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第一

详析

中国文字相传是黄帝的史官叫仓颉的造的。这仓颉据说有四只眼睛，他看见了地上的兽蹄儿鸟爪儿印着的痕迹，灵感涌上心头，便造起文字来。文字的作用太伟大了，太奇妙了，造字真是一件神圣的工作。但是文字可以增进人的能力，也可以增进人的巧诈。仓颉泄漏了天机，却将人教坏了。所以他造字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人有了文字，会变机灵了，会争着去作那容易赚钱的商人，辛辛苦苦去种地的便少了。天怕人不够吃的，所以降下米来让他们存着救急。鬼也怕这些机灵人用文字来制他们，所以夜里嚎哭； 文字原是有巫术的作用的。但仓颉造字的传说，战国末期才有。那时人并不都相信；如《易·系辞》里就只说文字是“后世圣人”造出来的。这“后世圣人”不止一人，是许多人。我们知道，文字不断地在演变着；说是一人独创，是不可能的。《系辞》的话自然合理得多 。

“仓颉造字说”也不是凭空起来的。秦以前是文字发生与演化的时代，字体因世因国而不同，官书虽是系统相承，民间书却极为庞杂。到了战国末期，政治方面，学术方面，都感到统一的需要了，鼓吹的也有人了；文字统一的需要，自然也在一般意识之中。这时候抬出一个造字的圣人，实在是统一文字的预备工夫，好教人知道“一个”圣人造的字当然是该一致的。《荀子·解蔽篇》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一”是“专一”的意思，这儿只说仓颉是个整理文字的专家，并不曾说他是造字的人；可见得那时“仓颉造字说”还没有凝成定型。但是，仓颉究竟是什么人呢？照近人的解释，“仓颉”的字音近于“商契”，造字的也许指的是商契。商契是商民族的祖宗。“契”有“刀刻”的义；古代用刀笔刻字，文字有“书契”的名称。可能因为这点联系，商契便传为造字的圣人。事实上商契也许和造字全然无涉，但这个传说却暗示着文字起于夏商之间。这个暗示也许是值得相信的。至于仓颉是黄帝的史官，始见于《说文序》。“仓颉造字说”大概凝定于汉初，那时还没有定出他是哪一代的人；《说文序》所称，显然是后来加添的枝叶了。

识字是教育的初步。《周礼·保氏》说贵族子弟八岁入小学，先生教给他们识字。秦以前字体非常庞杂，贵族子弟所学的，大约只是官书罢了。秦始皇统一了天下，他也统一了文字；小篆成了国书，别体渐归淘汰，识字便简易多了。这时候贵族阶级已经没有了，所以渐渐注重一般的识字教育。到了汉代，考试史、尚书史（书记秘书）等官儿，都只凭识字的程度；识字教育更注重了。识字需要字书。相传最古的字书是《史籀篇》，是周宣王的太史籀作的。这部书已经佚去，但许慎《说文解字》里收了好些“籀文”，又称为“大篆”，字体和小篆差不多，和始皇以前三百年的碑碣器物上的秦篆简直一样。所以现在相信这只是始皇以前秦国的字书。“史籀”是“书记必读”的意思，只是书名。不是人名。

许慎给他的书取名叫《说文解字》，“说”和“解”的意思也是不一样的。“说”的意思就是“阐释”；而“解”的意思是“判”，就是解剖，其字形的意思是用刀劈开牛角。“说文解字”的意思就是，对于独体的“文”，就进行阐释；对于合体的“字”，就不仅仅阐释其意义，还要对其形体结构进行解剖、分析，弄清每一个部件在记录语词的意义、声音中分别起到了什么作用。
许慎建立了先进的文字研究理论，从字形入手来分析汉字，找到它的本义。他用部首来给汉字分类，便于释义，也便于检索，这种方式一直沿用到今天。他用小篆字体来作为分析字形的基础，将其放在每一个字的字头，同时参考了流传于世的部分古籀文等先秦文字，搜集、保存了当时最全面的字形字库。小篆还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早期文字象形的特征，对于分析字义颇为有利。《说文解字》建立了一套完整而精密的汉字阐释体系，是中国文字学的奠基之作。后代的学者要研究汉字的形音义，研究汉字的发展史，都离不开它。新出土的古文字材料，要进行释读，也仍然要依托它。虽然随着学术的发展、进步和新材料的不断出现，《说文解字》有越来越多的内容被证明是有缺陷的，甚至是不正确的，但是它的经典地位仍然不可动摇，它的参考价值仍然是巨大而不可替代的。

始皇为了统一文字，教李斯作了《仓颉篇》七章，赵高作了《爰历篇》六章，胡母敬作了《博学篇》七章。所选的字，大部分还是《史籀篇》里的，但字体以当时通用的小篆为准，便与籀文略有不同。这些是当时官定的标准字书。有了标准字书，文字统一就容易进行了。汉初，教书先生将这三篇合为一书，单称为《仓颉篇》。秦代那三种字书都不传了；汉代这个《仓颉篇》，现在残存着一部分。西汉时期还有些人作了些字书，所选的字大致和这个《仓颉篇》差不多。其中只有史游的《急就篇》还存留着。《仓颉》残篇四字一句，两句一韵。《急就篇》不分章而分部，前半三字一句，后半七字一句，两句一韵；所收的都是名姓、器物、官名等日常用字，没有说解。这些书和后世“日用杂字”相似，按事类收字——所谓分章或分部，都据事类而言。这些一面供教授学童用，一面供民众检阅用，所收约三千三百字，是通俗的字书。

东汉和帝时，有个许慎，作了一部《说文解字》。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字书。经典和别的字书里的字，他都搜罗在他的书里，所以有九千字。而且小篆之外，兼收籀文“古文”；“古文”是鲁恭王所得孔子宅“壁中书”及张仓所献《春秋左氏传》的字体，大概是晚周民间的别体字。许氏又分析偏旁，定出部首，将九千字分属五百四十部首。书中每字都有说解，用晚周人作的《尔雅》，扬雄的《方言》，以及经典的注文的体例。这部书意在帮助人通读古书，并非只供通俗之用，和秦代及西汉的字书是大不相同的。它保存了小篆和一些晚周文字，让后人可以溯源沿流；现在我们要认识商周文字，探寻汉以来字体演变的轨迹，都得凭这部书。而且不但研究字形得靠它，研究字音字义也得靠它。研究文字的形音义的，以前叫“小学”，现在叫文字学。从前学问限于经典，所以说研究学问必须从小学入手；现在学问的范围是广了，但要研究古典、古史、古文化，也还得从文字学入手。《说文解字》是文字学的古典，又是一切古典的工具或门径。 ^[1]

《说文序》提起出土的古器物，说是书里也搜罗了古器物铭的文字，便是“古文”的一部分，但是汉代出土的古器物很少；而拓墨的法子到南北朝才有，当时也不会有拓本，那些铭文，许慎能见到的怕是更少。所以他的书里还只有秦篆和一些晚周民间书，再古的可以说是没有。到了宋代，古器物出土的多了，拓本也流行了，那时有了好些金石图录考释的书。“金”是铜器，铜器的铭文称为金文。铜器里钟鼎最是重器，所以也称为钟鼎文。这些铭文都是记事的。而宋以来发见的铜器大都是周代所作，所以金文多是两周的文字。清代古器物出土的更多，而光绪二十五年（西元一八九九）河南安阳发现了商代的甲骨，尤其是划时代的。甲是龟的腹甲，骨是牛胛骨。商人钻灼甲骨，以卜吉凶，卜完了就在上面刻字纪录。这称为甲骨文，又称为卜辞，是盘庚（约西元前一三〇〇）以后的商代文字。这大概是最古的文字了。甲骨文、金文，以及《说文》里所谓“古文”，还有籀文，现在统统算作古文字，这些大部分是文字统一以前的官书。甲骨文是“契”的；金文是“铸”的。铸是先在模子上刻字，再倒铜。古代书写文字的方法除“契”和“铸”外，还有“书”和“印”，因用的材料而异。“书”用笔，竹木简以及帛和纸上用“书”。“印”是在模子上刻字，印在陶器或封泥上 。古代用竹木简最多，战国才有帛；纸是汉代才有的。笔出现于商代，却只用竹木削成。竹木简、帛、纸，都容易坏，汉以前的，已经荡然无存了。 ^[2]

造字和用字有六个条例，称为“六书” ^[3] 。“六书”这个总名初见于《周礼》，但六书的各个的名字到汉人的书里才见。一是“象形”，象物形的大概，如“日”“月”等字。二是“指事”，用抽象的符号，指示那无形的事类，如“ ”（上）“ ”（下）两个字，短画和长画都是抽象的符号，各代表着一个物类。“ ”指示甲物在乙物之上，“ ”指示甲物在乙物之下。这“上”和“下”两种关系便是无形的事类。又如“刃”字，在“刀”形上加一点，指示刃之所在，也是的。三是“会意”，会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为一个字，这一个字的意义是那几个字的意义积成的，如“止”“戈”为“武”，“人”“言”为“信”等。四是“形声”，也是两个字合成一个字，但一个字是形，一个字是声；形是意符，声是音标。如“江”“河”两字，“氵”（水）是形，“工”“可”是声。但声也有兼义的。如“浅”“钱”“贱”三字，“水”“金”“贝”是形，同以“戋”为声；但水小为“浅”，金小为“钱”，贝小为“贱”，三字共有的这个“小”的意义，正是从“戋”字来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都是造字的条例；形声最便，用处最大，所以我们的形声字最多。

五是“转注”，就是互训。两个字或两个以上的字，意义全部相同或一部相同，可以互相解释的，便是转注字，也可以叫作同义字。如“考”“老”等字，又如“初”“哉”“首”“基”等字；前者同形同部，后者不同形不同部，却都可以“转注”。同义字的孳生，大概是各地方言不同和古今语言演变的缘故。六是“假借”，语言里有许多有音无形的字，借了别的同音的字，当作那个意义用。如代名词，“予”“汝”“彼”等，形况字“犹豫”“孟浪”“关关”“突如”等，虚助字“于”“以”“与”“而”“则”“然”“也”“乎”“哉”等，都是假借字。又如“令”，本义是“发号”，借为县令的“令”；“长”本义是“久远”，借为县长的“长”。“县令”“县长”是“令”“长”的引申义。假借本因有音无字，但以后本来有字的也借用别的字。所以我们现在所用的字，本义的少，引申义的多，一字数义，便是这样来的。这可见假借的用处也很广大。但一字借成数义，颇不容易分别。晋以来通行了四声，这才将同一字分读几个音，让意义分得开些。如“久远”的“长”平声，“县长”的“长”读上声之类。这样，一个字便变成几个字了。转注假借都是用字的条例。

象形字本于图画。初民常以画记名，以画记事；这便是象形的源头。但文字本于语言，语言发于声音，以某声命物，某声便是那物的名字。这是“名”；“名”该只指声音而言。画出那物形的大概，是象形字。“文字”与“字”都是通称；分析的说，象形的字该叫做“文”，“文”是“错画”的意思 。“文”本于“名”，如先有“日”名，才会有“日”这个“文”；“名”就是“文”的声音。但物类无穷，不能一一造“文”，便只得用假借字。假借字以声为主，也可以叫做“名”。一字借为数字，后世用四声分别，古代却用偏旁分别，这便是形声字。如“ ”本像箕形，是“文”，它的“名”是“ ”。而日期的“期”，旗帜的“旗”，麒麟的“麒”等，在语言中与“ ”同声，却无专字，便都借用“ ”字。后来才加“月”为“期”，加“ ”为“旗”，加“鹿”为“麒”，一个字变成了几个字。严格地说，形声字才该叫做“字”，“字”是“孳乳而渐多”的意思。 象形有抽象作用，如一画可以代表任何一物，“ ”（上）、“ ”（下）、“一”、“二”、“三”其实都可以说是象形。象形又有指示作用，如“刀”字上加一点，表明刃在那里。这样，旧时所谓指事字其实都可以归入象形字。象形还有会合作用，会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子，表示一个意义；那么，旧时所谓会意字其实也可以归入象形字。但会合成功的不是“文”，也该是“字”。象形字、假借字、形声字，是文字发展的逻辑的程序，但甲骨文里三种字都已经有了。这里所说的程序，是近人新说，和“六书说”颇有出入。六书说原有些不完备不清楚的地方，新说加以补充修正，似乎更可信些。 ^[4]

秦以后只是书体演变的时代。演变的主因是应用，演变的方向是简易。始皇用小篆统一了文字，不久便又有了“隶书”。当时公事忙，文书多，书记虽遵用小篆，有些下行文书，却不免写得草率些。日子长了，这样写的人多了，便自然而然成了一体，称为“隶书”；因为是给徒隶等下级办公人看的。这种字体究竟和小篆差不多。到了汉末，才渐渐变了，椭圆的变为扁方的，“敛笔”变为“挑笔”。这是所谓汉隶，是隶书的标准。晋唐之间，又称为“八分书”。汉初还有草书，从隶书变化，更为简便。这从清末以来在新疆和敦煌发现的汉晋间的木简里最能见出。这种草书，各字分开，还带着挑笔，称为“章草”。魏晋之际，又嫌挑笔费事，改为敛笔，字字连书，以一行或一节为单位。这称为“今草”。隶书方整，去了挑笔，又变为“正书”。这起于魏代。晋唐之间，却称为“隶书”，而称汉隶为“八分书”。晋代也称为“楷书”。宋代又改称为“真书”。正书本也是扁方的，到陈隋的时候，渐渐变方了。到了唐代，又渐渐变长了。这是为了好看。正书简化，便成“行书”，起于晋代。大概正书不免于拘，草书不免于放，行书介乎两者之间，最为适用。但现在还通用着正书，而辅以行草。一方面却提倡民间的“简笔字”，将正书行书再行简化；这也还是求应用便利的缘故。 ^[5]

［参考资料］

《说文解字》叙。

容庚《中国文字学》。

陈梦家《中国文字学》稿本。

【补充参考书目】

【汉】许慎撰，【宋】徐铉等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13年。

【汉】许慎撰，【宋】徐铉等校定，愚若注音《注音版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15年。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华书局，2013年。

胡安顺主编《说文部首段注疏义》，中华书局，2018年。

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中华书局，2015年。

黄天树《说文解字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13年。

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思考题】

1.许慎《说文解字》是一部什么书？有哪些内容？在文字学史上有什么意义？

2.结合学过的汉字，谈谈你对“六书”的认识。

3.你对汉字的奥秘感兴趣吗？是否愿意也学着通过甲骨文、金文、战国简帛文字、小篆的字形，去探讨一下汉字的本来意义和后来的引申、演变的过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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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许慎（约58—约147），字叔重，东汉著名的古文经学家、文字学家，汝南召陵（今河南漯河召陵）人。他从小就博览经籍，当时的人们称赞他说：“五经无双许叔重。”他在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写出了《说文解字》的初稿，后来又用了二十余年的时间进行修改增补，到汉安帝建光元年（121）最终完成，让他的儿子许冲进献给朝廷。
《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按照部首编排的字典，全书共分540个部首，收字9353个，另有“重文”（即异体字）1163个，共10516字。许慎从汉字的结构上来对其加以分析，把它们分为“文”“字”两类。“文”指独体字，如：日、月、水、火、山、人、木、工。“字”指合体字，也就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体字合成的字，如：明、江、休、投、美。“文”的本义是“文身”，引申为“花纹”。最先的象形图案，就是类似于花纹的东西，从其发展而来的独体字，就称为“文”。而“字”的本义是生育、养育、哺乳，因为合体字是从独体的“文”生育出来的，所以叫作“字”。到了后世，“文”“字”意义趋同，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已经没有区别，但是在发展的早期，它们是完全不同的。

[2] 许慎没有见过甲骨文，金文、战国竹木简和帛书上的文字应该也见得很少，这是时代条件的局限。因此，他只能主要依托小篆来研究字形结构，也就不可避免地犯了一些错误。从19世纪末甲骨文被发现至今，考古发掘取得了很大进展，许多商周金文、战国乃至秦汉三国的文字材料纷纷出土，极大推进了我们对于古文字的认识，并进而使我们加强了对上古时代历史、文化的了解。《经典常谈》写作于1942年，朱自清说“竹木简、帛、纸，都容易坏，汉以前的，已经荡然无存了”，是因为他没能看见此后陆续出土的大量汉之前的帛书、简牍材料，如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信阳楚简、望山楚简、包山楚简、郭店楚简、上博简、清华简、云梦秦简、里耶秦简等。
但是，对于这些古文字的释读，仍然是很困难的。甲骨文目前已经发现大约四千五百个单字，但是能够释读出来的大概只有三分之一。

[3] “六书”之名，最早见于战国时的著作《周礼·地官·保氏》，但是《周礼》并没有具体说明其内容。汉代学者班固、郑众、许慎都对“六书”的名称做了记录，但是其名称和次序并不完全一致。清代以后，学者们一般采用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排列的次序，和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所定的名称。这样，“六书”的次序及名称如下：
1.象形 2.指事 3.会意 4.形声 5.转注 6.假借
我们在这里引用一下许慎《说文解字·叙》对于“六书”的论述：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㧑，“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六书”是一个理论体系，用来说明汉字是如何记录汉语的。清代学者戴震在其《六书论》中做了一个归纳，认为前面四种“象形”“指事”“会意”“形声”都是字之“体”，也就是创造新字的方法；而后面两种“转注”“假借”则是字之“用”，并不创造新字，而是对已有的字的运用。
许慎用来当作会意字代表的“武”“信”二字，其实都有问题。现代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信”本是从“言”“人”声的形声字，并非会意字。而“武”字情况则更加复杂。《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在晋楚邲之战中大败晋军之后，楚庄王说了一段名言：“夫文，止戈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从字形来看，止、戈合在一起就是武。楚庄王把“止”解释为制止、止息，他口中的“止戈为武”，意思就是，能够制止战争，才叫作“武”。战争的目的是制止战争、消灭战争。楚庄王的这段话非常符合儒家的理念，后来广泛流传，深入人心。许慎也就据此把“武”作为会意字的代表。但是，“武”字的本义并非如此。
“武”字确实是从“止”从“戈”的。在甲骨文、金文、小篆等字形中，它都是由“止”和“戈”两个独体字组成的，只不过在隶书以后，戈的右边一撇被挪到了左上方，渐渐变成了一横，使得字形不易辨认了。
但这里的“止”字的本义是脚趾，也可以指足，引申为前进、行动。把“止”和“戈”两个独体字拼在一起，意思是人手里拿着武器前进，这是为了进行征伐、示威，而不是为了制止干戈之事。直到今天，汉语中“武”字的含义都是很明确的，勇武、威武、神武、武力、武功、武将、武库、武艺，以及文武双全、文治武功、文韬武略、整军经武等等，在这些词汇中，“武”都是勇力、战斗的代名词，往往与“文”相对应。楚庄王的说法，并不是对它的准确解释，可以说，恰好说反了。但因为这种解释包含了一种有价值的军事哲学思想，就是珍爱和平、控制武力、制止战争，所以被人们广泛接受并传诵。不过，这种军事哲学明显不是最初造字者所要表达的意思。人类只有在经历了漫长而丰富的战争实践之后，进行深刻反思，才能产生这种抽象的哲学思辨。造字者恐怕很难有这样的思维高度。
如果按照“武”的本义来看，它真的是会意字吗？能不能算是一个象形字呢？好像两种说法都可以说得通。在现代文字学家看来，象形、指事、会意三者之间的界线并不是特别明显。

[4] 许慎对转注的解释是：“建类一首，同意相受。”直接翻译为今天的话，大概是说，建立一个统一的部首，在这个部首下，意思相同的字可以互相通用。但是“转注”二字的具体含义，以及许慎的这种解释，都比较模糊含混，不太容易理解。后代的学者们众说纷纭，仍然没有一个令大家都满意的结论。当代著名文字学家裘锡圭认为，“在今天研究汉字，根本不用去管转注这个术语。不讲转注，完全能够把汉字的构造讲清楚。”［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07页］主张撇开转注问题，不要再去为它花费精力。
而假借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所谓假借，就是借用某个字或者某种事物的图形，作为表音符号，来记录跟这个字或这种事物的名称同音或音近的词。汉语中假借字很多。比如“花”字，本来是指植物的繁殖器官，此时它是一个形声字。但是我们今天经常说“花钱”“花时间”，这里的“花”就是一个假借字，借用了发音相同的“花”字，来表达一个全新的意思。其实这和我们喜欢玩的许多文字游戏，如谜语、歇后语中的“谐音”，都是同一个道理。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给假借字下的定义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这好像与我们今天的定义有些类似。但是，许慎用来为假借字举例的“令”“长”二字，却并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假借字。它们只能用来说明语义的引申。“令”本来的意思是“命令”，后来引申为官名，比如“中书令”“尚书令”“郎中令”“县令”。“长”本来是长短的“长”（cháng），后来引申为少长的“长”（zhǎng），并进一步引申为官名之“长”，比如“左庶长”“亭长”“队长”“保长”“省长”“市长”“村长”“军长”。这给后代学者们带来了不小的困惑。大概汉代学者对于引申和借字表音，并没有很严格的区分，只要是用某个字表示与其本义不同的意义，他们就认为算是假借了。
另外，今天我们常常说的“通假字”，是指有本字的假借，不符合许慎的原始定义，但是从用字的方法来看，与本无其字的假借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也可以算入假借一类。
“六书”说的提出，是有很大的历史功绩的。后来的历代学者都将其奉为圭臬，不敢违背，只敢提出各种解释。但是到了现代，文字学家们对“六书”的缺陷认识得越来越充分，意识到它已经成为了文字学发展的桎梏。1935年，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中批评“六书说”，认为它并不像从前学者们所想象的那么完善，而是很粗疏的。他提出了“三书说”：象形、象意、形声。1956年，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修正了唐兰的意见，提出新的“三书说”：象形、假借、形声。其实早在抗战期间，他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文字学”课时，就提出了这个见解。朱自清正是参考了陈梦家《中国文字学》尚未正式出版的稿本，而写了上面一段。这是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
1988年，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中认为，陈梦家的“三书说”基本上是合理的，不过象形字应该改为表意字，因为“象形”并不能概括全部表意字。所以他提出自己的“三书说”：表意、假借、形声。此外，还有的学者提出了“二书说”等其他理论。

[5] 秦始皇用小篆统一了全国的文字，虽然使得战国字形的丰富性被消灭，但是对于文字的规范、文化的整合、文献的传承、政治的统一有着重大的意义。此时中国文字已经完全成熟，后面的变化主要就是书写方式的变化了。这一段就是简略地介绍了一下书体演变史。
“敛笔”指的是在笔画的末尾往回收，不出锋，我们今天叫作“回笔”。“挑笔”则是指在笔画的末尾往上挑起出锋，隶书的横、捺两种笔画往往是这种写法。 HqRaSTdfzH37HFcQtooGny3tIq0zsildZOt6Q5QU1KPHLiDbgSZRETnA3O/uK3H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