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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九年（626年）六月七日，对于李世民而言绝对是值得纪念的一天，在经历了三天前那场扣人心弦的兄弟死斗后，李世民终于赢来了今天的成功和胜利。虽然从弘义宫到太子东宫的距离不足千米，可是这段路在李世民看来却实在漫长，漫长到他整整跋涉了七年的时间。
但如今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那场斗争的失败者已经不在人世，皇帝的嫡子只剩下了他一个人而已。太子宝座无论怎么看都非他李世民莫属，再也没有阴云，再也不用叹息，只需要拥抱明媚的阳光，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将平日的那些理想付诸实施，富国、强兵，让大唐的名号传遍每一个角落，让每一个人都为这个国家而惊叹。
他相信，这一终极理想不只属于他自己，也属于他的父亲和哥哥，更属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
“我一定会实现这一理想的，一定！”
当然了，在实现远大理想之前，李世民很清楚，他有必要先立足现实，解决几个现实问题。不完成这些，下一步的工作是无法开展的。
迫在眉睫的事情是封赏功臣。这可是极为重要的一个举动，无论是对李世民还是对秦王党的成员都是如此。虽说此时李渊已经确立了李世民接班人的地位，但是实际上李世民并未完全掌握住大局。特别是由李建成平定的河北一带，在得知太子的死讯后立即发生了多起骚动，并引发了极其不好的社会影响，让李世民感到很担忧，所以这意味着李世民不可能像刘邦等皇帝那样，一旦大功告成就会磨刀霍霍向功臣。他必须合理地对“入股”的手下们做出安排，派出可以信任且具备相应能力的心腹干将去处理后续的各种工作。所以说，通过赏赐有功之臣的方式激励大家再接再厉，就是很必要的措施了。
封赏功臣最直接的手段自然是给真金白银。不过由于这个时候李世民还是太子，并非皇帝，手里没那么多硬通货可用，所以缺钱的李世民只好先做个样子，从众多功臣中挑出典型人物进行重点实物奖励，而纵观秦王府上下，有资格领取现金的自然非尉迟恭莫属。于是，李世民下令把查封齐王府后获得的所有财物全部赏给尉迟恭，以酬谢他在玄武门事变中立下的汗马功劳。
有尉迟恭这个标准参照物在，这下大伙儿心里差不多都有谱了，可以在家中私下参照尉迟恭的标准衡量一下自己应得的赏金数额，并确定领赏的当天到底是带辆马车去运呢，还是叫上几个仆人去抬。一时间大家虽说没能立刻领到赏赐，但都个顶个地笑吟吟的，每天干活也格外卖力。
然而，真正聪明的人其实从未把赏金的数额当作一回事。因为他们很清楚，赏赐这个东西虽然好，可是来得快，去得更快。所谓铁打的官位流水的钱，只要找到好工作，做上了朝廷高官，就既能拿权又能拿钱，这才是真正的王道。所以，这些智高一筹的兄台每日关注的是东宫最新的人事安排，大家都知道，李世民早晚是要即位当皇帝的，要是被选入了东宫，下半辈子可以说是进了保险箱，吃喝不愁，那才是梦寐以求的、稳稳的幸福啊！
不出所料，在被册立为太子五天后，李世民便公布了自己的东宫班底：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正三品），长孙无忌、杜如晦为太子左庶子（正四品上），高士廉、房玄龄为太子右庶子（正四品下），尉迟敬德为太子左卫率（正四品上），程咬金为太子右卫率（正四品上），虞世南为中舍人（正五品上），褚亮为舍人（正六品上），姚思廉为太子洗马（从五品上）。
总体看来，这份名单是以文官为主体，而这些文官又基本上是来自秦王府文学馆的十八学士。但是如果你就此认为李世民是要走“马上取天下，马下治天下”的道路，建设文官政府，那就大错特错了。疆场上一路拼杀过来的李世民比任何人都要深刻地了解军队的重要性，之所以没有立即在军队系统高层安排上自己的人，实际上是为了给所有人一个反应的时间，不至于因突然的人事变动引起部队的混乱而已。
经过近一个月的沉淀，李世民意识到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立刻任命秦府护军秦琼为左武卫大将军，程咬金为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恭为右武候大将军统领唐军主力作战部队，不久之后又安排心腹将领侯君集出任左卫将军，段志玄出任左骁卫将军，张公谨出任右武候将军。至此经过逐步的人员渗透，李世民逐渐真正掌握了全国的兵权，为自己的顺利继位打下了坚实的军事基础。
在将军队纳入掌控的同时，李世民同样陆续向国家要害部门安插自己人。李世民的舅舅高士廉担任了侍中，智囊房玄龄成了中书令，亲信萧瑀做了尚书左仆射，至于人事部和国防部这两大重点部门也分别由长孙无忌、杜如晦担任长官。如此一来，李世民虽然还是太子，但实际上已经与皇帝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差别，所以李渊当即十分识趣地表态自己极为愿意将皇帝的位子让给太子（反正没有实权了）。就这样，又过了一个月，李世民最终从老爹手里接过了皇帝的桂冠，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唐皇帝。
能力够量才授职，不一味地任人唯亲，李世民在封赏用人这一方面最先超越了自己的父亲；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不但善于用亲信，而且不介意起用昔日的敌人。比如，那位曾经在太子军队猛攻玄武门不成时，天才般提议转攻秦王府的薛万彻，本来已经有躲进深山吃野果度过余生的觉悟了，没想到李世民得知了他的下落后，不仅没有派兵来围剿，反倒是再三派出使者来宣讲优抚政策，最后把这位当时的“人猿泰山”忽悠出山了。两人见面之后，李世民别的不说，只是一个劲儿地赞赏：忠于所事，真是位义士啊！
身边的近臣无不目瞪口呆。义士？不是宣传说太子、齐王一伙通通都是奸党吗？怎么您这里还没过一个月就改口风了？
还没等大家讶异完，人们就听到了李世民那道更让人吃惊的命令：以副护军薛万彻为右领军将军！
我们前面介绍过，唐初国家实行的是府兵制，而在这一制度系统中，十二军、十二卫的将军们即为全国武装力量的实际掌控者。所以一般情况下，这些职务都是要由亲信中的亲信担任的。可是，对于薛万彻这个刚从敌对阵营投奔过来的人，李世民居然连个政审都不做就让他去统领部队，这岂非太过儿戏了？
就在这一片争议声中，薛万彻回归了他熟悉的军营，李世民接着主持他的政务，貌似这事儿与他们二人毫无关系一般。
确实没关系。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李世民无愧于他千古明君的美名。
找来了薛万彻不久，李世民又派人马不停蹄地找到了李建成的一号幕僚：魏征。
见到魏征的第一句话，李世民说得很直接：“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呢？”
情况很不妙啊！在场的人听到这句责问，无不为魏征捏了一把冷汗。
谁知魏征面不改色心不跳，回答得更加直接：“如果太子早点听从我的建议，必定不会有今日之祸了！”
至此，大家几乎已经认定魏征发了疯，都准备替他收尸了。
就在众人大惊失色的时候，一件让他们感到更加不可理解的事情发生了：李世民竟然离开座位，主动走到魏征的面前向对方行礼。
这绝对是爆炸性新闻，这一景象不但百年难得一见，就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
斗争的胜利者、国之储君居然向失败的政敌行礼了，真是岂有此理！
然而他们最终理解了，让李世民心悦诚服选择下拜的，正是眼前这个朝不保夕的落败者身上的那份可贵的勇气与正直。
“如蒙不弃，请先生助我一臂之力。”李世民以生平少有的平和语气诚恳地说道。
“好吧。”
魏征答应了。在他看来，活下来，尽力规范这位未来国君的不当行止，比以死回报李建成的知遇之恩要困难得多，也重要得多。
“这是微臣唯一能做到的了。”魏征仰望天际，似乎看到了李建成会意的微笑。
魏征就这样再次回到了东宫工作，这一次，他的职务是太子詹事主簿，这也是这对著名君臣合作的开始，魏征将由此创造属于他的传奇。
除了起用魏征外，李世民也没有浪费李建成的其他有才华的部下，在他的旨意下，因杨文干事件被发配到巂州劳改的杜淹、王珪、韦挺都被召回，各自得到了新的任用。与此同时，他下令开放言路，鼓励大小官员们提意见，为政治改善建言献策。于是贪腐得以揭发，弊政得到纠正，帝国变得更加欣欣向荣，充满生机和活力。
照这么说，李世民应该是个道德高尚、知羞耻、明是非、懂善恶的人，那为什么他之前还会做出杀兄逼父、斩草除根那一系列有违人伦的事情来呢？
提出这一质疑的朋友，请不要着急，这里马上就要解答大家的疑问。不过，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引入一个故事——本人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
记得我在小时候看过一部改编自著名长篇神魔小说《镜花缘》的同名动画片，共四集，描述了一个考场失意的秀才随商船队出海，游历各种奇异国家的冒险故事（有兴趣的可以找来看看），算是我最早接触的优秀动画。平心而论，虽说这部动画有头无尾，没能拍完原著的所有故事就被腰斩了，而且画质一般，但相对于今天某些拉低青少年平均智商、情商水平的脑残动漫要强得多。所以在那时本人对这部剧是百看不厌的，除了最后一集外。
之所以不看最后一集，倒不是因为戛然而止会令人伤感，实在是因为另一种强烈感情深深地影响了年幼的我，这种感情叫作恐惧。
因为在这一集中，主人公一行来到了一个叫作两面国的国家。顾名思义，在这个国家里所有的居民都有两张脸，一张友善随和，一张凶险阴狠，且说变脸就变脸，速度比翻书还快，让人连吃苦头，防不胜防。更加令人感到恐怖的事情是，即便是外来的人在两面国待得久了，也会不可逆转地被同化成两面人，无法再回归正常的生活中去。这种设定，自然足以让少不更事的我大为恐慌，唯恐哪一天不听话被扔到这种地方，变成类似的可怕生物。
巧合的是，《镜花缘》故事发生的历史大背景正是唐代前期，而那位不幸变异的外国人恰好是李世勣的孙子。
李世民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不是有过这样一个奇特的国家，我不知道，我能确定的是，李世民本人应该就是一个真正的“两面人”。他的杀兄逼父、欺儿灭侄是事实，和蔼可亲、爱民如子也同样是事实。前者代表了李世民残暴阴暗的一面，后者代表了李世民守正光明的一面。跟动画中的情况一样，李世民的这两副不同的面孔不会同时出现，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的。
他用仁慈和善的面孔面对那些支持和服从他的人，用凶恶嗜血的面孔面对那些反对和敌视他的人。
换句话说，无论是哪一张面孔，本质上都是一种手段，是李世民用来达成自己目的的一种方式。所以，一切看似矛盾，其实并不矛盾。正如一位老师曾告诉我的，人都是极度复杂的，不复杂的就不叫人了。
常人都不止一面，况帝王乎！
李世民用他慈善的面孔团结了所有他认定可以团结的人，接下来，是该用冷酷的面孔去打击那些残敌了。
然而，出乎李世民意料的是，他还没出手，残敌就出手了；而且没等到李世民反应过来再出手，残敌已经被手下人弄残了。
这位迅速走向覆灭的残敌是时任幽州大都督的庐江王李瑗，而那位神速搞定李瑗的也不是外人，他正是李瑗的心腹部将（兼亲家）王君廓。
事情是这样的：当初李艺入朝，李渊决意派出一个可靠的亲戚前往幽州镇守，可是鉴于宗室之内靠谱的人不是很多，所以选来选去，李渊最终决定派有过军旅经验的大侄子庐江王李瑗以大都督的身份赴北边坐镇，而且为了弥补李瑗在统军作战方面的能力不足，李渊特地挑选了有勇有谋的王君廓出任李瑗的副手。当然，那时的李渊并不会想到，正是自己的这一决定最后坑苦了这位爱侄。
武德九年（626年）年初，庐江王李瑗正式到幽州上任，带领当地大小官员出城迎接他的，是下属王君廓。
应该说，作为上级，李瑗对手下王君廓的招待真算是下了血本，一来就邀王君廓赴宴吃饭联络感情。等到交流差不多了，李瑗就亮出了拉关系的大杀招：“兄弟，咱俩如此投缘，不如结亲吧！”
王君廓愣住了。结啥亲啊？
经过李瑗口沫横飞的讲解，王君廓理解了双方结成亲家的种种好处，当即回复：“好啊！”
定亲后，李瑗很高兴，他发现王君廓是实诚人，靠得住。
吃完饭，王君廓也很高兴，他发现李瑗是个傻子，容易骗。
总之，两边都很满意。
自此李瑗把王君廓视作自己的心腹，放心大胆地将军务交付给了他，且但凡遇事必然要找王君廓商量，王君廓说的，他基本都听。
于是就到了那一天。
李世民派来通事舍人崔敦礼召李瑗入朝述职，李瑗这下慌了。因为他跟太子李建成一向关系密切，算是太子党的核心外援之一，这事是个人都知道，如今李建成已垮台，李世民雄起，还派人来叫，这明摆着是来找碴儿的。于是李瑗赶忙找来了王君廓商量对策。
“大王如果入朝，必然不能全身而退！”
王君廓是这样回复李瑗的担忧的。然后，在李瑗不知所措的目光中，王君廓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
“京师如今虽有变故，但事未可知，大王以皇亲国戚之尊出镇一方，坐拥数万精兵，怎能听从一介使者之言，乖乖束手就擒？况且我听说赵郡王李孝恭已然被捕，而太子、齐王又身首异处，大王倘若草率入京，岂能自保？！”
李瑗热泪盈眶。不愧是心腹亲信，分析得就是透彻周到。既然如此，索性为太子、齐王报仇，反了！
于是李瑗立刻将崔敦礼扣下，开始集结军队，并暗中招呼另一位铁杆——北齐州刺史王铣来幽州商讨具体的行动方案。
事实上，正为造反忙得热火朝天的李瑗并不知道，王君廓不仅仅是他的心腹，同时也是另一个人的亲信，不巧（或者说很巧）的是，那个人的名字叫李世民。
王君廓的计划很简单，就是配合李世民的动作将李瑗逼反，然后再在合适的时机，动用手上的军队将其拿下。
在他看来，以李瑗的智商水平是不可能识破自己的计划的，所以他只需要耐心地等待，等到李瑗把造反的证据都准备得差不多时，他再来一个人赃并获，届时李瑗锒铛入狱，自己功成名就，不亦乐乎？
然而在李瑗身边终究还是有明白人的，兵曹参军王利涉就算一个。
虽然他的官没李瑗大，智商却明显比李瑗高。他找到李瑗，告诉这位不开窍的王爷，这么不奉诏就擅自调动军队属于明显的造反行为，太没有技术含量了。如果下面的诸州刺史稍有怀疑，拒不从命，你的军队就征调不来，到时候长安派兵来打，势必立马完蛋。
李瑗又一次慌了，他马上提出了那个百问不厌的问题：你说该怎么办呢？
“崤山以东之地，之前属于窦建德，各地的豪强首领都曾接受过他的官职，如今这些地方豪强全被罢黜沦为平民百姓，早就心怀不满，我们可以利用这部分人，由大王下令恢复他们的旧职，命其各自在当地招兵，各地州官如有不从，听凭这些豪强就地杀而代之。此计如果施行顺利，河北之地可很快平定。然后大王再派王铣与突厥取得联络，请他们取道太原，兵临蒲坂、绛州；大王则亲率大军攻入洛阳，西叩潼关，两军相互配合，不出一个月的时间，天下可定。”
听完王利涉的规划，李瑗彻底激动了一把，他做梦也想不到造反居然也可以如此大手笔，甚至搞得好还能过把皇帝的瘾。因而激动之后，他马上答应全面落实王利涉的计划，并立刻将具体的实施工作全权委托给了王君廓去办。
差一句没嘱咐到都不行啊！知悉这一情况王利涉赶紧再次拜见李瑗，给出了自己的另一重要判断：“王君廓为人反复无常，应该尽早除去，请大王以王铣代替王君廓主持大局。”
要说这位王利涉真是位人才，不但对形势看得一清二楚，看人也是准得要命。诚如他所言，王君廓不但不会忠于他的新领导李瑗，也不会永远忠于他的老领导李世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让王君廓效忠的只有权力和利益。
可是决定权在李瑗手里，这位大王又素来缺少判断力，所以在他犹豫不决时，王君廓探知了这一重要情报，率先采取了行动。他先找到了王铣，二话不说，当头就是一刀，砍掉了王铣的脑袋。随即一手拿着血刀，一手提着王铣的人头，来到军营大声喊道：“李瑗同王铣密谋造反，禁锢敕使（崔敦礼），擅自调兵。如今王铣已死，只剩李瑗，叛党已经无能为力了。你们是宁愿追随李瑗被灭族呢，还是愿意跟随我讨平叛党、求取富贵？”
这还用说？大兵们当即异口同声地表示愿意跟随王君廓为国讨贼（顺便求个富贵）。
就这样，在王君廓的率领下，一千余士兵卷起袖子，憋足力气，向西城冲去。众人先翻墙潜入城内，然后突然发起攻势，攻入了监狱，救出了崔敦礼。直到此时，李瑗才得知大事不妙，立刻率领左右亲兵披甲而出，前来救急。然而在行军的路上，他遇见了那个自己曾经无比信任的人。
李瑗出离愤怒了，他狠狠地瞪着王君廓，一时间不知如何发泄自己的满腔怒火。
倒是王君廓并不感到尴尬，看到李瑗，他立即打起了招呼：“李瑗作乱，你们为何要跟着他一起自取灭亡呢？”
庐江王是在作乱，那还打什么？李瑗身边的数百士兵就此一哄而散。成为光杆司令的李瑗自然毫无悬念地被王君廓当场擒获，随即缢杀，传首京师。王君廓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由此升任左领军大将军兼幽州都督，李瑗的家眷也被当作赏赐给他做了奴仆。王君廓看似功德圆满，名利双收。但真的就此结束了吗？
据说，李瑗临死之前曾对王君廓大呼，痛斥对方背信弃义，卖友求荣，并做出了最后的反击：一个诅咒。
“你也会轮到同样的下场的！”
对于李瑗的这句话，王君廓当时并不在意，其后估计也很快抛之脑后，因为对于王君廓这样过着刀尖舔血生活的人，啥样死的人都见过，所以他从不相信报应这一套玩意儿。所谓因果循环在他看来不过是一个笑话而已。
当年白起笑了，项羽也笑了。至于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做人还是需要条底线的。
李瑗死了，最不安的人是李艺。同样是太子党骨干，同样是拥兵一方的大将，更何况李艺和李世民间的梁子结得更深，以上种种好像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李艺：下一个就是你。
就在李艺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他终于等到了来自长安的圣旨：着晋燕王李艺为开府仪同三司，食实封一千两百户。
应该说，这是一个还算不错的预兆。因为开府仪同三司意味着一品待遇，而一千两百户的封户在新皇帝李世民的功臣封赏等级中排在第三阶，也不算很低。无论怎么看，李艺都没有持续不安的理由，可李艺还是终日寝食难安。究其原因，还是他太了解李世民这个人了，他知道李世民属于那种有恩必报、有仇必复的主儿。这种人看起来可能人畜无害，但那是他还没等到老拳相向的好时机，一旦他觉得时机成熟，必然会立即出手，且一出手就是杀招，那怎是一个“狠”字了得。
所以李艺觉得自己就如同猫爪中的老鼠，随时随地有被吃掉的危险。就这样李艺度过了备受煎熬的半年，终于忍无可忍。
不得不反了！再这样下去，即使不被李世民下令处死，也会在家里憋屈死。等死？还是拼了吧！
贞观元年（627年）正月，李艺借阅兵之名集结部队，随即谎称接到密诏入朝，带领大军直趋豳州。豳州治中赵慈皓是一个比较负责的官员，听说李艺的部队路过，立即带人出来迎接。见到赵治中如此客气，李艺就不客气了，干净利落地把他绑了起来，顺手接管了豳州城，作为自己的根据地。
消息传来，李世民立刻予以高度重视，他派遣长孙无忌、尉迟恭担任平叛军统帅，火速开赴豳州痛击李艺。可是二人赶到豳州的时候，却惊奇地发现，李艺竟然已经被打败了！
原来赵慈皓被捕后暗中联系了城中统军杨岌密谋袭击李艺，夺回城池，没想到行事不秘，李艺得到了风声，把赵慈皓由软禁改为了下狱。好在当时杨岌人在城外，反应也比较快，发觉形势有变立即挥兵发起了突击，打了李艺一个措手不及，李艺的部队就此崩溃，除其本人在几百名骑兵的掩护下北投突厥外，他的老婆孩子全部当场就擒。
李艺虽说趁乱成功跑路，但他却没有刘黑闼那样幸运能到达避难地，走到宁州境内其左右就造了反，他死在了逃命的路上。
作为叛国逆臣，李艺虽然死了，可也要加以惩戒，以警示后人。于是李艺先被从皇室族谱中剔除，恢复了罗艺的本名，接着被剥夺生前一切职务，其妻孟氏、其弟利州都督罗寿坐诛。至此，太子李建成留存在地方上的残余势力被一扫而空，李世民终于达到了号令天下、莫敢不从的状态。
这一年，是李世民登基坐殿的第一年。这一年，李世民二十九岁。
武德九年（626年）十月，一场极其隆重的葬礼在大唐的首都长安城举行。参加这场葬礼的人员级别可谓非常之高，当时朝中的重臣如魏征等人无一例外地前来为逝者送行，甚至刚刚即位的皇帝李世民也亲自出现在现场，不仅走在送行队伍的最前端，据说还哭得异常悲伤。应该说，这是继几年前平阳公主出殡之后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最为轰动的国葬，但有趣的是，参加者除了失声痛哭之外，并不敢直接抒发对逝去者的深切怀念，这是因为这次葬礼的主角身份过于特殊（或者说是敏感）：他的名字叫李建成。
虽然帝位已经在手，玄武门的血迹也早已洗净，但李世民悲哀地发现，自己这辈子无论如何也绕不过李建成这个坎儿了。平民百姓或许并不了解李建成的为人，但当时朝中的大臣们都是知根知底的，他们很清楚李建成是一位仁善的储君，是一名忠厚的长者，是李渊实至名归的继承人。而宝座上的那个人则是一个残忍的篡位者，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哥哥，只为了获得权力！
每次居高临下之时，底下的大臣们虽说个个都不开口，但李世民似乎总能从这些人的眼神中发现类似的信息——
你不是合法的皇帝，而是可耻的反贼！
李世民并不打算公然惩治那些实际上对他夺得帝位抱有鄙夷态度的人，因为他足够聪明。李世民清楚地知道舆情、民意这种东西一味靠堵是不成的，最佳的应对方式应该是疏导，所以继承皇位不过两个月，李世民就立即着手为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部分恢复名誉。他下诏追封李建成为息王，赠谥号为隐；李元吉为海陵王，谥号为剌，以亲王之礼进行改葬，同时命令东宫、齐王府的旧有官员务必悉数到场，为二人送葬。
事实证明，这一招相当有效，不但东宫、齐王府故人压抑已久的情绪得到了释放，就连李世民本人在举办完这一仪式后，心理压力也得以减轻，睡眠质量和工作效率都大有改善。可是，李世民依旧不放心，因为他对自己的历史定位是名垂千古的明君，而这就意味着在历史上“李世民”这个名字不能与任何污点有丝毫联系，所以他必须修改历史，删订那些对自己不利的记录，只有这样，他才能安心地指点江山，让自己的子孙堂堂正正地做皇帝。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李世民找来了负责编修实录的史官，委婉地表示自己希望御览下高祖（李渊，当时已驾崩）的实录。
然而令李世民没有想到的是，他找来谈话的史官竟然无一例外地以“恕难从命”四个字干脆利落地否决了这一无理要求。
这倒不是史官不给皇帝面子，而是职业传统要求如此。
要知道，我们这个国家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对自己民族、国家历史的记录，因此史官这一职业自诞生以来就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职业，所以历代的史官在这样一个备受瞩目的重要岗位上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光荣传统：秉笔直书。
关于这一点，还有个著名的先例。
话说春秋时期，齐国的国君齐庄公同大臣崔杼的老婆东郭姜私通，崔杼知道后气不过，找了个机会把齐庄公堵在了家里，干掉了，然后改立庄公的异母弟弟继任国君，自己由此自认相国，专断朝政。
有一天，崔杼突然心血来潮，就找到了当时的太史索要史书来看，于是崔大人就在史书上看到了那五个让他当场吐血的大字：崔杼弑其君。
崔杼勃然大怒，当即处死了当时的太史，然后让他的弟弟重新书写这段历史。没承想，崔大人又一次吐血了，因为这位兄台在竹简上写下的是五个相同的字：崔杼弑其君。
崔杼二话不说，也处死了这位不上道的史官，又找来了他的弟弟来写。然后相同的状况再次重演。在杀死了太史家三位兄弟后，崔杼凶恶地告诫太史一门最后的太史季，如果他再固执下去，那么他们整个家族将面临灭门之祸。
太史季平静地点点头，随即在史书上写下了同样的字。
崔杼无话可说了，他终于意识到这一家人是不怕死的，在史官尊严和自身性命的抉择前，他们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前者。
一声叹息，崔杼认输了，他默默地示意太史季退下，呆坐当场。而在那位勇敢坚持原则的太史季离开宫殿的路上，他惊讶地碰上了齐国的另一位史官——南宫氏。
南宫先生更惊讶：你怎么没死？！
原来这位南宫先生听说此事，以为太史兄弟皆被杀害，这才匆匆赶来候补，而在他预先写好的竹简上留下的是与他们一模一样的几个字：崔杼弑其君。
这就是中国古代史官的气节，虽刀刃加身，亦不得损其节，毁其志！
有这些宁可不要性命也要忠实记录事实真相的史官在，唐朝以前的皇帝们也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传统——不干预史官工作。历史上无论多昏庸独断的皇帝，也不敢修改国史，特别是皇帝的实录（起居注）。所以在朝堂之上经常出现这样的一幕：底下的大臣把皇帝批驳得一无是处，一点儿面子也不给，而高高在上的皇帝看着身旁史官匆忙记录的毛笔，只能生生地把即将脱口而出的一大段不文明用语压回肚子里。
就是这么一手，搞得许多皇帝痛不欲生，在公开场合像小媳妇儿似的，不敢信口开河、随意乱讲，不然弄个“青史留名”、遗臭万年那可真是糟糕了。
然而这个优良传统最终被打破了，打破他的正是青史流芳的李世民。
在再三被恪守职责的史官婉拒后，李世民并不死心。消停了几年后，他找到了负责记录起居注的褚遂良，万分客气加小心地问道：“先生主管起居注一般都记些什么事情？我能够看看吗？”
褚遂良老实地回答道：“起居注就是用来记录君主言行的，无论国君为善、作恶都必须忠实记载下来，如此才能督促君主不去做坏事。但是观看相关记录的君主我倒是没有听说过。”
“我有做得不对的地方，爱卿一定会记下来吗？”
褚遂良当即予以确认。
就在李世民准备更进一步提出要求时，他听到了另一个人的声音：
“假使褚遂良不记，天下人也会记录下来的。”
接茬儿的是黄门侍郎刘洎，此人素以敢于直谏著称，而他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插话，言下之意也很明白：我知道你想干吗，但这事不能干，虽说褚遂良是你亲信，但他也不敢擅自做主替你回护，所以你趁早断了这个心，该干啥干啥去。
这一次，刘洎错了，他低估了李世民的毅力，更何况，如果李世民是肯向传统低头的那类人，他也不能坐在现在的位子上。
所以虽然又一次碰了钉子，李世民依旧不气馁，他相信坚持就是胜利：老子就跟你们这群老中青顽固杠上了！
事实上，为了在同史官们的交锋中占据优势，达成自己的愿望，李世民早就暗中玩了一个花招。
贞观三年（629年）十二月，李世民突然下达谕旨，将原在秘书省下的史馆从中独立出来置于禁中，取代著作局的修史之职，成为直属于皇帝的独立机构。与此同时，下令让亲信房玄龄以尚书左仆射的身份监修国史。
这在当时的史学工作者看来是一个值得放鞭炮庆祝的利好消息。此举体现了领导对史书修撰事业的高度重视，同时大大提高了史官、史馆的地位，简直是送来了修史业界的新春天。
然而史官大人们很快就会发觉，春天总是短暂的，而春天之后即是漫长的寒冬。
贞观十七年（643年），寒冬来临。
一天，李世民突然找来了监修国史的房玄龄老调重弹，询问史官不让皇帝看国史的原因。李世民的心思房玄龄自然懂得，但众目睽睽之下他也不好迎合，只好回答说是怕史书中的某些记录影响到皇帝的心情，故而不方便拿出来看。
听到房玄龄这样回复，李世民立刻抢白：我的用意和以往的帝王不同，现在想要看国史是为了对自己之前的错误有一定的了解，以免再犯啊！爱卿可将国史按时间顺序整理完毕，呈送上来。
事已至此，房玄龄也不好说就不给看，只好将修好的国史本子略作删节，随即送交李世民过目。
果然如房玄龄所言，李世民在翻完国史后整个脸都黑了，他对这套国史史稿表现出极度地不满，特别是对于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那一天的记录，更是很有意见。于是皇帝当即叫来房玄龄语重心长地嘱咐道：“当年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周王室才稳定，季友毒死叔牙，鲁国方得以安宁。朕所做的是为了安定社稷，造福万民。史官执笔时为什么要有隐讳呢？你们应当删改一下内容，直书其事嘛。”
这是中国权谋宝库中博大精深的一招：正话反说。其真实的含义是认为房玄龄等人编修的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记述还不够完美，没能做到自圆其说。
所以皇帝这才亲自出马，明确指示了修改方向：“周公诛管蔡。”
对于最高领导定下的这一调子，很多史官坚持了原则，顶住了压力，尽可能地留下了可供推断事实真相的蛛丝马迹。可问题是，担任主修的许宗敬是一个典型的除了脸什么都要的人，此君为了逢迎李世民，亲自操刀对高祖、太宗两朝的实录进行了全方位（好在有死角）删节与修饰，同时加入了大量低劣至极的小说级别的内容，如李世民是晋阳起兵到一统天下几乎所有大事件的主要策划人，因之李渊一直很欣赏李世民，对长子李建成并不满意，屡次三番强烈要求把皇位传给李世民，但都被高尚的秦王殿下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又如李建成、李元吉居心不良，始终对能力超群的李世民保持羡慕嫉妒恨的心理不平衡状态，为此曾故意送劣马给李世民骑，希望李世民落马不治；等等。
这些内容“相映生辉”，成功地将李世民塑造成一身正气、仁者无敌的英主形象，同时也让昏庸无能的李渊、嫉贤妒能的太子和残暴嗜杀的齐王等反面角色变得栩栩如生、深入人心。
然而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是有心骗人的李世民还是用心骗人的许宗敬都不可挽回地失败了。近代以来，在陈寅恪、章太炎等宗师级历史大家的研究下，史学界对武德年间的历史事实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遮盖在这段历史上的面纱正在被层层揭开。即便连普通人也开始逐渐意识到李世民虽为明君却绝非完人，李渊老头的精明实在不亚于深山里的老狐狸，而李建成、李元吉也并不是一无是处、一事无成的两个废柴。一切正在慢慢地走上正轨，真相大白、水落石出的一天即将到来。
所谓真相可以掩盖，但永远无法掩埋。对此，我坚信不疑。
李世民歪曲历史的行为没能取得圆满成功，不过他创立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宰相级别人物领衔监修的史馆制度却就此流传了下来并成为定制，直至清末亦未曾断绝。话说回来，虽然官修史书的确存在钳制思想、乱改史实等弊端，但相对于之前的私家著史之风，它还是具备若干优势的，比如可以集思广益，方便史官交流，提升史书撰写的质量；直接取用国家一手档案（皇帝实录、起居注等），保证了史料主体内容的可靠性。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它从制度的层面保证了此后历朝历代都养成了一个好习惯：无论多穷都必然修好前朝的史书。这无疑对于中国历史的保留颇有助力。
唐朝的第一届官方史馆及其史学工作者们也以其踏实肯干的精神，为后代做出了榜样，交出了一份傲人的答卷。
自开馆修史以来，在史书编纂人员的不懈努力下，经过七年奋战，史馆完成了对北周、北齐、梁、陈、隋五个朝代（国家）史书的编订。此后大家又再接再厉，耗时两年完成了对《晋书》的编写工作。如果再考虑史馆工作者李延寿根据馆中官方资料私下撰写成的《南史》和《北史》，那么唐代的史馆就为后世正统的“二十四史”贡献出了多达三分之一的史籍（后世统称为“唐八史”），可谓成绩斐然。
该除的除掉了，该改的也在改着，李世民的皇帝位子看似坐稳了。其实不然，因为还有一个强大的敌人一直在虎视眈眈，威胁着李世民乃至整个帝国的安全，这一强敌正是北方的突厥人。而雄才大略的李世民早就十分清楚，若想实现大唐真正的繁荣发展，和这个敌人注定将有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