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李世民很难称得上一个好人，他为人冷酷残忍，从兄弟到老爹，凡是挡路的基本都被废掉了，可谓六亲不认。不仅如此，李世民还很奸诈狡猾，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比如，他听说王羲之的后人收藏了《兰亭序》的真迹，居然想方设法设了一个圈套，把人家的宝物骗了过来，还自私地埋到了自己的墓里（昭陵）。
如此人性，不要说是在今天看来，相信就是再过一百年，也算不上一个好人。
可不得不承认的是，李世民是个好皇帝，是史上公认的不世出的千古明君。
如此皇帝，不要说是在我们看来，相信就是再过一千年，也算得上一位明君。
在探讨何谓明君及李世民算不算明君这一话题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皇帝，特别是从事这一职业的人群的生存状态。
在许多小说、电影和电视剧里，皇帝都是高高在上的形象，说一不二，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威风得紧。我不敢说真实的历史中没有这样子的皇帝，但我敢说真是这样的皇帝也是做不了多长时间的皇帝。
平心而论，皇帝应该算是个特殊工种，真不是一般人能当的。首先是风险高，不要说已经当上皇帝的，就算是预备皇帝（监国或太子），也时常处于各种明枪暗箭之下，远的不提，就说隋唐之交这五十年间，就有三位太子倒在了接班的半道上，且都是非正常死亡。至于皇帝，更惨。有学者为此做过统计发现，中国历代王朝（包括大一统型和偏安型），一共有帝王611人，其中，属于正常死亡的（含病死和老死的）是339人，而非正常死亡的为272人。其暴亡率高达44%，远超其他社会群体。而在自然离世的帝王中（以生卒年月可考的209人为标准计算），平均寿命仅为39岁，更是超乎寻常地低。更何况，病死的不一定是真的病死，如隋文帝杨坚；老了的也不一定安享了晚年，如唐高祖李渊。
所以说句不中听的，坐到皇帝的那个位置上，基本等同于坐在了炸药包上，与此同时还放着高音喇叭大喊“向我开炮”。那才真叫惊心动魄每一天。
但不要以为风险高就意味着皇帝们可以把每天都当成最后一天过，整日享受人生。那绝对是做梦。因为根据权利与义务统一的原则，既然您坐在了这个宝座上，那就要干活。
虽说历朝皇帝都有自己的一套助理班子（名称繁多，依据时代不同有内朝、中书门下、内阁、军机处等称呼，不一而足），不必亲自处理所有国家事务，但为保证天下在自己的掌握中，不至于大权旁落，大多数皇帝会选择尽可能多地批阅奏章，努力做到事无巨细都要过问。以此行业的开山祖师爷嬴政为例，据传这位始皇帝给自己宫中放了杆秤，规定自己每天看完足够斤秤（一百二十斤）的文件才能休息（提示：那时候书写载体是竹简），于是常常批阅文件到半夜，累得半死。更猛的可能是后来的朱元璋，据专家（吴晗）考证，此人在没有助理帮手的情况下（他把丞相制度废掉了），曾创下八天之内审阅一千六百六十六件公文，处理总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事务的辉煌纪录。说是劳模，一点也不夸张。
不过与现在的劳模不同的是，劳模干得多，不但有物质奖励（加班费），还有精神奖励（荣誉称号），可皇帝却什么也拿不到。（天下都是您的，还想要啥？）而且玩命干有时候可能不仅无功，反而有过。其中最著名的应该非杨广莫属了，辛辛苦苦一辈子，创制度、开运河、扩疆域，功在千秋，到头来却得了个暴君、臭流氓的恶名，被当作反面典型骂了几百年。
事实上，若单论公休待遇，皇帝的确不如底下的官员。早在汉代，这些国家的公职人员就争取到了相关的福利，可以每干五天休一天（专有名词：休沐）。到了隋唐，虽然五天改成了十天，大家却又争取到了带薪假期七天乐（新年、冬至）和节庆休假（端午、中秋等），生活质量可谓芝麻开花节节高。反观皇帝，除了那些不着调的，可以公开休息的时间也就是一年三天：过年、冬至以及皇帝本人的生日（此假期时有变动，请以当事皇帝为准）。而如果考虑到这三天里，皇帝需要接受大臣们的祝贺，完事还要回宫拜见老娘，看望诸位老婆大人，这样看来，说他是休息了，估计皇帝本人都不认可。
工作繁忙，业务繁多，休息不得，还可能整天被人骂（谏官、言官），如此生活想想都让人头痛不已。可是最令皇帝痛苦的还不是这个，而是孤独，真正的孤独。
要知道，中国的君主们自古被冠以孤家寡人的称呼不是没有来由的。一个人自戴上那顶沉重的皇冠（可达三公斤，确实很重）时起，他就注定要过上一种与世斗争的生活。因为如无意外，在他的生活中虽然可能有很多亲戚、很多老婆、很多老婆的亲戚、很多下属，但这之中几乎没有一个是皇帝可以完全信赖的。换句话说，皇帝很可能终其一生没有友情、没有爱情，甚至是没有亲情的。以今天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视角看，假如一个人的一生中缺少友情、爱情、亲情中的任何一种，他的人生都可以称得上不幸，而缺两种的，通常状况下会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至少有心理阴影），至于三种俱缺的，只能是阿弥陀佛、上帝保佑了。
不能相信任何人，不能让外人探知自己的真实想法，要时刻隐藏真情实感，刻意压制一切喜怒哀乐，要让大家猜不透，这就是处于权力巅峰的皇帝生存下去的基本法则。而即便皇帝做得足够好，已经可以保证自己不被周围人打主意的情况下，在他目力所及的范围内依旧满是斗争的身影。
在朝堂上有大臣们斗（学名：党争），在家里有老婆们斗（学名：宫斗），看仆人（太监）仆人在斗，看儿子儿子在斗（夺嫡），每天都不得安宁。更为残酷的是，无论当皇帝的是谁，他们也休想且无力解决这种不和谐的状态。想要重归平静的话，唯一的方式估计也只有驾崩了。
这就是皇帝的生存状态，真实而悲惨。所谓高处不胜寒，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打落牙齿和血吞，对从事皇帝这一行当的人而言并不只是玩笑而已。
所以说，在巨大的压力下当皇帝的能平平安安地混下来已属不易，工作、生活都能应付下来的就算是名副其实的守成之君了，至于所谓明君，指的则是个把能以工作促生活、以生活带工作的异类。
说是异类并没有丝毫贬低的意思，因为那种状态下还能以个人的辛勤劳动促成百姓的富足生活，以个人的朴素生活带动百姓的努力工作的帝王实在是凤毛麟角。而在我看来，在中国的这几千年的历史里，有资格享有这一殊荣的，不会超过二十人。
李世民之所以能够入选明君之列，事实上并非因为他特别精明、特别圣明，而是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明白人，仅此而已。
身为一个明白人，或者说是一个明白的君主，李世民最突出的表现在于他明白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的艰辛，尊重所有人生存下去的权利。
我们前面提到过，李世民刚刚接过皇帝的位子，换上自己“贞观”的招牌，国家就开始闹天灾——第一年旱，第二年闹蝗灾，第三年发大水。虽说这三年困难时期毫无人为因素的影子，但拜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教育所赐，大家一致认为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李世民无疑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于是，在相关部门的安排下，李世民亲临蝗灾第一现场，去实地查看灾情，慰问受灾群众。
要说这也是老传统了，大灾降临，领导出面，先慷慨陈词一番，鼓励大家稳住挺住，再同几个群众代表亲切握手交谈，温言安慰，最后指示下后面的工作，这一套走完也就算完成既定任务，可以起驾回宫了。一直以来，一贯如此，毫无例外。
然而，例外从李世民这里开启。
李世民抵达畿内受灾地区的那一刻，他完全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蝗虫成群结伙，漫天而来，可谓遮天蔽日，所到之处尽是一片狼藉。老百姓们有气无力地站在田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辛苦一年的成果被如此糟蹋却无能为力（实在太多）。
这时，李世民走了过去，只见他默默从地上拾起几只尚在啃食稻谷的蝗虫，随即开始虔诚地祈祷：老百姓靠庄稼活命，你们却把庄稼吃掉了，与其这样，我宁愿你们来吃我的肺腑（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
说完，皇帝拿起一只蝗虫就往自己的嘴里塞去。
李世民身边的随行官员都要疯了，这要是让皇帝吃出来个身体不适，那可要命了，大伙赶忙出言阻止：“这些脏东西吃不得啊！会引发疾病的，请陛下三思！”
若是政治作秀、收买民心的话，到这种程度也就可以了，然而李世民却用实际行动表明，他绝非一个博头条的政客。
“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
遂吞之。
史载：是岁，虽遍地有饥荒，而天下不反，蝗虫自此亦不为灾。
虽然本人并不是十分相信蝗虫的安生与李世民嚼了它们的同类有任何直接性的因果联系，但不得不承认，李世民这一次活吞蝗虫的举动，无论是其历史意义还是现实影响力，都将荒野求生的贝爷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因为，他让黎民百姓们真切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那就是共同承担、爱与尊重。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轲
中国的老百姓从来要求并不高。
李世民之所以能超过他之前的许多君主，正是因为他知道穷人也是人，而他作为一国之君有责任更有义务以悲悯之心去关怀所有不幸的人，无论他们是老是幼，是来自中原内地还是来自塞北草原。
所谓来自塞北草原的，这里主要指的是突厥人。
据户部报告，自皇帝即任以来，出于气候巨变等种种原因，国家吸纳的外来人口正在呈加速上升的态势，仅贞观三年（629年），从突厥境内逃回的汉人加上归降的各少数民族人口就多达一百二十多万。到了贞观四年（630年），唐朝大军平定东突厥之后，突厥部落虽说有的向北归附了薛延陀，有的进入了西域投奔了西突厥汗国，但投降唐朝的也不算少，尚有十万多人。那么该如何在确保不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前提下安置这些人呢？朝中大臣们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多数大臣的意见是把这些部众全部内迁到黄河以南的兖州、豫州等地，打乱其原有的组织结构，以家庭为单位让他们散居在各个州县，由当地政府教导他们熟习农业生产，化牧民为农民。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增加国家的劳动力，还能防止各部阴谋作乱，保证塞北地带的干干净净、安安静静，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中书侍郎颜师古并不这么看，他认为将突厥、铁勒等部族进行拆分会引起各部的恐慌情绪，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不如保持其原有部落形态，且不改变其原有的生活方式，还把他们安置在黄河以北，唯一要做的只有分而治之，各部分设酋长，各领所落，这样各部首领感念皇帝大恩，国家便可永无后患了。
作为相关事务的部门负责人（礼部侍郎）李百药比较支持颜师古的观点，不过李副部长认为在颜师古的原有方案基础上应该再做出一些修改。比如说，由各个部落推举各自的酋长，否定阿史那氏的宗主地位；在安置突厥部众的北方地区设立都护府进行管理等。
客观地看，这两种主意似乎都不错，有其可行性，可两套方案一经提出就立即招致了强烈的反对。
反对的一派带头的是夏州都督窦静，他是李世民母亲窦太后的族侄，算起来是李世民的表兄弟，历任并州大总管府长史、检校并州大总管等职。换句话说，窦静是长年奋战在对抗突厥人最前线的边将，突厥问题的专家级人物，因此对这一议题，他很有发言权。
估计考虑到自己是武将出身，嘴皮子不比读书人灵活，所以窦静提出反对意见的方式比较不同，人家用嘴，他用笔。为了表明态度，亮明立场，窦静特意写就一篇历史上颇为有名的奏疏：《论颉利部众不便处南河封事》。
光看名字，可能大家不觉得怎么厉害，但事实上绝非如此。几年前，本人曾有幸拜读过窦先生的这篇大作，不过五秒钟的时间就倍感提神醒脑，且自此刷新了对武将骂人话术的基本认识。因为文章正文的前两句是这样写的：“臣闻夷狄者，同夫禽兽，穷则搏噬，群则聚尘，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义教。衣食仰给，不务耕桑，徒损有为之民，以资无知之虏。”
窦静的意思很明确，这帮不懂法律、不讲道德的人软硬不吃，还啥活儿不会干，只能白白浪费粮食。总而言之，留在国内迟早是个祸害，不如一上来就采取强制措施，将其大的化小、小的化无。
果然，窦静此疏一出，立马便引来了反对的声音。
发声的是另一位突厥事务专家：温彦博。
如果说窦静对突厥的了解来自他同突厥骑兵多年铁与血的对抗，那么温彦博对突厥的了解则来自他同突厥百姓的长时间近距离接触。
五年前，在一次随军作战中，时任并州道行军长史的温彦博因部队战败，为突厥所俘虏。颉利可汗知道他是皇帝近臣，即向他逼问唐朝虚实。温长史坚贞不屈，不肯吐露，最终被扔到阴山苦寒之地搞求生训练。直到李世民即位后，才被朝廷通过外交努力救了回来。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被扔到了天寒地冻的塞北，一没给羊（当然也省得等一群公羊下小羊的工夫了），二没李陵那样的旧相识接济，温彦博无论怎么看都应该是一个结局：死定了。但在被流放一年后，这位兄台居然还活着，后来竟又回到了长安，这不能不说是出乎颉利的预料。
于是，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他得到了帮助。而帮助他的人一定是住在附近的人——突厥的普通百姓。
经过那一年时间的接触，温彦博发现，原来突厥人并非洪水猛兽，虽然大家言语不通、习俗各异，但还是可以沟通、互相帮助的。特别是广大的突厥普通牧民，他们同中原内地百姓一样心地善良、质朴淳厚，同样厌恶无休止的战争，同样追求平静和谐的生活。所以此时此刻，温彦博站了出来，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将突厥降众迁往中原内地实在有违他们的本愿。希望陛下效法汉光武建武年间的做法，保全他们的部落，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让他们充实塞北空虚之地，成为中国的屏障吧！”
“此言差矣！”
打断温彦博的，是魏征。
“突厥世代侵扰中原，百姓们对其恨之入骨，如今幸而败亡，陛下不忍妄加屠戮，这已经是天恩浩荡了。”（摆事实，拍马屁）
“为今之计，应该将他们放还故土，切不可让他们留居内地。此辈戎狄，人面兽心（史书原话），弱小时即臣服，强盛时就背叛，欺软怕硬是他们的本性。现在突厥降众将近十万人，数年之后，其人口可以翻倍，那时这些突厥人将成为我们的心腹之患，再后悔就来不及了。”（讲道理，做预测）
“晋朝初年，各族杂居中原，大臣郭钦、江统都劝说晋武帝把异族驱赶到塞外，以防患于未然，可是晋武帝没有听从，二十余年后，果然天下大乱，中原成了各蛮族纵横厮杀的战场，生灵涂炭，这是前车之鉴啊！”（引史例，点主题）
针对“国家到底该不该保留突厥”这一辩论题目，反方辩手魏征做出了有理有据、思路清晰、主题鲜明的论述，现在又回到了正方辩手温彦博的发言时间。不知温彦博辩手将如何作答呢？
“王者对待天下万物，应该像天地一样无所不包，如今突厥穷途末路，前来归附我们，我们怎能将他们抛弃，拒不接受呢！孔子教导我们‘有教无类’，如果将他们从死亡的边缘拯救出来，让他们得以生存下去，再进行适度的教化，数年之后，这些降众全都能变成我国的臣民，届时再从中挑选出他们的酋长，令他们入宫宿卫，他们感恩戴德，又畏惧于天威，会有什么后患呢？”
差不多了，主持人兼评委李世民宣布了辩论结果：反方温彦博获胜。
是啊，虽然突厥与中原积怨颇深，虽然他们确实不够守信，但既然这些人愿意归附我大唐，那他们就应该享有普通大唐子民一样的待遇，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过自己的生活。父母赋予了他们生命，上天则赋予了他们自由，身为天子，有什么理由不顺应天意呢？不应该对任何人不公啊！
就在这一刻，李世民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既来之，则安之。
他下诏在突利可汗所统故地设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以突利等突厥贵族担任州都督，各自统属所部；又分颉利之地为六州，设置定襄都督府、云中都督府，以阿史那苏尼失为怀德郡王，阿史那思摩为怀化郡王、北开州都督统御颉利旧日部众。
至于颉利可汗本人和那些不愿再回到草原上的酋长们，朝廷则为他们在长安城内安排了住处，让他们以将军、中郎将的身份在朝中为官，由此定居京城。
应该说，自这一刻起，李世民才真正完成了对突厥的征服。因为真正的征服不是来自对肉体的控制，而是源于对人心的安置。当堂堂一国之君能够诚心实意地将百姓的心意置于自己的梦想之上，百川归海、万民拥戴的盛世才会真的到来。
李世民一直在努力。
作为一个明白事理的皇帝，李世民另一突出的表现在于他善于纳谏。
李世民深知只要是人就会犯错误，但由于自己职业的特殊性，即便犯了错误，底下的人也很可能因为畏惧等原因而不敢提醒。这在李世民看来无疑是极度危险的。毕竟隋炀帝杨广自以为是的教训就在那里，如果这样一味放任自己犯错，自己早晚会像杨广一样输掉一切。所以自登基以来，李世民就明确要求臣子们给他本人提意见，且提前打好了预防针，确立了进谏的基本原则“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意思就是说，只要提意见即可，无论对错都不追究进谏一方的责任，而即使对听取意见的人来说，没有所提及的缺点错误，也应当引以为戒，避免犯相同的错误。
就这样，李世民亲手开启了一个口水横飞的美好时代。当然，从事后的发展来看，李世民也曾一度为自己当初开放言路这一决定而后悔过，但综合利弊，李世民到底还是赚到了。
提及“李世民”和“纳谏”这两个关键词，相信大家脑海中自然而然想到的就是那位魏征兄。
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贞观初年经常在朝堂之上当众折皇帝面子，跟李世民争得面红耳赤的大臣其实另有其人，他不叫魏征，而叫裴矩。
关于这位传奇的人物，之前已经有过介绍，这里只提两件事，其他就不多提了。第一件事是杨广在世时曾对宇文述等大臣说过，在众多朝臣中裴矩是最了解他心意的人，许多事情他刚想到还没吩咐办，裴矩就上奏请求要办了。第二件事是当李世民即位任命裴矩为民部尚书时，裴矩已经年近八十，但眼不花、头不昏，且精力充沛、神采奕奕，对相关典制故事了若指掌，张口就来，着实让人钦佩得紧。
从这两件事上，我们可以得到三点认识。第一点是此人对人（特别是领导）的心理的把握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简直比杨广还要了解杨广，所以能够未卜先知，保证工作零失误，让皇帝高度满意。第二点是隐藏得比较深，到李世民当政时，裴矩已经是朝中的国宝级人物，成了李世民不可或缺的重臣。要知道，此时的裴矩年纪一大把，早就过了退休的年龄，且之前名声不太好，还担任过太子李建成的僚属，身份敏感。但就是这么个人，李世民还坚持把他留在身边，唯一合理的解释只可能是李世民知道此人必须留在自己身边。结合以上两点，第三点结论性的认识就呼之欲出：裴矩是一个超级厉害的人物，是传说中水一般的智者，他厉害到可以提前预测到君主和大形势的变化，并根据这些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定位与行为，以保证自己始终紧跟时代潮流。如此与时俱进、能力通天，且深受历任主公重视的人，纵观二十四史，我没听说过，也没再看到过。
事实证明，裴矩奸佞的时候是真奸佞，耿直的时候是真耿直。
李世民上台之初，为开创政治新风气，非常注重廉政建设，致力于打击贪腐。不过下面做官的也不傻，知道新官上任三把火，新皇帝自然也不例外，于是为防被抓典型，大家纷纷偃旗息鼓，把业务转入地下，若非熟门熟路，没把握的事儿绝不接。这下可难为了李世民，本欲敲山震虎，人家却主动移了山，这可咋办？左思右想之后，李世民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好主意：自己派人假扮成办事者一个个去上门送礼、试探一番不就知道谁贪谁不贪了吗？
就这样在李世民的亲自操作下，最终有一个刑部的官员放松了自己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改造，没能禁得住金钱的诱惑被逮了个正着。
对于这名倒霉的官员，李世民的处理意见很明确，拖出去杀了，以儆效尤。但此时裴矩阻止了皇帝，不是因为他认为这名刑部干部拿得少，罪不至死，而是因为他认为李世民取证的程序不正确，因此不能如此简单地定罪判刑。
如此看来，裴先生果真是奇人，他的理念恰好与“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这一今日法律界名言不谋而合。而以我们今天的视角看，李世民的反贪手段的确不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有钓鱼执法之嫌。
最终，李世民被说服了，他为此召集百官当众致歉，并表达了对裴矩行为的高度赞赏：“裴矩能够廷争面折直言君主之过，假如日后事事皆能如此，天下何愁不治！”
然而可惜的是，“佞于隋而忠于唐”（司马光评语）的裴矩没能看到天下大治的那一天。
贞观元年（627年），裴矩结束了他无比传奇的一生。
追赠绛州刺史，谥曰敬。谥法有云：陈善闭邪曰敬，廉直劲正曰敬。
如此谥号，个人以为，可谓得之。
裴矩死了，接过他诤谏主攻手位置的是与之共事了八年的老同事魏征。
据魏征自己说，在与裴矩一同工作的那段时间里，自己学到了不少东西，这位老而弥坚的老臣曾反复教导自己要忠直敢谏，不计虚名。
事后的发展表明，魏征没有辜负裴老前辈的厚望——仅限于第一点。
其实一开始李世民之所以任用魏征，主要还是为了拉拢安抚太子李建成的旧部。而事实证明，李世民的确没看错人。
在奉命前往河北地区落实安抚工作的路上，魏征正巧遇到了要被地方政府扭送京师的前太子千牛李志安和前齐王护军李思行。于是魏征当即出手下令释放了二人，至于这么做的理由，魏征不但给了，且分量十足：陛下派我等前来时曾嘱咐说前东宫齐府的旧部一概赦免，不予追究。如今你们却把李思行等人押送上京，如此行止，地方上怎能不人人自疑，惊惶不安？到时候我们到了地方，还会有人再信朝廷的赦令吗？
这就是传说中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魏征知道一旦李思行的囚车成行，消息传开，河北地区必定如刘黑闼时再度因惧致乱，所以他勇敢地背起了私放要犯的大黑锅，以免局面变得不可挽回，使国家蒙受更大的利益损失。
先国后己，因公废私。
以天下为己任者，是然也。
魏征私释囚犯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京师，李世民知悉此事立马激动了。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喜悦，他很欣赏魏征当机立断的行为和背黑锅的勇气，所以魏征出差回来后，李世民决意重用此人，时不时把魏征叫到自己的卧室里谈事。令李世民倍感欣慰的是，魏征确有治国之才，且性格直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所以每次同魏征倡议国事，李世民都深觉神清气爽。
当然，也有不爽的时候。
一次，皇帝下令落实当年的新兵入伍工作，并采纳了封德彝的提议，准备征召那些年纪未满十八但体格壮硕魁梧的（专有称呼：中男）一并入伍，诏书拟好了，送下去批，一切顺利，到尚书左丞那里，卡住了。因为担任尚书左丞的是魏征。
魏征认为此事不妥，坚决拒绝在诏书上署名。而按照当时的惯例，如果诏书上没有尚书左丞大人的签字确认，即使是皇帝敕令，下面也是有权不予执行的。于是事情就僵在这儿了。皇帝想要这么办，魏征不想要皇帝这么办，如此折腾了三四趟，李世民急了：把魏征给我叫过来！
见到魏征到场，李世民废话不说，直抒胸臆：那些身材魁梧的中男都是一些谎报年龄逃避兵役的刁民，把他们征召入伍并无不妥，你为何如此固执？
看来火气不小，没关系，魏征早有准备。
“据臣所知，军队是否强大关键在于能否御之得道，而不在数量多少。陛下选取精壮之兵，合理统御自然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招那么多年幼的来充数呢？”
“况且陛下您总是说‘我以诚信来统御天下，要使臣民们都不再互相欺诈’，可是陛下自即位以来，已经失信过好几次了！”
聊到这里，李世民估计是有点蒙了，便随口问了一句：“朕怎么就失信了？”
刚说完，李世民就后悔了。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被魏征成功转移了话题。但聪明的魏征自然不可能给皇帝扳回局面的机会，他立即接过皇帝的话茬儿继续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陛下您刚即位的时候，曾经下诏说：‘拖欠朝廷财物的，一律不需归还了。’但有关部门却对此理解说，拖欠秦王府的财物，不属于朝廷财物，照样继续追索。陛下以秦王升为天子，秦王府的财物不是朝廷的财物，又是什么？”
这是经济信誉方面的问题，还有：
“陛下还曾下诏说：‘关中免除两年税赋，关外免除一年税赋。’但不久，陛下又下诏说：‘已经服过劳役或者已缴了赋税的，从第二年开始计算。’第一个诏书下发后，已上缴的赋税本已退还了百姓，接到第二个诏书，官员们又从百姓那里把退税征收了上来，这本来就已经让百姓们感到奇怪了，如今既征物又征兵，还说什么从第二年开始计算啊！
“再者说来，帮助陛下一起治理天下的是地方官员，平时陛下把地方行政都全权委托给他们处理，现在却唯独在检验兵源方面认为他们可能心怀鬼胎，这难道就是所谓的以诚信治国吗？”
环环相扣，针针见血。高，实在是高啊！
李世民这下子真算是彻彻底底服气了。
“之前我见你固执己见，还担心你是不通晓政事所致，如今听你讨论国家大事，才发现你真是掌握了治国的精要所在啊！朝廷的命令如果失去了公信力，百姓们就会不知所从了，如此怎能治理好国家？朕犯的错误太大了！”
就这样，皇帝道了歉，停止了对中男的征召，还特意赏赐给了魏征一个金瓮。但是，假如李世民能预知下一回魏征的激情表现，我相信他会选择直接举起金瓮扣在魏征的脑袋上。
贞观六年（632年）三月的一天，魏征再次因一件公事同皇帝在朝堂之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儿戗了起来，虽说事发的具体起因如今已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双方都很激动。据说皇帝是怒发冲冠，魏征大人是面红耳赤，双方各不相让。不过，李世民毕竟是军旅出身，在弓马骑射方面是优等生，但在引经据典方面也就是个初级水平。单论吵架，两人实在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人家魏征的战斗力远在李世民之上，所以你来我往、几轮交锋后，李世民很快败下阵来，沦为哑口无言的被虐方。
说不过你了，不跟你掰扯了还不行吗？不等魏征把话讲完，李世民当即拂袖准备入宫。
这个时候估计魏征已经说得过于兴奋以致丧失了理智，发觉李世民作势要溜，赶忙三步并作两步，上去一把就抓住了皇帝的衣角。那意思很明白：是非即将见分晓，您跑了这算什么情况？
在魏征的强行拦阻下，皇帝终究还是停下了脚步。紧接着，魏征看到了一双充满杀意的眼睛。
失态了，真的失态了。看着怒气冲冲离去的李世民，魏征意识到这事儿玩大了。
好吧，事已至此，就等着您那一刀了。
但是这一刀到底没有砍下来，因为一个厚道人的救场。
话说李世民带着一肚子的怒火回到后宫，直接就奔着爱妻长孙皇后那边去了，目的只有一个：诉苦。
“这次一定要杀了这个乡巴佬（终须杀此田舍奴）！”
李世民就是这样为自己的诉苦大会致开幕词的。
长孙皇后很吃惊：“是哪个触怒陛下了？”
“就是那个魏征老兵（当年老兵是骂人的话，详例可参见《三国演义》关羽骂黄忠、彭羕损刘备选段），每次都在朝堂上当众羞辱我，让我整日不得自在。”
“陛下在此稍坐片刻消消火气，臣妾去去就来。”
还是老婆大人善解人意啊！然后李世民见到了让他难以理解的一幕：长孙皇后身着参加大型朝会时才会用到的大礼服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
李世民有些晕：“皇后为何做此装扮？”
“臣妾尝闻主明臣直，如今魏征忠直敢言足以说明陛下是开明之君。如此，臣妾怎敢不向您道贺呢？”
李世民一边全神贯注地听，一边连连点头：还是老婆大人水平高啊！
就这样，魏征的命保住了，他继续活跃在朝堂之上，继续口沫横飞，因为在他看来，拼死诤谏是职责，更是本分，是承诺。
生命不息，建议不止。
当然了，魏征虽说直，可人不傻，所以像这样的蛮干只是极少数，大部分的时间里，魏征进谏都是很讲究方式方法的。因为作死不是目的，帮助皇帝改正错误才是，要是一味紧逼死磕，哪一天让李世民现场做掉那就不能实现天下大治的理想了不是？
劝不劝是态度问题，怎么劝却是一个纯技术问题，个人以为，魏征之所以能成为史上最强（也是著名的）谏臣，青史流芳，是由于他不仅有态度而且有技术。而在我看来，最能体现出魏征劝谏技术水平的就是“鹞鹰事件”。
有一回皇帝正在宫中玩耍自己所养的鹞鹰，突然远远见到魏征向自己这边走来了，情急之下，就赶忙把鹞鹰揣进了怀里。
然而，事实证明，李世民的视力好，魏征的也不赖。魏大人早就瞅见李世民在玩鹞鹰，但他见皇帝主动把鹞鹰藏起来了，就知道这是害怕被自己指责为玩物丧志。于是，魏征与皇帝碰面后，压根儿不提及此事，照旧按部就班地汇报工作，只不过汇报时候的状态与往常稍稍有所不同。
“陛……下，臣……有……一……事……启……奏……”
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好不容易把啰里啰唆的魏征打发走，皇帝发现他心爱的鹞鹰也走了——被闷死了。
这就是魏征，不但有“谏”言，而且有“谏”行，不但明里“谏”，有时也搞暗“谏”。
防不胜防啊！
而且事实上除了裴矩、魏征之外，李世民身边敢于直言的大臣还有许多，比如魏征的另一位老同事王珪、老牌谏臣萧瑀、“当代苏武”温彦博等，正是在这些勇于直言、忠于职守的大臣们的帮助和辅佐下，大唐帝国才得以一步步地走向治世。
当老一辈的能臣在各自的岗位上刷新业绩的时候，新一代的栋梁也在这治世的门槛前渐渐崭露出了头角。
贞观五年（631年），李世民下诏令朝中百官各上一书言明朝政得失，并提出相关解决建议。应该说这是官员们常常遇见的事情，所以不算难事，不痛不痒地写上两句，看似涉及主要问题，但事实上一笔带过，末了再喊几句口号，如此谁也不得罪，皇帝那里还能交差，简单！
但有一个人却不这么认为。这个人名叫常何，也即玄武门之变中起到了关键的开门关门作用的那位守门将领。虽说此时的常何已经因功升做了中郎将（四品武官），成了唐军中的高级将领，但早年落下的文化课岂是短时间内补得回来的？作为一个职业文盲，举笔如扛鼎基本就是常何日常文化生活的生动写照，平时签个文件、写个报告还要费半天劲，如今却让他对国家大事发表深刻意见，且要在第二天交上去，这真比杀了他还痛苦。
可无论内心如何煎熬，领导交代下来的任务那是必须完成的，毕竟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嘛。于是，虽说着急上火，常何还是安静地回到了家里，找出了笔墨纸砚，准备挥毫泼墨。但这笔终究还是没落下去——实在不知要写啥。
就在常何焦头烂额、提笔发抖的时候，常何家中的一名门客见状，主动走了上来，对抓耳挠腮的常老粗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愿报将军食宿之恩，代为此文。”
常何如获大赦，当即十分高兴地同意了这位门客的请求，让他给自己代写奏疏。
可是到了次日上朝交“作业”的时候，常何一琢磨才感到不对劲：这要是写得不好，可是会影响前途的啊！
此时此刻也没辙了，箭在弦上，好歹就是它了。于是常何硬着头皮交上了那篇被称为《陈时政疏》的文章。
忐忑不安中，常何受到了皇帝李世民的召见。
果不其然，皇帝一见面就极为激动地问了这么一句话：“这篇文章可是你写的？”
没等回复，常何就听到了紧跟着的另一句话：“写得实在是太好了！”
常何擦干了冷汗，老老实实地答道：“此文非臣所能作，实乃臣家中门客马周所为。”
“奇才，奇才啊！”
李世民马上命人去召这位马周入宫来见，且创纪录地一连四次遣使催促，其焦急等待的程度实在堪比今日守候在医院产房门口的那些准爸爸。
如果你认为李世民如此有些小题大做了，那你就错了，因为马周的这篇文章你看了也会拍案惊奇，直呼妙哉。还别不相信。就在此文诞生的一千多年后，有一个人偶然读到了这篇文章就是如此表现的，而且他还挥笔留下了这么一句评语（批注）：“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
所谓贾生，指的是西汉著名的政论家贾谊，而在这位批注者看来，贾谊的《治安策》之所以排在马周此文之前，不是因为马周文章相对较差，而是因为他生得较晚。
顺便一提，这位评论者的名字叫毛泽东。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不世出的鬼才诗人李贺入京参加科举考试，不幸遭奸人暗算被剥夺了考试资格，只得黯然返乡。还家路上，惆怅之余，诗人酒入愁肠，即兴作诗一首，以抒愤懑，以酬壮志，十分有名——《致酒行》：
零落栖迟一杯酒，主人奉觞客长寿。主父西游困不归，家人折断门前柳。
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空将笺上两行书，直犯龙颜请恩泽。
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
李贺所在的元和年间，一百五十余年前开创贞观治世的唐太宗李世民及其臣子们都早已成了传说中的人物，成了后人顶礼膜拜的偶像。但是在此时，在年纪轻轻即遭受沉重打击的李贺看来，苦痛之中足以慰藉心灵的不是这杯中残酒，而是那曾饮残酒之人——马周。
因为马周在获得唐太宗赏识之前，也同样落魄过，同样借酒浇愁，但他最终凭借自己难以掩盖的才华，放射出了耀眼的光芒，为整个国家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并成了大唐开国以来首位平民出身的宰相，其人生际遇不可不谓传奇，不可不谓励志。而以我们今天的视角看，似乎马周更适合另一个称呼——唐代第一京漂。
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长安城对有志青年的吸引力绝不亚于今天的北上广深，无数有才华（或自以为有才华）的青年纷纷不远万里，满怀希望跑到伟大首都来奔自己的前程。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注定将会极为失望，因为在科举考试刚刚萌芽的唐初，决定一切的并不是一个人的才学能力，而是一个人的出身，要想功成名就、施展抱负，一般说来不是出身世家贵族（萧瑀），就是和出身世家贵族的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裴寂），再不然就是敢拼命的（秦琼）。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纵观以上三种出人头地的方式：第一种人力难以干预，如非相信来世之说的可以直接过滤掉；第二种可遇不可求，撞到的概率比中亿元彩票还要低，因而也可不予考虑；这样看来，唯一看似靠谱的只有第三条路——军功起家。
所谓看似靠谱，意思就是实际上不太靠谱。从小兵起步，年年打仗年年升，等别人都被打死了，你还活着，你就成功了。这实在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此种创业途径技术含量极高，且需要本人运气特好，既是勇将又是福将，这样你才能熬出来，普通人还真没这种命。而更残酷的一点在于，即使你挺过来了，你也不一定有条件品尝自己的胜利果实。就拿刚刚提到过的秦琼来讲，他在大业年间出道，由一个新兵蛋子做起，先后在来护儿、张须陀、裴仁基帐下效力，打了若干年、若干仗，“勇气闻于远近”了，才混得了一个正六品尉官待遇（建节尉）。之后大海寺一战惨败，之前奋斗基本白干，于是改换新东家，又先后跟了李密、王世充、李世民，紧接着又是若干年、若干仗、若干次玩命，这才封了上柱国、翼国公享受了一品待遇。接下来赶上了政府领导班子大变动，玄武门之变好歹参与了一把，武德九年（626年）这才因功拜左武卫大将军，食实封七百户，算是修成正果。
秦琼秦二哥艰苦奋斗数十载，走到了这一步实在是不容易啊！但功成名就之日亦是猛人报废之时。
自打武德年后，秦琼算是基本废掉了，他直到贞观十二年（638年）去世，整个晚年几乎都是在病痛中度过的。其个人总结多病原因云：吾少长戎马间，历二百余战，数重创，出血且数斛，安得不病乎？
让人读后不禁凄然。
相较而言，马周的出人头地大概是唯一的例外，他是真正的草根出身，关系没有，后裔也不是，且没有参军意向，估计也不能打，甚至在家乡不出名，出来后也不出名，每到一个新岗位工作都被上级欺负，折腾得要死要活，最终流落帝都寄人篱下。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看起来比路人还要路人的人却一朝之内平步青云当到了宰相，还得到了两位著名国家领导人跨世纪的共同认可，对此，我只能说，这是个奇迹啊！
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马周出生在博州茌平（今山东省茌平县）的一个贫困家庭。当年虽说隋朝已经建立，但各地并不安生，所以老百姓们为了生存四处奔走，日子过得很是辛苦，而他马周则更苦，因为这位兄弟要论阶级成分是绝对的赤贫，更惨的是，他自幼父母双亡，孤苦伶仃，基本上是靠乡亲邻里接济，吃百家饭长大的。
但难能可贵的是，马周家里虽然穷得叮当响，可此人却生性酷爱读书，且极其好学，可是逢书必看、无书不读。特别是对于《诗经》《春秋》这两部极其耗费脑力的儒家经典巨作，马周居然在没有接受正规教育的情况下，完成了自主学习，还达到了熟练掌握的程度。
一般说来，像马周这种一路读圣贤之书出来的书生少年，表现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温文尔雅、循规蹈矩，特讲礼数，特别谦逊；另一种是狂放不羁、恃才傲物，怎么彰显个性怎么来，好像整个地球村就他最不同。不幸的是，马周属于后面的那一种读书人。
正是由于举止豪放，成年后的马周在乡里并不招人待见，大家都觉得此人不事生产，性格很古怪，于是总有意无意地疏远他，可马周并不以为意，在他看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既然此地不被人理解，那就索性出去闯荡一番，寻找那些能够理解自己、欣赏自己才能的人。
就这样，马周离开了家乡茌平县城，进入了博州城，凭借着自己扎实的史学、经学功底被保举为博州助教，随即很快得到了州里领导（博州刺史）达奚恕的关注——因为整日饮酒，不好好上课。很快，马周被州里接连通报批评，还记了处分，达奚大人为此又特意放出话来：不想干，就走人。
按理说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为保住饭碗，应该会低头认错，洗心革面，然后重新作怪，至少中间要消停个四五六天，但马周偏不。被刺史大人骂完后，人家连辞职报告都没送，直接撂下教鞭走人了，美其名曰挂职游学，把达奚恕气得半死。
不过要说关注马周的人中没有注意到这位狂生不羁外表下的才华的，那也是不正确的。有一位叫赵仁本的兄台就对马周很是欣赏，所以他找到马周告诉对方自己愿意提供一笔钱以资助他入关游学。
事实证明，就是赵仁本的这一决定彻底改变了马周的命运，因为马周将在汴州遇到那个影响自己终生的关键人物。当然了，在马周心中，这人绝对不是啥好货。
影响了马周人生的关键人物叫崔贤，至于他影响马周人生的方式则比较简单：他羞辱了马周。具体是怎么羞辱的，史书上没写，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次羞辱对马周的刺激极大，以至于马周头也不回就直奔首都的方向而去（为浚仪令崔贤所辱，遂感激西游长安）。
要说首都就是首都，首善之区，果然大不一样，哪怕是远郊区县也是如此。在这里，马周第一次露面就得到了众人的称奇与关注，只不过方式方法上有些……
事情是这样子的。马周来到距离长安不远的新丰镇的时候，曾在一家旅馆落脚休息，店主人见这是个普通书生装扮的人就没急着接待，而是先招呼那些过往的商贩（有钱，打赏多），但就在此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了一声让他们瞠目结舌的招呼：主人家，给我打上一斗八升的酒来！
唐代一斗八升酒换算成今天的量，约为两公斤。
所以马周此话一出，原本熙熙攘攘的现场当即鸦雀无声，大家纷纷以不可思议的目光瞧向这个看似弱不禁风的读书人。
寻死的方式有很多种，年轻人，你就不要糟践粮食了好不？
在众人或怀疑或看笑话的眼光下，马周开始独酌（貌似还没有下酒菜）。
一杯、两杯，大家表情各异地看着。
十杯、二十杯，四周已然鸦雀无声。
一百杯、两百杯，所有人目瞪口呆。
喝完了，马周摸了摸鼓鼓的肚子，示意店主收走酒具，结账。
算账时头脑清晰，告辞时彬彬有礼。
在短暂的沉寂后，围观的客人突然发出了震天的欢呼声，他们佩服眼前的这个奇人。没有人能想到，这个看似弱不禁风、貌不惊人的青年书生竟然如此海量。
马周就这么在众人的注目礼下扬长而去，似乎之前就没有过豪饮的事儿。
不久，马周终于来到了伟大的首都长安城，在这里，他立志要实现自己的理想，以自己的才能帮助这个国家解决一些正在面临的重点难题。
不过，在此之前，马周有必要先解决一个自己正在面临的重点难题：在京的食宿问题。
要知道，帝都的物价从古至今都是比较高的，而马周在京一没正当工作，二没故友至交，荷包里的那点钱也就够一趟京城即日游的，打持久战根本耗不起。这可如何是好？
思来想去，只有一条路了：给京中官员们做门客。
高官显贵食养门客，这大致也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的老传统，但凡混得好的大人，必定会有这样的举动，如战国著名的“四公子”、秦初的吕不韦，都是这一风尚的引领者兼代言人。
礼贤下士、乐善好施，这大概就是身居高位的人们最期待的名声吧。所以虽说百家争鸣的辉煌已经过去，招来的门客难免良莠不齐，可养门客的传统却一直得到了传承（其后向招收幕僚演化），甚至可以说同整个封建社会相始终。唐初自然也不例外，长安的中高级官员们蓄养门客的规模虽远不及春秋战国，但每一家至少有一两个。特别是军中武将们，由于早期忽视了文化学习的重要性，后来发达了又忙于各种军中、朝中事务，抽不出时间充电，未免同文臣打交道时为人所鄙视，或者在应付骂人不带脏字的言官时吃亏，大伙儿只好在家中请上几位先生，以备不时之需。
下定决心之后，马周就这样以门客的身份开始了自己的京漂生涯，至于他如何与常何搭上关系的，实在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常何对这个门客比较满意。而在某些时刻，马周也是懂得低下高傲的头的。
凭着一封奏疏，马周实现了自己人生的大逆转，在学习诸葛亮前辈的矜持，三次婉言谢绝皇帝的召见后，他随着第四位皇帝特使进入了帝国的宫廷，见到了那高高在上的李世民。
接下来的事情顺理成章，草根书生与帝国君主进行了亲切而深入的交流，并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交换了意见。
谈话结束后，李世民极为满意，提出希望马周能在一个适当的时候到门下省去上班。
马周愉快地接受了皇帝的邀请，表示自己需要先跟雇主打声招呼再说。李世民这才想起，把老常给忘了。于是皇帝当即下令以推荐贤才有功的名义赏赐中郎将常何帛三百匹。
解约、跳槽的工序就此补办完成。马周的能力终于得到了肯定。
正如历史屡次告诉我们的一样，你永远不需要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只需要得到那个必要的人的认可，那就够了。因为很多时候某些人的价值不是由卖方决定的，而是由极少数买方决定的。
不得不承认，由于出身草根，长期忍受贫穷的生活且受到压抑，马周发达后的某些举动是很有问题的。比如，刚当御史时马周每到下面巡视都要向地方政府索取鸡吃，因为当时国家有规定禁止地方接待铺张浪费，且特别点明了禁止御史吃肉，于是有人就把马御史要鸡吃、打擦边球的事给捅到了皇帝那里。没想到，李世民不以为意，还公然替马周辩护：“我是担心州县浪费，下令禁止御史吃肉，但吃鸡没有关系啊！”
后来马周看上了一套值二百万的房，没钱买，居然主动找李世民报销，而更令人震惊的是，李世民不但大笔一挥给报了，还顺便赏赐了马周许多奴婢和家具等用品！
李世民对马周好得简直令人发指。
众所周知，历经战火熏陶的李世民是个比较严肃的人，平时在朝中威风八面，除了魏征等几个顶级刺儿头，基本无人敢惹，可那马周自从来了之后，似乎就真不把自己当外人，不拿皇帝当干部，见鸡要鸡吃，买房要报销。照这么个节奏来，估计李世民就快成马周的自动提款机了。
出人意料的是，对于马周的要这要那，李世民似乎从不介意，不但不介意，而且还强力支持。
大家都很不理解，就那么二十余条整改建议而已，至于吗？他马周虽自比傅说、吕望（姜子牙），但到底不是人家先贤，他真能做到面面俱到、奇谋百出吗？
真能。
贞观六年（632年），李世民想去九成宫避暑，马周出来说，九成宫距京城有三百余里，太上皇（李渊）要是思念陛下，陛下怎能立即赶回来？再者说了，陛下此行是为避暑，可太上皇尚留在热处，这样好吗？但是考虑到陛下诏书已下，不容更改，您看可否再发一道诏旨，让天下人知道您会很快回来，以解除大家的误解。
一语惊醒梦中人。
要知道，自从李世民开放言论自由后，他收到的建议很多，有讨论法治建设的，有关乎百姓生活的，有事关廉政反腐的，只有一种题材始终无人涉及——协调他家父子关系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深水区，浪大礁多，搞不好就会翻船，比老虎的屁股难摸得多，而且无数事实已经证明，李世民绝对要比老虎恐怖得多。所以即便是长期冲在诤谏第一线的魏征也绝口不提及此事。也就是说，在马周这封奏疏横空出世前，这一领域一直以来都是空白。
现在马周不揣冒昧地跳了出来，填补了这块空白，不是因为他够傻，而是因为他够精，还精到了极点。
前面说过，李世民夺位在当时是披着合法的外衣的，坊间虽说有小道消息指称李世民是杀兄逼父，但信的人并不多，所以李世民和李渊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市井小民茶余饭后关注的八卦焦点。无论怎么说，李世民想要堵住别人的嘴，如果不厚待退休了的老爹，那是很不明智的，可李世民显然有很长一段时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竟然冷落了李渊，因而加重了民间的议论与猜疑。如今来自基层的马周委婉地为李世民敲响了警钟：您的牌坊要倒了！
那怎么修缮一下呢？没等李世民发问，他就在马周的上疏中找到了答案。
“太安宫在宫城之西，殿宇狭小，希望陛下能够下令整修此处，扩大规模，这样朝廷内外就不会有人再说什么了（宜增修高大，以称中外之望）。”
“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应当早晚关注一下太上皇的用饭情况，如此陛下的孝行必将感动天下，为万民传颂。”
马周实在是了不起啊！他早就摸透了李世民的心理，也看透了遮羞布下权力斗争的真相，他知道李世民与老爹始终心存隔阂，但更知道李世民若想达成他千古明君的愿望，这是不得不直面的难关。于是他看准时机，以义正词严却又不乏委婉动听的笔触点拨了李世民，告诉皇帝如此办事的不妥之处，并利用自己的遭遇（幼年失怙）来唤起李世民内心深处沉睡的亲情，真可谓惨淡经营，用心良苦。
同样精于世故的李世民自然一点即透，他立马醒悟过来，下令改善太上皇的居住条件，并屡次过问太上皇的健康情况，还不时抽出时间前往探望，在李世民的主动出击下，原本僵冷的父子关系开始慢慢解冻，民间对于李世民的质疑由此大大减少，好评则与日俱增。
有效解决了第一家庭纠葛多年的家务事后，马周把目光投向了社会领域。
当时像首都长安这样的大城市，为保证治安，除每年正月十五上元节的那几天，城中早晚的活动时间都是有严格限制的，可不能到了深夜还在长安城的主要街道上闲逛，否则会被当作危险分子抓起来的，且无论是官是民，先抽一顿没商量。所以每逢清晨朝阳初现和傍晚日落之时都会有专人来往传呼，告知大家可以出门办事或应该回家休息了，不要犯了夜禁。不过这样做，一是费嗓子，二是耽误事，个把耳朵不好使、行动迟缓的常会被当作盲流被误捕入狱，搞得抓人的和被抓的彼此都很麻烦。有鉴于此，马周提出在京城的街道上设置警夜鼓（俗称冬冬鼓），一到时间，击鼓为号（一般是五波八百下），听到鼓响，大家就赶紧往家跑，等鼓声停了，还在街上晃荡的才由执法者上前依律查处。至此，困扰群众多时的夜禁报时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城市安保人员的工作负担也有所减轻，可以说是一举两便。
除此以外，马周在其他细节规定上也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意见。比如，那个时候的官员的官服不是黄的就是紫的，两个并不熟悉的官员互相见了面，要先自我介绍后才能分辨出各自职务的大小，这在平常状况下还好，但遇到急事时往往会造成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于是马周提出按官员的品级不同发给不同颜色的官服，三品的还穿紫色，四、五品的红色，六、七品的绿色，八、九品的青色，级别高低一目了然。又如，以前的城门因人员来往频繁，有要进城的，还有要出城的，往往会形成人潮的“对流”，导致拥堵，经马周建议后，一律统一规定为左门进，右门出，进进出出自此通畅。至于宿卫大小番直、截驿马尾、飞驿警报等制度也在马周的参与下得到了规范完善，并对后世产生了极为积极深远的影响。
事实证明，马周虽狂，但的确是有狂的资本，而李世民果然没看错人，更没做亏本生意。在马周的督促和帮助下，这个帝国越来越有大国的样子了。可是，随着国家的发展日益步入正轨，李世民逐渐发现这个新政权下的国家遗留的问题也着实不少，它们正在随着自己的一路前行而慢慢展现在自己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