咒，在隋末这段风云激荡的岁月里，自己始终是这个时代的弄潮儿。
再然后，杨义臣来了，把他拍死在沙滩上。
从杨义臣率兵找到高士达军主力，到高士达全军覆没，高士达被阵斩，这一次，杨义臣花费的时间稍微长点，用了十天。
还有谁？
还有格谦，自称燕王，拥众十万。
好说。
几天后，杨广得到了从杨义臣处发来的作战纪念品——格谦（还活着）。
自大业十二年年末至大业十三年（617年）年初，几个月的时间里，杨义臣横扫华北群豪，连破民军，收降数十万人之众，一时间河北、山东很是安静，据说几个还没被杨义臣碰上的民军头领都商量好了，找个吉利日子，这就解散回家。对此，我只能说，这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杨义臣真是猛到家了。
确实，没过多久，杨义臣真的到家了。确切地说应该是入朝述职，顺便论功行赏。但问题是，在以功晋升为光禄大夫（从一品）后，杨广并没有让杨义臣回到战场上继续发挥功用，而是任命其为礼部尚书。对于这一任命，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产生了极大的争议。但有意思的是，争议的焦点完全不在杨广为什么要这么做（指调离杨义臣），而是如果杨广没有这样做，事情会怎么样。
对于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探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事，一般说来是比较扯的。然而，人们宁愿去扯，也不去讨论前一个话题，这是因为大家基本认定，那个话题的答案高度可信，外加统一。杨广之所以调走杨义臣，是因为他犯了嫉贤妒能的老毛病，不能容许任何人的声望盖过自己，因此不惜自废武功，自作自受，最终自我毁灭。针对这一说法的坚定信奉者，我的意见是，药别停。
杨广虽然很狂，但并不疯。江山和面子比哪个分量重，是个人都能明白。
其实，杨广不用杨义臣的原因并不复杂，不用，是觉得没有必要接着用。因为杨广的心中已经有了替代杨义臣的人选。而在皇帝的眼中，此人不但军事才能并不亚于杨义臣，甚至还拥有许多杨义臣所不具备的能力。
这个人就是杨广心中可以应对这场挑战的冰桶，让民军战栗的寒冷，王世充。
对隋朝末年争夺天下的几大势力，我曾做过一个排名。发现如果排除那些可能排除的人为失误的话，王世充一统天下的概率大致可以排到第二位。
我之所以敢这么说，是因为几年前当我翻开这个人的传记时，没读上几句，就震惊了。一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当初脑子里闪过的那两个字：“奇才”。真正的奇才。
王世充在成为奇才以前，至少先是个奇人。与前面讲过的杨义臣相同的是，王世充也不是汉人，也改过姓；与最前面讲过的李渊相同的是，这个人家里也很乱（当然，还是没李渊家乱）。而正如一些人脑补的一样，改姓和家里乱，两者有着必然的联系。
王世充的混乱家庭史最早要追溯到他爷爷。王世充的爷爷姓支，是西域人，具体身份职业不详。但可以确定的是，出于某种原因，他爷爷决定不远万里搬进内地，于是就来到了新丰居住。又出于某种原因，他爷爷搬来没多久就死了，于是他奶奶就成了寡妇（已经有了王世充他爹）。
如果继续前面悬疑苦情戏的路子，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上天似乎刻意要为王世充塑造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成长背景，所以接下来的故事，变成了家庭伦理剧。
跟大多数家庭伦理剧的情节类似，年轻的单身妈妈遇到了不年轻的有钱爸爸，两个人在未婚的情况下有了不方便领准生证的儿子，于是两个人奉子成婚（在当时实际算不上道德作风问题）。就这样王世充的父亲支收跟着母亲改嫁，自此改名王收。应该说，王收的继父王粲是一个还不错的人，对于这个与自己并无任何血缘关系的孩子，王粲进行了着力的培养，所以后来的王收混得还算不错，官至怀、汴二州长史，至少家庭收支可以保证平衡。
中产阶级以上家境，东西混血基因。两大硬件条件碰撞出来的火花，就是王世充。
按照史书上的记载，其实一开始，杨广并不认为王世充是个人才。虽说此人当时已经做到了江都郡丞兼江都宫监的高位，但是他给杨广的印象不过是善于察言观色，迎合上意而已。对这样的人，杨广当然没有理由不喜欢，然而作为帝国的一号领导，杨广有一点是极为清楚的，那就是对于帝国而言，宠臣固然需要，但那些人是拿来消遣解闷的，真正能够帮助自己撑起这个帝国的还是那些所谓的能臣。
所以虽然每次杨广到江都去都会被王世充哄得很高兴，虽然王世充孝敬杨广的各种珍宝已经足够开个小型博物馆，虽然杨广与王世充的关系一天比一天亲密，可是王世充的职位却始终没有变动。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大业九年。大业九年，杨玄感反，王世充的转机终于到来。
前面讲过，当年杨玄感造反的时候，全国呼应的人很多，但我们没有说到的是，其中的大部分人属于遥相呼应。所谓遥相呼应，跟玩牌一样，就是借你的风，出自己的牌，最后大家各自的出路怎样，到头来还得看自身的水平如何（互帮互助属于严禁的作弊行为）。在当时，江南地区参与杨玄感挑头的这一牌局的玩家主要是两个，吴人朱燮和晋陵人管崇。这两位仁兄一开始本是分开开局，各管一片，后来估计是为了扩大规模，提升区域竞争力，两家逐渐走向了联营，并适时请来第三方入股，搞出了一家新企业，并最终凭借着短时间内召集十余万人的出色业绩，在当年实现了“上市”（原第三方大股东刘元进被推为天子，朱燮、管崇均担任仆射），占领了原本属于隋朝的大部分江东市场份额。
对于这种打破垄断搞竞争的行为，身为大老板的杨广自然是不会同意的。于是，他派来了将军吐万绪、鱼俱罗二人前来收拾残局，重夺市场。要知道，丢了的东西，要再找回来，一般是很难的，吐万绪、鱼俱罗虽然一直在努力，但由于始终没能完成领导规定的业务，两个人不久就被杨广拿下。然而这边杨广的继任人选还没想好，那边王世充已经拿着刘元进的骨头敲鼓了。
吐万绪、鱼俱罗怎么搞也搞不定的刘元进等人，为何到王世充手里就能轻松搞定？难道这位西域奇人有啥法宝不成？王世充两手一摊，表示没有法宝。一切的一切，只因为王世充比吐万绪、鱼俱罗更加了解江淮人。
在杨广生活的那个时代，江淮地区居民的性格特征同今时今日的江南人绝对不可同日而语。这个说法，搁在以前，我是不信的，后来书翻得多了，也就信了。后世所谓的中国经济中心、国家鱼米之乡的江南地区，实际上在那会儿尚属欠发达地区，虽然有所开发，但还未真正发展。所以民风比较淳朴，人们都比较单纯。当然，淳朴单纯到了极致，那就叫作粗犷。对此，我曾粗略地统计过，在众多的史料中，与“江淮”一词相伴最多的是如下两个词：“素轻悍”“多犯法”。这两个词凑在一起，相信不用我多讲，大家就能够脑补出一幅幅彪悍的民俗写生画。
不发达自然不读书，不读书自然不服管，不服管自然更要管。于是，隋军越是一次次大败刘元进，刘元进的势力就越是能一级级增强。朝廷的军事压力越大，加入刘元进队伍的人数就越多。而如果照着这个节奏继续进行下去，估计后面就没李渊、李密什么事了。
好在，有王世充在。
作为江淮战局悖论背后真相的洞察者，王世充拿出了他的对症良药：淮南兵。
所谓淮南兵，就是找来当地土生土长的江淮人，在进行基础的军事训练和爱国主义教育后把他们投入战场，充作士兵。乍一看他们与普通的隋军部队相比没有什么特异之处，甚至在组织纪律、作战经验等方面远不如吐万绪、鱼俱罗率领的那一批人。
然而，我要告诉你的是，这正是王世充的精明所在。
因为在战场上，当淮南兵遭遇江淮民军时，情况是有所不同的。
淮南兵：“咦？你不是老谁家的小谁吗？我是你姨父家三舅邻居的大表哥啊！你不认识我了吗？”
江淮民军：“……”（高举着马刀的手就是砍不下来。）
淮南兵：“你姨最近身体好吗？你嫂子是快生下大胖小子了吧？啊！对了！你妹子如今许配人家了没？”
江淮民军：“……”（高举着马刀的手已经开始发抖。）
淮南兵：“喂！话没说完，人怎么就跑了？下回见到你妈妈得说说你了！”
江淮民军：“老吴，你认错人了！”（狂奔中。）
刘元进手下的大批民军，就是这样走向崩溃的。
当然，要获得对刘元进的完全胜利，获得淮南兵的完全拥护是关键所在。
在这一方面，王世充同样展现了过人的智慧。
当时的隋军将领无论能不能打，大多是有功我独赏，有过大家扛。不要说皇帝的赏赐经常克扣、延迟发，就连苦大兵的工资甚至家属抚恤金都敢私吞。因此隋军中的官兵关系长期不那么和谐，到了战场上往往事故频发。然而在王世充这里，一切大不相同。但凡作战获胜，一论功，王世充一定归因于部下；一行赏，王世充一定尽散于士卒。自己则是分文不取，寸功不受。久而久之，来自淮南的质朴大兵们纷纷被王世充的高风亮节所深深打动，大家一致表示：“咱这辈子就跟定王大人了。”
每当这时，看着这群热泪盈眶的热血大兵，王世充总会摇摇手表示：“不要跟我走，我们要一起跟着皇帝走才是嘛！”
台下淮南兵的欢呼与掌声，已然响成一片。
自此，数万淮南兵归心。
大业十年（614年）十二月，王世充获派一个新任务：前往消灭盘踞在盱眙、都梁山一带的民军武装孟让部。
某某人即刻前往某地歼灭反贼某某。这样的诏书是大业年间发行量最大的上谕的格式。
但这一次的命令，在王世充看来，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是一种政治暗示，更是皇帝对自己的一次试探。自己的前途是走向光明还是归于黯淡，就在此一举了。
王世充之所以做出如此判断，是因为他看到了那个名字：孟让。
孟让不是普通的反贼，用今天的话说，他应该算是反隋民军的形象代言人。
因为这位不远万里从山东跑来占山为王的仁兄，不但是隋末农民军带头大哥王薄的同乡，事实上还是王薄的亲密战友。虽然此人出道比王薄晚上两年，但是由于曾一度与王薄联合共同占据山东的长白山，一路配合作战，因此一直以来，孟让在全国民军的心目中，那也是偶像一般的存在。
现如今，令无数壮男魂牵梦萦的偶像级人物驾临江淮一带指导造反工作了，刚刚平静不久的江南大地又立马沸腾了。
据可靠消息，孟让此行总计吸引了十余万人前来投靠，在接见了其中的几位青年反隋志士代表后，偶像大手一挥：“鉴于江淮的革命形势很好，此后我将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此地来。”
于是，孟让带领大家走进了都梁山，开始进行各种基础设施建设。看样子，是真的打算常住了。
不过没等所有工程宣告完工，孟让就得到了一个吃惊的消息：拆迁队的来了。为首执法的叫王世充。
听到王世充这个名字，孟让笑了：“我以为是谁！王世充不过是个文法小吏，怎么会指挥作战呢！看我亲手将他捉来，然后我们顺便拿下江都。”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孟让参加革命之前，是有公职的，其职务应为齐郡主簿。而作为一个主簿，其日常工作范围大致为文书法律，级别大致相当于小吏。
但是孟让似乎已经完全忘了这些，眼下他只知道，王世充屯兵都梁山外，整日只忙着加固那五座营寨，不仅一直没有攻山，且根据线报早已有随时撤退的打算。
不久，王世充的营寨前迎来了孟让的第一波攻势。受到攻击的隋军随即发起反击，反击一击即溃，隋军争先恐后逃回营中固守。孟让开局得胜。
接下来的几天中，同样的一幕开始不断上演。终于，孟让感觉玩腻了，这一回他决定改变战术，仅派出适量的士兵把隋军继续围在营中，其他的人则受命抄小路出山，为尚未完工的建筑工程搞些后续经费来。
而王世充一直在等待的就是这一时刻。
《孙子兵法》曰：“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
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还好意思说当过主簿？
在这个世界上，人拼到最后，拼的往往就是文化。多年不学习的孟让碰上了“颇窥书传，尤好兵法”的王世充，所谓结果基本就没有什么悬念可讲了。此战，王世充大破孟让军，斩首一万余，俘虏十余万。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让孟让跑掉了。为此，王世充感到很郁闷。不过，比不上孟让郁闷。
这一战，孟让不但把新充实的上万死忠“粉丝”赔了进去，还把起家的老本儿同时打光了，自此想要东山再起，那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孟让被迫做出决定，豁出去这张老脸去申请一份工作，而他选定的新东家正是王世充未来的宿敌——瓦岗军。
不出王世充所料，击溃孟让的作战使得杨广对于王世充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皇帝开始刻意安排王世充领兵，四处讨伐小股民军，而王世充但凡出击，必定取胜，就这样王世充的名声越来越大，杨广对他的信任也日益加深。不久之后发生的雁门事件，更是使得杨广对王世充的信任达到了顶峰。
历经十余年的苦读、磨砺与奋斗，王世充终于走上了历史的主舞台，而此时或许连精明不已的王世充本人也没有料到，在这个舞台上，他将比杨广表演得更久。
前文曾说过，孟让是从山东远道而来江淮创业的早期民军领袖代表，相信当时有人看到此处时，除了感慨孟让兄不怕跑远路的革命精神外，还会产生一个疑问：孟让为何要从山东跑来？对于这个问题，来到江南后的孟让一直没有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案。不过，不要紧，我知道答案。
因为后面有人在追。
追孟让的，叫作张须陀。
张须陀，弘农阌乡（今河南省灵宝市）人，隋末良将。与王世充这种先学好理论、再走向实践的路子不同，张须陀的名将之路主要靠的是观摩与熏陶。
十六年前，他在一个人手下当小兵，追随此人平定了云南的羌族叛乱。这个人叫作史万岁，曾是一名靠单挑威震突厥的敦煌戍卒。
九年前，杨广即位，汉王杨谅在并州作乱，他又跟着另一个人去戡乱，那个新上司就是杨素。
三年前，他来到了齐郡担任齐郡丞，当时杨广在打高句丽，粮价飞涨，加之恰逢饥荒，眼看就要出事，他先斩后奏，开仓放粮赈济饥民，得到了杨广的大力嘉奖。
两年前，附近的邹平在王薄的带领下起事反隋，常常有几万人不时跑到齐郡境内溜达，屡次击破官军，他终于出手了。
这一次不再作为小兵，而是作为大将。
对于这个人，我觉得没有必要多说什么了，从南至北，自东向西，羌兵、边军，他都打过，史万岁的勇武、杨素的机智，他都见识过，现在出来打农民军，基本不需要做温习。
因此第一次与王薄交手，他就让时为民军第一人的王薄牢牢地记住了张须陀这个名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王薄自出道以来的首次大败。
要说王薄的确还是很有些本领的，在一下子损失了数千人之后，此兄居然能够在慌乱的跑路途中迅速定下心神，分分钟收拢被打散的部下，很快又找回了万把人。在解决了“我在哪儿”这个首要问题后，王薄立刻做出了准确的判断：官军太厉害，不能死磕，当务之急应北渡黄河，避其锋芒。所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在身体变尸体前，还是保本要紧。于是，民军在王薄的带领下开始向河边猛撤。
然而民军刚刚走到临邑，就看到有人朝他们招手。
好久不见！是张须陀！
在第二次大败后，王薄带领着剩下的一半人继续北上。虽说现在的民军已经是残余部队的残余，但是很显然，大家保命的愿望依旧是强烈的。因此，在这一强大力量的支撑下，王薄终于同另外两路民军武装实现了会合，并在同两路民军的负责人孙宣雅、郝孝德商议下，共同制订了攻打章丘的作战计划。
民军之所以决定攻打章丘，是因为此地河流密集且物资丰富，而根据王薄的观察，张须陀手下的隋军是以骑兵为主的，考虑到当地的地形条件，如果张须陀前来增援，其骑兵部队必然不能发挥全力。而如果张须陀选择弃马步战，那也没问题。为保证这次作战的成功，王薄等人拿出了全部的家当，总计十余万人的兵力。除非张须陀的手下个个都变成了单挑王史万岁，否则十个打一个，民军此次绝无再败之理。
在设想好各种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及其应对方案后，王薄等民军头领照计划发起了针对章丘的攻势。
起初，一切均未超出王薄等人的预料。接到消息后张须陀果然率军赶来增援，来增援的隋军果然是以骑兵为主，且人数不多（两万），张须陀果然留有后手，有一支稍成规模的水军，而他果然是派出了这支部队切断了民军的水运通道。
但是，由于一切都在王薄等人的计划范围内，所以民军虽被堵截了水路，却没有显露出丝毫的惊慌，而是继续加紧围攻章丘。他们相信，在足智多谋的王薄领袖的带领下，这次战斗的胜利必然属于自己。
面对隋军的冲锋，民军兄弟们是早有准备的，但等到张须陀和他的人冲到了面前，弟兄们才意识到，准备不足。虽然隋军人数远逊于民军部队，虽然地形不利于骑兵奔驰，但在张须陀的带领下，两万隋军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战力，纷纷奋勇杀向民军。在隋军迅猛的攻势下，民军很快向渡口的方向溃败。然而到了那里，民军才发现，事实上这次前来增援章丘的不仅有张须陀的部队，还有周法尚和他的水军。
周法尚，南朝将门出身。换句话说，这位仁兄的专业就是水军。
搞不定的张须陀加上搞不定的周法尚，并不等于两个搞不定，而是搞不定的平方。
这下彻底没救了。
张须陀密切配合周法尚对民军水陆夹击了一下，也就这一下，民军上下就此彻底崩溃。三大首领中，王薄趁乱逃走，但此后真是消停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六年后投了宇文化及。而剩下的孙宣雅、郝孝德虽然也有幸在乱军中逃脱性命，之后也继续坚持造反，不过二人终此一生倒是一直没再回过山东（两人都是山东人），可见真是被打出了心理阴影。
但对于以上这些结果，张须陀本人并未记挂在心上。因为作为杨广征伐高句丽的主要后勤基地之一，当时整个山东半岛的税赋、徭役压力不是一般的大，而基于这一原因，山东境内的民军数量不是一般的多。所以王薄只是个开始，战斗还远未结束。
在之后的几年中，张须陀除了继续做好齐郡丞的本职工作外，还兼任山东地区的救火队员，其业绩摘录如下。
大业九年，裴长才、石子河率两万人来抢历城，张须陀亲率五骑出战（其他兵在别处），引敌围攻，与敌周旋。最后坚持到援兵赶来，民军稍退。张须陀裹伤督军再战，大破民军，裴长才等败逃。
同年，秦君弘、郭方预等兵围北海，张须陀拣选精兵，倍道突袭，“大破之，斩数万级，获辎重三千两”。
大业十年十一月，张须陀征讨蹲狗山，列八风营紧逼民军，且分兵据守要害。民军首领左孝友被关门打狗，终于折腾不起，率十万人出降。而他那些不投降的部下，也没能撑多久，关于这些人的结局，史书上记载得很明确，“须陀悉讨平之”。
照我说，遇上这么个主儿，就先消停几天吧。
但偏偏有人不消停。
大业十年十二月，涿郡人卢明月率领民军进驻祝阿县（今山东省禹城市西南），张须陀得到消息，立即带兵赶了过来。然而到了地方，却没有动手。这是因为，据了解卢明月的手头有十余万人，而张须陀这边只有一万，且并无援军，要是硬拼，估计是打不过的。但是如果就这么走了，那也不行。为难之际，张须陀左思右想，终于做出决定：跟卢明月打消耗战。毕竟十几万人在那里，倘若能拖住对方，待其粮食耗尽，问题自然迎刃而解。于是，张须陀命令部队在离敌人六七里处设立营寨，堵住民军的去路，然后与卢明月军相持起来，开始静候断粮的消息。
十几天后，张须陀得到了消息，快要断粮了。然而唯一遗憾的是，这句话的主语是张须陀自己的部队。
要知道，近年来山东战乱频仍，粮食产量本来就大受影响。现在张须陀部又是出任务，带来的存货就不是很多。而一般说来，军中断粮一天，军队的战斗力就会丧失至少一半，断粮两天以上者，其军不战自溃。特别是在两军相持的阶段，假使一方军队崩溃，战争往往会演变成屠杀。
因此张须陀所面对的形势并不是十分危急，而是万分危急。通常这种情况下，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是必须使出必杀技的时候了。
好吧，开个会吧。
会议一开始，齐郡通守、领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讨捕大使张须陀先向在场的诸位讲述了当前的形势。当然，大家都知道，形势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怎么行事。于是，众人将目光转向了张须陀，他们相信，此人一定是有办法的。
没错，张须陀的确是有办法，他的计划是主动退兵引诱敌人倾巢追击。与此同时，埋伏下精兵，等敌人大军出营时偷袭敌营，进而谋取胜利。
然而，张须陀将计划和盘托出后，在场的人却没一个吱声。
这计划自然很是精彩，但执行起来却很是惊险，尤其对于前往偷袭的人来说。大家都知道，张大人讲的只是最理想的情况，除此之外，还有以下情况。
卢明月追到一半追累了，返回，跑去袭击的隋军被夹击，玩完。
卢明月追到一半感觉不对，返回，跑去袭击的隋军被夹击，玩完。
卢明月追到一半肚子疼，返回，跑去袭击的隋军被夹击，玩完。
或者人家根本没有全部出去，刚冲进去就被大批民军包围，就此有去无回。
总之，偷袭的十有八九是个死。换句话说，这是一次赌博，赌注则是生命。敢拿命来赌的行为，一般人称玩命。而一般人只要还有活路，绝对不会选择玩命。
所以，张须陀连问数声：“有谁能去？”
得到的只有回音。
就在张大使决意以死报国，亲自领队时，有两个当时的小人物站了出来，表示愿意一试。
此二人者，一名罗士信，一名秦叔宝。
这两个人，我想不需要过多地介绍，但凡涉及隋唐时期的影视作品，必然有这哥儿俩出镜，而但凡出镜，则必是主角。唯一需要说明的或许只有一点，那就是在有些剧集里，罗士信使用的是化名，这个化名叫作罗成。
事情的发展证明，秦琼和罗士信并没有辜负张须陀的厚望；卢明月，也没有。
据史料记载，卢明月带着大部队冲了出去，等见到大本营烧起来，赶紧又冲了回来，不过望着熊熊燃起的大火，卢明月没再往里冲，而是掉转马头闪人了。就这么一来一回，卢明月军几乎全军覆没，这下不能不消停了。
张须陀大败卢明月的捷报传到杨广那里，据说他十分高兴。按杨广的意思，南有王世充，北有张须陀，南北协作互动，民军被彻底抹杀不过是个时间问题。所以当皇帝听说河南地区的民军又冒出了头，正在进逼荥阳时，命令张须陀接任荥阳通守，速去解荥阳之围。
当时，正在打荥阳的是瓦岗军，瓦岗军的首领是翟让。
得到杨广任用张须陀主管荥阳郡务的消息的那一刻，翟让的第一反应是，我们可以走了。这倒不是由于翟让的胆子特别小，听到了张须陀的大名就会害怕，事实上，这应该说是实践的产物，是被张须陀一手锻炼出来的。之前翟让和张须陀交过手，不止一次，是三十余次，只不过每次的结果都是一样的：翟让败。如此说来，其实翟让的心理素质还应该说是极好的，因为通常来说，普通的民军头目败给张须陀一次往往就会产生心理阴影，翟让则是连续失败了三十余次才达到了一般人的效果。所以我一直认为，翟让不是一般人。
但无论如何，翟让此时对张须陀的恐惧症已经发作，并且开始主动回营打包袱，准备随时跑路。而作为瓦岗军的一号人物，翟让的部下之中一时也没有人敢来劝阻。眼看着瓦岗军发展自身势力的关键机遇就要从眼前悄悄溜走，李密出现了。
此时的李密虽然身在瓦岗军中，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他并不属于翟让的部下，而是跑来跟翟让合作的。
所谓合作，那是客气。就家庭出身而言，李密是爵封郡公的，翟让是给人打工的（曾任东郡法曹）；就革命资历而言，李密是杨玄感军的谋主（起事的总规划师），翟让是瓦岗军的寨主；就文化水平而言，李密是“尤好兵书，诵皆在口”。所以大部分时候，翟让会选择听从李密的话；即便有时候可能不听，李密也总能劝他听。
一年后的那场悲剧，即源于此。
我曾翻阅了诸多版本的史料，想看看李密是怎样帮助翟头领克服心理恐惧症的，但查来看去，发现李密说服翟让的记录，有且只有同样的两句话：“须陀勇而无谋，兵又骤胜，既骄且狠，可一战而擒。公但列阵以待，保为公破之。”
这两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张须陀有勇无谋，刚刚又打了胜仗，既骄傲又凶狠，却可以一战打赢并生擒他。您就摆开阵势等着，我担保为您击败他。
我觉得，让翟让最终下定决心应战张须陀的关键不是前一句，而是后一句：放着，我来。
大业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张须陀部行进至荥阳大海寺附近与翟让率领的民军正面遭遇，“大海寺之战”就此揭开序幕。
事实上，说是遭遇，其实是极不准确的，因为大海寺是李密精心挑选的一个决战地点，而李密之所以选择这里，是由于它的北边有一片树林。
我不知道张须陀有没有注意到那片树林，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注意到了翟让。
为了让张须陀顺利中计，翟头领以过人的勇气亲自领兵跑来充当诱饵。然而当张须陀真的来了时，翟让的勇气没了。在翟让的带领下，瓦岗大军是撒开了跑，在后面的张须陀则玩命地追（让惧而退，须陀乘之），就这样一路狂奔了十余里，翟让有些撑不住了，下令部队转身接战（再跑就出伏击圈了）。
对于是什么原因导致翟让下决心不跑的，张须陀不清楚，当然，也没必要想清楚。因为与翟让打了这么多回，翟让已经充分展现出了各种败象，这一次不过是增加一种新的战败的具体表现形式罢了。所以，张须陀一马当先带领手下骑兵率先冲了过去。
要说张须陀不愧为张须陀，选定的冲击点一贯比较准确，隋军只冲击了一次，翟让的部队就已经快要崩溃。当张须陀整合骑兵准备发动第二次冲击时，突然，伏兵四起。
李密率领预先埋伏于林中的数千人猝然杀出，隋军大乱。
接下来就是围殴，据说后来的瓦岗名将徐世勣、王伯当、单雄信、秦叔宝、罗士信都在这里面，只不过前三位是外围，后两个是圈里人。但哥儿几个好歹是见了面，也算是缘分了。估计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时相互血拼的对手在不久之后会成为同一战壕里的亲密战友，而再往后又会是分歧、分裂、背叛和残杀，以及再一次聚首。届时将是举杯邀明月，对饮少三人。
想要仅靠伏兵就搞定张须陀的想法，事实证明是很天真的。想当年，老爷子（这年五十二岁）领五个骑兵就敢单挑两万民军。现在这点人，依然不在话下。对张须陀而言，突围而出，基本不费什么事，所以虽然李密、翟让的人围得严实，但张须陀还是出来了。只是出来之后，发现只有自己出来了，因此又杀了回去。
其实我一直认为，如果张须陀就这么走了，隋唐的历史估计是会改写的。但是，如果张须陀真就这么走了，张须陀就不是张须陀了。
应该说，张须陀是一个极好的领导，同时也是一位极讲义气的兄弟。为了救出深陷重围的弟兄们，张须陀连续四次出入瓦岗军的包围圈，来回冲杀，无人可挡，直到他发现曾经同患难的战友们已经再也无法相见。现在，到了共生死的时候了。
“兵败如此，何面见天子乎！”张须陀仰天长叹，叹毕，下马步战，战死。
几日后，张须陀的结局得以坐实，史载：“其所部兵，昼夜号哭，数日不止。”
对于这个人，我想说的是，不虚此生。
张须陀就这样死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秒钟，他还是和以往一样勇敢。
但毕竟死了就是死了，这意味着一切就此结束，而活人还需要继续向前，为了活着，或是为了更好地活着。
说到活得更好，估计李密可以算上一号。大海寺之战后，翟让之于李密，那是彻底服了，于是乎，在没有任何外界压力、属下弟兄们仍忠于自己的情况下，坐在瓦岗寨第一把交椅上的翟头领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在瓦岗军的原有体系中另立一部，下令交由李密单独统率，号为“蒲山公营”（李密在隋朝的世袭爵位为蒲山郡公）。对于翟让的这一举动，李密的反应是莫名其妙外加受宠若惊，他想破了头皮也没搞明白，翟让到底在想什么。但是由于翟让的态度比较坚决，瓦岗军的其他人也比较服气，所以李密最终还是接受了翟让的这一安排，亲自执掌“蒲山公营”的军政大权。而在李密的严格整训下，这部分士兵很快就成长为一支军容整齐、号令严明的模范部队，成了李密手中乃至瓦岗军中的第一精锐。
对于李密来说，幸福来得太突然了。然而，作为一个后期的加盟者，此时的李密尚未被幸福冲昏头脑。所以为报答翟让，李密向翟让献上一计。个人认为，这个是李密这辈子最精彩的计划。
李密的计划是这样的：趁隋军新败，河南震动，我军可派兵袭击兴洛仓，“发粟以赈穷乏”，争取天下民心，并借机扩充实力，进而凭借大军扫荡群雄，平定天下。
听完李密慷慨激昂的计划叙述，翟让并不显得激昂，而是很谦卑地向李密表示：“您说的一切俺都表示赞同，但俺就是个普通农民，没啥声望，如果您真的打算这么干，那就请您先上，俺做掩护。剩下的事情，咱等拿下兴洛仓后再议。”
对翟让的这番表态，李密依然觉得莫名其妙，但是鉴于时间紧急，不容迟疑，还是上了再说吧。
于是大业十三年春，李密偕同翟让率领精兵七千，出阳城，过方山，下罗口，最终袭取兴洛仓。拿下粮仓之后，瓦岗军宣布：随便拿。
消息一传开，附近的百姓扶老携幼纷纷前来（拿米），仅数日间，瓦岗军的人数一下激增至数十万人（来晚就没了）。自此，瓦岗军威名大振，一跃成为隋末三大义军中最强的一支。
然而，这一效果，奉命前来征讨瓦岗军的隋军主将刘长恭显然是不知道的。
孙子早就告诫过我们，知己知彼，则百战百胜。
不知道，自然就会吃亏。具体到打仗，就是吃败仗。在战场上，刘长恭还没等反应过来，手底下的两万五千人就被李密一口吃掉了，幸亏刘长恭虽反应不快，但跑得很快，且居然能在大败之中，看准方向，一个人一口气逃回了东都洛阳，向留守洛阳的越王杨侗及时通报了消息，隋朝方面这才调兵遣将，总算暂时把局面稳定了下来。
说是隋军稳定了局面，其实是不全面的。因为隋军之所以能够稳定局面，是由于瓦岗军压根儿没有乘胜进攻，扩大战果。而实事求是地讲，要真的动起手来，现在的隋军还真不是事儿。那么，瓦岗军到底在忙什么？答案是换届。
大业十三年二月，在翟让等人的强力劝进下，李密成为魏公，正式执掌瓦岗军政大权。就此新老两位领导人顺利完成权力交接，瓦岗军的换届工作圆满落幕。
应该说，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进步的大会，充满历史意义的大会。但是也有人不讲团结，不知进步，不理解历史意义，因而在这一年的春天仇恨的种子已经埋下，它将在几个月后萌发。
凭借李密的名气外加瓦岗军的声势，这个时候基本是个人都认定，隋朝就要完蛋了，而最有可能接替杨广职位的就是李密，所以大家纷纷跑来求个进步。这些人中不但有早年领导革命的民军代表孟让，还不乏隋朝的在职官员。而在这些来降的官员中，最让李密感到惊喜不已的是裴仁基。
要知道，张须陀阵亡后，长江以北能跟李密打上几仗的隋军将领也就只有此人（张须陀的余部基本划给了裴仁基），如今连裴仁基也以虎牢关归附，这基本上等于宣告魏军在北方已经再无敌手。
现在抢地盘的时间到了。
李密任命降将裴仁基为上柱国，封河东郡公，搭档孟让率兵三万，东进圈地。
为报答新领导的信任，裴仁基和孟让率领东进部队一路高歌猛进，先是在回洛仓干了一仗，破之，又在天津桥（属东都洛阳城内）干了一仗，破之，然后，被大破之。
这是个比较奇怪的事情，当时的洛阳城内并没有什么得力的将领镇守，而隋军由于之前一直被压着打，士气也比较低落，可谓战意索然，要想打赢士气高昂、一路凯歌的魏军，基本上属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事实告诉我们，这一切的确是发生了。出于好奇，我决定查一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于是，在史料上我看到了魏军战败的根本原因，“遂纵兵大掠”。不是因为将领发挥失常，不是因为士兵作战不力，魏军失败的根源只在于两个字：“不义”。
其实之前就有人曾问过我：“为什么你的文章中，提到隋末的农民起义，许多起事的队伍不是被称作义军，而是写作民军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机会进行集中回答，现在机会来了，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叫民军还是叫义军，在我看来，实际上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称谓问题。
所谓民军是以农民为主的非官方武装力量，所谓义军也是以农民为主的非官方武装力量，这是两拨人的共同点，也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点。
众所周知，我们中国的普通民众自古就是比较老实的，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爱闹事。特别是广大农民兄弟，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春耕夏种秋收获，冬天还有徭役来，基本上没有一刻在闲着。而人一旦特别忙，忙完就会特别累，一旦特别累，通常情况下就会没有工夫考虑太多问题。我相信大家对此多少都有体验，比如你刚跑完马拉松，我这就让你就人类永远避免战争，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话题发表若干意见，你肯定马上就有意见：滚！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无论是王朝的早期、中期还是晚期，最先起来反抗的往往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而是另一批生来不老实的农村居民。这些人虽然也在农村居住生活，但他们向来不干农活，也不从事其他生产，却整日在村里游手好闲，靠混日子为生。对于这些人，大家是比较厌恶的，由此他们被大家称作混子，抑或流氓。而正是因为长期过流动生活，人生目标盲目，所以其中的绝大部分在经济状况那一栏中，状态多为破产，因而后来的马克思为这批人找到了一个更为恰当的称呼：“流氓无产者”。
流氓无产者不是某个时代的特殊产物，当然更不是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特产，事实上，以我国素来庞大的人口基数及悠久历史，流氓无产者一直长期存在于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只不过仅有个别的能漂起来，其余大部分沉了底，而在这些起来的人中自然不乏知名人物，譬如汉朝的开创者——汉高祖。据司马迁考证，刘邦早年就是“不事家人生产作业”，还“好酒及色”，人称流氓中的霸主。
所以一旦天下稍有变动，最先参与闹事，且最想从中分上一杯羹的多是这种人。从打家劫舍的最初阶段做起，最后能做到占山为王，一般就算是事业有成了。如果恰逢乱世，官军围剿得又不给力，连上几个山头的人，把领导班子成员凑成三位数，再竖起一杆替天行道的大旗，那就可以试着成就一段传奇。
但即便有如此规模，如果缺少了一样东西，民军到底还是民军。
这东西，就是所谓的“义”。
“义”说来并不深奥，它反映到民军的每个人的身上叫作良心，反映到整个队伍上则叫作军纪。
一般能在众多起义者队伍中脱颖而出，最终成就一番事业的，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没有一支是民军。从之前的刘邦到日后的朱元璋，在他们各自的成功之路上，无不经历了从民军到义军，进而才是官军的蜕变。
当所谓的劫富济贫，不再是劫别人的富，济自己的贫，而是无偿地赈济贫苦，无私地安定一方时，这样的民军才能称作义军。
因此，在翟让时期，瓦岗军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日子很快活，却只是国内数百支民军中较为默默无名的一支力量。而在李密到来，献计开兴洛仓发粮赈灾后，瓦岗军才开始真正向义军转变。
对于民军和义军的区别，老百姓分得清楚，自然也区别对待。所以李密攻打兴洛仓之后，瓦岗军发展很快，而孟让带兵抢劫之后，魏军很快战败。
谁的心里有百姓，百姓的心里就有谁。所谓千古兴亡，大致如此。
李密和他的三万大军来到了洛阳。四年前，他也曾跟随大军踏上过同一片土地，也曾仰望过同一座城池，但那时候还没来得及细细审视这座宏伟的帝国东都，就不得不匆匆离去。如今，故地重游，昔日的朋友虽已不在，但当年的梦想依稀可以续延。
隋朝派出迎接李密的阵容比较强大，有将军段达、虎贲郎将高毗、刘长恭等长年与民军交手的将领，还有兵力总计七万人的军队。
以上所有人，弓上弦，刀出鞘，列阵于洛阳故都城外，然后就如那首歌唱的一样：陌生熟悉都是客人，请不用拘礼，第几次来没关系，看我打跑你。
这一次，李密用他的实际行动在黄土地刷新成绩，仅以三万魏军就击破了七万隋军，并乘胜再次占据回洛仓，兵锋直逼洛阳新城。与此同时，李密又派出护军柴孝和前往陕县联络附近山贼。各个山头无不闻风归附，共有万余山贼激动地表示，咱自出道以来就在等这一刻啊，愿意配合李大哥采取行动！
有了熟悉地势的山贼的配合，外加士气正旺的魏军，李密相信这一次他一定能够如愿入城。于是接连几天，作为全军统帅的李密都亲率魏军突入洛阳近郊的皇家内苑与隋军作战。平心而论，这一招对于鼓舞士气、加速战局进程往往很有效果，却很少有人用，这是因为这么做主将往往会面临极大的风险，而一旦主将中招，这仗基本就不用打了。
不过对于这一说法，李密似乎不太信邪，所以他经常出现在同隋军厮杀的第一线，直到有一天一支羽箭飞来直接把李密当场撂倒。据相关史料记载，这一箭让李密伤得不轻，好几天都卧在营内养伤。而得到这一消息的隋军则大喜过望，连忙趁此良机袭击了瓦岗军的大营。这一回轮到瓦岗军大败，李密被迫放弃回洛仓，返回洛口整顿。
射伤李密那只是个意外，想要真正保住洛阳城，仅靠意外当然是不成的。所以当务之急是找来能够对抗李密的人来主持洛阳城的守备工作。此时，张须陀已死，杨义臣已归，能够拿来救场的只有王世充了。于是杨广下令着王世充领江淮劲卒五万人前往征讨李密。
这是未来的天下第一对宿敌的初次交锋。
第一次，王世充让李密哭了，还是痛哭（密哭之甚恸）。
究其原因，倒不是李密这次败得太惨，心理受到了严重打击，眼泪没止住，而是因为李密最为倚重的护军柴孝和在这次的作战过程中不幸落水，死于洛水，这个打击对于李密而言如同当年曹操失去郭嘉，真的很痛。
李密之所以如此看重这位投降不过一年的前巩县县长，我认为是由于一次谈话。
几个月前，刚刚投降李密不久的柴孝和来到了李密的大帐中，表示自己有话要讲。
望着眼前的这位前县长，李密笑了笑，随即表示：“你想讲什么就请讲。”
柴孝和没有废话，直奔重点：“秦国故地有高山做屏障，黄河做天险，当年项羽放弃此地不久就灭亡了，而刘邦占据此地最终走向了成功，想必您是知道的吧？”
李密点头。
“我的意见是令裴仁基守住回洛，翟让镇守洛口，主公您则亲自统率一支精锐部队西袭长安，凭您的声望，当地百姓必然会前来欢迎，关中可不战而定。”
李密点头。
“攻下西京之后，我们就可以巩固根基，锻炼兵马，等一切准备妥当，便能一举拿下崤山、函谷关以及洛阳，进而传檄四方，天下就此可定。不过如今英雄并起，我实在是担心有人会比我们抢先一步，要是真的如此，那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听完柴孝和的这番分析，李密应该会有生逢知己的感觉。因为就在四年前，他曾经向一个人说过类似的话，那个人是杨玄感。
当年的杨玄感出于种种原因没能接受这一计策，四年后的李密也没有。
不过幸运的是，李密是怎么想的，今天我们是可以知道的。面对柴孝和这样的明白人，李密知道，他没有必要装糊涂。
于是李密终于向人道出了这个纠缠他多年的苦恼：“你的这个想法，我也考虑很久了，的确是个好主意。但是昏君杨广还在，效忠他的军队还很多，而我的部下都是崤山以东的人，既然他们知道还没拿下洛阳，哪会愿意随我西进？况且各位领军大将都是盗贼出身，把他们留下来，他们就会各自称王称霸。一旦出现这种局面，一切就全完了！”
对于李密的顾虑，柴孝和表示理解，虽然他本人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但安慰一下还是可以的：“您说得没有错，既然大军还不能西进，那我们就见机行事好了。”
李密再次点头。
我想至此李密已然完全信任了眼前的这个人，而这种感觉是之前所不曾有的。虽然被大家尊称为魏公，是军中各位将领口中的大哥，虽然身为最强义军的领袖人物，深受当地百姓拥戴，但一直以来，李密在瓦岗军中始终是孤独的。如今有一个人不仅与自己见解相似，还能理解自己的处境，实在难得。
所以李密后来将联络组织洛阳附近山贼的重担交予此人，再后来，李密受伤败退，柴孝和二话没说，遣散山贼，轻骑回归。此即信任，此即知己。
现在，面对柴孝和冰冷的尸体，李密知道，放心地把一件大事完全托付给一个人的时间，已经彻底结束了，为此，李密很伤心。与王世充在洛阳对峙一百余天，大小六十余战，却依然没能再向东都前进半步，为此，李密很伤心。消息传来，隋军大败于关中，长安等地果然被人捷足先登，柴孝和不幸言中，为此，李密很伤心。
人极度伤心，往往就会丧失理智。终于，在强大的精神压力下，李密做出了一件他早就想做而始终没能下定决心做的事，而正是这件事，导致了包括李密本人在内的众多人的命运发生了极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