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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新继任的皇太子李贤,人如其名,是个比较贤能的人。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显示出了这一点。

一次,李治让李贤读《论语》,自己则站在旁边听,读到其中“贤贤易色”这一句的时候,小李同学不知道为什么连着读了好几遍。李治觉得很奇怪,就问他原因。

小李同学一脸自然地回答道:“就是自己心里觉得特别喜欢这句话而已。”

李贤的这一答复让老爹李治大为惊喜,自此对这个儿子另眼相看。

李贤容貌俊秀,举止稳重,兼有过目不忘的技能,是个非常出色的孩子。不过鉴于他并非嫡长子,所以在此之前,李治并未着力培养、委以重任,反而是出于兄弟和谐的考虑,对李贤有所训诫(正是为此赶走了王勃)。然而现下李弘已死,又没有留下儿子,李贤已经是名正言顺的帝国接班人了。李治就此放心大胆地将国事交付给了太子,令他监国,积累理政经验,磨炼一下。

李贤不愧天资过人,在监国期间,他的各项工作都处理得不错,得到了朝中大臣们的一致好评。

李治对此深感高兴,在太子监国一周年之际,他特地下发了一道诏书,大大表扬了太子的勤恳公正,还顺便赏赐太子五百匹绸缎,以资鼓励。

事实证明,太子殿下不但主业(批奏折)做得好,副业也搞得有声有色。他在业余时间召集了一大批当时著名的儒生学者开展了一项著名的文化工程:作注。估计是受到了故人王勃注释《汉书》的启发,李贤挑选的是同为“前四史”的经典史学著作《后汉书》。经过一番努力,加注工程大功告成,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章怀注”。

学习历史学的人有必要感谢李贤等人的努力,因为如果没有章怀注,范晔的《后汉书》就会显得晦涩难懂,歧义繁多,让此书的可读性锐减。难得的是,身为工程的主持者,李贤一改主编者只注名不动笔的工作作风,亲自挽袖上阵,对书中诸多史实做了亲笔点评,丰富了此书的内容,所以当李贤将注释后的《后汉书》交给父皇御览时,皇帝陛下读罢大喜过望,下令重赏李贤及相关编撰人员,并将这一版的《后汉书》藏于宫中秘阁好好保存。

如果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太子的业务会越发精熟,在朝臣中的威望也会越来越高,最终,他说不定有望成为又一代英主,让大唐重新走向繁荣富强,因为他确实有这个能力与精力。但上天实在弄人——太子殿下很快就被人弄了。不过弄他的人不是天后,而是另有其人,一个叫明崇俨的人。

明崇俨,洛州偃师(今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人,唐高宗时期著名修道者、阴阳师。此人虽说身为道士,却非草根出身。其祖上是中原士族大家,世代在南朝做官,其父明恪更是做到了州刺史一级(豫州刺史),混得不错。据明崇俨自己介绍,他这一身沟通鬼神的本领,是年少时跟父亲属下一个深通术数的县吏学得,而且是尽得其真传。

从现存史料的记载来看,明道士的说法倒不全是瞎扯,至少他还是懂些医术(可能还包括一些大型魔术)的。在担任黄安县丞期间,他治好了刺史女儿的重病,由此声名大噪。李治听说了他的能耐,召来一聊,觉得不错,就把这人留在京师,安排在冀王李旦处当差,不久又提拔其为正谏大夫,特命其入阁供奉。

实践表明,明崇俨绝非县中物,舞台越大,他的忽悠能力就越强。在正谏大夫任内,明崇俨经常假借阴阳、鬼神之言来议论朝政。李治夫妇虽然是大家口中的天皇、天后,可到底还是普通人,难免会对自己无法驾驭和理解的事物有所敬畏。于是久而久之,二人都被明大师的理论所深深吸引,成为其身份最为尊贵的信徒。

在信奉儒家学说的太子李贤看来,父母宠信明崇俨这样一个妖道实在是难以理解。基于信仰的不同,太子不喜欢明崇俨,明崇俨则知道这一点。

所以趁着一次机会,明崇俨向天后发表了他对几位皇子相面的结论。

按照明崇俨的说法,天皇和天后的这几个儿子中,英王李显(此时叫李哲)长得最像唐太宗,颇有英武之气,而相王李旦(此时叫李轮)却最有富贵相,日后必有后福。至于李贤,明崇俨的评价则是:太子承担不了大业(史载:太子不堪承继)。

一个像先帝明君,一个有富贵福相,听上去就是李显、李旦之中闭着眼随便选出一个也要比现在的李贤好得多,其中隐含的意思已经再明显不过了:太子应该换人。

我们不知道天后得知这一说法时内心是怎么想的,只知道她老人家之后特意派人编了两本书赐给李贤。这两本书,一本叫《少阳正范》(相当于皇太子行为规范),一本叫《孝子传》,其中的含义也很明白:不听话,就废了你!

李贤拿到这两本“礼物”时的反应,史书上倒是有明确记载:太子愈不自安。

对于明崇俨背后恶意中伤的作为,太子殿下深恶痛绝,恨不能将其碎尸万段。对这件事,朝野间更是心知肚明。

就在双方矛盾开始公开激化的时候,一个劲爆的新闻一夜间传遍了全城:仪凤四年(679年,不久改称调露元年)五月初三夜,明崇俨被人杀死在东都洛阳的家里。

关于明崇俨的死因,当时广泛流传的说法有三种。

第一种说法算是民间说法。这种说法称,明大师平日里役使鬼神过于频繁,鬼神们太过辛苦,于是集体造了反,将明崇俨做掉了。这个说法比较神道,但在天皇李治和天后的眼中纯属无稽之谈,不可信。

第二种说法来自凶案现场的侦查人员。据他们报告,死者被人发现时,一人坐在堂中,刀子插在胸口。依据办案人员多年刑侦工作的经验推断,明崇俨很可能是夜里被人突然刺死的,且事发前死者对凶手的行踪并未察觉。而结合死者家中财物缺失的状况,办案人员初步认定这是一起典型的入室盗窃杀人案。

这个说法相对于第一个,那是相当靠谱的,只不过问题在于几大司法部门联手出击,将洛阳城几乎翻了个遍,折腾了有一年多,愣是没有找到杀死明崇俨的那个大盗。

一个大活人还能人间蒸发了不成?在天后看来,破不了案是因为有人暗中阻挠,干预司法,而那个人最有可能就是太子。

对于这一点,许多人抱有同皇后娘娘一样的看法。这就是越来越多人倾向于相信的说法三:明崇俨不自量力地介入了宫廷的内部斗争,最终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而杀害他的人自然不用怀疑,便是现任太子李贤。

只有这个说法是最有可能成立的,而天后已然怀疑是李贤下了黑手。但是,让这母子二人彻底走向决裂的则是另外一个传闻。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太子殿下从后宫太监、宫女的私聊中得知了一个让他震惊不已的小道消息:他的母亲并不是他的亲生母亲,他的奶奶却是他的亲奶奶。李贤其实是皇帝与韩国夫人的私生子!

这位韩国夫人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她是天后的亲姐姐,魏国夫人的母亲。

如果这一传闻属实,那么真实的武则天似乎没有传闻中的那样六亲不认、心狠手辣,而一向被世人视作懦弱代言人的李治,在某些方面也不弱。

听到了这一传闻,又结合了下现实遭遇,李贤开始不由自主质疑起自己的身份,并越发恐惧起来。巨大的精神压力下,李贤选择了同伯父李承乾当年类似的减压方式:听音乐、观歌舞。

李贤的这些变化自然逃不过天后的眼睛。现在,是时候换人了。

永隆元年(680年)八月,有人向朝廷告发太子李贤存在严重的风纪问题,和赵道生等多名家中奴仆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

说起来这也是老套路了,如果不能在工作业务方面诋毁对手,那就在生活作风上找出路,如果生活作风上没问题,那就说道德人品有瑕疵,而如果实在都找不出碴儿来,那就以“意欲”“莫须有”为由强行定罪,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就这样,太子风纪案调查小组在天后的指示与关心下迅速成立了。调查组的核心成员是中书侍郎薛元超、黄门侍郎裴炎、御史大夫高智周三人。其中,薛元超曾同李义府关系十分密切,是后党;裴炎刚刚进入领导班子,在走低调路线,加之人比较精,基本不怎么发表意见;剩下的高智周为人还算正派,但当年推荐他入仕做官的那位恩人正是薛元超,因此高智周的立场也可想而知。

这么一个人员配置,太子李贤的命运可以说基本上已经确定。

调查组接到上级命令后立即行动,派兵封锁了东宫。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他们细致搜查了东宫的每一个角落,并极其意外地在马坊发现了数百副黑色铠甲。

随着调查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对太子家奴赵道生的审讯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据赵道生交代,太子李贤对明崇俨非常不满,因此命其杀害了明崇俨。

暗杀朝廷命官,住所私藏盔甲,这两件事加在一起,基本上就等同于蓄意谋反。太子李贤的这条命算是彻底交代了。

可是李贤并没有立刻步前任太子李弘的后尘,因为一个人出面把这事压住了,保了他。这个人就是皇帝陛下。

李治对于这个儿子的感情并不亚于过世的李弘,事情发生后,朝廷一大票臣子义愤填膺,要求二圣大义灭亲,以正天下视听。然而皇帝就如同病重到丧失了视听功能一般,对这一类呼声一概不理,任他们去叫。而据皇帝的贴身太监透风出来,天皇有意要赦免太子,既往不咎,只不过碍于目前舆论压力甚大,暂时没有宣布而已。

看样子要峰回路转了。

就在此时,天后发话了:

“身为人子却心怀逆谋,这种人天地所不容,理应大义灭亲,岂能赦免!”

当时的朝廷中有什么大事情,二圣如果达成一致,就立即去办;如果分歧很大,就拖着不办;如果有分歧,但还可以商量,那就修正着办。

李贤的情况大致属于第三种,所以最后朝廷对这位太子的最终处理是:留下性命,但由太子废为庶人,送往京师秘密幽禁。

之所以秘密幽禁,是考虑到太子李贤在朝中的威望很高,亲信不少,一旦处理不当,来个劫囚拥立再加个玄武门事变2.0版,那就不好玩了。所以,先把标杆性人物转移走,这才好收拾下面的人。

八月二十二日,针对太子党的大清洗开始。

太子洗马刘讷言因曾写了一本《俳谐集》(相对于今天的《笑话大全》)送给太子,被判流放振州。太子典膳丞高岐(贞观名臣高士廉之孙)因牵连进太子一案,被父兄清理门户,乱刀砍死,曝尸街道。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张大安(玄武门功臣张公谨之子)以坐阿附太子,左迁普州刺史。李治叔父、苏州刺史、曹王李明,与李治侄儿、沂州刺史、蒋王李炜也因与李贤交往密切被划为逆党。前者被降封为零陵郡王,派往黔州安置;后者被废除王爵,送往道州安置。其他被牵连的大小官员更是数不胜数,朝廷里太子李贤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几乎被一扫而空。

该杀的杀了,该贬的贬了,接下来又可以继续处理太子了。

开耀元年(681年)十一月,癸卯,被软禁一年多的李贤被送往巴州(今四川省巴中市)生活。

俗话说,落魄凤凰不如鸡。庶人李贤离开京师赶赴巴州时,实在是落魄得紧,大冬天的,其妻儿、仆从全都衣衫单薄,浑似逃难的灾民,要说他曾经当过太子,估计路边扫街的大爷都不信。

如此凄凉的景象,让李贤的弟弟、时任太子的李哲(就是同李贤斗过鸡的李显)看不下去了。他为此上疏父母,恳请二圣怜悯开恩,这才为哥哥争得了一些御寒衣物,解除了李贤一家的燃眉之急。

当然,此时的李显想不到的是,自己将来的下场会比两个哥哥还要惨,不过,这是后话了,我们后面再细说。

相比贺兰敏之,李贤是幸运的,至少他们一家子安然抵达了巴州,没有在中途就被干掉。这绝非天后变得大度,不打算再追究李贤的忤逆之罪,而是由于父亲李治的暗中保护。可惜的是,这种保护是有期限的,为期三年。

无论如何,李贤暂时逃脱了死神的魔掌。然而流放地的孤独与寂寞却开始像潮水一般涌来,让李贤感到痛苦不堪。

深陷折磨中的普通人一般会借酒浇愁,李贤不普通,因此他的抒怀方式改成了作诗(没有观舞、听流行音乐的条件了)。

李贤写的这首诗叫《黄台瓜辞》,这首诗同武则天改变自己命运的那首《如意娘》一样都被收录到了《全唐诗》中,现摘录如下: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

三摘尚自可,摘绝抱蔓归。

这首诗意境高远是称不上的,但论情感之真挚,个人以为,并不输于王勃的那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而熟悉诗歌的朋友,想必会立刻联想起另一首风格情愫极为类似的作品。对了,那就是陈思王曹植那首著名的速成佳作《七步诗》。

关于曹植《七步诗》的内容和创作背景,那是三国年间的事儿,且相信知道的人不在少数,这里就不多讲了。此时,此景,此情,让李贤的这篇诗作与《七步诗》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同曹植一样,他也博得了很多人的同情。但同曹植不一样的是,李贤并没能凭此逃脱死亡阴影的笼罩。

光宅元年(684年)二月二十七日,唐高宗李治驾崩的三个月后,时任左金吾将军的丘神勣突然造访李贤在巴州的家。李贤同这位丘将军之前并没有什么来往,他只知道此人乃大唐开国著名悍将丘行恭之子,是将门之后。

丘将军倒没有很尴尬,他一脸微笑向李贤解释了自己的来意:皇太后特命我来探望您的生活情况,以免别有用心之人趁新君继位之际加害于您!

李贤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看来母亲心里还是想着我的。

李贤没有猜错,远在洛阳的皇太后的确在惦记着他。不过,李贤并没能猜中所有的事情。

皇太后之所以对他念念不忘,完全是因为她不打算放过这个不听话的儿子,她老人家认定,有必要斩草除根,杜绝一切可能威胁自己权力的隐患。而李贤当然更不可能知道,那位丘神勣将军之所以在历史上有一定的知名度,不是因为他是个能征善战的将军,而是因为他是个心狠手辣的酷吏,且是同周兴、来俊臣、索元礼这三位并驾齐驱的著名酷吏。

取得李贤的信任,进入房门的丘神勣立刻翻脸了。在李贤反应过来前,李贤及全家人已经被丘神勣的手下们全部牢牢控制住,然后,丘神勣再次走到了李贤面前,向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单独聊聊。

李贤同意了,因为他别无选择。于是他走进了其中的一间卧房中。

不久,丘神勣出来了,他宣布了废太子李贤的最新消息——死讯。

虽说是自杀身亡,但大家对真正的凶手是谁都心知肚明。

丘神勣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就此打道回府,留下李贤尚有余温的尸体和一屋悲凉、绝望的哭声。

丘神勣向皇太后详细汇报了自己巴州之行的情况,皇太后表示出了极度的震惊:

“不是让你去探望我的儿子吗?你怎么把人给我逼死了?!”

丘神勣闻言赶忙跪倒叩头,大呼冤枉。他表示自己只是和李贤聊天而已,并无威逼胁迫,同行人员可以为自己做证。然后丘将军从心理学的视角高度向皇太后解释了长年幽居生活可能对人带来的不良心理影响,并指出了抑郁状态下,人们突然做出过激举动的寻常性。

总之,是这样的一句话:李贤的死是因其个人心理问题造成的,与自己无关,更与皇太后无关,要怪就怪李贤本人。

皇太后终于得到了令她感到满意的结果。不过死的到底是自己的儿子,前任太子,无论如何总要给舆论一个交代,所以这个黑锅还是需要人暂时背一下的。

于是,丘神勣因办事不力、致人死亡被贬为叠州(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刺史。但没过多久,丘将军便被召回朝廷,官复原职,不久又晋升为左金吾卫大将军,更加得到重用。至于这背后的事情,相信大家都懂得。

李治诸子中最为优秀的李贤到底还是英年早逝了,死时年仅三十一岁。

这里多说一句,李贤的年纪是根据我所查到的出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墓志铭的记录。按照《旧唐书》的说法是三十二岁,而据《新唐书》记载,则是三十四岁。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背后毕竟还涉及一个李贤生母的问题,有些人搞乱点来掩盖事实的真相,可以理解。而我们这里则依据顾颉刚提出的史料辨析原则,采信李贤本人墓志铭上的记载。

文明元年(684年)三月十六日,朝廷在显福门为李贤举行了隆重的哀悼仪式。次日,下诏追封其为雍王。二十一年后,唐中宗李显复位,下令追赠哥哥为司徒,并派遣特使前往遥远的巴州,迎回李贤的灵柩,重新安葬在乾陵的父母旁边。到了李贤最小的弟弟唐睿宗李旦在位时,他也对这位二哥怀念有加,于是下了一道诏书,恢复李贤皇太子的应有名分,并授予谥号“章怀”,以寄托自己的哀思。

章怀太子李贤的故事到此就彻底宣告终结了,但其身后事却更为惊心动魄。话说李贤死后半年,一群对皇太后把持朝政不满,却又无能为力的失意青年聚集在扬州城内,他们决意铤而走险,武装反抗皇太后的专权统治。考虑到李贤做太子时在广大官员、群众中的威信很高,于是举兵前他们找到了一个同李贤长相相似的人来号召天下响应。这次起事,正是历史上颇为著名的“扬州叛乱”。

扬州叛乱本身同李贤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只是一些人打算借助他的声望来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已。但接下来要说到的事情则与李贤密切相关,因为事件的主角正是李贤的孙子和孙女。

李贤去世七十九年后,吐蕃军队攻破长安城,当时的皇帝唐代宗被迫跑路,吐蕃人有意在长安建立傀儡政权给老对头多添点儿麻烦,于是积极行动起来。最后选来选去,选上了李贤的孙子、广武郡王李承宏。就这样,李承宏在刀枪的逼迫下坐上了皇位。只是没承想吐蕃人不太给力,在长安才坚持十多天就撤退了。唐军不久收复了国都,唐代宗在文武大臣的簇拥下正式还朝。

这下可真尴尬了。因为吐蕃人退兵之前没有人通知李承宏,更没人打算带他一起走。于是李承宏被留在城中,被士兵们以逆臣的身份抓住献给了皇帝。

唐代宗表现得倒是很大度,说,知道你是被胁迫的,这不怪你,朕不会杀你的。

所以李承宏没有被处死,仅仅是被送去了华州居住。但令人玩味的是,没过多久,这人还是死了,死得不明不白,和他的祖父一样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醒目的问号。

李承宏的故事是一个悲剧,好在,他的妹妹不是。

李承宏的妹妹叫作李奴奴,她在很小的时候便被一个亲戚收养。这个亲戚叫李显。

唐中宗神龙年间,吐蕃军的进攻屡次被唐军挫败,吐蕃方面转而求和,遣使请求联姻。唐中宗答应了。被选中入蕃和亲的,正是李奴奴。她也就是后来第三十六任吐蕃赞普尺带珠丹的正妻、“吐蕃三法王”之一的赤松德赞的生母——金城公主(关于赤松德赞的生母仍有争议,个人更倾向于是金城公主)。

孙子被吐蕃坑惨致死,孙女却成为吐蕃人的主母,受到吐蕃百姓顶礼膜拜。想一想,历史还真是充满戏剧性,让人捉摸不透啊!

自上元元年(674年)八月十四日,皇帝陛下自称天皇,皇后娘娘自称天后,夫妇二人合称“二圣”。帝国的最高权力就被正式分为两大部分,具体说来是男主外,女主内,天皇李治主抓对外事务,特别是军事作战;天后武氏主管国内政务,负责国家日常,但偶尔会屈居顾问的位置,帮助奉命监国的太子处理国事。因此从上元元年开始,到唐高宗李治驾崩,这期间大唐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两个。一个是母子矛盾,其主要表现是天后和李弘、李贤两位太子争夺理政的权力,这属于家族矛盾、内部问题,大家不好干涉。而另一个矛盾则不同,虽然从名义上讲,这个矛盾可以称作爷孙矛盾,但实质上在大臣们的眼中它应该被归为民族矛盾的范畴,为了民族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当然,还有大家的利益),人人都有必要出一把力。

这个让朝中各派大臣摒弃前嫌,瞬间完成抱团,统一斗争矛头的问题,叫作吐蕃。

虽然这个时候文成公主还健在,且论起来当时的赞普芒松芒赞还要叫李治一声舅姥爷。但是吐蕃人似乎并不存在打舅姥爷的心理障碍,更何况,李治不过是个名义上的亲戚,而那个文成公主已经完成了为吐蕃提供各种物资与知识的历史使命,所以,没有生下儿子的文成公主在松赞干布死后,事实上并没有很高的地位(文成公主是在死后一百多年才逐渐被吐蕃人推崇,直至被视作藏传佛教中的观音菩萨——绿度母的化身)。

文成公主没有话语权,吐蕃又正处于扩张势力的发力期,这就决定了它同唐朝的战争不可避免。更何况,此时的吐蕃还有那个在大非川大破薛仁贵的名将论钦陵在。

论钦陵最开始对唐军那边统兵的那个叫刘仁轨的老头子并不放在眼里。这也可以理解,在此之前,论钦陵指挥吐蕃大军把鄯州(今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廓州(今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县)、芳州(今甘肃省迭部县东南部)等军事要地都逛了一圈,把当时唐军在西北驻守的有点名气的将领都打了个遍,从未逢敌手。

虽说如此,但在攻击唐朝边境的过程中,有一员唐将还是给论钦陵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这个人的名字叫杜孝升。

杜孝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唐军低级将官。仪凤二年(677年)五月,吐蕃军侵扰扶州(今四川省九寨沟县),路过了其所辖的临河镇(在今甘肃省文县境内),杜孝升作为守将,当仁不让地出兵抵抗,但很快兵败,自己也被吐蕃人生擒。

被俘之后,杜孝升随即被告知只要他肯给当时的松州都督武居寂写信劝降,不但可以免受牢狱之苦,好处还大大的。杜孝升拒绝了,他表示宁死不从。有意思的是,一心求死的杜孝升却没死成。

不久,吐蕃人撤军,不知是嫌俘虏浪费粮食还是忘了这茬儿,杜孝升居然被丢到了脑后,奇迹般地重获自由。一般来说,在生死边缘走过一趟的人,一旦重获生机,往往会更加珍惜生命。所以按照剧情的发展,杜孝升至少应该先回趟家,跟家人痛哭流涕互诉一番思念,至少也要给家里报个平安的信儿。可是杜孝升并不一般,他没有这样做。

从吐蕃人那里死里逃生的他回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拢被打散的残余部队,继续一心一意地坚守城池。

消息传开,论钦陵深深地记住了唐军中的这个小人物,而唐朝廷则是大为感动,由皇帝陛下特批,将杜孝升破格提拔,做了游击将军。李治深知,西北的边防军虽有杜孝升这样忠于职守的将领,但要应对虎视眈眈的吐蕃,那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西线局势,唐高宗决意让老将出马。

八月,朝廷下令以尚书左仆射刘仁轨为洮河道行军镇守大使,率军镇守洮河(今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四个月后的十二月二十七日,朝廷又发布重要诏令,要求关内、河东各州招募战士,组织大军,准备大举讨伐吐蕃。

继大非川后,唐、蕃的二次较量眼看一触即发。

无论怎么看,刘仁轨都是当时统领边防军抵御吐蕃的最佳主帅人选。老爷子到任后虽然十分低调,从不主动出兵攻击,却并非军事上不作为。不久之后,论钦陵便认识到了此人的厉害。因为他发现这个一点不折腾的人其实是在一点一点地折腾。在不知不觉中,唐朝边境各州的防务都得到了加强,城堡、碉楼被加固了,城外坚壁清野了,自己身后的游击区也被建立起来了。

也就是说,论钦陵想打仗找不到人,自己的粮道反而完全暴露在了对手的游击队的兵锋下。

刘仁轨这个老头儿实在是太坏了。

论钦陵恍然大悟时,为时已晚。所以他恨得不行,却毫无办法,只能直勾勾地望着城墙,边叹息边啃干粮,再偶尔派人问候下刘仁轨的爹娘。

就在论钦陵望穿秋水时,他得到消息,唐军主帅换人了。

唐军换了主帅,经过论钦陵细作的多次印证,证明这绝非刘老头故意放出的假消息。

那这是为什么呢?论钦陵想破了脑袋也没想明白。因为以他的经验看来,唐军新来的那个主帅绝非将帅之才。

应该说,论钦陵的眼光很值得夸奖,所以,为表示鼓励,我将为他和大家解答这一谜题。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李治耳根子是软,但临阵换将这样的蠢事还是干不出来的。离职,是刘仁轨自己主动提出的。

刘仁轨离职的原因是朝中有人在挤对他、拉后腿。这个人就是时任中书令的李敬玄。

据载,在镇守洮河期间,刘仁轨向朝廷提出的请求,总是被李敬玄压下来。刘仁轨每次表达看法,李敬玄总能提出异议,反正刘仁轨说东,李敬玄偏偏说西。一来二去,刘仁轨变得恼火不已。可这个李敬玄大有来头,此人早先陪李治读过书(太子侍读),与皇帝是老交情,后来长期在吏部任职,专管人事工作,故而人脉极广,朝中大大小小的官员都要卖他面子。加上李敬玄又和当时的名门望族赵郡李氏联宗,前后三任老婆也都是出身于山东士族大家。因此,此公(时封赵国公,而刘仁轨则为乐城县公,差了两级)在朝廷势力极大,据说有时即便李治本人不高兴了,也不好公开批评他。

这么一个主儿,是很难搞的。

然而刘仁轨到底是刘仁轨,岂是好欺负的?老将军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是大手笔。

这位老兄走之前,向朝廷提了一个要求,也是离任前的最后一个建议:

“请让李敬玄接替我的职位吧。”

对于这一次的提议,李敬玄依旧表示反对,还是坚决反对。

但有人发话了:

“刘仁轨如果说需要我上前线的话,我也会亲自前往,你有什么可推辞的?”

李敬玄不敢作声了,因为说这句话的人是李治。

仪凤三年(678年)正月十九日,朝廷正式下诏任命李敬玄代替刘仁轨为洮河道大总管兼安抚大使,仍检校鄯州都督,负责率军抵御吐蕃。

李敬玄就此被赋予摧破强敌之重担,光荣赴任。

李敬玄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他很清楚,以自己这点儿指挥能力,领导个街头斗殴都够呛,更不要说统领千军万马了。然而形势所迫,不去不成,他只好硬着头皮先上了。

事实证明,打仗这事儿,临阵磨枪是万万不行的,特别是当你的对手是位身经百战的名将时,那更是如此。

仪凤三年七月,李敬玄上奏朝廷称,唐军在龙支(今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南)击破吐蕃军队。虽然后世有许多人对这一捷报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但我认为,他说的很有可能是实话。

要知道,目前李敬玄所处的位置是很显眼的,朝廷内外有很多人的眼睛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他,其中更有一双属于他的政敌刘仁轨。所以众目睽睽之下,扯谎是很危险的,因而这件事的真实性毋庸置疑。更重要的是,先给甜头引人来,再挖大坑等人进,这一招也算是论钦陵的保留曲目了,从安西四镇到大非川,向来如此,所以本次必定也不例外。

唐军初战告捷,上到做大帅的李敬玄,下到底下的普通大兵都很激动。激动之余,刚从兵书理论派转为实践派的李敬玄决定:与敌决战。

一部灾难片就此不可阻止地上演了。

九月十二日,李敬玄率领十八万唐军与吐蕃大将论钦陵在青海湖一带展开决战。担任先锋的,是开国大将刘德威之子刘审礼。

这位刘审礼兄十分勇猛,亲自带头上阵,统率先头部队直插敌人大阵,竟将吐蕃军队打得连连后退。

刘审礼尽到了自己身为先锋官的职责,统兵杀入了敌军的纵深地带,驻扎在濠所,只等大部队来会合。

但直到遭到吐蕃军队的围攻,部队都打光了,本人受伤被擒,刘审礼也没能等来来接应自己的一兵一卒。

难不成大总管不知道军情有变,情势危急?

猜测与事实刚好相反,李敬玄其实更早发现了吐蕃人的动向,甚至猜到了这是一个陷阱。然而,李敬玄却没有采取行动,既没有派出援兵驰援,也没有声东击西设法为刘审礼解围,只是眼睁睁地看着刘审礼被敌人包围,继而全军覆没。

按兵不动不是有意的,因为当时的李敬玄已然完全慌了。正如论钦陵和刘仁轨所认定的那样,李敬玄绝非将才。

战场上的瞬息万变完全超出了李敬玄所能掌控的范围。纵使年轻时博览群书,此时此刻李敬玄也不知道该选用《孙子兵法》上说的“以治待乱,以静待哗”,还是遵循《尉缭子》所讲的“出者不守,守者不出”。只是待在那里,无所适从。

等李敬玄回过神来的时候,刘审礼已经被人捆走了。而得知先头部队全部被歼的消息,李敬玄更加慌乱了,于是犯下了任上的最后一个错误。

“大军立刻掉转方向,撤回鄯州!”

主帅丧胆,下属自然更加没底,于是有序的后退变成无序的溃退。军中将领王杲、副总管曹怀舜等人“以身作则”,带头撒丫子,其手下士兵逃得则更为狼狈,有的鞋都来不及穿就开始跑起来。上万人在夺路狂奔中将随身携带的粮食扔了一地,据载,在长达千余里的道上,堆积起的麦粒竟然有一尺之厚(这还是被数万双脚踩过的)。

虽说唐军跑得早,但还是没跑了。毕竟你两条腿,人家四个蹄,又是在高原做剧烈有氧运动,所以不用想也知道,被追上那只是个时间问题。

唐军被吐蕃骑兵追上的地点是承风岭(在今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西南三百里处),此处在李敬玄到来时有一条很深很难走的泥沟。吐蕃人赶到时,唐军已驻扎在此,主帅李敬玄正在组织人加班加点赶工,与泥沟做坚决斗争。

吐蕃追兵见状,就地扎营在附近的高冈上,居高临下,监视唐军的一举一动。此时唐军毕竟人多,仅凭追兵兵力无法击溃固守的唐军,但吐蕃人占据了有利地形,随时可以发起进攻,对唐军的威胁已经构成。更何况再稍等片刻,论钦陵的大军就将赶到,届时唐军队列混乱,精壮筋疲力尽(挖沟所致),等待这十八万人的必定是另一次的全军覆没。

然而惨剧并未完整上演,因为在李敬玄的副将中,有一个人叫黑齿常之。

黑齿常之时任左领军员外将军,这在由当朝宰相领衔的军队中也就是个小角色,所以,他手上的兵并不多,估计不会超过一千人。但就是黑齿常之和他的士兵们挽救了整个局面。

当夜,黑齿常之统领敢死队五百人摸黑突袭了吐蕃人的营帐。吐蕃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已经沦为待宰羔羊的唐军会来这么一下子,毫无提防,故损失惨重。

一片大乱中,黑齿常之等人大砍大杀,吐蕃士兵大惊失色,四散奔逃,奉命追击的吐蕃将领跋地设见局势崩坏,不可收拾,只好自认倒霉,率军撤去。李敬玄和剩下的唐军就此躲过一劫,顺利退到了鄯州。

唐朝精心筹备的仪凤西讨至此匆匆落幕。

李治对人一向是比较宽容的,何况李敬玄是自己的旧交,人家事前也一再强调自己不擅军事。所以,虽然打了败仗,李治并未下令处罚他,而是命李敬玄继续留在鄯州,防范吐蕃军接下来可能的进攻。

谁知,前线的李敬玄是这样回复的:有病啊!

当然了,这句话的主语绝对不敢是李治,而是李敬玄在说自己。

按李大总管的说法,是因为他到西边以来一直水土不服,作战失利后一着急上火,这病就染上了,而且是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无力再负责前线的军务。因而他向皇帝请求调回京师就医,把病治好再继续为国效力。

这么个理由,李治是无法拒绝的,总不能让他走上苏定方的老路,客死异乡军帐,还无人理会吧?

于是李敬玄终于如愿回到了朝中,然后,李治第一时间召见了他。

皇帝陛下本来想好好慰劳一下没有功劳但有苦劳的李敬玄,可他却惊奇地发现,自己被骗了!

他面色红润有光泽,看起来比我还精神,居然讲自己病得不轻!

查!

在御医的全面体检下,西洋镜被拆穿了。

原来李敬玄根本不存在什么身体问题,只不过在青海溃逃后不久,李大使又在湟川一带打了个败仗,已经彻底被论钦陵吓破了胆子,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这下子李治火了,立即下令贬李敬玄为衡州刺史,两年后,李敬玄死于扬州大都督府长史任上,再也未能返回朝中。

李敬玄的故事似乎在告诉我们,不要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更不要为掩盖自己的心虚而撒谎,那样只会一错再错。

而隐藏得更深的一点是:所谓的英雄也是有黑暗面的。刘仁轨也不例外。他明知李敬玄不通晓军事还力荐对方接替自己,这明摆着是挖好了坑只等看好戏。

刘仁轨的这一面似乎很不光彩,似乎很让人大跌眼镜,似乎应该予以强烈谴责,但你也务必牢记,正是他以偏师力克倭军舰队,使朝鲜半岛乃至中原内地免受倭人垂涎,千千万万的生灵因他的出现得以保全,而“百济余众,各安其业”。他显贵之后,也从来没有目中无人,而“每见贫贱时故人,不改布衣之旧”,他虽不完美,但在我眼中却也称得上伟大,因为那份坚守与忠诚。

客观地说,在这场并不出彩的战争中,李敬玄不全错,刘仁轨不全对。唯一举措得当、表现出彩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黑齿常之。

战后,朝廷将黑齿常之提升为左武卫将军兼检校左羽林军,赐金五百两、绢五百匹,用以肯定他在大军危急关头的出色表现。自此,黑齿常之开始成为军界一颗闪亮的新星,留在西边书写属于他个人的传奇。关于他的故事,我们稍后再讲。

另外,有一件事也非常值得一提,虽然这在一些人看来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无关大局,但个人以为是有必要说一下的,因为它让我再次邂逅感动,见识了这个看似冰冷的世界背后人性的光辉。

听说自己的父亲兵败被俘,刘审礼的几个儿子自缚诣阙,跪拜不起,只为皇帝陛下能答应他们一个请求:允许他们前往吐蕃,赎回自己的父亲。

当时双方剑拔弩张,西线战局阴晴不定,此行一去,多半凶多吉少,很可能刘审礼没带回来,还把自己的命也送掉。而鉴于刘审礼的这几个儿子基本都在朝中担任职务,吐蕃人很有可能借此机会扣留他们,打探唐军虚实。这样一来,本来堪忧的前线局势恐怕会雪上加霜,因而,当时很多人都劝李治不用理会他们。

不过,李治理了。因为,他是李治,也曾为人父,亦曾为人子。

刘审礼的次子刘易从终于得到了特诏,获准出行。

越过了高山,踏过了雪原。永隆二年(681年),刘易从到了逻些(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遗憾的是,刘易从还是没有能够见到自己的父亲,因为刘审礼不久前已经离世了。

当被吐蕃人告知这一消息,刘易从愣了几秒,然后就开始哭,号啕大哭,哭得沾湿了衣衫,哭到哽咽,喘不过气来。哭到最后,有些吐蕃人也忍不住流泪了,因为这个人已经从白天哭到了午夜,其间泪水从未终止。

吐蕃人被感动了,他们向刘易从移交了刘审礼的遗体,没有提出任何的附加条件。

刘易从就此携着灵柩走上了回家的路。

回家的路,道阻且长。刘易从赤足而行,再次跋涉万里,最终将父亲的遗体带回老家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 e71s4N7L4tKnKgXSw7Hx5i+THNTpJbz0vvwvi6t2utj/pDRcr11D4DEfiODD4T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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