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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美国经济在过去50年中经历了一场“革命性变化”。实际上，众所周知的东西往往具有误导性。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场革命性变化体现在产量、生产率和财富积累方面，即经济的数量层面。这是错误的。单从数量角度来看，自1917年以来出现的经济变化和美国经济史上之前任何一个50年发生的经济变化并无显著差别。
自从50年前纽约大学率先在纽约市中心设立了工商管理研究生院之后，美国经济已经发生了彻底的转变。我们平时所了解的各种经济数据固然重要，但它们并不能全面说明这种转变。对企业政策、管理任务、培养和教育当今与未来的企业领导者来说，真正重要的变化是收入和生产在质量、制度和结构方面的变化，而不是在数量方面的变化。
纵观过去50年，真正的革命性变化体现为劳动力的结构、受教育水平以及工作内容方面的变化；体现为商业结构的变化，以及商业管理者工作和角色的变化。下面我们将对过去50年美国经济史做一个简要回顾，试图从读者在经济分析人士的标准文献中发现的事实和数据背后，揭示出真正具有指导意义的内容。
50年前一战结束时，美国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工业生产国。尽管如此，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农业国家，有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和小城镇，3/10的人口生活在农场，7/10的人口在工厂从事实体产品加工或以务农为生。
相比之下，如今美国只有不到1/3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不到1/10的人口生活在农场。大多数美国人生活在人口普查局称之为“标准都市统计区”的城市圈内。这种城市圈由市区、郊区和远郊区组成，最远处距离城市中心可达56公里或更远，它在结构上与50年前的大城市完全不同，以前的大城市在布局结构上相对来说比较集中，平均直径只有16～24公里。
美国的人口在过去50年中增长了1倍，从1917年的1亿变成今天的2亿。与此同时，劳动人口增长了1倍多，这是因为在美国历史上，成年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一直非常稳定地维持在57%左右。在全部劳动人口中，略低于一半的人口从事白领工作，约有1/6的人口从事服务行业。这两部分加起来几乎占了全部劳动人口的2/3，是20世纪初普遍占比的两倍。
除了劳动人口有所增长，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人们的工作时间明显下降。1917年劳动者的周平均工作时间是50小时，现在只有40小时。总工作时间的增长远远低于劳动人口的增长。在农业生产领域，总工作时间甚至大幅下降，制造业领域的总工作时间也只比1917年增加了50%。尽管如此，制造业产量却增长了4倍，总体产品产量增长了5倍，这意味着单位工时的生产率或产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极大提升。这一了不起的成就主要归功于工作管理水平的提高，而工作管理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教育水平的提高。1917年，美国一半成年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不足8年，只有不到7%的人上过大学。截至1967年，美国有一半人口都读过高中，在18～21岁的人中，几乎有一半正在读大学。
显然，美国社会已成为教育型社会，美国经济已转变为服务型经济。纵观人类经济发展史，这是目前唯一的发展战略已从体力转向脑力的案例。这一转变不但说明美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劳动力和劳动结构变化，还说明管理遇到了史无前例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如何管理受过良好教育、从事“专业”工作的劳动者，如何管理创新，以及如何管理高度复杂的社会组织。
美国经济已进入成熟期，这里的成熟指的不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那种疲乏、老朽和病态的经济表现，而是说它已经走出了青涩的成长期。或许这样说有些过于简单化，不过我们确实可以把美国的经济成熟过程凝结成一个简单的表述，即它的成熟源自技术革新，而这种技术革新在很大程度上包括管理能力的革新。
纵观美国经济发展史，技术革新总是亦步亦趋地跟随着经济的发展。一开始，技术革新是为了满足成长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其目标是设计、开发各种机械设备和工具，整个过程是相当粗放的。到了经济发展中期，技术革新的重心逐渐向扩大经济规模倾斜，其目标是设计、开发各种更大功率的设备，包括蒸汽机、电力设备和后来出现的内燃机。甚至于1917年的美国经济，其技术革新在很大程度上仍具备类似的特征。但是近年来这种情况开始出现转变，技术革新的目标开始变为满足先进经济的需求并为其解决实际问题。无论在科学还是技术领域，研究、开发和管理效率开始成为重大课题。与此同时，无论就推动技术革新的人数而言，还是就创意转化为商业价值的时间周期而言，技术革新的进程都在加速。理工科院校培养了众多的科学家，如果统计一下自古至今的科学家，我们会发现90%的科学家都尚在人世。从发明创造到实现全面应用之间的时间周期也从以前的14年缩短到了4年。
相对于1917年青涩的成长期，美国经济进入成熟期的另一个表现是制造业的结构发生了变化。50年前，五大行业占了制造业总产值的2/3。现在的产业布局比较分散，五大行业在制造业总产值中的占比从2/3下降到1/2。而且今天的五大行业和1917年也有所不同，当年的五大行业分别是金属、食品加工、纺织、造纸印刷和木材行业，如今除了金属行业依然是最大的行业之外，其他四大行业依次变成了汽车、食品、非电子机械和造纸印刷行业。
另外，制造业在产品结构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根本性变化。曾经无处不在的易耗型产品如今已风光不再，取而代之的是耐用型消费品。制造业领域出现的这些变化，不但对用户的收入和消费有着重大影响，而且对市场结构和商业竞争的性质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我们先来简要说说这些变化对用户的收入及收入管理方式（即储蓄和消费习惯）有什么影响。与普遍看法相反的是，当今消费者的储蓄与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与祖父辈相比并无多大差异。有所差异的是他们的收入水平大大提高了。50年前，大约只有一半的人口自认为收入属于“不错”和“较高”的阶层，其他则属于贫困或勉强维持生计的水平。如今，4/5的美国人不用为每日生计发愁。
因为收入大幅增长，而储蓄的比例却保持不变，因此可用于消费的资金总量也出现了大幅增长。但是和消费金额的变化相比，消费行为的变化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消费模式的研究者把消费分成三个类别，即敏感型消费、较敏感型消费和不敏感型消费，大致相当于经济学家对弹性需求、单位弹性需求和无弹性需求的分类。敏感型消费品包括那些消费量波动幅度超过可支配收入波动幅度的商品，例如皮衣、珠宝、游艇和鱼子酱。当国民收入出现5%的增长时，这些产品会出现8%～10%的消费增长，而常规物品的消费，如主食、衬衣和家居用品，会出现2%～3%的增长。1917年，消费者每100美元的消费中有15美元用于敏感型消费品，如今这一数字接近25美元。
换句话说，当今消费者的平均可支配收入比过去高得多。可支配收入增长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催生出了完全不同的市场结构，对商业管理者的营销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以前的消费者只有1/4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现在的消费者有1/3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面对这种变化，商业管理者必须使用不同的市场策略和竞争方式来吸引消费者。
同样，这种跨时代的经济变化在机构框架方面也得到了体现。首先，工会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这在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时代、沃尔特·路泽和《瓦格纳法案》之前的时代都未曾有过。在一战之前，美国仅有1/10的非农业劳动者加入工会，如今这一比例是3/10。
其次，美国的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参与力度远远超过从前，甚至超过20世纪初的进步时代。在那个很多机构把政府过度参与经济活动视为危险趋势的时代，华盛顿绝非美国的金融中心或经济中心。那时美国的联邦政府债务只有25亿美元，联邦政府支出约为人均20美元，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为人均25美元。后来，社会的富裕与成熟、人口增长、城市化，以及社会日益扩大的需求使得政府活动大大增加。仅联邦政府的支出就超过了美国50家最大企业的支出总和，达到人均725美元，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出达到人均450美元。受此影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一路飙涨到3000多亿美元，是1917年的120倍。
最后，第三类机构——金融中介机构，即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公司等，其成熟程度和复杂程度是50年前难以企望的。50年前，美联储才刚刚成立，美国所有商业银行的总存款还不如1968年美国最大银行一家的存款多。实际上，当时所有金融机构的债权总额加起来也只有现今最大银行总存款金额的两倍多。当时全美国只有十几家银行有能力为客户提供100万美元或以上的贷款。而且那时的银行业务范围狭窄，今天的“金融百货公司”式银行业务在当时不过是一种奇思妙想。
1917年的证券市场也处于成长期，那时上市公司还是新鲜事物。再往前推30年（1888年），纽约证券交易所只有一家大型制造业公司挂牌交易，即普尔曼公司。美国钢铁公司是第一家上市的大公司，现在距其首次向股东发布年报还不到20年的时间。
截至1967年，美国金融中介机构的资产已经接近1万亿美元，其中1/3由商业银行控制，1/5归保险公司所有，1/8属于储蓄贷款机构。此时，“人民资本主义”的说法开始大行其道，据估计1/5的美国成年人都拥有某个上市公司的股票。用“紧张繁忙”这个词来形容股票交易所的活动实在是太温和了。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历史上最活跃的20个交易日中，有17个是在1966年和1967年。该交易所在1小时内交易的股票数量通常比1917年以前的最高单日交易量还要多。
金融中介机构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是国民收入增长的自然结果。另外，它也是某些细微且通常难以察觉的储蓄和金融行为变化的结果。随着经济的发展，储蓄者使用储蓄资金进行投资时，做的直接投资越来越少，他们越来越依赖货币和资本市场的中间商，即金融中介机构。而且，消费者在保持储蓄水平大致相同的同时，减少了自愿储蓄，而是通过缴纳养老金的形式增加了强制性储蓄，还通过保险单、抵押贷款支付等方式增加了契约性储蓄。以前大家都说凡事要亲力亲为，现在看来，人们连自己的大部分积蓄都无须负责打理了。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变化过程是一个因果交织的循环过程。在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经济制度和生产要素既起主动作用，又起被动作用。它们影响外部经济，同时又受外部经济的影响。对企业来说尤其如此，要想实现经济增长，企业在适应外部环境中的经济变化方面就必须比任何其他要素表现得更灵活。
那么过去50年的经济转型对企业管理者，对创业精神，以及对商业环境究竟意味着什么？所谓的人口爆炸、富裕时代、超级城市、白领普及、福利国家、安全资本主义、多元社会的出现，以及其他广为宣传的经济变化迹象又对管理者有何影响？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管理者的基本职能。他们的工作仍然是整合各种生产要素，处理好生产、资金和营销等方面的问题。诚然，诸如“社会责任”之类的难以定义的空泛之谈的确会使管理者的职能变得有些模糊。经济变化的影响使管理者的工作变得更复杂，进而对他们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如此，商业管理者的主要责任仍然是把控管理的7个要素，即人员、方法、资金、设备、材料、管理团队和营销。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外部的经济变化对这几个方面有何影响。
对上一两代人来说，“大企业的增长”一直都是让人十分热衷的讨论话题。随着人口的增加和收入的增长，一般工业企业的规模也在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绝对意义上的增长，并非相对意义上的增长。也就是说，与一两代人以前相比，大企业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并没有增加。关于大企业是否变得比以前更为强大的问题，正反两方面的观点都有很多证据。但是了解情况的人普遍认为，与50年前相比，如今企业控制权的集中程度有所下降，大企业的相对规模也缩小了。当然，就人口比例而言，如今小企业的数量要多于1900年的小企业数量。
但是从绝对意义上来说，大企业的确是无比巨大。它有一大批所有者、成千上万的员工，以及富可敌国的营业收入。以工业巨头通用汽车公司为例，它旗下的雇员数量超过了整个波士顿市区的人口数量，营业收入超过了美国中大西洋地区和新英格兰地区13个州的收入总和，支付的工资金额是爱尔兰个人总收入的两倍多。再比如另一个巨头贝尔系统公司，其股东多得可以坐满3000个扬基体育场，外加大半个麦迪逊广场花园球场。最大的500家企业，其数量在所有企业的总数中只占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但它们雇用了1/8的劳动者，赚取了1/5的总利润。毫不夸张地说，全美最大的200家企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美国商业领域1/2到3/4的生态环境。大企业通过超市、百货公司和折扣连锁店的形式控制了零售行业，目前还通过企业化经营的方式，逐步接管小企业经营的最后一个堡垒——农业。
大企业的这种增长大多数来自内部，也有不少是通过合并与整合的手段实现的。自1917年以来，美国出现过两次合并浪潮，第一次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第二次出现在二战末期。20世纪20年代的合并浪潮涉及很多大型企业，但并未涉及那些最大的企业。这些企业联姻造就了一些企业集团，即同一行业内的企业横向或纵向合并组成一个集团。当前的企业合并浪潮和20世纪20年代的情况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两次合并都不涉及企业巨头，不同的地方是这次的合并不再是同一行业内的企业进行横向或纵向的合并，而是不同行业之间的企业进行合并，例如香烟制造商和枫糖浆生产商进行合并，电子产品公司和速冻食品公司进行合并，或是钢铁厂和内衣厂进行合并。
规模增长和业务多元化让大型企业的管理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职业管理者的出现导致的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就是其中之一。50年前，商业决策基本上都是由控制企业和管理企业的老牌大亨们做出的。但随着企业的成长，它必须开发出一套与其成长相匹配的运营管理体系，才有可能成为企业巨头。另外，随着企业业务复杂性的提高，营销、劳动关系、政府关系等方面的新问题应运而生，使得管理工作变得十分棘手，很难再由一人独自处理。受此影响，显然大企业的管理者势必会从所有者过渡为职业管理者。说白了，现代企业就是职业管理者领导下的集体企业。
除了规模增长和管理复杂程度增加之外，还有两个因素导致了职业管理者的崛起，一是银行家的影响，二是企业由大量股东持股。投资银行家在20世纪初大企业的形成过程中曾发挥过战略性作用，他们推动企业合并，造就了一批大型企业集团，并带领企业成功上市。然而与大众观点有所不同的是，银行家并没有积极参与企业的管理。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兴趣过于分散，无法集中精力管理企业。没错，银行家拥有对企业决策的否决权，但他们在聘用了职业管理者之后，必须给予职业管理者足够的自由。这种“金融资本主义”和“管理资本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摩根和加里联合管理下的美国钢铁公司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摩根公司选择艾伯特·加里管理这家公司，后者在管理具体事务时拥有很大的自由。
另外，大型企业的股东也十分认同聘用职业管理者的管理趋势。随着企业股东数量的大幅增加，大多数股东发现自己既缺乏能力（由于股东数量众多）又不愿意（由于不熟悉管理）参与企业决策活动。因此，他们把这项权力交给了职业管理者。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金融资本主义和管理资本主义的融合变得越发明显。尽管在1917年这一现象还是新生事物，但其发展趋势已是确定无疑。后来，金融资本主义的影响力逐渐式微，职业化管理开始在商业中得到全面接受和认可。职业管理者不再屈从于金融资本主义，他们至少是这一关系中的高级合伙人。一般来说，现在是职业管理者选择银行家，而不是银行家选择职业管理者。与此同时，企业的金融业务也出现了变化。留存收益和折旧补贴等形式的内部融资已变得极为重要，而外部融资也纳入了新型金融中介机构提供的援助和补助。未来50年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如果这些新型信托机构（养老基金和共同信托基金）拥有了企业的合法所有权和控制权，是否会重新建立一种全新的、完全不同的“资本控制企业”的形式？
对于企业管理权从所有人向职业管理者的转移，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人们总是难以自禁地夸大其实。大体来说，转移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19世纪末职业管理者在创业者中所占的比例可能还不到5%，如今这一比例达到了50%。一份对1917年50位创业人物所做的调查表明，其中23位是所有人，18位是职业管理者。到了1947年，相应的数字变成了11和29。如今，相应的数字更是变成了4和42。遗憾的是，管理权转移的细节和影响被简单地描述成非黑即白的对立，而实际生活中的情况往往并非如此。50年前，职业管理者并不罕见，而今天没有股份的职业管理者也不多见。特别是在非金融企业中，一般管理者都有企业的股份。除了所有者和没有股份的职业管理者，企业里还有一个中间群体，主要由企业里的持有大量个人股份的高管组成，尽管这些股份只占企业总资产的一小部分。
因此，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实际上是三种管理者，即所有人管理者（这个群体正在大型企业中快速消失）、无产受雇管理者（这个群体也正在快速消失）和方兴未艾的职业管理者（他们拥有大量的企业股份）。这三个群体之间的区别以及老生常谈的对立观点对帮助我们理解企业管理十分重要，特别是在谈到管理者的管理动机时更是如此。
无论是否正确，人们普遍认为，所有人管理者向职业管理者的转变对整个商业环境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考虑到职业管理者在很多人眼里不过是薪酬丰厚的办公室职员，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转变对商业环境造成了革命性的影响。
和过去粗犷的企业创始人相比，人们认为职业管理者更成熟，也更练达。很多商业史学家在解读老派管理的衰落和新式管理的兴起时，称职业管理者是“认知能力强、成熟的管理者”
，他们“可以看到自己企业的长期社会影响”。经济史学家托马斯·科克伦称：“职业管理者的定位使他们有别于过去那些咄咄逼人的、往往缺少社会责任心的小企业开创者。”
根据读者价值观的不同，上面的话既可以理解为褒义，也可以理解为贬义。无论是哪种情况，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无论是支持商业的人还是对商业持冷漠或敌对态度的人，都强烈抨击了职业管理者的出现和大企业的发展。因为大企业的发展使职业管理者的出现成为可能，甚至成为必然。
追随约瑟夫·熊彼特理论的保守派把这种商业集体主义趋势视为对资本主义的威胁。在他们看来，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使个人财富变得极易变现，变得缺乏实质性，变得不再真实。与此同时，由于个人的利益与其管理的企业不再密切关联，所有权附带的心理价值也变得残缺不全。
另一派批评人士，其中既包括自由派也包括保守派，也对商业集体主义的趋势感到不满，但他们的理由不同。他们沉湎于旧的时代，虚伪地怀念老派创业者亲自管理企业的做法。他们认为，老派创业者有着明确的企业管理目标——利润最大化。由于他们对企业拥有所有权，因此合法合理地享有管理权。他们认为，今天的职业管理者并不具备管理的合法性，因为他们并不能代表企业所有人。职业管理者仅拥有少得可怜的一点股份，自然不会有多强的责任感，不会努力为企业股东（所有人）付出。简而言之，没有足够多的所有者权益，职业管理者就不会以利润最大化作为管理目标。如果说有目标的话，也不过是扩大企业规模，但实际情况是现在的企业已经尾大不掉了。
上面的种种批评，有些有一定的道理，有些值得商榷，还有些可能是错误的。但是，大多数对现代商业管理的批评，都源自对昔日管理的美化和对当下现实的短视。在某种程度上，商业管理今昔之间如此强烈的对比反映了美国在管理个性方面的成见。昔日充满传奇色彩的创业者大都是乐天派，是天不怕地不怕、敢跟天地斗个高下的英雄人物，为了赚钱无所不用其极；如今的职业管理者完全是默默无闻、毫无光环的小人物，既没有欲望去殊死拼斗，也不想搞什么利润最大化。
但是现代管理者并不这么看。他们要面对更多的不确定因素，要对更多的利益团体承担更大的责任，这都是19世纪的管理者无法想象的。早期创业者的决策环境是怎样的？那时候政府和工会不会给企业造成很大的麻烦，直到20世纪初它们才逐渐发展起来。即便如此，1917年的管理者仍用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政府和工会，那种感觉就像宽容的父母对待邻居家刚进入青春期的孩子。那时候股东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无论企业发行的是无投票权的普通股、A股还是B股，企业都对股东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样子。就连企业年报也总是故弄玄虚，并不透露多少有用的财务信息。在一战时期，管理者只需对三个群体负责，首先是与其签订友好协议的董事会，其次是信奉彼此宽容以待的竞争对手，最后是没有多少产品选择自由的顾客。这可以从当时最为成功的企业福特公司的管理态度上看得非常清楚。在亨利·福特看来，公司股东不过是一群“把钱押在别人头脑上的人”，竞争对手对他来说无足轻重，而至于顾客，他曾有句名言：“你想买什么颜色的车都可以，反正福特公司只有黑色的。”
现在的企业管理者绝不可能如此行事。他们或许不会受到企业所有人的过多控制，但有些50年前还微不足道而现在却非常重要的利益团体会对其行为带来各种制衡和约束。他们必须密切关注竞争对手及其产品在市场中的定位，和工会打交道处理好人员招募、解聘和人事关系问题，跟政府部门协调产品定价、扩张计划、管理和融资事宜。此外，他们还要关注公共舆论，对企业内部其他组织成员的动态也不能掉以轻心。
关于批评意见中的第二条，即对利润最大化关注度的下滑，这个问题其实有些小题大做了。职业经理人的行为方式何止千万种，讨论它们是否具备盈利动机毫无意义，因为实际情况是谁也不知道充满动机的行为该如何定义。恰恰相反，我们都知道的是，利润最大化从来都只是理论模型中一个高度理想化且无法实现的传说而已。
今天的企业和50年前的企业一样，要想生存就必须赢利。因此，获取利润必须成为企业管理的基本动机。其实和大众看法不同的是，今天的企业管理者实际上要比他们的祖辈更为关注利润，这是因为他们更加了解变革、创新和风险。19世纪20年代的企业管理者对利润不屑一顾并不鲜见，但这种情况今天却很少出现。无论在演讲、写作还是公开表达观点时，如今的管理者都不会贬抑企业的利润和盈利动机。即使在讨论社会责任时，他们也会在保证企业能赢利的框架内实施社会责任。和很多人的传统看法不同的是，今天的企业管理者以股票期权、奖金分红等多种形式拥有企业相当比例的所有权。他们或许不会全力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对追逐利润有极大的兴趣。阿尔弗雷德·斯隆称：“对我来说毫无疑问的是，我认为企业的战略目标就是获得投资回报。如果长期回报并不理想，那就必须扭转亏损或是停止业务，寻找更好的盈利方案。”这表明，赢利这个目标并没有改变，唯一改变的是赢利这件事和其他管理工作一样，变得比以往更加复杂了。简而言之，赢利依然是企业管理的核心目标，这一点不应发生任何改变。
有人说，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仅考虑规模，大企业肯定是一个静止不动的官僚主义严重的地方。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教授等人认为，大企业已经在经济生活中根深蒂固，是保守主义最坚固的堡垒。年复一年，同样的垄断者掌控着整个市场，鲜有什么变化，因为这些巨头拥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这一观点看似有道理，实际上并不正确。经济变化、新产品、消费者喜好和管理失败等，会让大型企业也出现相当程度的变化。在1917年排在前50名的大型工业企业中，如今仍有35家存活，但其中只有19家还排在前50名，有9家跌入前51～100名，剩余7家甚至跌到了100名开外。除此之外的15家大型企业已经彻底消失，其中7家被兼并，8家因经营不善倒闭。
1917年最大的50家企业中有9家炼油厂、6家钢铁厂、4家铜矿，以及汽车装配、肉类包装、化学生产和食品行业的各3家公司。到了1967年，规模排在前50名的企业中有13家炼油厂、8家化工厂、4家电子制造商、4家钢铁厂，以及3家汽车和电气设备公司。这怎么看也不像是毫无变化的静止状态。
关于大型企业充满官僚性的批评指责，在商业人士和学者们的笔下屡见不鲜。某大型制造企业的律师曾这样向法庭解释：“公司管理层要对数千股东的储蓄和投资负责……要对全体员工的安全保障负责……这样一家公司的管理层不可能不小心翼翼、高度保守，尽一切努力降低风险。”某著名商业史学家称：“企业管理者要求员工在等级制度中恪尽职守、忠诚和合作，而不是在市场中理性地追求享乐主义。”批评大型企业的官僚性早已是老生常谈，20世纪20年代末一位商业评论员曾这样说：“我们的大企业正在培养一大批唯唯诺诺的员工，他们毫无个人思想和看法……一个员工在等级森严的巨无霸企业中工作二三十年之后，怎么可能再期望他会有独立的思想？”
成功的管理者并没有忽视这些批评。只不过他们很清楚，在大企业、大政府、大教育机构，甚至所有大型机构中，肯定会存在官僚主义。阿尔弗雷德·斯隆在思考通用汽车的问题时曾这样说：“庞大规模所带来的惰性几乎影响了这个企业的所有活动。”当有人向拉莫特·杜邦报告职业经理人可能不审慎地使用公司资金时，杜邦的回应是：“你说的不是问题，真正危险的是他在花钱时有太多的顾虑。”实际上，尽管意识到官僚性给企业带来的普遍问题，但能干的管理者同样清楚大型企业只能在有序管理的框架中运营。为此，真正要做的不是消除官僚性，而是直面它的存在，想办法避免或缓解其不利影响。
目光远大的管理者用重组管理结构的方式来化解官僚主义所带来的停滞不前的问题。对19世纪创始人独揽大权的企业来说，其最大管理特征是权力中心化。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各个委员会和部门相继成立，官僚主义开始逐渐盛行。到了20世纪，特别是20年代初，企业管理开始出现去中心化的趋势，最终发展到了阿尔弗雷德·斯隆所说的“协调控制下的去中心化经营，即高度中心化和完全去中心化之间的中间状态”。
之所以会出现去中心化的新趋势，按照阿尔弗雷德·钱德勒的解释，是因为战略的变化决定着组织结构的变化。雄心勃勃的企业家总想尽可能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资源。在一些因素（包括拓展市场的压力、运输和通信手段的改善，以及经济环境的其他变化）的影响下，企业管理者承担了新的职能，进入了新的领域。为此，他们的每一步行动都需要对管理进行重新设计。钱德勒的分析认为，企业原本是针对单一产品和单一职能而进行组织设计的。但是随着市场的扩大、城市的繁荣，以及交通方式的改善，企业开始承担起新的职能，变成单一产品、多种职能的新格局。20世纪20年代，第三种转变出现了。大部分有眼光的企业家开始把战略转向了业务多样化。企业展现出多产品多职能的格局，其中有些公司同时在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都立稳了脚跟。至此，在管理战略上，去中心化取代了中心化，管理者希望此举同时也能避免大企业官僚主义的痼疾。
上述管理方面的变化决定了工作方式的变化。创新活动开始由工厂向办公室转移，从生产一线向办公室和设计中心转移。受此影响，劳动力结构出现了同等比例的此消彼长，曾经庞大的生产工人的数量持续减少，而非生产工人、办公室人员和服务人员的数量持续上升。
随着办公室里的创新呈爆发式增长，新的概念和工具应运而生。研发开始成为一项企业职能，并最终成为企业自成一体的一个部门。数据处理、运算和建模工作开始取代机械工具和高炉，成为提高生产率的新重点。
“办公室革命”同时也带来了其他方面的变化。一方面，管理支出的增长速度开始大幅超过运营支出的增速。如今管理支出在总生产成本中的占比是50年前的两倍多。另一方面，办公室革命还导致了美国大城市经济结构的重组，很多以工业活动为主的城市现在变成了办公楼扎堆儿的地方。纽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城市的工业生产日益萎缩，但作为超级都市圈的中心，纽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美国大企业来此设立总部。
谈到经济变化对人力资源的影响，办公室人员的数量增长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另一个更引人关注和广为宣传的方面是企业管理者对待工会的态度转变。1917年的企业主并不把工会当作一回事。诚然，工会在发展壮大，只不过还没有壮大到让企业感到头疼。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企业总是居高临下地跟工会打交道。到了30年代，情况出现了很大的改变，工会的壮大开始让企业尝到苦头并充满敌意。反工会主义开始出现，只不过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活动。随着时间的流逝，企业管理者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态度也随之转变成无可奈何。
作为经济变化的一部分，生产工人数量的下降使工会会员数量出现了暂时或长期的稳定，这是因为工会很难吸引和组织办公室职员。尽管如此，工会仍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面对如此难缠的对手，企业主也只能慢慢习惯，就像背痛的人慢慢适应疼痛的烦恼一样。
另外，企业也引入了人力资源管理的新工具、理论和概念。50年前，员工关系还只是遥不可及的话题。科学化管理只有在个别大型企业中有所尝试，霍桑实验还要等10年之后才会出现。如今，人力资源管理和员工关系管理早已是企业的日常事务，不再是《商业周刊》和《华尔街日报》上的新鲜话题了。
经济变化也改变了对资金的管理。现在的企业有资金库存政策，就像它们有商品库存政策一样。通用汽车公司是最早一批建立系统化现金库存管理规定的企业之一。斯隆称，1922年通用汽车“开始每月预测下月的日现金流……并将预测结果与实际现金余额进行对比……通过减少在银行的现金余额，这套办法可以帮助我们用多余的现金进行投资（主要是购买短期政府债券）”。
资金、人员、设备和方法，所有这些要素的管理都在经济变化的大背景下出现了变革。那么营销作为企业管理最为重要的职能，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众所周知，管理者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发现顾客并说服他们购买产品。对管理者来说，显然1917年的商业环境和今天的显著不同，因此营销的背景以及实现营销所需的战略战术都存在着巨大的区别。遗憾的是，管理者在营销战略和政策方面受到了评论界铺天盖地的批评。他们在抨击完责任、管理合法性、工作效率和官僚主义之后，又为大企业添加了一条垄断的罪状。在他们眼中，大企业就像掠食一切小鱼的恐怖的八爪鱼，它们专横地为产品定价，热衷于毫无意义的产品差异化。
这些批评人士认为几十年前的情况要好得多。的确，那时的情况和现在有所不同，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那时会比现在好多少。那时的竞争主要是价格竞争，市场基本上是原始市场，产品有很大的价格弹性。亨利·福特非常了解这种市场，因此才专注于生产同一种车型同一种颜色的汽车。他本能地知道，客户想要汽车，而且是价格能负担得起的汽车，所以他的产品只强调价格，不理会什么颜色、设计和审美，只有价格才是王道。
到了10年后的1929年，情况就有些不同了。产品组合和市场结构都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替代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始市场。如今，这种变化进一步加剧。随着可支配收入的成倍增加，昔日的奢侈品变成了今天的必需品。面对这种变化，营销部门的任务不再是游说顾客购买他没有的东西，而是吸引他把已有的东西换成更好的产品。换言之，在当前市场上顾客的需求基本上已经得到了满足，如何让他们为欲望消费才是重点，这是当今消费者与上一代消费者不一样的地方。价格弹性已经让位于收入弹性，亨利·福特的那一套放在今天肯定行不通。亨利·福特之所以能取得非凡成就，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市场中只有1/10的人拥有汽车。当市场上1/5的人都拥有汽车时，继续强调价格只会让他铩羽而归。新的时代需要不同的竞争方式，需要不同的手段吸引顾客消费。以前让顾客心动的是价格，现在却变成了别的东西。现在的顾客不一定会买便宜的东西，因为真正吸引他的可能是产品差异性、服务、样式或是自动化水平。
很多专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伦理学者对不断变化的时代和不断变化的风俗习惯视而不见，坚持认为今天的经济环境中不存在竞争。他们的观点和亚当·斯密的如出一辙，认为竞争不过是同一个市场中不同的卖家在砍价而已。除此之外全都是垄断竞争，或者说不完全竞争。但是对企业管理者而言，竞争是指两个或更多的卖家试图实现收入最大化的行为。无论是用赠品吸引不愿意购买的顾客还是答应便宜一元钱，这些举动在卖家看来具有同等竞争力。在一个产品销售强调差异化而非价格的市场中，这种思考方式并没有什么不对之处。
关于经济和商业，上述种种变化都不是突然出现的。实际上，经济进程一直都是进退参半的艰难过程。过去5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如果稍加夸张地形容，可以说是经历了富人、穷人、乞讨者、窃贼，然后再到乞讨者、穷人和富人的循环过程。尽管往昔正迅速消失在记忆中，但仍有亲历者记得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梦魇和在此之前的繁荣。记性再好些的，还记得20世纪20年代那个普遍繁荣的时代也曾出现过两次温和的衰退和一次严重但短暂的经济下滑。自二战以来，类似那个年代的模式再也没有重现过，没有出现过像20世纪20年代那种严重萧条的经济下滑。实际上在过去20年中出现过四次衰退，只不过它们加起来的时间只有42个月。除此之外，过去7年中美国经济还没有经历过任何衰退，这是经济史上持续增长时间最长的一段时期。
美国的经济是如此繁荣，以至于现在很多人都认为经济萧条已成为过去。最为乐观的看法甚至断言，经济衰退，即主要经济指标的轻微下降，也已成为过去。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多，绝大多数人认为经济衰退将来还会重来，但所有人都认为，曾被视为像死亡和税收一样不可避免的严重经济动荡，已经成为历史，再也不可能出现。
我们认为，经济预测之所以会出现乐观主义的最主要的原因，是预测者清楚自己比50年前的预测者对经济学有更多的了解。预测者认为，在对经济学有了更多了解后，就能避开那些导致经济灾难的陷阱。即使我们的确掌握了更多的经济学知识，而且比前人所掌握的要多得多，这些知识就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想法也不过是傲慢自大而已。实际上，认为是财政和货币问题在指导思想和实践方式上的变化导致了对经济繁荣的冲击和商业周期被打破，这一观点仍需大量事实加以佐证。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观点在此前所有的经济繁荣期都十分盛行。现在断言我们已经破解了经济萧条之谜，显然还为时过早。不过，美国经济在过去20年的表现确实比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时期的表现都要好得多。
企业当然欢迎持久稳定的繁荣发展。以往的萧条和严重衰退不但令企业利润干涸，也让企业管理者的声誉跌到了历史最低点。我们来看看过去50年中企业管理者的声望在一波又一波的经济活动浪潮中经历了哪些起伏。在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繁荣期，企业管理者到达了公共声誉和财富的顶峰。他们的意见成了各行各业的权威指导，他们是政府顾问，是美国价值观的守卫者，其风光程度完全不亚于今天人们对学术人物的推崇。随着经济萧条袭来，企业管理者的声誉一落千丈，人们对企业管理者和商业活动冷嘲热讽、百般打击，令他们失去了所有的光环。二战之后，美国经济复苏并迎来史无前例的大繁荣，商业系统再次受到社会的尊重，企业管理者也重新被大众接受。但这次复苏和繁荣并没有使他们恢复20年代的荣光和地位。一方面企业管理者再也不像昔日那样备受尊重，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再像在30年代那样需要面对社会普遍的指责和敌意。如今人们对商业和企业管理者的态度更多的是冷漠，这种态度其实比充满憎恨更致命。
企业管理者的思想、观点和经济理念又有哪些变化呢？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都曾摒弃过长期信守的理念。如前所述，管理者对工会的态度由不屑一顾变成无可奈何，他们的运营方式也因为不一样的竞争环境而发生了变化。经济繁荣和政府的持续干预让他们重新认识到财政政策的重要性。他们不再坚定反对政府债务，不再坚持要求平衡预算。在关税问题上，他们不再像1917年的管理者那样支持贸易保护主义。但是，如果就此认为所有企业管理者对政府赤字问题都沉着冷静，认为大部分企业管理者都是自由贸易者，则无疑是错误的。简而言之，自1917年以来，他们的观点与周围的社会、经济和技术一样，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美国的商学院在过去50年又出现了哪些变化呢？我们认为最大的变化体现在其社会职能方面，即在社会、商业系统和个体方面的变化。
尽管美国商学院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近100年前，但是它们在50年前的影响微乎其微，无论对于商业还是教育领域都是如此。但其后不久，商学院教育开始成为美国教育界的风向标，在美国高等教育中占有最大的份额，其中包括了本科生、研究生和继续教育课程。
在一战前后，美国的商学院第一次迅速扩张，在二战之后的10年中经历了第二次扩张浪潮。现有的本科商学院大部分成立于一战前后，而研究生商学院大部分创建于二战之后。在这两个时期，商学院一直都是美国社会教育变革的先驱者和风向标。
我们有理由相信，过去10年“高级管理教育”的快速发展，即为受过良好教育的职场人士提供工商管理培训，依然在引领着教育的时代潮流。
在过去50年中，商学院成了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推动力量。即使在今天的工业城市，如底特律或密尔沃基，蓝领工人的子女也首先是通过商学院走上专业工作岗位的。
与此同时商学院，特别是研究生和高级管理项目，正在日益成为商业领袖的招募和培训基地。它们吸引越来越多的可造之才从事工商管理工作，并针对企业的管理责任和需求培养积极进取、高水平的专业人才。
从专业学院的角度看，商学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们对商业系统和社会都变得更加重要。但是从专业 学院 的角度看，这些变化是分散的。课程和主题已经变了，而且还在不断地改变。实际上，高等教育领域没有任何一个专业出现过商学院这种彻底的蜕变。和商业以及商业系统的变化相比，商业教育的概念和方向并没有多大的变化。50年前的“簿记”如今变成了“会计”，未来有可能变成“管理信息”。但是从概念上来说，商业教育仍然是培养一系列技能。不管我们谈论多少“模型”和“流程”，不管我们使用多少“案例”或“商业游戏”，这一概念并不会改变。
总体而言，美国的商学院属于顺势而为，而非主动改造环境；它们已经形成体系，而非刚刚起步。新的商业思想、理念和工具大部分源自商学院之外，并未得益于学院派。可以说，现代组织都是由企业实践者发展起来的，例如法国煤矿总裁亨利·法约尔、杜邦公司总裁哈密尔顿·巴克斯戴尔，以及通用汽车公司总裁阿尔弗雷德·斯隆。
如今的商业教育领域还存在着其他一些自相矛盾之处。与50年前甚至20年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今教授作为顾问受到高度重视。当然，主要是受到企业的推崇，但也越来越受到政府、医院、学校，尤其是国际集团的重视。的确，美国的商业教育已成为最受欢迎的出口产品之一，而且是单方面对美国有利的出口产品。然而，没有几个商学院教授会成为华盛顿高级职位甚至低级职位的人选。同样，在商学院里找不到思想深刻的发言人，也找不到才智过人的商业评论家。跟其他专业学院（比如法学院或医学院）的教授不同，商学院的教授正在与商界脱节，而商界正是他们应该为之服务的。
这种现象被委婉地称为“动态失衡”，换成50年前的大白话就是乱套。今日商学院和50年前商学院之间的差距之巨大，恰如当今的商业和商业体系与1918年的商业和商业体系之间的鸿沟。当然，这种变化主要是形式方面的而不是实质方面的，是技术方面的而不是目标方面的，是战术方面的而不是战略方面的，是观点方面的而不是指导思想方面的。
的确，我们可以说美国商学院所有的根本性变化至少可以上溯40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其中的首个变化，即在1881年沃顿商学院开美国商学院历史之先河之后，1908年哈佛研究生商学院的成立。1918年，纽约大学率先推出高级继续教育课程，可向脱产学习的企业管理者和专业人士颁发研究生学位证书。20年代中期，哈佛研究生商学院首次把商业教学的重心从实用技术转向管理，从而实现了管理流程的一体化。上述三次重大变化直接塑造了今日美国商学院的发展面貌。
作为专业学院，美国商学院的发展必须和商业社会的需求保持一致。在美国经济经历了过去50年在结构、制度和期望等各方面的深刻变化之后，商学院能否满足当今经济的新需求呢？抑或，它仍然采用四五十年前的那种强调技术细节的商业教育模式，而忽视了当今商业教育中普遍需要的大胆创新呢？
此外，商学院教育总体上能否适应过去50年的经济发展变化呢？毕竟到2000年时，美国商业的首席管理者们将会是今天商学院的毕业生。今天的商学院应当怎样更好地满足未来商业领导者的需求呢？
本章着重介绍了过去50年美国商业环境的变化，而不是对美国大学的商业教育史进行回顾。纽约大学工商管理研究生院一直都以商业社会中的活跃一员感到自豪。这不仅是因为纽约大学工商管理研究生院一直自豪地认为自己是商界的一部分，也不仅是因为作为商界的研究者，我们知道顾客创造价值，企业只产生成本，而企业是我们的客户。最重要的是，我们深刻地意识到，企业，包括它的愿景、需求和标准，一直走在商学院的前面。这或许正是我们未来需要改变的，但今天这仍然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为说明企业管理者应当为未来做好哪些准备，接下来我们要探讨企业及其管理者的期望、需求和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