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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6岁的沃伦·巴菲特在家乡奥马哈成立了投资公司——巴菲特合伙公司。巴菲特的投资哲学是寻找那些市场价格低于账面价值的公司。这种捡烟蒂股的投资机会在当时俯拾即是，尽管有一些公司因为缺乏持久的竞争优势而最终失败，但总体上还是给巴菲特带来了不菲的收益。1965年，巴菲特接管的其中一家公司，就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在巴菲特收购的时候，伯克希尔-哈撒韦还是一家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品制造商。它是1955年两家公司合并的产物，这两家公司的前身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其中一家是伯克希尔精细纺纱联合公司，这家公司是一些纺织企业于1929年合并而来，包括成立于1889年的伯克希尔棉花制造公司。另外一家是成立于1888年的哈撒韦制造公司。1955年合并以后，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控制权由蔡斯家族和斯坦顿家族共同享有，这两大家族控制伯克希尔-哈撒韦已有好几代了。
这些公司曾经是著名的纺织品制造商，但它们面临着竞争的冲击，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南部地区以及国外的劳动力成本更低。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靠关闭工厂、裁撤员工等方式削减成本，顽强地生存了下来。斯坦顿家族经常发生争吵，尤其是奥蒂斯和西伯里两兄弟。并且，他们与蔡斯家族在战略问题上存在分歧，比如对一家境况不佳的企业应当再投资多少，两家各执己见。这家公司交投清淡，其股价仅为账面价值的1/3至1/2。1965年，伯克希尔的账面价值为19.24美元/股，相当于公司的整体价值为2200万美元。
巴菲特第一次听说伯克希尔，是在买入它的10年以前，当时他在格雷厄姆-纽曼投资公司工作，老板是他的导师本杰明·格雷厄姆。1962年，巴菲特个人获得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份，经纪人提醒他，有机会以低于8美元/股的价格购买更多的股份。由于伯克希尔定期回购股票，巴菲特认为，他可以大量买进这些折价股票，并在伯克希尔回购时以更高的价格抛售给公司。在伯克希尔股价不到10美元/股的时候，西伯里·斯坦顿问巴菲特会以什么价格出售他的持股，巴菲特说11.50美元/股。西伯里让巴菲特承诺，如果公司提出收购要约，他会参与竞购，巴菲特同意了。巴菲特以为他们达成了交易，便停止了收购股票。然而，不久后这家公司仅出价11.38美元/股，巴菲特认为自己受到了欺骗。
作为对西伯里不守信用的回应，巴菲特转而掉头，买入了更多股票，并最终说服奥蒂斯和西伯里也把股票卖给了他。巴菲特决定更好地了解他的投资。他参观了伯克希尔的工厂，去了车间，与经理们交谈——这是商业买家的常规做法，但巴菲特在他后来的职业生涯里很少这样做了。巴菲特开始了解纺织制造业，并且很欣赏陪他参观的向导——主管生产的副总裁肯尼斯·蔡斯（肯尼斯·蔡斯与伯克希尔的所有者蔡斯家族没有亲戚关系，只是碰巧同姓）。巴菲特合伙公司刚刚获得伯克希尔的控股权，斯坦顿一家就从管理层辞职。巴菲特被选为董事，董事会任命肯尼斯·蔡斯为公司总裁。
当地媒体将巴菲特对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收购描述为一种恶意收购，从而引发了针对巴菲特的谣言和中伤——巴菲特是一位专业收购人，他准备加快这家陷入困境的公司的清算进度。巴菲特不愿被世人称作清盘人，并竭力避免表现得像一名清盘人。然而，随着全球化对纺织业的打击，多年来伯克希尔的纺织业务每况愈下。得益于蓬勃发展的多式联运集装箱业务，竞争对手开始将制造工厂转移到国外，那里的劳动力成本更低，出口运输成本也更低。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即使在公司勒紧腰带、忍受股东损失的情况下，伯克希尔还是被迫逐年缩减经营规模。直到1985年，巴菲特终于永久关闭了这些纺织工厂。
收购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对巴菲特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学习经历——他明白了什么是自己的“不为清单”。从那时起，巴菲特制定了伯克希尔的政策，即永远不去参与恶意收购，并发誓永远不会清算被收购的子公司。伯克希尔有一个原则，就是只收购那些拥有理想高管的公司，以避免不得不插手管理层的人事变动。最重要的是，伯克希尔会寻找那些具有长期经济价值的业务，并愿意为它们支付合理的价格。关闭纺织业务的痛苦经历，让巴菲特下定决心要投身那些可以持久经营的业务。20世纪80年代中期，伯克希尔公司逐步剥离了其他失败的业务，这些业务大多是在巴菲特合伙公司时期收购的，比如连锁百货公司多元零售公司、联合零售商店和霍克希尔德-科恩百货公司，后来巴菲特再也没有收购过类似的业务。
巴菲特说，如果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他的境况会好得多。但从第一次收购中吸取的教训，为公司未来的发展打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1965年之后，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纺织业务继续恶化，巴菲特在保险业建立起一项新的业务，成为投资领域的堡垒，并发展成为历史上最不寻常的企业集团。1967年，伯克希尔收购了两家位于奥马哈的保险公司——国民赔偿保险公司和国民火灾与海运保险公司，总共花费了850万美元。
这些保险业务为伯克希尔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因为客户缴纳保险费，保险公司持有这些资金，直到收到索赔的时候才需要支付。作为一名投资者，巴菲特喜欢这种被称为“浮存金”的资本。在随后的50年里，伯克希尔主要以三种方式运用了保险公司留存的“浮存金”：继续投入并发展保险业务；购买大公司的少数股权；收购全资子公司。
20世纪70年代，伯克希尔利用国民赔偿保险公司和其他保险公司产生的大量浮存金，进一步开拓了保险业务，包括收购盖可保险公司（GEICO）的少数股权。为了加强资本利用和扩大保单范围，伯克希尔还成立或收购了许多其他保险公司。一直到今天，所有这些公司都还在运行。
但是，保险业务并不是巴菲特唯一的兴趣。伯克希尔第一批非保险类收购包括奥马哈太阳报公司（Sun Newspapers of Omaha, Inc.）。1969年，巴菲特收购了这家区域性的周报集团。这家公司的经营者是巴菲特家族的朋友、奥马哈本地居民斯坦福·利普西。虽然从财务角度看，这家公司对伯克希尔并非意义重大，但它让伯克希尔引以为荣。
1973年，《奥马哈太阳报》因为报道位于奥马哈郊区的孤儿院——孤儿乐园（Boys Town）事件而荣获普利策奖。孤儿乐园因1938年由斯宾塞·屈塞主演的同名电影而为大众所知。在电影里，斯宾塞·屈塞饰演的是孤儿乐园的创始人爱德华·弗拉纳根神父。孤儿院占据一个相当庞大的寄宿学校校园，向社会开展了无休无止的募捐活动，不断强调自己肩负的崇高使命，以及经济上的拮据。正因如此，到1972年时，许多人知道这个慈善项目，但很少有人知道，学校收到的捐赠基金已经超过了2亿美元。
[1]
《奥马哈太阳报》对此进行了调查报道，向公众披露了基金管理不善等问题，真相得以大白于天下。
报纸行业是伯克希尔最早开展的普通股投资领域之一。1973年，伯克希尔收购了华盛顿邮报公司的少数股权，这是一家由格雷厄姆家族控制的控股公司，以其拥有的在首都华盛顿发行的报纸命名。1971年，家族的女主人凯瑟琳·格雷厄姆通过发行与员工所持股份相同的B类股票，让公司上市。
在公开市场上收购了华盛顿邮报的大量股份后，巴菲特向凯瑟琳保证，他尊重格雷厄姆家族的传统和管理，不会干预公司具体的经营事务。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巴菲特和凯瑟琳建立起一种“神仙友谊”，一方是睿智的股东，另一方是以股东利益为导向的经理人，这种超越工作关系的友谊，可以被视为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典范关系。凯瑟琳向巴菲特寻求建议，巴菲特支持凯瑟琳的经营决策。
[2]
20世纪70年代初，伯克希尔又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投资，买入了蓝筹印花公司的大部分股票。这家公司与伯克希尔的纺织品制造公司以及保险公司有一些共同点。像保险公司一样，蓝筹印花公司也会产生浮存金；像纺织业一样，蓝筹印花的业务也是日薄西山。
印花交易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的一种营销手段。像绿邮公司和蓝筹印花这样的公司，将印花券卖给加油站和杂货店等零售商，这些零售商按销售额的比例将印花券分发给顾客。顾客可以用累积的印花券兑换咖啡机和烤面包机等消费品。印花券公司预先从零售商那里获得现金，但在兑现奖品前不会产生资金成本，因此创造了可投资的浮存金。
一群来自加利福尼亚的零售商组建了蓝筹印花公司，取代了绿邮公司的地位，然后垄断了加州的印花市场。包括绿邮在内的竞争对手起诉蓝筹印花公司，要求其赔偿损失，政府要求蓝筹印花公司将其大部分所有权出售给非关联方。这使得蓝筹印花公司成为许多人的投资机会，其中不仅包括巴菲特，还有加州一家投资合伙企业的老板查理·芒格。芒格博学多才，1962年他作为联合创始人在洛杉矶创立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也就是今天著名的芒格-托尔斯-奥尔森律师事务所。
通过伯克希尔和其他经营实体的持股，巴菲特成为蓝筹印花公司的最大股东，而芒格的合伙公司则是蓝筹印花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3]
凭借各自对蓝筹印花公司的投资，巴菲特和芒格成为业务上的合作伙伴，并开始了一段维系终身的友谊。芒格是土生土长的奥马哈本地人，当时住在加州的帕萨迪纳，他从一开始就为伯克希尔的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芒格鼓励巴菲特以“长期主义”的眼光看待商业机会，超越了巴菲特在职业生涯早期所采用的“捡烟蒂股”的投资方法。芒格建议，以合理的价格购买优质的企业，胜过以低廉的价格购买普通的企业。此外，芒格比巴菲特更多地采用定性投资方法，他不仅会考量有关财务报表中营业收入和利润的统计分析，还会考量企业家精神、诚信和声誉等软实力的影响。
早年间，蓝筹印花公司创造的投资回报是合理的，当时它解决了诉讼问题，公司继续产生着一定数量的浮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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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客户偏好和经济环境的变化，这种积分换购的商业模式逐渐消失。消费者对集券和换购失去了兴趣，
而通货膨胀和不断上升的油价使零售商更专注于降低价格，而不是进行昂贵的额外补贴。
尽管在此后的数十年间，蓝筹印花公司允许客户来兑换尚未结清的印花券，但最终由于零售商停止购买印花券，蓝筹印花公司的生意逐渐萧条。伯克希尔通过合并，将蓝筹印花公司纳入其企业集团，最终从美国民众和伯克希尔的历史上消失。但在蓝筹印花公司存续期间，它在三项收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伯克希尔的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三项收购分别是：喜诗糖果、韦斯科金融和《布法罗新闻报》（
Buffalo News
）。
1971年，蓝筹印花公司的一位高管威廉·拉姆齐打电话给巴菲特，告诉他有一个潜在的收购对象——喜诗糖果。 [5] 巴菲特让拉姆齐给芒格打电话。对于这家在加州各地都拥有忠实客户的知名巧克力公司，芒格表示很看好收购它之后的发展前景。
这家传承三代的家族企业，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21年，当时查尔斯·西伊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从加拿大北部搬到了加州南部。 [6] 大火摧毁了查尔斯的药店生意，在做了一段时间的巧克力销售员后，他决定在糖果生意上一展拳脚。查尔斯和母亲玛丽、妻子弗洛伦丝，以及两个年幼的孩子在洛杉矶定居，他与当地商人詹姆斯·里德成了很好的朋友。1922年，他们共同创办了喜诗糖果公司。
喜诗糖果的店铺，仿照玛丽的家庭厨房设计风格，制作并销售盒装巧克力。这些巧克力大多选用新鲜优质的上乘原料，用玛丽的秘密配方制作而成的。玛丽戴着眼镜，满头银发，面容慈祥，她和蔼可亲的形象成了公司的门面。公司的标识是简约的黑白设计，正中央是慈眉善目、笑容满面的玛丽。这种设计传递出查尔斯喜欢的老式手工糖果的意味，负责送货的车辆是带着边车的哈雷·戴维森摩托车。喜诗糖果还开创了一种创新的营销模式——以极低的折扣向教堂、俱乐部和其他团体组织提供散装巧克力，这些团体组织将这些糖果转售给募捐人以赚取利润。1939年，玛丽去世，享年85岁，但她的精神，以及企业的精神，却一直存在。
当时，喜诗糖果已经拥有了十多家店铺，并在洛杉矶设有一家生产工厂。然后，他们将业务扩展到了旧金山，很快又在那里开设了另外九家店铺和一家工厂。在此期间，查尔斯的儿子劳伦斯加入了公司。1949年查尔斯去世后，劳伦斯成为公司总裁。
20世纪50年代是美国郊区城市化的时代，劳伦斯勇抓机遇，引领潮流，在加州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新购物中心里开了很多家喜诗糖果的店铺。到1960年，喜诗糖果的连锁店达到了124家。20世纪60年代，喜诗糖果进军亚利桑那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并发展到150家连锁店。凭借着稳定的盈利，喜诗的表现超越了当地的竞争对手，与好时、罗赛尔斯托福以及其他美国国民品牌一较长短。
1969年，劳伦斯去世，他的弟弟哈里是公司的股东和董事，哈里应该继承劳伦斯在公司里的职位。但是，哈里在继承问题上犹豫不决，因为他在美国的其他地方还经营着一家葡萄酒庄园。拥有喜诗糖果67%股份的喜诗家族最后极不情愿地决定出售公司。1969年，巴菲特和芒格参观了喜诗糖果位于洛杉矶的工厂。这一举动，后来被认为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进行收购时的非凡之举。 [7]
喜诗家族为他们的生意开价3000万美元（严格来说是4000万美元，但公司手头有超过1000万美元的现金）。然而，巴菲特注意到公司的税前收入只有400万美元，资产负债表上显示的净资产只有700万美元。当时，巴菲特还没有为无形资产支付额外费用的习惯，
[8]
但芒格说服了巴菲特，让他关注这项业务的定性指标，他们一致决定，可以给出的最高买价是2500万美元。喜诗家族接受了这一报价。若干年后，巴菲特承认出价很低。巴菲特认为，这是因为当时他对特许经营权的价值一无所知。
但为什么拥有特许经营权并传承三代的喜诗家族，会接受巴菲特如此低的出价呢？不太可能是因为经营的自主权，因为喜诗家族将不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巴菲特和芒格亲自挑选了公司的新总裁查尔斯·哈金斯，大家心照不宣，哈金斯会保留喜诗的传统，不会试图改变公司。从1951年起，哈金斯就一直在喜诗工作，直到2005年退休。自哈金斯上台以后，公司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公司继续沿用着过去50年的方式：以老派的方式生产和销售手工巧克力。至少在事后看来，永续经营是促成这笔交易的重要因素。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喜诗糖果的盒装巧克力销量在世界上仅次于罗赛尔斯托福， [9] 如今，喜诗糖果的年净利润为8000万美元。 [10]
如果说对喜诗糖果的收购是以低于内在价值的价格进行的，那么在催生了伯克希尔文化的“三重奏”
中，第二次收购的情况正好相反。1972～1973年，蓝筹印花公司收购了韦斯科金融公司8%的股份。韦斯科金融公司的总部位于帕萨迪纳，由卡斯珀家族创立，芒格曾是这家公司的合伙人。韦斯科金融的核心业务是互助储蓄和贷款，主要面向退伍军人，并因坚持低成本运营而蓬勃发展。1973年，韦斯科金融的管理层提议将其并入圣巴巴拉金融公司，韦斯科金融的股东将获得圣巴巴拉金融公司的股份。对此，股东们存在分歧。巴菲特和芒格认为，韦斯科金融的股票被低估了，而圣巴巴拉金融公司的股票被高估了。因此，他们反对合并。
芒格提议，可以购买足够多的韦斯科股票来阻止这笔交易。而巴菲特则认为，他们应该干脆一点，承受损失。芒格没有这样做，而是恳求韦斯科金融的CEO路易斯·文森特放弃合并计划。芒格表示，蓝筹印花公司有兴趣收购韦斯科金融。但文森特表示，矛盾的焦点是韦斯科金融的股东，而不是他本人。因此，巴菲特会见了伊丽莎白·卡斯珀·彼得斯，她是卡斯珀家族集团（也就是韦斯科金融的实控人）的大股东和大家长。巴菲特向彼得斯解释了被蓝筹印花公司控股的潜在好处，包括无形资产的价值。巴菲特还特别强调，作为同一家公司的股东，应当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彼得斯乐于看到家族企业的发展，因此支持巴菲特关于终止合并的决定。
韦斯科金融和圣巴巴拉金融的合并没有成功，这导致韦斯科金融的股价下跌，从18美元/股的高点一路跌至11美元/股，这是企业并购失败后通常会发生的情况。此时，蓝筹印花公司本来可以以较低的市场价格收购韦斯科金融的股票，这正是巴菲特和芒格阻挠合并所导致的。但巴菲特和芒格认为，在他们干预合并导致股价下跌后以低价收购韦斯科金融是不公平的。因此，巴菲特和芒格命令他们的经纪人以高达17美元/股的价格收购韦斯科金融的股票，随后以15美元/股的价格发出了正式的收购要约。最终，蓝筹印花公司获得了韦斯科金融的大部分股权，芒格也说服了文森特继续留任。
关注此次收购的人都惊呆了。为什么蓝筹印花公司付出了比市场更高的价格？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此展开了一项调查，
当然，这完全是由于圣巴巴拉金融公司的唆使。
[11]
有关部门怀疑，蓝筹印花公司支付的价格高于韦斯科金融的市价，这表明蓝筹印花公司要么非法操纵了韦斯科金融的股价，要么违反了竞购者通过收购要约进行股票交易的相关法律。调查人员感到困惑，因为他们坚信，理性的商人总是会以最低的价格买入，以最高的价格卖出。巴菲特和芒格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以及他们参与的各种业务的复杂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调查人员的好奇心。
巴菲特和芒格花了一年时间来解释这件事情：他们为了表现正直的品格，为这次收购付出了更高的价格。但是，人们很难理解这种做法。其实，这种溢价收购是有经济价值的，因为诚信是一种声誉上的优势。在随后的交易中，其他人会认真权衡这种声誉的价值。巴菲特和芒格强调，通过收购韦斯科金融，他们获得了两种价值：直接价值是赢得了文森特的尊重，长期价值是维护了蓝筹印花公司的“整体商业声誉”。
监管当局最终被说服。
蓝筹印花公司收购了韦斯科金融公司80%的股份，此后，韦斯科金融一直被伯克希尔部分持有，直到2011年被全资收购。
巴菲特和芒格早期标志性的第三笔收购是《布法罗新闻报》（ Buffalo Evening News ），这笔收购有点不落俗套的意味，成为日后伯克希尔商业模式的重要特征。从1881年开始，《布法罗新闻报》等媒体逐渐树立起塑造美国公民辩论环境的报业传统，这一切要归功于创刊人老爱德华·巴特勒。 [12] 一本关于巴特勒的传记，将他描述为“19世纪晚期新生代记者的象征，他们通过将公民的话语权从狭隘的党派之争中挣脱出来，为报纸创造出重要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角色，从而建立了现代媒体”。 [13] 1913年巴特勒去世后，他的儿子小爱德华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全心全意地经营这家公司。1956年，小爱德华去世后，他的妻子凯特·巴特勒接手了这家公司。 [14]
长期以来，一直有人建议凯特在生前转移财产，以尽量减少她死后应缴纳的税款。
他们指出，如果不这样做，可能就必须“贱卖”报纸来支付这笔款项。1974年8月，在没有听从这些建议的情况下，凯特与世长辞，她的遗嘱执行人最终还是决定出售报纸。1976年12月，凯特·巴特勒的这份遗产摆在了华盛顿邮报公司的案头。当时，巴菲特正在担任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董事。
巴菲特告诉凯瑟琳·格雷厄姆，如果华盛顿邮报公司不想收购《布法罗新闻报》，他可以收购。在华盛顿邮报公司放弃这一机会后，巴菲特和芒格决定出手。
布法罗（又名“水牛城”）当时有两份报纸——《布法罗新闻报》（后简称为“《新闻报》”）和《布法罗信使快报》（
Buffalo Courier Express
，后简称为“《信使快报》”）。《新闻报》的广告收入高于《信使快报》，其在工作日的市场发行量也高于《信使快报》。然而，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新闻报》就再也没有出过周日版，这相当于将周末的报纸市场拱手让给了《信使快报》。不过，《新闻报》在周六下午推出了简化的“周末版”，内容涵盖了全国范围内的艺术、漫画、观点、电视指南等方方面面。在对报业的定期分析中，巴菲特指出，大多数城市的第二份报纸正在消亡，并且他预测，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巴菲特敏锐地察觉到，《新闻报》可能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于是，在没有进行任何尽职调查的情况下，巴菲特同意以3550万美元的协议价格，收购巴特勒留下的这份报纸遗产。
巴菲特和《新闻报》的执行主编默里·莱特一道，很快就开始了和竞争对手的正面交锋。《新闻报》对其周末版进行了调整，将发行时间移至周日上午，并开始发行堪比平日版的周六早间版。在此之前，这家报纸刊登了一则促销广告，宣布以原来的价格向客户提供五周的新增刊物，实际上是免费赠送新的周日报纸。由于承诺在5周内送达这些免费报纸，《新闻报》通过向广告商保证在这一期间的周日发行量来提高广告收入。
在新版《新闻报》发布前两周，《信使快报》意识到《新闻报》的举措对竞争构成严重威胁，于是起诉了《新闻报》，指控其企图非法垄断当地报纸市场。《信使快报》声称，《新闻报》提供的免费报纸，显示出破坏《信使快报》的掠夺性意图。为了赢得当地人的支持，《信使快报》大肆开展宣传活动，把巴菲特描绘成垄断者、清算者的形象。他们言之凿凿，说巴菲特准备摧毁布法罗这个只有两份报纸的小镇。在法庭上，《信使快报》聘请的律师痛斥巴菲特，指控他从未实地调研过《新闻报》，也从未聘请过并购顾问对交易进行评估。
联邦初审法官查尔斯·布里安特同意《信使快报》的说法。他表示，一张报纸最多可获得两份免费赠品。随后，布里安特对此案及其涉及的人物进行了详细评判，他将巴菲特讥讽为一个外部入侵者，并指责巴菲特使用“反竞争的伎俩和手段”。
布里安特以巴菲特没有进行尽职调查为理由，用以支持他认为巴菲特是掠夺性垄断者的观点。后来，由亨利·菲力德领导的上诉法院驳回了布里安特的裁决，认为它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有缺陷。
但这起诉讼花了两年时间才解决，耗费了数百万的法律费用，而且推迟了《新闻报》周日报纸的出版计划。
为了妥善应对危机，巴菲特说服曾将《奥马哈太阳报》卖给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斯坦福·利普西来接管《新闻报》。利普西发现，这份报纸的编辑质量很好，但财务状况很差。在经历了几年的亏损之后，利普西建立起《新闻报》的竞争优势，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壮大。直到1980年，《新闻报》才开始实现盈利。彼时，《新闻报》风头日劲，而《信使快报》则黯然失色，最后消失在历史长河里。利普西稳稳掌舵着《布法罗新闻报》这艘巨轮，直到2012年。与此同时，伯克希尔在当年和转年收购了大量当地报纸，包括《奥马哈世界先驱报》（ Omaha World-Herald ）。 [15]
在20世纪80年代的公司控制权之争中，作为一种防御措施，许多公司将大量股票交到友商手中。有几次，伯克希尔就扮演了友商的角色，根据购买的是少数股权还是控股权，这种角色被称为“白衣护卫”或“白衣骑士”
在伯克希尔扮演过“白衣骑士”的公司中，其中一家是投资银行所罗门兄弟公司。
1987年，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最大股东米诺克反对公司最近的扩张政策，并觉察到公司管理层在商业战略上存在分歧。
米诺克对管理层的回应感到不满，于是开始与罗纳德·佩雷尔曼接洽，拟将所罗门公司12%的股份出售给佩雷尔曼。佩雷尔曼是一个“企业狙击手”，曾通过恶意收购获得了化妆品巨头露华浓的控制权。以约翰·古特弗罗因德为首的所罗门公司高管，担心他们的公司会成为佩雷尔曼的下一个目标。
所罗门公司采取了众多防御性措施，比如，回购米诺克对所罗门公司的持股，还比如，古特弗罗因德恳求伯克希尔担任所罗门公司的“白衣护卫”。巴菲特提出了条件：所罗门公司向伯克希尔发行9%票面利率的优先股，允许伯克希尔转换为普通股，或者从1995年到1999年，所罗门每年以1/5的比例赎回。作为交易条件，这些优先股不能整体出售给第三方。此外，伯克希尔在进行任何出售之前，所罗门公司有权优先回购。伯克希尔还同意，至少在7年内，不会购买超过20%的所罗门公司股票。 [16]
这笔投资对塑造伯克希尔文化的意义，在四年后得以体现。当时，所罗门公司卷入了一桩丑闻，其中一些员工涉嫌操纵债券市场。监管机构和检察人员准备起诉所罗门公司，这对任何公司而言，都将是灭顶之灾，因为这会严重损害公司的声誉。这一丑闻将引发惊慌失措的客户和员工夺路而逃，而这种逃离可能最终导致所罗门公司的毁灭。为了避免这种命运，所罗门公司的董事会决定清理门户，并请巴菲特担任临时董事长。
在1991年5月的一次新闻采访中，巴菲特向所罗门公司的员工下了一道指令，这道指令传递的思想已深深植入伯克希尔的DNA：如果你不愿看到自己做的事被一位聪明但不怀好意的记者在报纸大版上报道，那就不要做这件事。后来，巴菲特在相关的国会证词中重申了这一指令。巴菲特还会定期向伯克希尔子公司的CEO重申这一指令。 [17]
巴菲特有意识地致力于改善所罗门公司的企业文化。所罗门公司以严格遵守法律条文和规章制度而闻名，而巴菲特则提倡在适当的边界范围内表现得体。除了改善员工的价值观外，巴菲特还通过精挑细选，任命了一批新高管，建立了一种新基调——其中包括受人尊敬的银行家德里克·莫恩；杰出的企业律师，当时担任芒格-托尔斯-奥尔森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的罗伯特·德纳姆；以及著名的商法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院长罗伯特·蒙德海姆。在今天的伯克希尔子公司中，预设的企业文化具有一项关键特征：对声誉和诚信的投资。通过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案例，巴菲特上了关于“价值观的价值”的生动一课，强调了道德和利润的关系。
在巴菲特和芒格最初的合作中，他们结下了维系终身的友谊，并形成了有助于定义伯克希尔的原则。巴菲特和芒格的交易，表明了支付的价格与交换的价值之间的差异：他们为喜诗糖果支付了便宜的价格，同时用永续经营作为对卖家的补偿；他们以诚信为名，为韦斯科金融支付了昂贵的价格。由于对韦斯科金融支付了过高的价格，没有对《布法罗新闻报》进行尽职调查，他们被怀疑为垄断者。巴菲特和芒格早期的交易表明，尽管要付出代价，但他们愿意打破常规。巴菲特在所罗门兄弟公司扮演的角色，进一步体现了伯克希尔诚信文化的重要性。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韦斯科金融的调查，让巴菲特和芒格意识到简化事情的重要性。巴菲特和芒格澄清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并精简了公司组织架构。巴菲特和芒格将子公司整合到伯克希尔中，使其成为各项业务经营的主要企业实体。与此同时，伯克希尔任命巴菲特为董事长兼CEO，任命芒格为副董事长。最终，巴菲特成为伯克希尔的化身，主导投资收购，以及塑造企业文化，芒格则扮演了德尔斐式的顾问角色。
1999年，也就是他们共同创业几十年后，巴菲特在解释各自的角色时说：“芒格比我更加兴趣广泛。他对伯克希尔的热情不像我，这不是他的孩子。”
[18]
芒格表示同意：“巴菲特把全身心的热情都投入到了伯克希尔。”
[1] Alice Schroeder, The Snowball:Warren Buffett and the Business of Life (New York:Bantam, 2008), 359 (quoting$209 million).
[2] Katharine Graham, Personal History (New York:Vintage, 1998), 511-5, 530-7;Deborah A.DeMott,“Agency Principles and Large Block Shareholders,” Carlozo Law Review 19 (1997):321-40.
[3] Janet Lowe, Damn Right! Behind the Scenes with Berkshire Hathaway Billionaire CharlieMunger (Hoboken, N.J.:Wiley, 2000), 112-13.
[4] Schroeder, The Snowball , 331.
[5] Ibid., 345;Lowe, Damn Right! , 126-27.
[6] The historical facts concerning See's may be found in International Directory ofCompany Histories , vol.30 (Detroit, Mich.:St.James, 2000) (hereafter cited as IDCH , See's);the See's company website;and Margaret Moos Pick, See's Old Time Candies (San Francisco:Chronicle, 2005).
[7] Schroeder, The Snowball , 345.
[8] William N.Thorndike Jr., The Outsiders:Eight Unconventional CEOs and Their RadicallyRational Blueprint for Success (Bost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2), 174.
[9] IDCH , See's.
[10] David Kass, comment on Warren Buffett,“Warren Buffett's Meeting with University of Maryland MBA Students—November 15, 2013,” Dr.David Kass:Commentary on Warren Buffett and Berkshire Hathaway , December 8, 2013.
[11] Schroeder, The Snowball , 408, note 23.
[12] Obituary of Edward H.Butler Sr., New York Times , March 10, 1914.
[13] Michael Dill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Edward H.Butler, Founder of The Buffalo News (1850-1914):A Crusading Journalist Navigates the Gilded Age , Mellen Studies in Journalism, Series 5 (Lewiston, N.Y.:Edwin Mellen, 2003).
[14] Murray B.Light, From Butler to Buffett:The Story Behind The Buffalo News (Amherst, N.Y.:Prometheus, 2004), 105, 133.
[15] Berkshire Hathaway Inc., 2012 Annual Report , chairman's letter, 3.
[16] For details on the Salomon preferred stock, see Schroeder, The Snowball , 541, 901-2nn73,81.
[17]
Warren E.Buffett,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Finance of the Energy and Commerce Committee of the U.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991), reprinted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 May 1, 2010.巴菲特在每两年写给伯克希尔旗下公司CEO的信中写道：“假设我们所从事的一切商业活动，都会被一位聪明但不太友好的记者报道，然后登上一份全国性报纸的头版头条，我们要确保自己是无懈可击的。”
Quoted in Robert Miles,
The Warren Buffett CEO:Secrets from the Berkshire Hathaway Managers
(Hoboken, N.J.:Wiley, 2003), 357-58.
[18] AnthonyBianco,“The Warren Buffett You Don't Know,” Business Week ,July5,1999,p.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