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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美国和全球的金融体系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后二战时代的结束拉开了新时代的序幕。目前的金融体制结构曾经为不断增长的美国经济和迅速发展的国际货物与资本流动的金融需求提供了良好的服务，但在如今不断变化的金融环境中，它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和全球金融行业出现了很多创新和重大变化，而且这一创新步伐未来还将不断加速。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关系将会经历更为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而不只是简单的形式创新。
美英两国持续多年的国际收支赤字以及美国的巨额预算赤字，加剧了目前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关系的压力。不过这一表象并不能掩盖整个金融关系中出现的更为根本性的变化。
未来几年，我们必须回答有关金融行业的几个重要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将直接影响未来美国金融机构的基本结构和功能。从大的层面上说，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为未来的金融新时代奠定方向和基础。
这些问题包括：
1）技术进步多久能为美国国内支付体系带来根本性改变？这种改变会达到什么程度？技术进步多久能为其他发达国家的支付体系带来类似的改变？
2）如何在不给某些经济部门造成不公平负担的情况下，有效实施联邦政府的逆周期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
3）当前经济体制结构和政府监管部门需要做出哪些改变，才能保证有效竞争，以及为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金融支持？
4）在一个可行的国际支付体系中，黄金和美元将发挥什么作用？
5）政府和企业怎样才能有效合作，来解决美国重要城市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上述问题显然不是全部，它们只列出了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金融管理者需要面对的一些重要领域。毫无疑问的是，在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新的更为复杂的问题将会出现。要想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我们有必要首先了解一下美国的当代金融发展过程。
大量证据表明，与二战以来的平均水平相比，美国新的金融环境的特点是利率更高、可用信贷相对短缺。实际上，在过去4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内经济力量往往压低国内利率，造成流动性过剩和相应的可贷资金过剩。
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严重抑制了信贷需求。30年代初银行系统出现大规模倒闭之后，幸存下来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开始积累过剩流动性资产。商业银行在联邦储备银行积累了大量超额准备金，但未能获得任何回报。这些超额准备金以及贷款需求的长期不振，使利率维持在异常低的水平。
在强烈爱国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作用下，美国政府以很低的利率为二战提供金融支持，依靠工资、物价和信贷控制等手段抑制通胀压力。很大一部分政府增发的联邦债务都被商业银行系统吸收。联邦储备银行愿意以票面价格无限量收购政府债券，维持了政府债券的价格，因此利率极低。
截至1947年年底，即二战结束两年多后，全美经过保险的商业银行持有的国债相当于其贷款总额的1.8倍，这些银行的贷款总额不到存款总额的27%。
美国经济的流动性过剩在非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中也得到了体现。截至1947年年底，这些企业持有的现金和国债相当于其流动负债的64%。
但是此后不久，不断增长的美国经济开始导致私人信贷增长速度超过金融储蓄的增长速度。这些信贷需求很大一部分通过银行和企业的流动性削减得到了满足。从1947年到1966年，所有已保险商业银行的总贷款量以年均近10%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这些银行的总存款量年增长速度还不到5%。受此影响，银行的贷款和存款总额的比率升到了60%以上。
企业流动性也出现了大幅下降。企业持有现金和国债的年增长速度还不到3%，而流动负债的年平均增长率几乎达到了8%。受此影响，美国非金融企业持有的现金和国债相对于流动负债的比例从64%下降到了24%。
银行和企业流动性的下降为美国私营经济部门的扩张提供了大量资金，但未来几年似乎不太可能继续下降。商业银行目前持有的大量证券或是作为公共存款的抵押品，或是被要求作为最低二级准备金。因此，如果未来存款的增长速度与战后时期相同，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长速度将会下降一半。当企业无法再降低流动性而被迫依靠银行信贷时，信贷增长将会出现缓慢回升。
当然，美国金融市场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也出现过短暂的紧缩期。尽管如此，其总体金融环境的特征是信贷宽松和相对较低的利率水平。有证据表明，金融系统已出现流动性下降的拐点。未来几年，流动性比率（变现能力比率）不太可能提高，而是维持相对稳定的水平，或是在利率极低的情况下出现下降。如果美国经济出现强劲增长，公共和私营部门的需求扩张可能会造成较为普遍的信贷资金短缺。纵观全球，实际上世界各地，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资金的需求量都特别大，甚至可以说对资金有无穷无尽的需求。
二战以后，企业和个人都倾向于将现金余额降至与交易需求和替代用途的机会成本相一致的最低水平。在交易程序方面出现了很多有助于减少现金余额的改进和发展，包括提供用于资金回收的锁箱服务，改进资金电汇，以及大大改善通信和运输设施。随着短期利率的不断走高，企业和个人持有闲散资金的成本也在增加，促使他们不断缩减持有的资金规模。
在此期间，美国货币供应总量（流通中的货币和商业银行调整后的活期存款）的年均增长率不到商品和服务总产出年均增长率的一半。当然，在政府推出宽松货币政策以鼓励经济扩张的阶段，金融市场也出现过短暂的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的时期。
许多研究美国货币体系的学者认为，我们正处在国内支付体系的重要转折关头。这一未来新体系有一个很通俗的名称，叫“无现金无支票社会”。在这个体系中，资金的电子转账可以在采购或销售行为发生时立刻完成。销售场所的计算机系统可通过电话或其他方式连接到银行的计算机系统处理付款事宜。此类设备目前已经成熟，使电子支付系统在技术上变得可行。尽管如此，我们还需要很多时间解决与此相关的各种经济和法律问题。最重要的是，电子支付系统必须让顾客接受，对当今美国社会来说要实现这一目标尚需时日。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随着自动化支付手段对现金和支票等传统支付手段起到日益重要的补充作用，未来美国金融系统将会出现更为多样化的支付方式。实际上这种自动化支付已经开始运作，如发工资和某些定期付款项目（如偿还抵押贷款和交水电费）的直接转账。银行信用卡的快速发展也是向这个方向迈出的一步。纵观目前这些支付手段的开发情况，我们可以更现实地将未来的支付体系称为“少支票、少现金的社会”。
这一转折带来的结果是对货币供应更为高效的利用。受此影响，相对于经济产出和支出的增长，货币存量及其主要组成部分，即活期存款，将会出现更为缓慢的增长。
在其他发达国家，新式支付手段的开发也在不断加速。确切地说，因为美国禁止银行的全国性分行业务，但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并不禁止，所以在类似的经济条件下，这些国家支付系统的转型会比美国更快一些。
综上所述，金融新时代的特征是，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商业银行为交易目的而保留的活期存款作为企业可贷资金来源的重要性将相对下降。
在利率相对较高和可用信贷普遍短缺的情况下，可用资金的公平、有效配置，以及联邦政府货币和信贷政策的效率变得日益重要。
在制定政策时，联邦政府的目标是用最高的就业率和相对稳定的价格来鼓励经济增长。但显而易见的是，高就业率一旦实现，会带来很多新的令人头疼的成本-价格问题。要想避免对美国经济造成进一步破坏，这些问题就必须得到解决。例如，近年来的经验表明，在物价上涨时期，以加税或削减联邦政府开支等方式限制财政预算的做法都很难奏效。最近的经验也表明，使用目前的货币和信贷政策工具对货币和信贷采取限制的重大举措，对某些经济部门，特别是住房建设行业造成了过度限制。
实际上，如果未来金融环境的特点是利率相对较高、信贷长期短缺，那么继续使用货币和信贷政策作为逆周期管理的主要手段很可能造成经济活动的进一步混乱，并最终导致稳定的经济局面被打破。和近年来的情况相比，即使在国家财政手段得到高效运用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同样会出现。
目前，联邦政府的货币和信贷政策几乎完全通过控制美联储系统中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来进行调控。美联储委员会可以在指定的范围内设定各种银行存款准备金的比例。额外的准备金，一般通过美联储在公开交易市场购买证券的方式提供给会员银行，或是通过美联储地区分行以贷款方式提供给会员银行。
通过控制会员银行准备金的增长率，美联储可以调整其存款增长率，并最终实现对其贷款和投资活动的控制。除了对银行准备金的总体控制，美联储还负责管理会员银行可向各种类型的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支付的最高利率水平。近年来，美联储还使用道义劝告方式阻止某些类型的银行贷款行为。
即使在高度复杂的货币和金融领域，金融变量和经济活动总体水平之间的关系也可以通过不同的理论进行解释。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活动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或者说完全）源自货币存量的变化。他们认为货币存量的流通速度或周转速度是相对稳定的。因此，货币供应的增长速度应当和经济产量的增长速度保持稳定的匹配，这样才能以稳定的价格实现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
如果以这种理论理解经济活动，如何定义货币供应就成了首先需要关注的问题。对于美国的货币存量，最为广泛接受的定义是流通中的货币和商业银行调整后的活期存款。对货币数量理论和上述定义的认同，会导致对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的准备金要求，以及将此类存款的最高利率作为逆周期调控工具的货币政策的严重质疑。
很多货币数量理论的支持者甚至把私人的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以及企业、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大额存单纳入货币供应定义当中。但是近年来的经验已充分证明，与活期存款和货币相比，银行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与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的其他短期可交易流动资产和定期存款更具可比性和竞争力。
另一种货币理论将经济活动的增长与信贷的成本和可用性联系起来。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能够达到某种预期回报率的投资机会永远都存在。当回报大于资金当前的使用成本时，投资行为就会发生，经济活动就会增加。以某种形式认同这一理论，则意味着逆周期货币政策应改变货币的总体供应量，从而改变信贷成本，让国家经济增长达到理想水平，并实现价格稳定的目标。
当然，似乎每个人对这两种货币理论的理解都有差异，本文也只是从笔者自己的角度非常简单地介绍了这两种理论。另外，联邦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还必须考虑体制结构和市场僵化的影响。例如，技术变化对支付体系造成的影响就是货币数量理论家必须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如果联邦政府逆周期货币政策的目标是控制信贷增长和利率水平，只需对当前货币政策中的手段进行调整即可。在二战之后流动性过剩和货币宽松的经济环境下，商业银行可以为经济增长做出十分积极的贡献。但是在信贷供应长期短缺和货币限制较为恒定的环境下，这种情况就很难持续。
当商业银行信贷受到限制，企业借贷人就会争相从其他渠道获取资金。大型公司会在公开交易市场出售商业票据和长期债券。
如果长期通过控制商业银行存款的方式来控制信贷总增长，势必会造成商业银行在总体信贷市场中的份额下滑。暂且不说这种方式是否公平，单是货币控制的效力也会受到损害。面对总体信贷市场中不断下滑的份额，如果继续采用限制措施的话，限制的力度必须不断加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与对总体市场相同的效果。
在现行金融体制下，对信贷市场的所有领域都进行货币控制是很困难的。但是逆周期政策要想发挥效果，就必须把货币控制延伸到信贷市场的大部分领域。此外，政策约束对于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公平性也是无法长期忽略的问题。
在信贷长期短缺的背景下，如何有效且公平地分配信贷供应也是需要思考的问题。经验表明，在当前的金融体制下，住房建设行业会受到货币限制政策的显著不利影响。这是否表明未来金融系统会专门分配一小部分信贷资源给住房建设行业呢？美国金融体系的体制结构需要做出哪些改变，才能帮助住房建设行业有效获得公平份额的可用信贷？
隐藏在所有这些问题背后的关键是，国家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继续依靠货币限制和扩张等通用手段，还是逐渐向行政管理威慑等直接控制手段倾斜。不幸的是，目前的情况看起来并不怎么乐观。
我们必须在未来几年内为上述复杂的问题和许多其他问题找到答案。美国金融系统的现状日益清晰地表明，重新审视联邦政府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的作用和手段势在必行。我们必须重新定义政府监管金融市场的目标，并发展合理的体制结构，以在未来的金融环境中公平有效地实现这些目标。
未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将会对美国金融行业的各个方面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美国未来在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对美国企业的金融管理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二战之后的世界经济趋势可以总结为国际贸易的强劲增长和跨国资本流动的攀升。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很多国家普遍放宽了对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带来的收益，很大一部分应归功于国际支付体系的发展。
但是，当前以黄金美元汇兑本位制为基础的国际支付体系正在被严重地质疑。具体来说，这一体系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却又密切相关的问题，即美国贸易收支赤字问题和国际金融储备不断提高的问题。
以黄金美元汇兑本位制为基础，美国国库可以按35美元每盎司的固定价格向外国政府收购或出售黄金。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政府会努力积攒美元以作为其国际货币储备。当美国的国际收支出现赤字时，只能通过出售黄金或是让外国政府增持美元的方式减少赤字。
二战结束初期，美国持有全球大部分货币性黄金。在战后重建初期，由于各国大量需要美国物资，结果导致世界各地的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美国的黄金储量在1949年达到顶峰，价值超过245亿美元。1949年之后，美国的黄金储量开始持续下滑，外国政府机构持有的美元开始不断增加。
持续攀升的国际收支赤字和美国国库黄金储量的不断减少引发了国外很多观察家的担心。他们无法确定美国政府是否愿意以及能否继续以35美元每盎司的价格向外国政府及其央行提供无限数量的黄金。这种顾虑绝不会轻易消失，实际上如果美国政府在国际收支中继续出现大量赤字，人们的顾虑只会越发严重。
为减少赤字，美国政府推出了各种管理措施，主要目的是减少私人在海外的投资。尽管这些措施被冠以“临时性”的名义，但实际上却有永久性的趋势，而且在操作方面变得越来越严格。长期来看，这些措施只会使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进一步恶化，而不是得到改善。对于国际收支问题，长远的解决方案必须为政府的海外支出确定必要的优先目标，同时在国内控制通胀水平，这样才能确保美国的出口商品具有竞争力。
只要控制住国内通胀，实现贸易盈余，早日结束东南亚冲突，从而消除外汇流失，这些以削减国际收支赤字为目标的措施还是有可能取得成功的。如果这些限制措施不够，我们还可以采用其他手段，如进一步削减政府海外开支，实施更严格的国内货币和财政政策，从而控制国内通胀。或者，美国可以对进口商品设置新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是这种做法很可能招致其他国家以同样方式进行贸易反制，结果只会降低贸易水平，无法真正解决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问题。
如果美国无法或是不愿控制国际收支赤字问题，整个国际支付体系最终将会出现一些深刻的根本性变化。这些变化会以多种形式体现出来，很多观点认为以美元计价的黄金价格将会上涨。受此影响，一方面各国以美元形式持有的大量货币储备的净值会出现变动，另一方面提高黄金价格能否为美国带来长期收益也是令人严重怀疑的问题。我认为黄金价格的提高，充其量只能为缓解现状争取一些时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问题和国际储备问题。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样做还会扰乱信心，破坏计划。
毫无疑问，如果之前的趋势延续下去，美国财政部最终将被迫停止出售黄金。这样做会导致汇率浮动，短期内还会增加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甚至混乱。尽管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浮动汇率制会让国际金融体系更加有序和高效，并避免国内经济出现纠正性调整，但政府和企业管理者的主流观点是，这样做会破坏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最终扰乱美国的国内经济。
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国际储备日益短缺的问题。当各国政府积累的美元无法满足其货币储备需求，黄金生产全部或大部分落入私营企业手中时，怎样才能为国际贸易的不断增长提供货币支持呢？从目前大部分国家的国内货币体系来看，似乎有必要在国际储备创新领域开发某种有效的管理形式。在这个方面，首先要做的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开发特别提款权。
虽然我们无法准确预测金融行业的这些基本问题将如何解决，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需要尽快拿出新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必将对美国和全球的利率以及经济机构造成深远的影响。
随着美国企业在全球业务的不断扩张，以及国际因素对美国国内经济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国际金融体系的开发对美国企业的重要影响将会与日俱增。未来的金融管理者必须充分了解国际金融体系的运行方式，对这一体系当前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有所认识。
展望未来，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有序运行至关重要。国际货币体系，以及为促进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而不断深化的壁垒消除工作，将会为各国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提供最好的帮助。
未来几年，美国的政企关系将会出现新的发展方向，并且明显受到金融环境的影响。近年来，美国大众痛苦地发现，国内根深蒂固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正在撕裂整个社会。对一部分美国人来说，失业、住房空间不足、教育问题和缺乏前进动力已经常态化，而不是临时存在的状况。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包括种族歧视、快速城市化，以及技术进步对大量非技术型岗位的冲击。在美国的很多大城市，族群性贫民窟正在大量涌现。这些凋敝社区的共同特征是失业率高、居住环境恶劣、犯罪率高、救济率高，以及绝望感无处不在。特别是最近几年，很多美国城市都出现了暴力破坏活动。
这些复杂且痛苦的问题必须也必将得到解决。显然，这些问题绝非政府或私营部门可以独立解决的。政府没有技能也没有资源来提供足够的住房和实用的就业培训，私营部门则无法承担与这些基本问题相关的非经济风险。
政府和企业必须找到更有效和更有意义的新的合作方式，特别是在重建中心城市以及为有可能就业的失业者提供就业培训等方面的合作。企业必须愿意在这些领域承担正常的商业风险，同时对正常的业务利润有所预期。政府必须愿意承担非经济风险和附加培训成本，支持私营参与者对正当利润的追求。目前，一些优秀的政府和企业管理者正致力于开发基本的合作准则，以推动政企合作取得成功。解决城市问题必须成为整个经济中营利经营的组成部分，不能沦为单纯的非营利活动附属品。
在这种政企合作关系中，金融机构必须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住房建设和改善公众设施等领域。计划中的建设工作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金融机构必须找到可以提供这些资金的方法。它们必须也能够创造性地调和各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尽管实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
未来几年将是美国和全球金融基本结构的考验期。当前金融环境中存在的显而易见的压力将会改变美国货币和信贷政策的作用和手段，并大大改变金融体制结构。很多地区以相对较高利率和信贷长期短缺为特征的金融环境将会普遍存在。以实现高就业率为目标的美国经济，将会出现伴随高就业率自身产生的各种新的问题。
如果通过扩大货币基础的方式为日益增长的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提供资金，未来国际金融体系也会出现不可避免的根本性变化。
展望未来，金融将会成为各种经济活动中日益重要的影响因素。对企业或政府实施的每个重大项目而言，资金的可用性和使用成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关键。
在这种环境下，金融管理者的作用也将变得越发重要。未来的金融管理者必须了解国际金融体系和国内金融体系。美国所有的企业管理者，特别是金融管理者，必须像熟悉企业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那样熟悉国际收支状况。在金融机构处于结构性变化时期，仅了解过去和现在的体制结构是不够的，金融管理者还必须了解国际趋势和国内政策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
此外，美国的金融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即政企关系的新面貌。包括国家、州和地方在内的美国各级政府，有史以来第一次表示无法独立解决当前国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如空气和水污染、住房、城市开发、公众交通等方面的问题。发展中国家也存在很多政府行动无法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开始向私营企业寻求帮助和建议，希望和私营部门建立可靠的伙伴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强化而不是削弱企业的盈利动机，否则这种合作无法实现任何目标。当然，要保证这种新型政企合作的成功实施，富有创新意识且目标现实的金融服务不可或缺。
对金融业来说，未来一段时期既令人激动，又极富挑战。这个行业的管理者必须准备好适应国内外经济增长带来的变化。另外，金融管理者还必须协助开发有意义的政企合作关系，共同解决当今时代存在的各种社会和环境问题。
总而言之，金融新时代的特征是资金的长期短缺和经济各领域对资金需求的持续增长。这些特征将会为当前经济体制带来日益严峻的压力，很多领域都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在这种环境下，成功的企业管理者不仅要了解当前复杂的金融体制结构，还必须了解亟待改变的基本金融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