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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五十多年中，我曾目睹过企业对政府的态度变化，以及政府对企业的态度变化，这些变化可谓相当巨大。在过去四五十年间，人们在不同时期会给出截然不同的建议，从这些相差极大的建议中，我们可以窥见这种变化。例如，我父亲是纽约市上城区的一个小企业主，那时的纽约市还没有现在这么大，他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反复叮嘱我：“要远离政治，政治是一场肮脏的游戏。”当我就读哈佛法学院时，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是新政时期最成功的青年动员人，他的宣传口号是：“不要去华尔街律所帮助那些资本家，你们的目标是去华盛顿，去建立美国新社会！”现在，我总是这样告诫青年人：“不管你以后干什么，一定要做几年公共服务工作，哪怕你的目标是从商或做教育。从事公共服务会让你成为更好的商人和教育者，政府工作也会因为你们的参与变得更好，哪怕只有几年经验也好。你们应当把政治理解成政府行政部门的公共管理活动，或是政府法律部门的管理活动。政治是生活本身的一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全面影响。”
政府需要保留，需要发展和壮大。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联邦政府的权力和服务扩张出现了暂停，但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却不遗余力地扩大教育、医疗、社保和其他地方性服务，这些服务在二战期间被严重忽略，其后随着人口的膨胀，对其出现了迫切的需要。但是肯尼迪总统执政之后，这种情况出现了很大的改变。很难说这种变化到底是好还是坏，总之以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肯尼迪的名言“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想一想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让无数青年人备感振奋，热切希望投身到改善全人类命运的伟大事业中去。随后不久美国出现的声势浩大的华盛顿大游行活动（参与者大多数是各大高校的青年学生），成为自新政改革之后最为重要的民权运动。参加民权运动的年轻人提出的观点和要求对美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政府与企业和劳工关系等方面。到了约翰逊总统任期第三年，民权运动的火种逐渐熄灭。不过，大部分源自肯尼迪政府的“伟大社会”计划至此已经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可以说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那个时代已经远去，未来美国政府将会忙于弥补差距，进一步把联邦政府的服务范围拓展到民事权利、教育、医疗、福利、落后地区城市开发、运输、运输安全、消费者保护、国际商务、金融、贸易和投资，以及通信等领域。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发现自己处于联邦政府的监管和控制之下，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会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肯尼迪时代和约翰逊政府早期的很多重要的决策官员（如今他们大部分在私营或立法部门工作），明确表示这些迫切需要推进、旨在解决城市中心及其居民的问题的新计划，应当交给私营企业而不是政府部门来管理。同样令人惊讶的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及其管理者也自愿在这个新的社会经济领域承担责任，并在之前只能由政府职员经手的工作领域内提供服务。
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广泛而多样的。显然，不同的企业对政府的理解有差异，不同的政府部门对企业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对某些企业来说，政府主要是客户；对另一些企业来说，政府主要是管理机构。一些企业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资源，如信息服务、研发支持或是财政补贴；另一些企业则认为政府不过是掌握税务大权的机构，对它们来说加税是坏消息，减税是好消息。各种政府活动，从销售印花税到登月计划，很难简单地从政治或经济角度一概而论。
从现实角度而言，把企业和政府的关系视为对立关系显然是不可思议的。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各种合作成果、联合行动和共同关注点可以有力地证明这一点。
但是，我并不认为煽情地鼓吹政府和企业联手会帮助国家走向辉煌这样的表述有何真正意义。尽管有着长期共同目标，但政府和企业在行动方式上通常并不一致。对以多元化为根本的美国社会来说，我们也不应当抱此期望。
换句话说，对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我并不偏袒任何支持或反对的声音。我想说明的是，美国社会的特点是强调行为方式的广度和利益的多样性，这一点在整个政府结构和政治活动过程中都有明确的体现，例如行政部门和国会听证之间的彼此制约，以及咨询委员会和华盛顿各行动部门之间的关系。
因此，多元化在整个国家层面带来了政府机构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平衡，这一点是由美国宪法保证的。尽管每个企业各不相同，但企业界仍可以，也确实在这种多元决策框架下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那些和经济增长与发展有关的活动中。可以说，企业和政府可以合作开发的领域几乎毫无止境。
当然，这些个别关系并不能体现企业的主要作用，实际上所有的政企关系都不能体现企业的主要作用。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仍然是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包括提供产品和服务，开发新产品，创造工资、利润和收入等。简而言之，企业的作用即为国家的经济和工业增长提供动力。归根结底，现实世界的一切都有赖于这种大而强的动力来源。这是因为，政府的作用是表达国民的期望和目标，而企业的作用是组织人力物力在国内外满足这些目标。企业的动力和风险正是启动经济发展引擎的火花。
国民经济是政企接触最为重要的领域，政府的作用是提供和保护良好的经济环境，以确保企业和其他经济部门以最大的自由度和效率运营。在美国经济腾飞的20世纪60年代，这正是保证企业成功的根本要素。
展望未来，我想表达的主要看法是，除了功能性经济关系之外，从财政和货币政策到补贴和法规等方面，美国政府在当前和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以促进企业和政府以新的方式进行合作。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清晰地表明，未来潜在的政企合作形式将会表现出两大特征，一是解决公共问题，二是技术手段在一些领域的大量应用（这些应用甚至可以和最近几十年美国在军事和太空领域的技术革命相媲美）。
在很多情况下，这两大特征常常融合在一起。例如在运输和住房建设领域，高科技手段的大量应用可以很好地满足大众需求。
在另一些领域，在社会意识的推动下，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会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当然，技术在这里也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在教育培训、就业和休闲领域将会出现这种变化。此外，社会生活中人们渴望在质量和数量方面实现进步的其他领域也在此列。
前面我们讨论的政企合作活动主要分为技术和公共问题两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是企业专业技能。通过落实企业的负责行为和管理人才，企业的建议或特定做法（如收支平衡项目）可成为全国行动的基础。
说到解决公共问题，我指的是在美国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下民众呼吁重视的所有问题。目前，美国的年人口增长达250万人，未来20年的增长量将等于当前密西西比河以西各州的人口总和。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人口可使用的土地面积将会越来越小。
需要注意的是，我说的是“公共问题”而不是“公共领域问题”。美国要面对的公众需求并不在此列。
在解决这些公共问题时，企业必须清晰界定其在美国的新角色。更准确地说，必须扩展其传统角色以满足未来的社会需求。这种不断变化的角色不但是决定政企关系的关键，更重要的是，它还对美国社会能否满足20世纪最后20年的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例如，贫民窟和旧房改造一直都是都市型社会令人头疼的问题。尽管近年来政府和企业在全国很多地方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项目，但这一问题仍无法得到完美的解决。美国一些大型企业在住房改造方面的大力投入和实验性开发，可以说绝对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化和发展。
这种做法可以多快好省地满足公众的迫切需求，不会耗费过多的时间和资源，也不会干扰社区和居民。另外，不管正在引进或考虑引进的技术有何优点和缺点，这种做法可以让人们再次关注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此类社会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新的方式得以解决。
因此，公共服务的“生产”将会成为未来的潜在需求，成为亟待开发的新市场，就好像我们对既能给企业带来成功又能改善人们生活的其他产品有需求一样。通常来说，大众和各级政府不但愿意而且非常期望企业投入全力解决此类问题，就像企业在生产传统产品时投入全力解决生产和分销问题一样。
当然，企业在提供此类产品和服务时应当也必须获得相当的利润，就像企业在提供社会需要的其他产品和服务时需要获得利润一样。与之前不一样的一点是，企业通过这些新的合作和业务可以有效地拓宽视野。
关键问题在于，当代各种问题形成了滚滚洪流，我们必须在这股洪流之上，建造通向未来的桥梁。我们必须建造桥梁，因为这是美国发展势在必行的事情，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绝不会放任国家的发展停滞不前。我们这一代必须决定的事情，是由谁来设计桥梁，谁来建造桥梁，以及如何建造。
随着时间的流逝，未来这些问题是否会通过政府解决以推动国家发展？抑或是借助企业的力量，通过就业开发和其他活动的契约形式代替政府承担社会和经济责任？企业界在努力解决日益增长的公众和社会问题时，能否像应对早期挑战一样，通过私营竞争性企业有效应对新时代的问题？面对新的社会需求，竞争性企业能否在传统上被视为属于纯粹政府职能的领域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显然，企业在提供公众服务领域绝不应踌躇不前。
美国在海外的贸易、投资和经济活动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海外投资，尤其是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有力地证明了获得利润是促进进步和发展的手段。
至此，我们着重讨论了企业在国内外作为商业实体的主要功能和责任，尽管它们的定位已扩展到必须满足时代需求的新高度。显然，企业对其公民责任意识的不断增长和努力践行与社会公共问题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它们才会不遗余力地投身到教育、慈善、艺术等社会活动当中，参与各种形式的地方性、全国性和国际性公益活动。我相信，这会成为企业在未来的新角色，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强化。
未来，企业公民责任和企业经营行为之间的差别将变得逐渐模糊。我认为这是大势所趋，明智务实的美国企业管理者会认为区分这种差别毫无意义。比如，企业培训辍学者是良好的社会行为还是经营行为？一家大公司就自动化对社会的影响展开大规模研究是为公司服务还是造福整个社会？企业赞助艺术展应当被视为广告营销手段还是属于文化的范畴？我想，面对这些问题，美国企业管理者肯定会回答“兼而有之”。这是因为，很多企业都以事实证明优秀的企业公民肯定是优秀的企业，而优秀的企业也必然符合优秀企业公民的条件。
随着企业及其管理者未来角色的巨大变化，我们需要思考的真正问题是：未来社会需要怎样的管理者来管理企业内部、政企合作和联邦政府内部的各种活动？这些管理者又从何而来？毫无疑问，无论对企业、工会、大学还是政府来说，称职的管理者永远是确保进步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出于这些原因，确实应该鼓励能力突出的年轻人到政府部门工作。华盛顿、各州州府、各地县市都有大量的工作机会，它们不但饶有趣味而且颇具挑战性。一些优秀学生一毕业就会选择去政府部门工作，不少人会选择留下来，一是薪资不错，二是风险小（至少某些类型的风险比外面小）。在政府部门工作还是相当令人满意的。
四五年后，很多人可能想拓展自己的领域，进入专业、教学或商业领域工作。他们在华盛顿、州府和地方县市积累的经验将会成为人生中的宝贵资源，特别是随着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深厚和广泛交织，这些资源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还有些年轻人会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会先在校园里找份工作，或投身科研，或进入基金会服务。作为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数学或任何自然科学的教授或讲师，转到政府部门工作是件相对容易的事情。有些人会定期做这种角色转换，走出课堂，走进政府部门。等他们再回来时，通常会担任更高级别的职务，影响力也更大。随着经验增多，接触面扩大，在积累了很多一手知识和人际关系的基础上判断能力越来越高，他们的工作能力也会越来越强。
尽管如此，刚刚走出校门或离开学术研究机构的很多年轻人，在进入政府部门工作时仍会遇到各种挫折。实际上，政府部门是最需要想象力丰富又大胆的优秀管理者的地方，可惜这一点至今还没有被很多人认识到。
企业常见的授权行为在联邦政府仍是非常鲜见的。对从企业进入政府的管理者来说，另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政府不重视现有项目的管理。政府通常把工作重心放在新项目的开发上，总是想着如何获得预算部门、总统和国会的批准，这是典型的政绩型管理思路。这种管理方式只会增加总统及其政府的政治筹码，他们负责的是新趋势、新政策和新项目的决策。在这种环境下，对现有项目的有效管理，甚至现有项目的微小变动都不会得到多少关注。无论管理者多么出色地完成任务，政府也不会给予多少重视。
出于这些原因，我可以大胆地预测——我知道我的观点可能与众不同——未来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将会逐渐意识到，为企业工作才是真正为公众服务的最有效途径。
显然，如何让年轻人意识到这一点，是美国企业面临的重要挑战。由于美国企业用商业方式解决我们的公共问题，即在经济理性的基础上赚取合理的利润，那么毕业生们为企业工作就更加有助于纽约大学践行自己的校训——致力于公共服务的私立大学。
展望未来，最让我感到激动的是，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者考虑将至少在政府部门任职几年作为他们职业生涯的一部分。在当今社会问题丛生和政企共栖的时代，这对管理者的发展来说，不能说是必不可少，但确实是非常可取的做法，因为政府和企业关注的是相同的问题和挑战。
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大型企业才能更好地理解政府及其工作方式。在当今社会，企业对政府普遍存在的无知是个致命的缺陷。同样，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政府才能更好地理解企业及其结构、习惯和需求，才能克服对企业普遍存在的无知。后者对政府而言同样是致命的危险，有时甚至比政府对商业和经济的误解更为致命。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管理者要面对的问题会比财务状况、养老金或职业晋升受阻等难题严重得多。毕竟，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灵活的企业政策解决。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人们的传统观点——位居高位的政府公务员是理所当然的抨击对象。企业管理者早已习惯高于公众服务要求的绩效表现，但是他们很难像政界人士那样长期接受大众的质疑。换句话说，企业界看重的是做事，而政界看重的是个人魅力。像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等经过国会锻炼的政治家们，很难适应对业绩的客观要求。反之，企业管理者也很难适应高度主观的政治世界。对他们（政治家）来说，个人忠诚几乎是保证成功的必要条件，“选对边儿”永远要比“做对事”重要得多。
美国的企业管理者必须学会如何适应政治环境。他们要学习如何发挥企业的能力解决公共政策问题，学习如何利用政府及其需求来锻炼管理能力，帮助自己成为更好的企业管理者。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希望解决美国的公共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希望保持自由经济和商业体系的健康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