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很难称得上一个好人,他为人冷酷残忍,从兄弟到老爹,凡是挡路的基本都被废掉了,可谓六亲不认。不仅如此,李世民还很奸诈狡猾,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比如,他听说王羲之的后人收藏了《兰亭序》的真迹,居然想方设法设了一个圈套,把人家的宝物骗了过来,还自私地埋到了自己的墓里(昭陵)。
如此人性,不要说是在今天看来,相信就是再过一百年,也算不上一个好人。
可不得不承认的是,李世民是个好皇帝,是史上公认的不世出的千古明君。
如此皇帝,不要说是在我们看来,相信就是再过一千年,也算得上一位明君。
在探讨何谓明君及李世民算不算明君这一话题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皇帝,特别是从事这一职业的人群的生存状态。
在许多小说、电影和电视剧里,皇帝都是高高在上的形象,说一不二,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威风得紧。我不敢说真实的历史中没有这样子的皇帝,但我敢说真是这样的皇帝也是做不了多长时间的皇帝。
平心而论,皇帝应该算是个特殊工种,真不是一般人能当的。首先是风险高,不要说已经当上皇帝的,就算是预备皇帝(监国或太子),也时常处于各种明枪暗箭之下,远的不提,就说隋唐之交这五十年间,就有三位太子倒在了接班的半道上,且都是非正常死亡。至于皇帝,更惨。有学者为此做过统计发现,中国历代王朝(包括大一统型和偏安型),一共有帝王611人,其中,属于正常死亡的(含病死和老死的)是339人,而非正常死亡的为272人。其暴亡率高达44%,远超其他社会群体。而在自然离世的帝王中(以生卒年月可考的209人为标准计算),平均寿命仅为39岁,更是超乎寻常地低。更何况,病死的不一定是真的病死,如隋文帝杨坚;老了的也不一定安享了晚年,如唐高祖李渊。
所以说句不中听的,坐到皇帝的那个位置上,基本等同于坐在了炸药包上,与此同时还放着高音喇叭大喊“向我开炮”。那才真叫惊心动魄每一天。
但不要以为风险高就意味着皇帝们可以把每天都当成最后一天过,整日享受人生。那绝对是做梦。因为根据权利与义务统一的原则,既然您坐在了这个宝座上,那就要干活。
虽说历朝皇帝都有自己的一套助理班子(名称繁多,依据时代不同有内朝、中书门下、内阁、军机处等称呼,不一而足),不必亲自处理所有国家事务,但为保证天下在自己的掌握中,不至于大权旁落,大多数皇帝会选择尽可能多地批阅奏章,努力做到事无巨细都要过问。以此行业的开山祖师爷嬴政为例,据传这位始皇帝给自己宫中放了杆秤,规定自己每天看完足够斤秤(一百二十斤)的文件才能休息(提示:那时候书写载体是竹简),于是常常批阅文件到半夜,累得半死。更猛的可能是后来的朱元璋,据专家(吴晗)考证,此人在没有助理帮手的情况下(他把丞相制度废掉了),曾创下八天之内审阅一千六百六十六件公文,处理总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事务的辉煌纪录。说是劳模,一点也不夸张。
不过与现在的劳模不同的是,劳模干得多,不但有物质奖励(加班费),还有精神奖励(荣誉称号),可皇帝却什么也拿不到。(天下都是您的,还想要啥?)而且玩命干有时候可能不仅无功,反而有过。其中最著名的应该非杨广莫属了,辛辛苦苦一辈子,创制度、开运河、扩疆域,功在千秋,到头来却得了个暴君、臭流氓的恶名,被当作反面典型骂了几百年。
事实上,若单论公休待遇,皇帝的确不如底下的官员。早在汉代,这些国家的公职人员就争取到了相关的福利,可以每干五天休一天(专有名词:休沐)。到了隋唐,虽然五天改成了十天,大家却又争取到了带薪假期七天乐(新年、冬至)和节庆休假(端午、中秋等),生活质量可谓芝麻开花节节高。反观皇帝,除了那些不着调的,可以公开休息的时间也就是一年三天:过年、冬至以及皇帝本人的生日(此假期时有变动,请以当事皇帝为准)。而如果考虑到这三天里,皇帝需要接受大臣们的祝贺,完事还要回宫拜见老娘,看望诸位老婆大人,这样看来,说他是休息了,估计皇帝本人都不认可。
工作繁忙,业务繁多,休息不得,还可能整天被人骂(谏官、言官),如此生活想想都让人头痛不已。可是最令皇帝痛苦的还不是这个,而是孤独,真正的孤独。
要知道,中国的君主们自古被冠以孤家寡人的称呼不是没有来由的。一个人自戴上那顶沉重的皇冠(可达三公斤,确实很重)时起,他就注定要过上一种与世斗争的生活。因为如无意外,在他的生活中虽然可能有很多亲戚、很多老婆、很多老婆的亲戚、很多下属,但这之中几乎没有一个是皇帝可以完全信赖的。换句话说,皇帝很可能终其一生没有友情、没有爱情,甚至是没有亲情的。以今天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视角看,假如一个人的一生中缺少友情、爱情、亲情中的任何一种,他的人生都可以称得上不幸,而缺两种的,通常状况下会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至少有心理阴影),至于三种俱缺的,只能是阿弥陀佛、上帝保佑了。
不能相信任何人,不能让外人探知自己的真实想法,要时刻隐藏真情实感,刻意压制一切喜怒哀乐,要让大家猜不透,这就是处于权力巅峰的皇帝生存下去的基本法则。而即便皇帝做得足够好,已经可以保证自己不被周围人打主意的情况下,在他目力所及的范围内依旧满是斗争的身影。
在朝堂上有大臣们斗(学名:党争),在家里有老婆们斗(学名:宫斗),看仆人(太监)仆人在斗,看儿子儿子在斗(夺嫡),每天都不得安宁。更为残酷的是,无论当皇帝的是谁,他们也休想且无力解决这种不和谐的状态。想要重归平静的话,唯一的方式估计也只有驾崩了。
这就是皇帝的生存状态,真实而悲惨。所谓高处不胜寒,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打落牙齿和血吞,对从事皇帝这一行当的人而言并不只是玩笑而已。
所以说,在巨大的压力下当皇帝的能平平安安地混下来已属不易,工作、生活都能应付下来的就算是名副其实的守成之君了,至于所谓明君,指的则是个把能以工作促生活、以生活带工作的异类。
说是异类并没有丝毫贬低的意思,因为那种状态下还能以个人的辛勤劳动促成百姓的富足生活,以个人的朴素生活带动百姓的努力工作的帝王实在是凤毛麟角。而在我看来,在中国的这几千年的历史里,有资格享有这一殊荣的,不会超过二十人。
李世民之所以能够入选明君之列,事实上并非因为他特别精明、特别圣明,而是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明白人,仅此而已。
身为一个明白人,或者说是一个明白的君主,李世民最突出的表现在于他明白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的艰辛,尊重所有人生存下去的权利。
我们前面提到过,李世民刚刚接过皇帝的位子,换上自己“贞观”的招牌,国家就开始闹天灾——第一年旱,第二年闹蝗灾,第三年发大水。虽说这三年困难时期毫无人为因素的影子,但拜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教育所赐,大家一致认为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李世民无疑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于是,在相关部门的安排下,李世民亲临蝗灾第一现场,去实地查看灾情,慰问受灾群众。
要说这也是老传统了,大灾降临,领导出面,先慷慨陈词一番,鼓励大家稳住挺住,再同几个群众代表亲切握手交谈,温言安慰,最后指示下后面的工作,这一套走完也就算完成既定任务,可以起驾回宫了。一直以来,一贯如此,毫无例外。
然而,例外从李世民这里开启。
李世民抵达畿内受灾地区的那一刻,他完全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蝗虫成群结伙,漫天而来,可谓遮天蔽日,所到之处尽是一片狼藉。老百姓们有气无力地站在田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辛苦一年的成果被如此糟蹋却无能为力(实在太多)。
这时,李世民走了过去,只见他默默从地上拾起几只尚在啃食稻谷的蝗虫,随即开始虔诚地祈祷:老百姓靠庄稼活命,你们却把庄稼吃掉了,与其这样,我宁愿你们来吃我的肺腑(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
说完,皇帝拿起一只蝗虫就往自己的嘴里塞去。
李世民身边的随行官员都要疯了,这要是让皇帝吃出来个身体不适,那可要命了,大伙赶忙出言阻止:“这些脏东西吃不得啊!会引发疾病的,请陛下三思!”
若是政治作秀、收买民心的话,到这种程度也就可以了,然而李世民却用实际行动表明,他绝非一个博头条的政客。
“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
遂吞之。
史载:是岁,虽遍地有饥荒,而天下不反,蝗虫自此亦不为灾。
虽然本人并不是十分相信蝗虫的安生与李世民嚼了它们的同类有任何直接性的因果联系,但不得不承认,李世民这一次活吞蝗虫的举动,无论是其历史意义还是现实影响力,都将荒野求生的贝爷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因为,他让黎民百姓们真切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那就是共同承担、爱与尊重。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轲
中国的老百姓从来要求并不高。
李世民之所以能超过他之前的许多君主,正是因为他知道穷人也是人,而他作为一国之君有责任更有义务以悲悯之心去关怀所有不幸的人,无论他们是老是幼,是来自中原内地还是来自塞北草原。
所谓来自塞北草原的,这里主要指的是突厥人。
据户部报告,自皇帝即任以来,出于气候巨变等种种原因,国家吸纳的外来人口正在呈加速上升的态势,仅贞观三年(629年),从突厥境内逃回的汉人加上归降的各少数民族人口就多达一百二十多万。到了贞观四年(630年),唐朝大军平定东突厥之后,突厥部落虽说有的向北归附了薛延陀,有的进入了西域投奔了西突厥汗国,但投降唐朝的也不算少,尚有十万多人。那么该如何在确保不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前提下安置这些人呢?朝中大臣们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多数大臣的意见是把这些部众全部内迁到黄河以南的兖州、豫州等地,打乱其原有的组织结构,以家庭为单位让他们散居在各个州县,由当地政府教导他们熟习农业生产,化牧民为农民。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增加国家的劳动力,还能防止各部阴谋作乱,保证塞北地带的干干净净、安安静静,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中书侍郎颜师古并不这么看,他认为将突厥、铁勒等部族进行拆分会引起各部的恐慌情绪,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不如保持其原有部落形态,且不改变其原有的生活方式,还把他们安置在黄河以北,唯一要做的只有分而治之,各部分设酋长,各领所落,这样各部首领感念皇帝大恩,国家便可永无后患了。
作为相关事务的部门负责人(礼部侍郎)李百药比较支持颜师古的观点,不过李副部长认为在颜师古的原有方案基础上应该再做出一些修改。比如说,由各个部落推举各自的酋长,否定阿史那氏的宗主地位;在安置突厥部众的北方地区设立都护府进行管理等。
客观地看,这两种主意似乎都不错,有其可行性,可两套方案一经提出就立即招致了强烈的反对。
反对的一派带头的是夏州都督窦静,他是李世民母亲窦太后的族侄,算起来是李世民的表兄弟,历任并州大总管府长史、检校并州大总管等职。换句话说,窦静是长年奋战在对抗突厥人最前线的边将,突厥问题的专家级人物,因此对这一议题,他很有发言权。
估计考虑到自己是武将出身,嘴皮子不比读书人灵活,所以窦静提出反对意见的方式比较不同,人家用嘴,他用笔。为了表明态度,亮明立场,窦静特意写就一篇历史上颇为有名的奏疏:《论颉利部众不便处南河封事》。
光看名字,可能大家不觉得怎么厉害,但事实上绝非如此。几年前,本人曾有幸拜读过窦先生的这篇大作,不过五秒钟的时间就倍感提神醒脑,且自此刷新了对武将骂人话术的基本认识。因为文章正文的前两句是这样写的:“臣闻夷狄者,同夫禽兽,穷则搏噬,群则聚尘,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义教。衣食仰给,不务耕桑,徒损有为之民,以资无知之虏。”
窦静的意思很明确,这帮不懂法律、不讲道德的人软硬不吃,还啥活儿不会干,只能白白浪费粮食。总而言之,留在国内迟早是个祸害,不如一上来就采取强制措施,将其大的化小、小的化无。
果然,窦静此疏一出,立马便引来了反对的声音。
发声的是另一位突厥事务专家:温彦博。
如果说窦静对突厥的了解来自他同突厥骑兵多年铁与血的对抗,那么温彦博对突厥的了解则来自他同突厥百姓的长时间近距离接触。
五年前,在一次随军作战中,时任并州道行军长史的温彦博因部队战败,为突厥所俘虏。颉利可汗知道他是皇帝近臣,即向他逼问唐朝虚实。温长史坚贞不屈,不肯吐露,最终被扔到阴山苦寒之地搞求生训练。直到李世民即位后,才被朝廷通过外交努力救了回来。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被扔到了天寒地冻的塞北,一没给羊(当然也省得等一群公羊下小羊的工夫了),二没李陵那样的旧相识接济,温彦博无论怎么看都应该是一个结局:死定了。但在被流放一年后,这位兄台居然还活着,后来竟又回到了长安,这不能不说是出乎颉利的预料。
于是,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他得到了帮助。而帮助他的人一定是住在附近的人——突厥的普通百姓。
经过那一年时间的接触,温彦博发现,原来突厥人并非洪水猛兽,虽然大家言语不通、习俗各异,但还是可以沟通、互相帮助的。特别是广大的突厥普通牧民,他们同中原内地百姓一样心地善良、质朴淳厚,同样厌恶无休止的战争,同样追求平静和谐的生活。所以此时此刻,温彦博站了出来,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将突厥降众迁往中原内地实在有违他们的本愿。希望陛下效法汉光武建武年间的做法,保全他们的部落,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让他们充实塞北空虚之地,成为中国的屏障吧!”
“此言差矣!”
打断温彦博的,是魏征。
“突厥世代侵扰中原,百姓们对其恨之入骨,如今幸而败亡,陛下不忍妄加屠戮,这已经是天恩浩荡了。”(摆事实,拍马屁)
“为今之计,应该将他们放还故土,切不可让他们留居内地。此辈戎狄,人面兽心(史书原话),弱小时即臣服,强盛时就背叛,欺软怕硬是他们的本性。现在突厥降众将近十万人,数年之后,其人口可以翻倍,那时这些突厥人将成为我们的心腹之患,再后悔就来不及了。”(讲道理,做预测)
“晋朝初年,各族杂居中原,大臣郭钦、江统都劝说晋武帝把异族驱赶到塞外,以防患于未然,可是晋武帝没有听从,二十余年后,果然天下大乱,中原成了各蛮族纵横厮杀的战场,生灵涂炭,这是前车之鉴啊!”(引史例,点主题)
针对“国家到底该不该保留突厥”这一辩论题目,反方辩手魏征做出了有理有据、思路清晰、主题鲜明的论述,现在又回到了正方辩手温彦博的发言时间。不知温彦博辩手将如何作答呢?
“王者对待天下万物,应该像天地一样无所不包,如今突厥穷途末路,前来归附我们,我们怎能将他们抛弃,拒不接受呢!孔子教导我们‘有教无类’,如果将他们从死亡的边缘拯救出来,让他们得以生存下去,再进行适度的教化,数年之后,这些降众全都能变成我国的臣民,届时再从中挑选出他们的酋长,令他们入宫宿卫,他们感恩戴德,又畏惧于天威,会有什么后患呢?”
差不多了,主持人兼评委李世民宣布了辩论结果:反方温彦博获胜。
是啊,虽然突厥与中原积怨颇深,虽然他们确实不够守信,但既然这些人愿意归附我大唐,那他们就应该享有普通大唐子民一样的待遇,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过自己的生活。父母赋予了他们生命,上天则赋予了他们自由,身为天子,有什么理由不顺应天意呢?不应该对任何人不公啊!
就在这一刻,李世民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既来之,则安之。
他下诏在突利可汗所统故地设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以突利等突厥贵族担任州都督,各自统属所部;又分颉利之地为六州,设置定襄都督府、云中都督府,以阿史那苏尼失为怀德郡王,阿史那思摩为怀化郡王、北开州都督统御颉利旧日部众。
至于颉利可汗本人和那些不愿再回到草原上的酋长们,朝廷则为他们在长安城内安排了住处,让他们以将军、中郎将的身份在朝中为官,由此定居京城。
应该说,自这一刻起,李世民才真正完成了对突厥的征服。因为真正的征服不是来自对肉体的控制,而是源于对人心的安置。当堂堂一国之君能够诚心实意地将百姓的心意置于自己的梦想之上,百川归海、万民拥戴的盛世才会真的到来。
李世民一直在努力。
作为一个明白事理的皇帝,李世民另一突出的表现在于他善于纳谏。
李世民深知只要是人就会犯错误,但由于自己职业的特殊性,即便犯了错误,底下的人也很可能因为畏惧等原因而不敢提醒。这在李世民看来无疑是极度危险的。毕竟隋炀帝杨广自以为是的教训就在那里,如果这样一味放任自己犯错,自己早晚会像杨广一样输掉一切。所以自登基以来,李世民就明确要求臣子们给他本人提意见,且提前打好了预防针,确立了进谏的基本原则“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意思就是说,只要提意见即可,无论对错都不追究进谏一方的责任,而即使对听取意见的人来说,没有所提及的缺点错误,也应当引以为戒,避免犯相同的错误。
就这样,李世民亲手开启了一个口水横飞的美好时代。当然,从事后的发展来看,李世民也曾一度为自己当初开放言路这一决定而后悔过,但综合利弊,李世民到底还是赚到了。
提及“李世民”和“纳谏”这两个关键词,相信大家脑海中自然而然想到的就是那位魏征兄。
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贞观初年经常在朝堂之上当众折皇帝面子,跟李世民争得面红耳赤的大臣其实另有其人,他不叫魏征,而叫裴矩。
关于这位传奇的人物,之前已经有过介绍,这里只提两件事,其他就不多提了。第一件事是杨广在世时曾对宇文述等大臣说过,在众多朝臣中裴矩是最了解他心意的人,许多事情他刚想到还没吩咐办,裴矩就上奏请求要办了。第二件事是当李世民即位任命裴矩为民部尚书时,裴矩已经年近八十,但眼不花、头不昏,且精力充沛、神采奕奕,对相关典制故事了若指掌,张口就来,着实让人钦佩得紧。
从这两件事上,我们可以得到三点认识。第一点是此人对人(特别是领导)的心理的把握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简直比杨广还要了解杨广,所以能够未卜先知,保证工作零失误,让皇帝高度满意。第二点是隐藏得比较深,到李世民当政时,裴矩已经是朝中的国宝级人物,成了李世民不可或缺的重臣。要知道,此时的裴矩年纪一大把,早就过了退休的年龄,且之前名声不太好,还担任过太子李建成的僚属,身份敏感。但就是这么个人,李世民还坚持把他留在身边,唯一合理的解释只可能是李世民知道此人必须留在自己身边。结合以上两点,第三点结论性的认识就呼之欲出:裴矩是一个超级厉害的人物,是传说中水一般的智者,他厉害到可以提前预测到君主和大形势的变化,并根据这些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定位与行为,以保证自己始终紧跟时代潮流。如此与时俱进、能力通天,且深受历任主公重视的人,纵观二十四史,我没听说过,也没再看到过。
事实证明,裴矩奸佞的时候是真奸佞,耿直的时候是真耿直。
李世民上台之初,为开创政治新风气,非常注重廉政建设,致力于打击贪腐。不过下面做官的也不傻,知道新官上任三把火,新皇帝自然也不例外,于是为防被抓典型,大家纷纷偃旗息鼓,把业务转入地下,若非熟门熟路,没把握的事儿绝不接。这下可难为了李世民,本欲敲山震虎,人家却主动移了山,这可咋办?左思右想之后,李世民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好主意:自己派人假扮成办事者一个个去上门送礼、试探一番不就知道谁贪谁不贪了吗?
就这样在李世民的亲自操作下,最终有一个刑部的官员放松了自己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改造,没能禁得住金钱的诱惑被逮了个正着。
对于这名倒霉的官员,李世民的处理意见很明确,拖出去杀了,以儆效尤。但此时裴矩阻止了皇帝,不是因为他认为这名刑部干部拿得少,罪不至死,而是因为他认为李世民取证的程序不正确,因此不能如此简单地定罪判刑。
如此看来,裴先生果真是奇人,他的理念恰好与“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这一今日法律界名言不谋而合。而以我们今天的视角看,李世民的反贪手段的确不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有钓鱼执法之嫌。
最终,李世民被说服了,他为此召集百官当众致歉,并表达了对裴矩行为的高度赞赏:“裴矩能够廷争面折直言君主之过,假如日后事事皆能如此,天下何愁不治!”
然而可惜的是,“佞于隋而忠于唐”(司马光评语)的裴矩没能看到天下大治的那一天。
贞观元年(627年),裴矩结束了他无比传奇的一生。
追赠绛州刺史,谥曰敬。谥法有云:陈善闭邪曰敬,廉直劲正曰敬。
如此谥号,个人以为,可谓得之。
裴矩死了,接过他诤谏主攻手位置的是与之共事了八年的老同事魏征。
据魏征自己说,在与裴矩一同工作的那段时间里,自己学到了不少东西,这位老而弥坚的老臣曾反复教导自己要忠直敢谏,不计虚名。
事后的发展表明,魏征没有辜负裴老前辈的厚望——仅限于第一点。
其实一开始李世民之所以任用魏征,主要还是为了拉拢安抚太子李建成的旧部。而事实证明,李世民的确没看错人。
在奉命前往河北地区落实安抚工作的路上,魏征正巧遇到了要被地方政府扭送京师的前太子千牛李志安和前齐王护军李思行。于是魏征当即出手下令释放了二人,至于这么做的理由,魏征不但给了,且分量十足:陛下派我等前来时曾嘱咐说前东宫齐府的旧部一概赦免,不予追究。如今你们却把李思行等人押送上京,如此行止,地方上怎能不人人自疑,惊惶不安?到时候我们到了地方,还会有人再信朝廷的赦令吗?
这就是传说中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魏征知道一旦李思行的囚车成行,消息传开,河北地区必定如刘黑闼时再度因惧致乱,所以他勇敢地背起了私放要犯的大黑锅,以免局面变得不可挽回,使国家蒙受更大的利益损失。
先国后己,因公废私。
以天下为己任者,是然也。
魏征私释囚犯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京师,李世民知悉此事立马激动了。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喜悦,他很欣赏魏征当机立断的行为和背黑锅的勇气,所以魏征出差回来后,李世民决意重用此人,时不时把魏征叫到自己的卧室里谈事。令李世民倍感欣慰的是,魏征确有治国之才,且性格直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所以每次同魏征倡议国事,李世民都深觉神清气爽。
当然,也有不爽的时候。
一次,皇帝下令落实当年的新兵入伍工作,并采纳了封德彝的提议,准备征召那些年纪未满十八但体格壮硕魁梧的(专有称呼:中男)一并入伍,诏书拟好了,送下去批,一切顺利,到尚书左丞那里,卡住了。因为担任尚书左丞的是魏征。
魏征认为此事不妥,坚决拒绝在诏书上署名。而按照当时的惯例,如果诏书上没有尚书左丞大人的签字确认,即使是皇帝敕令,下面也是有权不予执行的。于是事情就僵在这儿了。皇帝想要这么办,魏征不想要皇帝这么办,如此折腾了三四趟,李世民急了:把魏征给我叫过来!
见到魏征到场,李世民废话不说,直抒胸臆:那些身材魁梧的中男都是一些谎报年龄逃避兵役的刁民,把他们征召入伍并无不妥,你为何如此固执?
看来火气不小,没关系,魏征早有准备。
“据臣所知,军队是否强大关键在于能否御之得道,而不在数量多少。陛下选取精壮之兵,合理统御自然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招那么多年幼的来充数呢?”
“况且陛下您总是说‘我以诚信来统御天下,要使臣民们都不再互相欺诈’,可是陛下自即位以来,已经失信过好几次了!”
聊到这里,李世民估计是有点蒙了,便随口问了一句:“朕怎么就失信了?”
刚说完,李世民就后悔了。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被魏征成功转移了话题。但聪明的魏征自然不可能给皇帝扳回局面的机会,他立即接过皇帝的话茬儿继续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陛下您刚即位的时候,曾经下诏说:‘拖欠朝廷财物的,一律不需归还了。’但有关部门却对此理解说,拖欠秦王府的财物,不属于朝廷财物,照样继续追索。陛下以秦王升为天子,秦王府的财物不是朝廷的财物,又是什么?”
这是经济信誉方面的问题,还有:
“陛下还曾下诏说:‘关中免除两年税赋,关外免除一年税赋。’但不久,陛下又下诏说:‘已经服过劳役或者已缴了赋税的,从第二年开始计算。’第一个诏书下发后,已上缴的赋税本已退还了百姓,接到第二个诏书,官员们又从百姓那里把退税征收了上来,这本来就已经让百姓们感到奇怪了,如今既征物又征兵,还说什么从第二年开始计算啊!
“再者说来,帮助陛下一起治理天下的是地方官员,平时陛下把地方行政都全权委托给他们处理,现在却唯独在检验兵源方面认为他们可能心怀鬼胎,这难道就是所谓的以诚信治国吗?”
环环相扣,针针见血。高,实在是高啊!
李世民这下子真算是彻彻底底服气了。
“之前我见你固执己见,还担心你是不通晓政事所致,如今听你讨论国家大事,才发现你真是掌握了治国的精要所在啊!朝廷的命令如果失去了公信力,百姓们就会不知所从了,如此怎能治理好国家?朕犯的错误太大了!”
就这样,皇帝道了歉,停止了对中男的征召,还特意赏赐给了魏征一个金瓮。但是,假如李世民能预知下一回魏征的激情表现,我相信他会选择直接举起金瓮扣在魏征的脑袋上。
贞观六年(632年)三月的一天,魏征再次因一件公事同皇帝在朝堂之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儿戗了起来,虽说事发的具体起因如今已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双方都很激动。据说皇帝是怒发冲冠,魏征大人是面红耳赤,双方各不相让。不过,李世民毕竟是军旅出身,在弓马骑射方面是优等生,但在引经据典方面也就是个初级水平。单论吵架,两人实在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人家魏征的战斗力远在李世民之上,所以你来我往、几轮交锋后,李世民很快败下阵来,沦为哑口无言的被虐方。
说不过你了,不跟你掰扯了还不行吗?不等魏征把话讲完,李世民当即拂袖准备入宫。
这个时候估计魏征已经说得过于兴奋以致丧失了理智,发觉李世民作势要溜,赶忙三步并作两步,上去一把就抓住了皇帝的衣角。那意思很明白:是非即将见分晓,您跑了这算什么情况?
在魏征的强行拦阻下,皇帝终究还是停下了脚步。紧接着,魏征看到了一双充满杀意的眼睛。
失态了,真的失态了。看着怒气冲冲离去的李世民,魏征意识到这事儿玩大了。
好吧,事已至此,就等着您那一刀了。
但是这一刀到底没有砍下来,因为一个厚道人的救场。
话说李世民带着一肚子的怒火回到后宫,直接就奔着爱妻长孙皇后那边去了,目的只有一个:诉苦。
“这次一定要杀了这个乡巴佬(终须杀此田舍奴)!”
李世民就是这样为自己的诉苦大会致开幕词的。
长孙皇后很吃惊:“是哪个触怒陛下了?”
“就是那个魏征老兵(当年老兵是骂人的话,详例可参见《三国演义》关羽骂黄忠、彭羕损刘备选段),每次都在朝堂上当众羞辱我,让我整日不得自在。”
“陛下在此稍坐片刻消消火气,臣妾去去就来。”
还是老婆大人善解人意啊!然后李世民见到了让他难以理解的一幕:长孙皇后身着参加大型朝会时才会用到的大礼服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
李世民有些晕:“皇后为何做此装扮?”
“臣妾尝闻主明臣直,如今魏征忠直敢言足以说明陛下是开明之君。如此,臣妾怎敢不向您道贺呢?”
李世民一边全神贯注地听,一边连连点头:还是老婆大人水平高啊!
就这样,魏征的命保住了,他继续活跃在朝堂之上,继续口沫横飞,因为在他看来,拼死诤谏是职责,更是本分,是承诺。
生命不息,建议不止。
当然了,魏征虽说直,可人不傻,所以像这样的蛮干只是极少数,大部分的时间里,魏征进谏都是很讲究方式方法的。因为作死不是目的,帮助皇帝改正错误才是,要是一味紧逼死磕,哪一天让李世民现场做掉那就不能实现天下大治的理想了不是?
劝不劝是态度问题,怎么劝却是一个纯技术问题,个人以为,魏征之所以能成为史上最强(也是著名的)谏臣,青史流芳,是由于他不仅有态度而且有技术。而在我看来,最能体现出魏征劝谏技术水平的就是“鹞鹰事件”。
有一回皇帝正在宫中玩耍自己所养的鹞鹰,突然远远见到魏征向自己这边走来了,情急之下,就赶忙把鹞鹰揣进了怀里。
然而,事实证明,李世民的视力好,魏征的也不赖。魏大人早就瞅见李世民在玩鹞鹰,但他见皇帝主动把鹞鹰藏起来了,就知道这是害怕被自己指责为玩物丧志。于是,魏征与皇帝碰面后,压根儿不提及此事,照旧按部就班地汇报工作,只不过汇报时候的状态与往常稍稍有所不同。
“陛……下,臣……有……一……事……启……奏……”
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好不容易把啰里啰唆的魏征打发走,皇帝发现他心爱的鹞鹰也走了——被闷死了。
这就是魏征,不但有“谏”言,而且有“谏”行,不但明里“谏”,有时也搞暗“谏”。
防不胜防啊!
而且事实上除了裴矩、魏征之外,李世民身边敢于直言的大臣还有许多,比如魏征的另一位老同事王珪、老牌谏臣萧瑀、“当代苏武”温彦博等,正是在这些勇于直言、忠于职守的大臣们的帮助和辅佐下,大唐帝国才得以一步步地走向治世。
当老一辈的能臣在各自的岗位上刷新业绩的时候,新一代的栋梁也在这治世的门槛前渐渐崭露出了头角。
贞观五年(631年),李世民下诏令朝中百官各上一书言明朝政得失,并提出相关解决建议。应该说这是官员们常常遇见的事情,所以不算难事,不痛不痒地写上两句,看似涉及主要问题,但事实上一笔带过,末了再喊几句口号,如此谁也不得罪,皇帝那里还能交差,简单!
但有一个人却不这么认为。这个人名叫常何,也即玄武门之变中起到了关键的开门关门作用的那位守门将领。虽说此时的常何已经因功升做了中郎将(四品武官),成了唐军中的高级将领,但早年落下的文化课岂是短时间内补得回来的?作为一个职业文盲,举笔如扛鼎基本就是常何日常文化生活的生动写照,平时签个文件、写个报告还要费半天劲,如今却让他对国家大事发表深刻意见,且要在第二天交上去,这真比杀了他还痛苦。
可无论内心如何煎熬,领导交代下来的任务那是必须完成的,毕竟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嘛。于是,虽说着急上火,常何还是安静地回到了家里,找出了笔墨纸砚,准备挥毫泼墨。但这笔终究还是没落下去——实在不知要写啥。
就在常何焦头烂额、提笔发抖的时候,常何家中的一名门客见状,主动走了上来,对抓耳挠腮的常老粗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愿报将军食宿之恩,代为此文。”
常何如获大赦,当即十分高兴地同意了这位门客的请求,让他给自己代写奏疏。
可是到了次日上朝交“作业”的时候,常何一琢磨才感到不对劲:这要是写得不好,可是会影响前途的啊!
此时此刻也没辙了,箭在弦上,好歹就是它了。于是常何硬着头皮交上了那篇被称为《陈时政疏》的文章。
忐忑不安中,常何受到了皇帝李世民的召见。
果不其然,皇帝一见面就极为激动地问了这么一句话:“这篇文章可是你写的?”
没等回复,常何就听到了紧跟着的另一句话:“写得实在是太好了!”
常何擦干了冷汗,老老实实地答道:“此文非臣所能作,实乃臣家中门客马周所为。”
“奇才,奇才啊!”
李世民马上命人去召这位马周入宫来见,且创纪录地一连四次遣使催促,其焦急等待的程度实在堪比今日守候在医院产房门口的那些准爸爸。
如果你认为李世民如此有些小题大做了,那你就错了,因为马周的这篇文章你看了也会拍案惊奇,直呼妙哉。还别不相信。就在此文诞生的一千多年后,有一个人偶然读到了这篇文章就是如此表现的,而且他还挥笔留下了这么一句评语(批注):“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
所谓贾生,指的是西汉著名的政论家贾谊,而在这位批注者看来,贾谊的《治安策》之所以排在马周此文之前,不是因为马周文章相对较差,而是因为他生得较晚。
顺便一提,这位评论者的名字叫毛泽东。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不世出的鬼才诗人李贺入京参加科举考试,不幸遭奸人暗算被剥夺了考试资格,只得黯然返乡。还家路上,惆怅之余,诗人酒入愁肠,即兴作诗一首,以抒愤懑,以酬壮志,十分有名——《致酒行》:
零落栖迟一杯酒,主人奉觞客长寿。主父西游困不归,家人折断门前柳。
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空将笺上两行书,直犯龙颜请恩泽。
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
李贺所在的元和年间,一百五十余年前开创贞观治世的唐太宗李世民及其臣子们都早已成了传说中的人物,成了后人顶礼膜拜的偶像。但是在此时,在年纪轻轻即遭受沉重打击的李贺看来,苦痛之中足以慰藉心灵的不是这杯中残酒,而是那曾饮残酒之人——马周。
因为马周在获得唐太宗赏识之前,也同样落魄过,同样借酒浇愁,但他最终凭借自己难以掩盖的才华,放射出了耀眼的光芒,为整个国家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并成了大唐开国以来首位平民出身的宰相,其人生际遇不可不谓传奇,不可不谓励志。而以我们今天的视角看,似乎马周更适合另一个称呼——唐代第一京漂。
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长安城对有志青年的吸引力绝不亚于今天的北上广深,无数有才华(或自以为有才华)的青年纷纷不远万里,满怀希望跑到伟大首都来奔自己的前程。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注定将会极为失望,因为在科举考试刚刚萌芽的唐初,决定一切的并不是一个人的才学能力,而是一个人的出身,要想功成名就、施展抱负,一般说来不是出身世家贵族(萧瑀),就是和出身世家贵族的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裴寂),再不然就是敢拼命的(秦琼)。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纵观以上三种出人头地的方式:第一种人力难以干预,如非相信来世之说的可以直接过滤掉;第二种可遇不可求,撞到的概率比中亿元彩票还要低,因而也可不予考虑;这样看来,唯一看似靠谱的只有第三条路——军功起家。
所谓看似靠谱,意思就是实际上不太靠谱。从小兵起步,年年打仗年年升,等别人都被打死了,你还活着,你就成功了。这实在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此种创业途径技术含量极高,且需要本人运气特好,既是勇将又是福将,这样你才能熬出来,普通人还真没这种命。而更残酷的一点在于,即使你挺过来了,你也不一定有条件品尝自己的胜利果实。就拿刚刚提到过的秦琼来讲,他在大业年间出道,由一个新兵蛋子做起,先后在来护儿、张须陀、裴仁基帐下效力,打了若干年、若干仗,“勇气闻于远近”了,才混得了一个正六品尉官待遇(建节尉)。之后大海寺一战惨败,之前奋斗基本白干,于是改换新东家,又先后跟了李密、王世充、李世民,紧接着又是若干年、若干仗、若干次玩命,这才封了上柱国、翼国公享受了一品待遇。接下来赶上了政府领导班子大变动,玄武门之变好歹参与了一把,武德九年(626年)这才因功拜左武卫大将军,食实封七百户,算是修成正果。
秦琼秦二哥艰苦奋斗数十载,走到了这一步实在是不容易啊!但功成名就之日亦是猛人报废之时。
自打武德年后,秦琼算是基本废掉了,他直到贞观十二年(638年)去世,整个晚年几乎都是在病痛中度过的。其个人总结多病原因云:吾少长戎马间,历二百余战,数重创,出血且数斛,安得不病乎?
让人读后不禁凄然。
相较而言,马周的出人头地大概是唯一的例外,他是真正的草根出身,关系没有,后裔也不是,且没有参军意向,估计也不能打,甚至在家乡不出名,出来后也不出名,每到一个新岗位工作都被上级欺负,折腾得要死要活,最终流落帝都寄人篱下。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看起来比路人还要路人的人却一朝之内平步青云当到了宰相,还得到了两位著名国家领导人跨世纪的共同认可,对此,我只能说,这是个奇迹啊!
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马周出生在博州茌平(今山东省茌平县)的一个贫困家庭。当年虽说隋朝已经建立,但各地并不安生,所以老百姓们为了生存四处奔走,日子过得很是辛苦,而他马周则更苦,因为这位兄弟要论阶级成分是绝对的赤贫,更惨的是,他自幼父母双亡,孤苦伶仃,基本上是靠乡亲邻里接济,吃百家饭长大的。
但难能可贵的是,马周家里虽然穷得叮当响,可此人却生性酷爱读书,且极其好学,可是逢书必看、无书不读。特别是对于《诗经》《春秋》这两部极其耗费脑力的儒家经典巨作,马周居然在没有接受正规教育的情况下,完成了自主学习,还达到了熟练掌握的程度。
一般说来,像马周这种一路读圣贤之书出来的书生少年,表现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温文尔雅、循规蹈矩,特讲礼数,特别谦逊;另一种是狂放不羁、恃才傲物,怎么彰显个性怎么来,好像整个地球村就他最不同。不幸的是,马周属于后面的那一种读书人。
正是由于举止豪放,成年后的马周在乡里并不招人待见,大家都觉得此人不事生产,性格很古怪,于是总有意无意地疏远他,可马周并不以为意,在他看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既然此地不被人理解,那就索性出去闯荡一番,寻找那些能够理解自己、欣赏自己才能的人。
就这样,马周离开了家乡茌平县城,进入了博州城,凭借着自己扎实的史学、经学功底被保举为博州助教,随即很快得到了州里领导(博州刺史)达奚恕的关注——因为整日饮酒,不好好上课。很快,马周被州里接连通报批评,还记了处分,达奚大人为此又特意放出话来:不想干,就走人。
按理说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为保住饭碗,应该会低头认错,洗心革面,然后重新作怪,至少中间要消停个四五六天,但马周偏不。被刺史大人骂完后,人家连辞职报告都没送,直接撂下教鞭走人了,美其名曰挂职游学,把达奚恕气得半死。
不过要说关注马周的人中没有注意到这位狂生不羁外表下的才华的,那也是不正确的。有一位叫赵仁本的兄台就对马周很是欣赏,所以他找到马周告诉对方自己愿意提供一笔钱以资助他入关游学。
事实证明,就是赵仁本的这一决定彻底改变了马周的命运,因为马周将在汴州遇到那个影响自己终生的关键人物。当然了,在马周心中,这人绝对不是啥好货。
影响了马周人生的关键人物叫崔贤,至于他影响马周人生的方式则比较简单:他羞辱了马周。具体是怎么羞辱的,史书上没写,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次羞辱对马周的刺激极大,以至于马周头也不回就直奔首都的方向而去(为浚仪令崔贤所辱,遂感激西游长安)。
要说首都就是首都,首善之区,果然大不一样,哪怕是远郊区县也是如此。在这里,马周第一次露面就得到了众人的称奇与关注,只不过方式方法上有些……
事情是这样子的。马周来到距离长安不远的新丰镇的时候,曾在一家旅馆落脚休息,店主人见这是个普通书生装扮的人就没急着接待,而是先招呼那些过往的商贩(有钱,打赏多),但就在此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了一声让他们瞠目结舌的招呼:主人家,给我打上一斗八升的酒来!
唐代一斗八升酒换算成今天的量,约为两公斤。
所以马周此话一出,原本熙熙攘攘的现场当即鸦雀无声,大家纷纷以不可思议的目光瞧向这个看似弱不禁风的读书人。
寻死的方式有很多种,年轻人,你就不要糟践粮食了好不?
在众人或怀疑或看笑话的眼光下,马周开始独酌(貌似还没有下酒菜)。
一杯、两杯,大家表情各异地看着。
十杯、二十杯,四周已然鸦雀无声。
一百杯、两百杯,所有人目瞪口呆。
喝完了,马周摸了摸鼓鼓的肚子,示意店主收走酒具,结账。
算账时头脑清晰,告辞时彬彬有礼。
在短暂的沉寂后,围观的客人突然发出了震天的欢呼声,他们佩服眼前的这个奇人。没有人能想到,这个看似弱不禁风、貌不惊人的青年书生竟然如此海量。
马周就这么在众人的注目礼下扬长而去,似乎之前就没有过豪饮的事儿。
不久,马周终于来到了伟大的首都长安城,在这里,他立志要实现自己的理想,以自己的才能帮助这个国家解决一些正在面临的重点难题。
不过,在此之前,马周有必要先解决一个自己正在面临的重点难题:在京的食宿问题。
要知道,帝都的物价从古至今都是比较高的,而马周在京一没正当工作,二没故友至交,荷包里的那点钱也就够一趟京城即日游的,打持久战根本耗不起。这可如何是好?
思来想去,只有一条路了:给京中官员们做门客。
高官显贵食养门客,这大致也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的老传统,但凡混得好的大人,必定会有这样的举动,如战国著名的“四公子”、秦初的吕不韦,都是这一风尚的引领者兼代言人。
礼贤下士、乐善好施,这大概就是身居高位的人们最期待的名声吧。所以虽说百家争鸣的辉煌已经过去,招来的门客难免良莠不齐,可养门客的传统却一直得到了传承(其后向招收幕僚演化),甚至可以说同整个封建社会相始终。唐初自然也不例外,长安的中高级官员们蓄养门客的规模虽远不及春秋战国,但每一家至少有一两个。特别是军中武将们,由于早期忽视了文化学习的重要性,后来发达了又忙于各种军中、朝中事务,抽不出时间充电,未免同文臣打交道时为人所鄙视,或者在应付骂人不带脏字的言官时吃亏,大伙儿只好在家中请上几位先生,以备不时之需。
下定决心之后,马周就这样以门客的身份开始了自己的京漂生涯,至于他如何与常何搭上关系的,实在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常何对这个门客比较满意。而在某些时刻,马周也是懂得低下高傲的头的。
凭着一封奏疏,马周实现了自己人生的大逆转,在学习诸葛亮前辈的矜持,三次婉言谢绝皇帝的召见后,他随着第四位皇帝特使进入了帝国的宫廷,见到了那高高在上的李世民。
接下来的事情顺理成章,草根书生与帝国君主进行了亲切而深入的交流,并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交换了意见。
谈话结束后,李世民极为满意,提出希望马周能在一个适当的时候到门下省去上班。
马周愉快地接受了皇帝的邀请,表示自己需要先跟雇主打声招呼再说。李世民这才想起,把老常给忘了。于是皇帝当即下令以推荐贤才有功的名义赏赐中郎将常何帛三百匹。
解约、跳槽的工序就此补办完成。马周的能力终于得到了肯定。
正如历史屡次告诉我们的一样,你永远不需要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只需要得到那个必要的人的认可,那就够了。因为很多时候某些人的价值不是由卖方决定的,而是由极少数买方决定的。
不得不承认,由于出身草根,长期忍受贫穷的生活且受到压抑,马周发达后的某些举动是很有问题的。比如,刚当御史时马周每到下面巡视都要向地方政府索取鸡吃,因为当时国家有规定禁止地方接待铺张浪费,且特别点明了禁止御史吃肉,于是有人就把马御史要鸡吃、打擦边球的事给捅到了皇帝那里。没想到,李世民不以为意,还公然替马周辩护:“我是担心州县浪费,下令禁止御史吃肉,但吃鸡没有关系啊!”
后来马周看上了一套值二百万的房,没钱买,居然主动找李世民报销,而更令人震惊的是,李世民不但大笔一挥给报了,还顺便赏赐了马周许多奴婢和家具等用品!
李世民对马周好得简直令人发指。
众所周知,历经战火熏陶的李世民是个比较严肃的人,平时在朝中威风八面,除了魏征等几个顶级刺儿头,基本无人敢惹,可那马周自从来了之后,似乎就真不把自己当外人,不拿皇帝当干部,见鸡要鸡吃,买房要报销。照这么个节奏来,估计李世民就快成马周的自动提款机了。
出人意料的是,对于马周的要这要那,李世民似乎从不介意,不但不介意,而且还强力支持。
大家都很不理解,就那么二十余条整改建议而已,至于吗?他马周虽自比傅说、吕望(姜子牙),但到底不是人家先贤,他真能做到面面俱到、奇谋百出吗?
真能。
贞观六年(632年),李世民想去九成宫避暑,马周出来说,九成宫距京城有三百余里,太上皇(李渊)要是思念陛下,陛下怎能立即赶回来?再者说了,陛下此行是为避暑,可太上皇尚留在热处,这样好吗?但是考虑到陛下诏书已下,不容更改,您看可否再发一道诏旨,让天下人知道您会很快回来,以解除大家的误解。
一语惊醒梦中人。
要知道,自从李世民开放言论自由后,他收到的建议很多,有讨论法治建设的,有关乎百姓生活的,有事关廉政反腐的,只有一种题材始终无人涉及——协调他家父子关系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深水区,浪大礁多,搞不好就会翻船,比老虎的屁股难摸得多,而且无数事实已经证明,李世民绝对要比老虎恐怖得多。所以即便是长期冲在诤谏第一线的魏征也绝口不提及此事。也就是说,在马周这封奏疏横空出世前,这一领域一直以来都是空白。
现在马周不揣冒昧地跳了出来,填补了这块空白,不是因为他够傻,而是因为他够精,还精到了极点。
前面说过,李世民夺位在当时是披着合法的外衣的,坊间虽说有小道消息指称李世民是杀兄逼父,但信的人并不多,所以李世民和李渊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市井小民茶余饭后关注的八卦焦点。无论怎么说,李世民想要堵住别人的嘴,如果不厚待退休了的老爹,那是很不明智的,可李世民显然有很长一段时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竟然冷落了李渊,因而加重了民间的议论与猜疑。如今来自基层的马周委婉地为李世民敲响了警钟:您的牌坊要倒了!
那怎么修缮一下呢?没等李世民发问,他就在马周的上疏中找到了答案。
“太安宫在宫城之西,殿宇狭小,希望陛下能够下令整修此处,扩大规模,这样朝廷内外就不会有人再说什么了(宜增修高大,以称中外之望)。”
“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应当早晚关注一下太上皇的用饭情况,如此陛下的孝行必将感动天下,为万民传颂。”
马周实在是了不起啊!他早就摸透了李世民的心理,也看透了遮羞布下权力斗争的真相,他知道李世民与老爹始终心存隔阂,但更知道李世民若想达成他千古明君的愿望,这是不得不直面的难关。于是他看准时机,以义正词严却又不乏委婉动听的笔触点拨了李世民,告诉皇帝如此办事的不妥之处,并利用自己的遭遇(幼年失怙)来唤起李世民内心深处沉睡的亲情,真可谓惨淡经营,用心良苦。
同样精于世故的李世民自然一点即透,他立马醒悟过来,下令改善太上皇的居住条件,并屡次过问太上皇的健康情况,还不时抽出时间前往探望,在李世民的主动出击下,原本僵冷的父子关系开始慢慢解冻,民间对于李世民的质疑由此大大减少,好评则与日俱增。
有效解决了第一家庭纠葛多年的家务事后,马周把目光投向了社会领域。
当时像首都长安这样的大城市,为保证治安,除每年正月十五上元节的那几天,城中早晚的活动时间都是有严格限制的,可不能到了深夜还在长安城的主要街道上闲逛,否则会被当作危险分子抓起来的,且无论是官是民,先抽一顿没商量。所以每逢清晨朝阳初现和傍晚日落之时都会有专人来往传呼,告知大家可以出门办事或应该回家休息了,不要犯了夜禁。不过这样做,一是费嗓子,二是耽误事,个把耳朵不好使、行动迟缓的常会被当作盲流被误捕入狱,搞得抓人的和被抓的彼此都很麻烦。有鉴于此,马周提出在京城的街道上设置警夜鼓(俗称冬冬鼓),一到时间,击鼓为号(一般是五波八百下),听到鼓响,大家就赶紧往家跑,等鼓声停了,还在街上晃荡的才由执法者上前依律查处。至此,困扰群众多时的夜禁报时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城市安保人员的工作负担也有所减轻,可以说是一举两便。
除此以外,马周在其他细节规定上也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意见。比如,那个时候的官员的官服不是黄的就是紫的,两个并不熟悉的官员互相见了面,要先自我介绍后才能分辨出各自职务的大小,这在平常状况下还好,但遇到急事时往往会造成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于是马周提出按官员的品级不同发给不同颜色的官服,三品的还穿紫色,四、五品的红色,六、七品的绿色,八、九品的青色,级别高低一目了然。又如,以前的城门因人员来往频繁,有要进城的,还有要出城的,往往会形成人潮的“对流”,导致拥堵,经马周建议后,一律统一规定为左门进,右门出,进进出出自此通畅。至于宿卫大小番直、截驿马尾、飞驿警报等制度也在马周的参与下得到了规范完善,并对后世产生了极为积极深远的影响。
事实证明,马周虽狂,但的确是有狂的资本,而李世民果然没看错人,更没做亏本生意。在马周的督促和帮助下,这个帝国越来越有大国的样子了。可是,随着国家的发展日益步入正轨,李世民逐渐发现这个新政权下的国家遗留的问题也着实不少,它们正在随着自己的一路前行而慢慢展现在自己的眼前。
李世民登基时虽然不过二十余岁,但说起阅历,他实在比四十多岁的人还丰富。他看过沙场上的刀光剑影,也见过朝堂的明枪暗箭,坐过金銮大殿的龙椅宝座,也踏过荒山破庙的枯枝野草。至于人嘛,更是见识得多了,什么文人、武人、猛人、神人、怪人、奇人,一应俱全,但说句实在话,他就是看不明白那个人,那个叫李神通的人。
想当初同李建成做斗争那会儿,宗室诸王们大都站在太子那边,怎么拉也不过来,而李神通没怎么拉自己就过来了。这倒不是李神通的政治眼光过人,认定李世民会最终取胜,而是自那次争田事件后,李神通就被李渊认定了是李世民的人,实在是混不下去了。因而被逼无奈之下,李神通只好真的站到了李世民的那一边,却没承想,运气爆好,押中了宝。所以在武德九年(626年)十一月李世民针对宗室实施的那次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中,李神通和他的弟弟成了硕果仅存的几个未被降级为郡公的王爷。
按理说,这一形势下,稍微正常点的就应该像李孝恭那样夹起尾巴做王爷,除了吃喝玩乐外,对政事不闻不问,但李神通显然缺乏这个觉悟,不但不在家里好好待着,还四处乱晃,常常以功臣自居。有一次,李世民出面评定各位功臣的爵位和采邑的等级,让陈叔达在殿上唱名公示,等宣布完了,为表现得有些帝王风度,李世民特意说了这么一句话:“朕评定各位爱卿的功劳未必适当,诸位如果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尽管当面提!”
李神通哪里知道,皇帝是跟大家客气而已,他当场就出列了:“当年臣在关西起兵最先响应义旗,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不过是刀笔吏,却功居臣上,臣心中实在难服!”
李世民当即火冒三丈,别人跳出来反对还情有可原,老叔你那两下子我都不稀得说你,居然还觍着脸来邀功!那就不好意思了。
“义旗初起,叔父虽是首先举兵响应的,但据我了解那也是为了避祸自救吧?
“窦建德横扫关东之时,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纠集残部反叛之日,叔父望风逃奔;这些难道不是事实吗?
“房玄龄等人实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之功,论功行赏,本就应位列叔父之前。叔父是国家至亲,朕也并不吝惜财物,只是不可因私恩而滥赏啊!”
“啪啪啪”打脸结束。李神通彻底消停了,剩下几个原不想消停的武将也消停了。
“陛下大公无私,虽对淮安王亦无所偏私,我们又怎敢不各安其分。”
谁说李神通一无长物,是饭桶,什么用没有?从这件事情上看,李神通也是有点用处的,这次友情出演儆猴之鸡的角色,真是立竿见影,功德无量!
安抚完自己这边的功臣,李世民即着手清理老爹李渊留在朝中的旧臣。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李渊的铁哥们儿——裴寂。
历史多次告诉我们,没了后台的宠臣顺理成章地和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空剩一身臭皮囊,可以扔进垃圾箱了。
然而,李世民不愧为一个早熟的政治家,他在李渊退位后,并没有立刻出手处理裴寂,不是因为没能力,而是考虑到了如下两点:第一,做新皇帝的刚刚上场,总要有前朝老臣摆在朝中凑个数;更重要的是第二点,裴寂作为武德年间的头号大臣,太上皇的面子必须得给。事实证明,裴寂加李渊,两个人的面子在李世民那里值三年半。
贞观三年(629年),裴寂因事涉妖僧法雅妖言惑众一案,被免去了一切职务,打发回家,所得封邑也因此被削去了一半,虽说没被请客喝饮料约谈,但裴寂明白,好日子已经到头了。面对这一明显的政治迫害,裴寂深知多说无益,于是沮丧之余,他只提出了一个要求。
裴寂表示因为自己年老力衰,不堪远行,所以希望能够留在京城的家中,就不要回老家了。
李世民想了一下,给出了他的回答:
“你的功劳本就称不上你的地位,天下尽知你不过是凭着太上皇的恩典才功居第一的,而武德年间朝纲紊乱不堪,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你在。如今让你回乡去扫扫墓,你有什么可推辞的呢?”
从李世民的这番话中,我看到了愤怒,许多人的愤怒——刘文静、姜宝谊和虞、秦二州的百姓,以及那些长年屈居裴寂之下的文官武将,还有那个曾一度孤立无援的秦王李二郎。
裴寂黯然归去,踏上了漫漫的返乡长路。其实他大可不必那么着急,因为不久他就会回来的。
说到底,裴寂还是高估了李世民的道德水平,他忘记了李世民的一贯风格是斩草除根,不将敌人轰成渣,那是绝对不罢休的,于是裴寂很快中了第二枪。
返乡不久,有一个来自汾阴的男子找到了裴寂家的家仆,说了这么五个字:“裴公有天分”。
所谓裴公有天分,不是裴寂在某一领域有潜力,它的正确解释是:裴寂有做天子的福分。
这要是赶上别人估计还有可能窃喜一番,可惜的是,这个人是裴寂。
裴寂真要崩溃了,这都什么时候了,开这种要命的玩笑,是嫌老夫活得太长吗?!退一万步讲,快奔六十的人了,即使真的如此,这皇帝还能干几年?于是,惊慌之下,裴寂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派家仆去暗杀那个来历不明的汾阴人。紧接着,一连串超出裴寂预料的事发生了。那个家仆居然私自放走了那个男子,然后私自把奉命从裴寂封邑收取的几百万铜钱全部花光,再然后他跑去告发了裴寂的所作所为。就这样,裴寂惹怒了皇帝,先被下令流放到当时还颇为荒凉的交州(今越南),后被改判为流放静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昭平县)。
起初裴寂本以为有贵人出手,暗中帮了自己一把,可到了静州地方一看才发现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之所以被改放到这里,是因为这里的山羌部落在闹事,且闹得比较凶,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得知有个叫裴寂的朝廷前高官被送到这里,有意劫持他作为反军的名义首领。
明白了。但裴寂却不打算死得不明不白。于是裴老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率领家童奋力破贼。
裴寂的这一举动打动了远在长安的李世民,他决意原谅裴寂,并把裴寂召回朝中,然而同山羌的作战已经消耗了这位六十岁老人最后的生命力,裴寂最终死在了流放之地。
荣华富贵,恩宠荣辱,不过尘土。再见了,我的朋友!又要再见了,我的朋友。
裴寂的落马在朝中大臣们看来毫无悬念,也就是个时间问题,所以得到消息时大家并不吃惊,至少没有得知萧瑀落马的消息时那样吃惊。
萧瑀我们前面曾介绍过,此人乃梁朝皇族后裔,同李渊的关系极好,武德年间在朝中所受礼遇可直逼裴寂,深受倚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本人是秦王党的地下党员,在玄武门之变最终的逼宫环节中起了关键的劝解作用,可以说是为李世民的成功夺位扫清了道路。所以无论怎么看,这位背景硬、人脉广、功绩高的萧瑀都没有被废的理由,但他还是被废了,因为他有个同事叫封德彝。
武德九年(626年),李世民即位时,尚书省的尚书令的职务被荣誉性空置,所以尚书省实质上的最高长官是两位仆射,此时担任尚书左仆射的是萧瑀,而担任尚书右仆射的正是封德彝。
封德彝这个人,史书上的评价大多是八个字:貌忠实奸,深不可测。
本人完全同意以上评语,却也要补充一点:封德彝不可预测的是奸的程度,而绝非是否奸。因为即便是萧瑀那样直性子的人都能发现封德彝是个奸人。
据说,封德彝为人奸险集中表现在每次他同萧瑀议定好公事准备上报时,到了李世民那里,封德彝往往会临时变卦,一改前言,甚至全盘推翻萧瑀奏闻的一切意见,搞得萧大人在皇帝面前跟傻子一样,十分被动。
时间长了,萧瑀不爽了,明明说好的事,你却总是临阵倒戈、出尔反尔,真想拿我当傻子耍吗?!
对此封德彝则不以为然,明明一眼就能看出皇帝不甚满意,你还死守成议,不知变通,不是傻子是什么?
理念不同,性格不合,如果是夫妻的话,还好说,可以选择和平分手,协议离婚,但如果是从政的,最终只有一个选择——你死我活。
于是,武德年间几位老牌政治家的斗争就此开始。
出人意料的是,最先向对方发起攻击的居然不是狡猾奸诈的封德彝,而是一向被认为直率本分的萧瑀。
估计是一直以来总被封德彝阴,萧瑀的怒火已经被彻底点燃了,所以暴怒关头,这位萧瑀兄再也不顾及啥贵族风度,直接撸袖子上阵,写下了一封饱含杀气、言辞激烈的奏疏来揭露封德彝的阳奉阴违、首鼠两端。
李世民顺利地接到了萧瑀这封弹劾封德彝的奏疏,并仔细地读了一遍,随即,皇帝下达了他的处理意见:萧瑀妄议朝政,诽谤重臣,今着免去一应官职!
萧瑀得到这一结果,差点晕了过去。
到底是为什么呢?萧瑀想破了脑袋也没搞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参劾不但没搞倒封德彝,反而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他触及了李世民心底的两大忌讳。
萧瑀并不知道,作为新皇帝,李世民第一忌讳的是前朝重臣对自己的决策指手画脚,第二忌讳的则是老一辈的大臣同自己带上来的新人不能实现和谐团结。
在之前的工作中,萧瑀的强硬态度已经隐隐违反了做臣子的规制,侵犯了李世民的权威。而这一次,萧瑀千不该万不该在弹劾封德彝的同时,扯上了同封大人关系很好的房玄龄、杜如晦一起骂,还骂得很难听。
皇帝得罪了,皇帝的心腹也得罪了。啥也别说了,下课吧。
纵横政坛几十年,连李渊都要礼让三分的萧瑀就这样“光荣”被辞。
但毕竟萧瑀是为秦王党工作多年的老哥们儿了,湖边的那句话还是没白说的,更何况他是李世民的表姑夫,血浓于水。所以在赶走了萧瑀之后,李世民便感到了一种愧疚,于是他很快下令返聘在家歇业的萧瑀,先让他回朝上班出任太子少师,不久又让他官复原职再次担任尚书左仆射。
回归之后,萧瑀好歹是长了点记性,没有再同封德彝、房玄龄等人公开对峙。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也不用再对峙,因为贞观元年这会儿,老狐狸封德彝已经病倒在工作岗位上,且不久就病重不治,不幸身亡了。对于一个将死(后来是已死)之人,还要怎么整治呢?就这样吧。
封德彝彻底退出了斗争舞台,而新来的房玄龄、杜如晦尚处于新手上台,请多关照的状态,不便多有动作,所以一时间萧瑀俨然成了朝中资历最深且能量最大的大臣,几乎难逢敌手。但以他老人家的气性,要这么平平安安地混下去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萧瑀很快就找到了一个能与之匹敌的新对手,重新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斗争中,而那个被萧瑀锁定为对手的人的确来头也不小,他的名字叫陈叔达。
陈叔达,字子聪,吴兴(今浙江省长兴县)人。论家世出身,萧瑀是梁朝皇族,金枝玉叶。陈叔达也不差,甚至可以说是更强,因为他是陈宣帝陈顼的第十六子,著名的陈后主陈叔宝的弟弟,爵封义阳王。而如果大家对高中历史还有印象的话,应该还记得,灭掉梁朝的正是陈。论相貌才学,萧瑀是温文尔雅,颇具贵族气质,陈叔达则是容止出众,颇有才学,据载他十余岁时便能即兴赋诗、下笔成文,虽然称不上不世出的文学天才,但水平还不错,他有首《自君出之矣》曾传诵一时。论资历功绩,两个人都是李渊入主长安前后来归附的,且均为秦王党秘密成员,都参与了湖边逼宫,情况大抵相当。不过据陈叔达在两唐书中的本人传记反映,陈叔达曾在玄武门之变前出面为李世民说情,打消了李渊进一步惩治李世民的想法,如果该记录无误,那么陈叔达的层次又比萧瑀稍稍高出了一头。
能与自己并驾齐驱的人是最讨厌的了。萧瑀连刚出道的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小辈新人都容不得,对于陈叔达这么个存在自然更加厌恶。于是趁着一次朝堂议事的机会,萧瑀找了个由头将矛头对准陈叔达,发起了言语进攻。没承想,陈叔达也不是吃素的,立即据理力争,防守反击,很快,辩论演化成了争吵,双方的愤怒指数开始急剧飙升,就在斗殴一触即发之时,皇帝抢先发难了。
“尚书左仆射萧瑀,坐御前不恭,免官!”
“光禄大夫陈叔达,同罪,免官!”
跟我这儿闹,不拍平了你们!
应该说,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因为这两个人都是李世民的亲信,陈叔达很有能力,明辨是非,办事极有条理(史称:叔达明辩,善容止,每有敷奏,搢绅莫不属目);而萧瑀虽说心眼小了点,可敢说话,是谏臣的主力之一,朝中的武德旧臣基本以这两位为代表。但这一次李世民竟然一下把两个人都裁掉了,不得不承认李世民对于这帮老家伙的忍耐已经到达了极限。
留着你们是让你们办事的,而不是闹事,既然毫无觉悟,还整天互相看不顺眼,斗来斗去,那就全滚蛋,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想当官的人有的是,家里蹲去吧,让朕清净点!
萧瑀和陈叔达走了,虽说几年后李世民追念旧功,又先后召回了二人,不过那时他们的时代早已结束。
被赶出了中枢决策圈的萧瑀、陈叔达等武德朝旧臣看似是不幸的,但事实上他们很幸运,因为他们亲手点燃了贞观朝斗争的战火,却没有落得引火烧身的下场,实在是得到先祖保佑了。接下来,朝廷的斗争才要真正稳步进入一种高水准的态势,届时无数官员将落马,无数人头将落地,而其间的权谋诡计、斗智斗勇将完全不是萧瑀们所能理解的。不能不说,走得真是及时啊!
在李世民看来,相对于镇守地方的不法武将们,闹事的中央文官其实是很可爱的,因为对于后者,李世民动动嘴就能解决,而对付前者,往往只能用刀了。
最先倒在李世民刀下的是他的堂叔——凉州都督、长乐郡王李幼良。这位李皇叔是赫赫有名的镇边大将,曾在抵御突厥入侵时立有大功,但是此人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头脑容易发热。
一次,他捉拿到了一个偷自己马的盗马贼,脾气一上来,竟然连个招呼都不打,当场就把犯罪嫌疑人给砍了,刀挥下去的时候,那哥们儿还在痛哭流涕告饶,信誓旦旦要坦白。
事情很快被相关部门反映到了当时的皇帝李渊处,李渊闻知当即大怒,他严词斥责了李幼良的擅杀行为。而为示以惩戒,他特意诏令礼部尚书李纲召集宗室诸王在朝堂上会合,当众杖责李幼良一百下,然后才下令放人。
但后续的事情发展证明,“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话是极具真理性的。事后李幼良在凉州都督任上虽未再随意杀人,却一点也不安生,除了打仗外就是成天带着一帮不良青年在城中闲逛,四处惹是生非,就这样折腾到李世民继位了。李幼良被折腾的时候到了。
有人向朝廷告发李幼良暗养死士,勾结境外势力,图谋不轨。这罪名可大了,所以此案一经立案,李世民立即予以高度的关注,一边下令宇文士及空降凉州接替李幼良的职务,一边准备将李幼良召入朝中了解案情真相。
其实平心而论,李幼良顶上这个罪名是很冤枉的。虽说他手下是有一帮流氓地痞在,但顶多就是个打手水平,平时欺男霸女还可以,要指望着这些人替李幼良攻城略地,太阳得从南边出来才可以。不过事实证明这帮人也不可以被低估,他们虽然不具备办大事的能力,却具备闹大事情的能力。
宇文士及人才到凉州,刚亮出绳子,也没说要办李幼良,李幼良身边的马仔就急了,谋划着劫持李幼良本人走小道到京城上访自辩,或者干脆带着李皇叔北投突厥(当时还存在),又或者干掉宇文士及占据河西自立。但还没等这伙人商量出个所以然来,宇文士及其兵就冲了进来,将密谋者一网打尽。而这些马仔的这一手也直接坑苦了做大哥的,李幼良本来可以不用死的,这么一搞一下子死定了。贞观元年(627年)四月,长乐郡王李幼良被李世民下令赐死,党羽享受同等待遇。脑袋热了一辈子的李幼良这回终于冷了,彻底冷了。
李幼良伏法后不过半年,很快就有后继者跟上,这位后继者还是我们的一个熟人——王君廓。
自从阴死了上级李瑗后,王君廓的日子过得很是舒坦,首先他继承了李瑗幽州都督的位子,其次他又得到了李瑗的家里人做下人使唤,最后他还获得了李瑗梦寐以求的左领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食邑一千三百户的优厚待遇,堪称超级大赢家。然而所谓报应,有时候似乎还真不好说没有,就在王君廓乐享生活时,他等来了那个送他上路的人——李玄道。
李玄道是朝廷新委派的幽州长史,换句话说,他是王君廓的下级。不过这个下级来头有点不一般,他有个舅舅在中央工作,叫房玄龄。
有这么一个后台在,李玄道在执行监督辅佐长官的任务时自然可以放手干,而事实证明,他也的确是这样干的。
王君廓的好日子彻底到头了,自打李玄道上任以来,原本为所欲为、畅行无阻的王都督经常会挨李玄道的批,时间久了,王君廓的人已经有些疑神疑鬼,举止失常。于是,他终于迎来了那一天,并犯下了那个致命的错误。
贞观元年(627年)九月,王君廓奉诏入朝汇报工作。临行前,长史李玄道找到了他,托他给自己的舅舅房玄龄捎去一封信。王君廓没有多问,他接过信,就上路了。
到了路上的渭南驿站,王君廓拿出了信动手打开来看,因为他怀疑李玄道在信中告发自己在幽州的不法行为,此次是要借自己入京之机,让自己来个自投罗网。然而令王君廓哭笑不得的事情发生了。
王君廓顺利地拿出了信,顺利地打开通读了全文,但他却没能搞清楚李玄道到底在信中说了什么。这倒不是其中有什么密码暗语,而是他发现李玄道写信时用的是一种特殊的字体——草书。
王君廓这种山中强盗出身的粗人,能认得个把字本来已经算是很了不起了,像草书这种艺术性与个性兼具的字体,那真的是无能为力:它认得自己,自己不认得它。
一个大活人就这样被一篇认不出的字逼疯了。
王君廓中邪般杀死了驿站的工作人员,随即上马向突厥境内狂奔,然后他遇到了传说中的叛将终结者——野人,被终结,结束了自己荣耀与罪恶并存的一生。
对这个人,我已无话可说。
王君廓谋叛而死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京城,不过李世民却没有过度关注,因为他有更在乎的事情:此时在帝国的南部边境,一场战争正在发酵中。而在李世民看来,岭南地区那个叫冯盎的土财主(酋长)比王君廓的破坏性更大。
作为天下第一号大地主,历朝历代的皇帝从来不喜欢土豪,从来都不,李世民自然也不例外。但现实是残酷的,生活是现实的,虽说身为执掌生杀大权的皇帝,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打土豪。这里面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正如《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告诉刘备不能杀曹操那样,杀了对方,他掌控下的地方会乱得很彻底,再打理起来重建秩序将很麻烦。说到底,这是个关联成本效率的问题。所以大多数情况下,朝廷对西南边陲和岭南一带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采取的都是,利用当地土豪家族(地方实力派)来管理当地事务的羁縻政策。
在唐初,岭南地区的最大土豪就是这次闹事的冯盎所在的冯家。
据相关史料反映,冯家是十六国时期北燕皇族后裔,北燕被灭国时其祖先南下投奔当时的刘宋,自此留居南朝为官。到冯盎曾祖父冯融这一辈,由于被派往俚、獠等少数民族占优势的高凉地区为官,因而开始主动同当地俚人大首领联姻,为儿子冯宝(冯盎的爷爷)娶了冼家的姑娘过门,也就是后来的冼夫人。
当时的冯宝少年得志、风流倜傥,年纪轻轻已经是高凉太守,但他老婆的家世更为厉害,家族世代为地方首领。这个厉害就厉害在“世代”这两个字上,别人家“世代”一般也就是几十年的历史,而冼家的“世代”可不一般,几十年不过是个零头,一百年才是基数!
据说她家从秦末汉初起就在当地小有势力,后来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大段乱世经历下来,趁着中原打得天昏地暗无暇顾及的机会,慢慢发展壮大了起来,到了杨坚统一南方的时候,冼家已经成为南越各部族的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而冼夫人由于自幼聪慧,多谋善断,更是被地方各郡共奉为“圣母”,堪称岭南的无冕女王。
此时,冯宝已经去世,陈朝刚刚灭亡,各部唯冼家马首是瞻,只要冼夫人点个头,不再打冯氏的旗号,学习赵佗好榜样,再建个南越国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冼夫人没有这样做,她力排众议,带着几个年幼的孙子(其子冯仆在此期间去世)宣布服从隋朝中央政府的领导,并主动迎接隋将韦洸接管了岭南,促成了国家的统一。
冼夫人的这一举动导致了以下几个重要的结果:第一,往过了说,结束了中国历时三百余年的大分裂局面,帮助隋朝实现了统一;第二,实质上完成岭南第一豪族头衔由冼家向冯家的过渡,使冯家接过了母系一族的主要政治遗产,变成了新的南越首领;第三,冼家(后来是冯家)同隋朝皇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隋朝在地方最忠诚、最强力的支持者。
基于以上几点,冼夫人挑选出的新当家冯盎在岭南一带极有威望,且对隋朝感情极深,所以虽说早在武德五年(622年)就接受了李靖的檄文表示愿意率部归顺唐朝,但同长安方面却始终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这种不自立也不入朝的态度,搞得朝廷一直很被动,要出兵没有充足的理由,要安抚,人家又没有互动的态度。就这样,事情就一直僵持着,直到李世民上台。
贞观元年(627年),冯盎和当地的另一土豪谈殿因地盘问题突然大打出手,出于某些未知的原因,邻近的各州地方政府几乎口径一致,奏称冯盎起兵谋反。
事情闹大了,冯盎之前的拒不入朝本就被视为对中央政府的严重挑衅,如今又真刀真枪地打了起来,且被一堆人揭发举报,倘若再不出兵收拾,朝廷的面子往哪儿搁?于是检举信件一到,文臣武将个个摩拳擦掌,打算派兵岭南去收拾这帮不上道的野蛮人。皇帝初来乍到就遇上这么个事,为保证不丢面子,自然也顺应众官呼声,力主出兵。
领导拍板,舆论支持,战火即将点燃。然而这个时候,魏征站了出来,对李世民说:“冯盎谋反证据不足,尚不宜兴师动众。”
李世民听到这句话时,差点直接传御医来给魏征看眼病。进京告发冯盎的人络绎不绝,你竟说他谋反证据不足,你是白内障不成?
事实证明,魏征不但没有白内障,反而比普通人看得更清楚。他告诉皇帝,如果冯盎真的有意谋反,他必会分兵把守各处要道,然后攻略邻近州县。但就目前的奏报来看,冯盎的人马并未越境,这就足以证明冯盎没有造反。
不过魏征同时指出冯盎虽说现在尚未谋反,可却处于反叛的边缘。因为各州都宣称他反叛,且朝中又没有派出使者前去安抚,冯盎本人担心被杀必不敢入朝,假如听任事态继续发展下去,或贸然开战,那么冯盎必反。
有鉴于此,魏征提议向冯盎处派出一名使臣,转达朝廷对他的信任,化干戈为玉帛,让某些打算浑水摸鱼的人一边玩去。
李世民认可了魏征的意见,同意罢兵遣使。
当年十月,朝廷特使散骑常侍韦叔谐、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掩持节来到岭南战区,不出魏征所料,在了解了皇帝的态度后,冯盎立刻做出了友好的表示,他特地派遣其子冯智戴跟随使者入朝面圣,澄清事实,并告诉朝廷自己忠于国家,没有异心。
就这样不用大动干戈,不费一兵一卒,在魏征的帮助下,朝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岭南事件,恢复了边境的和平,并获得了冯盎的真心拥戴。
贞观五年(631年),冯盎本人亲赴京城朝见李世民,在长安他得到了皇帝的隆重接待、盛宴款待以及非常丰厚的赏赐。冯盎万没想到,此次迟来的觐见会这么有面子,因而十分感动。
不久,罗、窦诸洞的獠人反叛,李世民诏令冯盎出兵平叛,冯盎二话不说,领着人就上去了,一顿乒乓五四,叛军被击败,冯盎挥军追击,斩首千余级,獠人之乱由此平定。
消息传回京城,李世民大喜,特地派遣冯盎之子冯智戴为使者,一来慰问平叛有功将士,二来回家省亲,当然,大批赏赐是少不了的。冯盎见到了自己的儿子和礼物,更坚定了忠于唐室之心,并将之内化为家训,用来教训自己的子孙。
事实证明,冯盎的家教是卓有成效的,他确实培养出了既忠诚又有能力的下一代来。
其子三十人中,最知名的叫冯智戴,史称“勇而有谋”,官至左武卫将军,追赠洪州都督。
其孙子辈虽说相对差些,但也是若干的将军、都督、刺史,由于人数更多,就不再一一介绍,只说其中一个——冯君衡。
名不见经传的冯君衡之所以值得一提,一是因为他老婆是隋朝名将麦铁杖的曾孙女,二是因为他儿子是影响了后来中国历史的冯元一。当然,这位冯元一还有一个另外的、更广为人知的名字——高力士。
自贞观元年(627年)至贞观四年(630年),李世民南安岭表,北征朔漠,心战、野战双管齐下,百越、突厥纷纷拿下,因此唐朝周边活动的各民族争相向唐朝皇帝进贡。而李世民也来者不拒,恩威并施,给心悦诚服的以胡萝卜,给窥探虚实的以大棒子,可谓“因材施教”,有的放矢。所以贞观四年(630年)的九月十四日,在各族首领、各部酋长一致拥戴下,李世民接受了天可汗的尊号,自此之后,再给北方各族首领下诏时,李世民一律使用了这一新的落款:天可汗。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可汗的这一称号显然让李世民倍感喜悦,但是更显然的事情是,在某些部族看来,天可汗不过是一个虚名而已,没啥实际效用,所以该跪的时候可以跪,该抢的时候必须抢,只有实实在在的利益才是王道。所以面对唐朝奉行的睦邻友好政策,某些邻居是一边露笑脸,要钱,要好处,一边磨爪牙,还抢,还杀人。
这个不大友好的邻居,人称吐谷浑。
所谓吐谷浑,是人称,即对某人的称呼。再说得具体点,它是一个名字——吐谷浑民族国家开创者的名字。
话说西晋年间,天下初乱,一个青年率领着他的部众和马群一路西行,他的名字叫慕容吐谷浑,是鲜卑慕容部落首领慕容涉归的长子,但由于是庶出,加之和刚刚同嫡出的弟弟若洛廆因牧马而发生了矛盾,他便主动率领所部牧民向西迁徙。
据说在离开祖先生息繁衍的辽东故土前,首领慕容吐谷浑曾放言如下:
“我兄弟子孙,并应昌盛,廆当传子及曾孙玄孙,其间可百余年,我乃玄孙间始当显耳。”
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慕容吐谷浑的这一预言实在是准到惊人!
一切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发展着:慕容吐谷浑西去不久,他的弟弟慕容廆夺回了被叔父篡取的部落首领的位子,随即开始四处征战,经过十几年如一日的扩张,终于称霸于辽东。
慕容廆死后,其子慕容皝继任,子承父业,更进一步扩大势力,最终自立为王,国号为燕,史称“前燕”。
其后,慕容皝之子慕容儁(一名慕容俊),接过父祖衣钵,再接再厉,正式称帝,灭冉魏,入主中原,迁都邺城,同江南东晋、关中前秦鼎足而三。
不久,慕容儁死,其子慕容暐继立,因国内政局不稳,亡于前秦。
以慕容廆继任慕容部首领为前燕立国之始,至慕容暐为前秦军队所俘为终,慕容廆一系共计兴盛八十六年。
现在看来,慕容吐谷浑预言的水平已经接近专家级的水准,预言的前半部分基本成为现实,但更神的还在后面。
慕容吐谷浑率部一路西迁,先至阴山,再达陇西,最终在枹罕(今甘肃省临夏市)一带落脚,经过吐谷浑的儿子吐延、孙子叶延、曾孙辟奚的发展壮大,果真到了吐谷浑玄孙视连的那一代,吐谷浑一族开始得到周围政权的关注同重视,被在陇西建国的西秦封为白兰王,开始逐步走向历史的主舞台。
不能不服,慕容吐谷浑的预言不但知彼而且知己,时间间隔超过百年却竟然一一得到了印证,真乃神人也。
慕容视连之后,吐谷浑一直在发展,东晋十六国时期控制了今青海、甘肃大部,南北朝时期兼并邻近氐羌部落,雄于西北,隋朝时虽被杨广灭过一回国,但趁隋末大乱很快又实现了复兴,其坚韧程度堪比大草原上烧不尽的野草。不过更值得称道的应该是吐谷浑当时的首领慕容伏允,他有一项独门绝技——跑路。这不是在开玩笑,跑路的确是个技术活儿,不但反应要快,跑起来不能含糊,还得逃得准,专往敌人的接合部钻,做到一眨眼就没影,这才叫高手。
慕容伏允就是具备这些素质的人,并很早就凸显了相关的天赋。当年吐谷浑闹内乱,他当首领的老哥世伏被乱党乱刀干掉,慕容伏允却顺利跑路,其后由此得福,继承了首领的位子。再之后,大业四年(608年)遇上杨广派出的四路大军的全力围剿,重重包围下,竟然还是逃了出去,可见实在是天赋异禀,非常人所能及。
总而言之,吐谷浑的这位领导人手段灵活,善于取巧,加之应变经验丰富,可算是一位出色的首领。但事后证明,就是这么个特质,这位领导最终把吐谷浑领到了邪道上。
由于刚刚复国成功,考虑到干放牧的老本行实在难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于是吐谷浑十分注重加强同唐朝的交往,时常派使者到唐朝首都长安进贡,而中原王朝又向来讲究厚往薄来,要的很少,给的很多,所以每次吐谷浑使者出行,基本都是稳赚不赔。此外,在吐谷浑的请求下,双方还开了互市,搞大边境贸易的规模,买卖做得是热火朝天。
同样是由于刚刚复国成功,考虑到干放牧的老本行实在难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于是吐谷浑十分注重加强同唐朝的交往,时常派骑兵向唐朝西部州县进攻,而中原王朝又向来讲究强干弱枝,西边兵少,东边兵多,所以每次吐谷浑骑兵出行,基本都是满载而归。此外,在吐谷浑的骚扰下,双方便开始互殴,搞小规模边境战争,边境作战旷日持久。
大唐不是后来的两宋,没有一边挨着打,一边还送着礼的毛病。更何况当政的是千古一帝李世民。既然两面三刀,那咱们就亮亮真刀。
贞观八年(634年)六月,李世民从鄯州刺史李玄运处获知了一个重要情报:吐谷浑人将部落中的良马全部驱赶至青海湖一带放牧,可轻兵掩袭之。
良机已至。
皇帝当机立断,任命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为西海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樊兴为赤水道行军总管,率领唐朝西部边防军以及契苾、党项等部,向吐谷浑发起进攻。
十月二日,唐军段志玄部击败吐谷浑军队,乘胜追击八百多里,一直追到距离青海湖三十里的地方才撤回。
吐谷浑人终于得以喘息,他们赶忙跑到青海湖边,换马再逃。然而没走多久,这些自以为幸运脱逃的吐谷浑人就遇到了段志玄的副将李君羡。原来李君羡奉命率领精锐骑兵从小路穿插包抄,已经在青海湖南的悬水镇等候许久。
没有犹豫,也不需激动,李君羡向对面的吐谷浑人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吐谷浑军再次大败,两万多头牛羊被唐朝军队俘获,损失惨重。
从单纯的军事角度来看,这是一次漂亮的穿插迂回作战,生动地展现了唐军骑兵部队的机动与强大。但在不单纯的慕容伏允看来,这是吐谷浑部的一次奇耻大辱,所以一定要尽快发起报复性反击。于是在段志玄率领唐军退去不久,吐谷浑以唐朝西部重镇凉州为目标,发起了大举进攻。
接到战报,李世民清楚地意识到,吐谷浑已经撕下了小猫的温和伪装,露出了凶猛老虎的真面目。现在,虎大要伤人了。为了免除后患,恢复西部边地的和平,李世民决意以一场真正的战争结束这一切。
不再容忍,不再打压,这一次要一举彻底消灭顽敌,一次性解决问题。
十一月二十一日,即吐谷浑进攻凉州的第二天,李世民下令全军总动员,准备大举讨伐吐谷浑。可是在指挥官人选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李世民犹豫了。皇帝的本意原是以平定突厥的名将李靖为主帅出这趟差的,可是考虑到李靖年纪有些大了(时年六十四),且半个月前刚刚称病辞去了尚书右仆射的职务,担心出意外,因而迟迟没有开口。谁知,李靖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了消息,居然主动来找李世民,请命领兵出征。
看着这位已然满头白发的老将军,李世民考虑了一下,高兴地答应了李靖的请求。
但李靖想不到的是,这次西征吐谷浑将是自己指挥的最后一场大战。
十二月三日,经过近一个月的准备,大唐的战争机器再次启动。
唐军兵分七路,由李靖总统,目标吐谷浑。
这一次,唐军的将领阵容同样堪称豪华,其主要情况如下:
第一军,由西海道行军大总管、主帅李靖亲自统领;
第二军,由积石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侯君集负责统率;
第三军,由鄯善行道军总管、刑部尚书、任城王李道宗统率;
第四军,由且末道行军总管、凉州都督李大亮统率;
第五军,由赤水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李道彦统率;
第六军,由盐泽道行军总管、利州刺史高甑生统率;
第七军为突厥、契苾部众组成的协同作战部队,其中,突厥军队由突厥酋长、左领军将军执失思力率领,契苾部众则由契苾酋长、左领军将军契苾何力率领。
参与这次远征的如李道宗、高甑生、执失思力都是老朋友了,而剩下的侯君集等人之前虽未提及,但看他们的朝中职务你就可以知道,这几位也绝非等闲之辈。
有经验的将领,外加兵分数路的大军,估计瞎子都能看出来,这是要动真格的了。
慕容伏允其人虽然越老越疯狂,但事实上却并不傻,自从决定攻击凉州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唐朝一定会采取相应行动的,因此在李世民集结部队的时候,慕容伏允也没有闲着,他同样在集聚力量。
慕容伏允集聚力量的主要方式叫作招降纳叛。在他的煽动下,原本归附唐朝的党项各部纷纷叛降吐谷浑,贞观九年(635年)三月,更是发生了定居洮州(今甘肃省临潭县)的羌族部众突然叛乱,杀害了洮州刺史孔长秀的事件。幸亏当时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正率军经过此地,发兵击败了预谋叛入吐谷浑的羌人,这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不过相较而言,高甑生遇到的问题其实并不能算是难题,真正的难题在于寻找到敌人吐谷浑的踪迹。
慕容伏允战前应该有做过功课,至少是吸取了突厥败亡的经验教训,所以在派出小股部队同李道宗部在库山一带进行了试探性的交手,被唐军轻易击败后,慕容伏允调整了应对策略,下令烧掉境内野草,轻装遁入戈壁,以避锋芒。
事实证明,慕容伏允的这一计策的确够毒,给进兵的唐军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因为此次出征的唐军主力是骑兵,主要工具是马,现在吐谷浑几把大火把附近的草木都变成了草木灰,唐军的骑兵优势自然就受到了限制,再加上吐谷浑军的主力已经深入沙漠,欲速战而不得,于是各路唐军统帅对于现状大都感到十分焦虑。
作为唐军主帅,李靖自然了解目前形势的严峻,但他更担忧的是另一个问题:这支军队在这一局面下还能坚持多久?
思虑再三,李靖决定召集军中主要将领开个会,听取他们的意见。
不出所料,在会场上大部分将领认为,慕容伏允的除草计划,已经在事实上造成了军中战马的羸弱,如果再让战士们骑着这种状态的战马进入沙漠追击敌人,这无疑过于冒险,更何况说,此行还不一定能遭遇敌人。
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撤退吧,安全第一!
“末将以为不然!”
独唱反调的这位是副统帅侯君集。
在众将诧异的目光中,侯君集继续他的分析:
“我大军已至此地,敌人尚未逃入大漠深处,为今之计,应当拣选精锐,长驱直入,如此出其不意,我军一定能取得大胜;否则,敌人远遁荒漠,依托山险,负隅顽抗,再想清剿就会非常困难了。”
对于侯君集的这一分析,李道宗首先表示了赞成。紧接着,主帅李靖跟着拍了板:侯总管言之有理!
前进!敌人就在前方,敌人就在附近,只要向前进击,胜利唾手可得!
这就是我的判断!
“传我将令,大军在此分作两路。薛万均、李大亮部随我走北道,侯君集与任城王走南道,轻装简行,南北并进!”
事实证明,李靖虽然年过六旬,但他的军事直觉仍同年轻时一样敏锐,判断依旧准确无误。由李靖统领的北路军进入沙漠不久,就发现了吐谷浑大军的踪迹,李靖的部将薛孤儿适时发动进攻击败了前方的对手,斩杀其统部名王,并缴获了大量牲畜,一举解决了困扰大军多时的军粮问题。
闰四月,癸巳。大军于牛心堆再次遭遇吐谷浑军队,击破之。紧接着,两军又于赤水原相遇,唐军又一次击败了敌人。
自出击以来,一切进行得很顺利,但似乎有些太顺利了,不是吗?李靖仔细分析了敌情,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已经步入了吐谷浑人设计好的陷阱中;但还没等到李靖做出最后的判断,他就得到了一个震惊不已的战报:薛万均、薛万彻兄弟为吐谷浑军包围于赤水。
几天前,薛万均、薛万彻兄弟在寺海遇到了吐谷浑的部队,经过打探,薛家兄弟得到了一个让他们大喜过望的消息:统领这路吐谷浑军的是天柱王。
天柱王是当时慕容伏允最信任的大臣,而根据情报显示,吐谷浑之所以敢于屡次入侵唐境,正是受此人怂恿所致,因而在国仇外加大功的潜意识引导下,薛氏兄弟带领所部唐军立刻向天柱王军发动了攻势,并一举击溃了对方。
可是打胜仗、击溃对手并非薛家兄弟的最终目的,他们的最终目的是生擒慕容伏允的那位头号宠臣,于是寺海一战后,薛万均不肯罢休,追着败退的天柱王部一路深入。而问题也就是这样搞出来的。
要知道,吐谷浑军的表现虽说一直以来过于疲软,但那是因为人家有命在身,务求保存实力,现在你摆明了有意把人家赶尽杀绝,往死路上逼,对方再不反击,那就没天理了。
于是搞清状况的天柱王一边跑,一边联络附近吐谷浑部队向自己这里集结,并在赤水为前来的唐军设好了圈套。
在赤水,天柱王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他能够长期作为慕容伏允最信任的大臣,只因为他能够被信任。
与此同时,薛氏兄弟也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能够长期作为唐军先锋级大将是因为他们虽然智商不是一直很高,但一直很猛。
当哥儿俩领军杀入敌阵,杀完一拨又来一拨时,这才明白大事不好,但他们的心态却很好,自知可能不免一死,却没有丝毫的慌张恐惧,开始本着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的觉悟,带领士兵们同吐谷浑人拼死血战。
兄弟二人先后中枪,不要紧,裹伤,再战。
兄弟二人先后失马,不要紧,站着,再战。
兄弟二人身边的士兵战死了十分之六七,不要命,继续拼。
这种玩命的战斗意志最终救了薛家兄弟的性命。
在被围唐军全军覆没、薛氏哥儿俩光荣捐躯的前夕,救兵及时赶到。领兵的,是左领军将军契苾何力。虽说他只带了数百名骑兵来援救,但他们以实际行动印证了一个历史真理:他们在玩命时是有优越性的。
契苾何力和他的骑兵们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信念奋勇杀入包围圈,所向之处,尽皆披靡。本来两个玩命的已经让天柱王叫苦不迭了,关键时刻又杀出来一批亡命的,这实在是够了。于是天柱王只能率军撤退,脱离战场,薛万均、薛万彻兄弟由此得以死里逃生。
就在薛万均等人庆贺自己安然脱险的同时,北路军的另一主将李大亮也在庆贺着,因为他在蜀浑山击败了自己的对手,且顺便抓获了一批俘虏,后经身份验证,李大亮差点乐得晕过去,这里面居然有二十个吐谷浑王级的人物!真是赚大发了!
由此可见,“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句俗语的确准得惊人,果真,凡事不可强求啊!
有了赤水一战的教训,北路军加强了各部之间的联络,开始更加谨慎地前行,不久,将军执失思力在居茹川发现敌情,在确认并无埋伏的情况下果断击败了这支吐谷浑部队,就这样吐谷浑在北部地区的最后一支武装力量被唐军消灭。李靖所率的北路军历经积石山河源,抵达且末,由东向西地打穿了吐谷浑的国境。而在这里,李靖等人也终于探知了慕容伏允的下落:此人现在突伦川,正预谋投奔于阗。
得知此信,契苾何力当即向主帅李靖请令追袭慕容伏允。然而此时,出人意料的一幕发生了,一向积极肯战的薛万均突然站了出来表示反对。
应该说,这种状态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不久前才吃亏,还险些把命丢掉,如今提议谨慎些本无可厚非。
但是,契苾何力对此却有话要说。
“敌人不在城池居住,而是随水草迁徙,如果不趁其聚居之机袭取,一旦他们分散开来,还怎么直捣敌人巢穴?!”
薛万均被完全说服了,契苾何力则不再多说,亲自挑选骁骑千余人后,如风般疾驰而去,直趋突伦川。
薛万均别无选择,只得率军紧随契苾何力而去。
需要说明的是,薛万均并不是被契苾何力的勇敢所打动,而是为了保住面子才出兵的;所以有鉴于此,这位兄弟日后还要闹出更大的事来。当然了,这事儿我们后面再说。
戈壁滩中的情况比想象中要恶劣得多,阳光刺眼,风沙漫天,白天冷死,晚上冻死,极不便于行军。更要命的是这里一滴水都没有,最后在水源殆尽的情况下,没办法,只能靠饮马血解渴。就这样,这支唐军也依旧在前进,只为了那最终的目标——生擒敌酋。
契苾何力、薛万均统领的唐军到达慕容伏允牙帐所在的突伦川时,这位吐谷浑的最高领导者毫无预警,于是他的牙帐很快便被唐军袭破,除其本人施展绝技率领千余骑兵逃入沙漠的更深处外,牛马、部众、老婆、孩子通通都留给了唐军。不过慕容伏允似乎并不灰心,因为类似的事情他已经历不止一两次了,他相信只要自己还活着,就一定可以从头再来。可惜的是,这一次,幸运女神没有再站在他的那一边。
十几天后,慕容伏允得到了那个要命的消息:他那位原本被废掉的嫡子慕容顺响应部众呼声,擒获并斩杀了民怨颇深的天柱王,随即举国向唐军请降。
大势已去,人心尽失。慕容伏允终于被逼到了真正的绝境,这回他再也无处可逃,最终自杀身亡(一说为部下所杀)。
如果说北路军是有惊无险,以艰苦拼出辉煌的话,那么由李道宗、侯君集统领的南路军应该说是有险无惊,以坚持铸就荣光。
南路军的进军路线是先过破逻真谷(约在今青海东南大非川东部),再翻越汉哭山,继而转战星宿川(今青海省星宿海),直到柏海。
在这段路上有多达两千余里的无人区,而在经过破逻真谷时,南路军的将士们遭遇了同契苾何力相似的问题:缺水。
之所以说是相似而不是相同,这是由于破逻真谷事实上是有水的,只不过那里的水是处于另一种状态——冰雪的状态。但为了实现作战目标,消灭敌人,大家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人吃冰,马吃雪,没有人惊讶于盛夏降霜的景象,也没有人感叹了无生迹的荒凉,所有人都沉默着前行。
这一场景看似无趣、单调,毫无人情味,但在我看来,这才是一支真正强大的军队所应具备的素质。因为心中存有共同的信念,所以无须过多的交流和多余的声响。
万众一心,齐心合力,这才是沉默背后的真谛。
事实证明,李道宗、侯君集所统领的这支沉默之军,正是他们的制胜之本。
五月,行至乌海的南路军发现了隐藏在荒漠中的慕容伏允及其主力部队,双方随即展开大战。
要说吐谷浑不愧是在这一带混的,片儿熟,发现唐军后立即占据各处险要位置,利用地形优势对抗唐军。唐军虽说素质不差,但碍于地形实在不利,打了半天也毫无建树。见此情况,主将李道宗开始活学活用从李世民那儿学来的骑兵包抄战术,密遣一千骑兵绕道山后,发动突袭。果不其然,由于注意力被李道宗一方所吸引,吐谷浑人并未注意到偷偷摸到他们身后的骑兵部队,李道宗的计策得以顺利施行,吐谷浑军前后受敌,立时奔溃。
此后南路军边走边打,连战连胜,一路进击至柏海,北望积玉山,看到了黄河水的源头,这才班师,最后同李靖的北路军在大非川成功会合。
五月十八日,唐军主帅李靖向皇帝报捷,奏称已经削平吐谷浑。
二十一日,李世民下诏:特许吐谷浑复国,以慕容伏允之子慕容顺为西平郡王、趉故吕乌甘豆可汗。而为了帮助这位新可汗稳定住局势,李世民特地命李大亮率领数千精锐唐军驻扎在两国边境地带,作为慕容顺的声援。
兴灭国,继绝世。李世民再次践行了这一古老的美德,为唐赢得了一个忠实的盟友。
贞观十四年(640年),唐朝以弘化公主下嫁继承汗位的慕容顺之子慕容诺曷钵,封之为青海国王。此后吐谷浑的历代国王继位后都要派使臣至唐朝,得到唐朝皇帝的确认和赐予的封号,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娶了唐朝的公主做老婆,并立下了双方世代互助的誓言。后来的历史证明,无论是李唐还是吐谷浑,他们都遵守了自己的承诺。在今天看来,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