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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〇年萨特发表《辩证理性批判》，在该书第一部分《方法问题》中概括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世界不可超越的哲学，而存在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寄生的思想体系。但是存在主义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框架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已经僵化了，停止发展了。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忽视每个人的具体实在，满足于用普遍、一般的真理去分析具体的单个的人，把人一开始就当作成年人。因此萨特认为有必要引入精神分析方法，回溯到人的童年以便完整、正确地理解他成年之后的思想和行为。在这个基础上，萨特创立了他自己的辩证法，即“前进—逆溯法”或称“存在精神分析法”，并以《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为例具体应用这一方法。后来他还写了一部卷帙浩繁的研究福楼拜的专著《家中的低能儿》。
概括说，“前进—逆溯法”就是从社会整体到个人和从个人到社会整体结合起来的方法。这种方法主张个人第一性，社会第二性。就个人属性来说，它主张心理、生理属性为第一性，社会属性为第二性。一个人的生活计划是在童年形成的，如研究福楼拜就必须回溯到他的童年时代及其当时的家庭关系，然后才谈得上应用前进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一环扣一环地重建历史的整体化运动。
我们不妨也用这个方法去研究萨特本人，好在他为我们留下一部自传：《文字生涯》。他说自己不到四岁就能识字读书，不久就模仿别人的著作写小说，被家人视为神童。他的外祖父是新教徒，外祖母信天主教，每天在饭桌上彼此嘲弄对方的信仰。早慧的孩子在一旁听着，得出自己的结论：两种宗教都没有价值。萨特失去信仰，七八岁时就产生对死亡的恐惧，于是他把对永生的渴望转化为对写作的嗜好，指望通过文学事业而永垂不朽。“当我以为自己献身于文学的时候，实际上我接受了神职。”
“我把文字和它们的名称混为一谈：这便是信仰。”
他曾相信文学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我把文字看成事物的本质。”
在本书的结尾，他这样总结自己的文字生涯：“我长期以来把我的笔当作一柄剑：现在我明白我们无能为力。”
因此，《什么是文学？》中认为写作就是说出事物的名称，就是揭露，就是变革，这个想法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萨特的童年。文学对于萨特来说一直具有奇妙的功能，所不同的是，到一九四七年这种功能从个人层面转移到了社会领域。萨特不再像中国的儒家那样认为立言与立德、立功一样可以不朽，但他认为文字可以直接改变社会。他在一九四七年提倡“实践文学”或“整体文学”时，西欧物质匮乏，还是他所谓的“生产社会”。五十年代西欧经济开始复苏、繁荣，后来进入充分意义上的“消费社会”。另一方面，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经验使他领悟到笔不是剑，文字不是事物的本质。那么他应该怎样重新看待“介入文学”理论呢？要么他放弃“介入文学”的主张，要么给它一种新的解释。萨特选择了后一种做法。
一九六三年在列宁格勒举行了“东西方当代小说讨论会”，会上对文学介入时代的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萨特和法国新小说派理论家罗伯-格里耶参加了这次会议。罗伯-格里耶对介入问题早就有他自己的看法：“让我们把介入这个概念唯一可能对我们具有的意义归还给它吧。介入不应该是政治性的。对于作家来说，介入就是充分意识到他使用的语言当前遇到的问题，确信这些问题极其重要，决心从内部来解决这些问题。”
在赴列宁格勒前夕，他进一步明确自己的观点：“对世界提出质问，只能通过形式来进行，而不能通过某一含义不明的社会或政治趣闻。文学对革命施加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方式是不可预料，不可估计的。”
苏联作家在发言中强调形式与内容是一致的：“形式是由艺术家的实际目的决定的。这个目的是他要抵达的港口，每个严肃的作家都应该事先预见到他的目标。”
萨特在会上的发言既不同于苏联作家，也不同于罗伯-格里耶，他说：“一部小说，这是一个整体的人的作品……如果一部小说不是整体小说，那就不是好小说。卡夫卡写了薄薄几本书，只谈论小资产阶级的特殊问题。但是如果人们深入阅读这些书，他们就会发现一部现代新小说始终应该力求达到的那种整体……文学是否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介入，这一点无关紧要，文学必然通过今天一个人的整体而介入。而今天一个人的整体便是，举例来说，我们都可能死于原子战争这一事实。这不等于说作家必须谈论原子战争；这是说，当一个人害怕自己像耗子一样死去的时候，如果他满足于写关于鸟的诗，他就不可能是完全真诚的。”
这以后，他在巴黎以《文学能做些什么？》为题做了一次演讲，发挥了上述论点：作家若要反映“整体”，就要在作品中关注威胁着人类的灾难。“不过这种关注不一定非要在作品里以被叫出名称来的现实的形式得到表现，有时候甚至最好不要这样做。”
显然，他已经从一九四七年的激进立场大大后退了。后来他研究福楼拜，认为这个曾经一再遭他谴责的“整体解脱”的典型，其实也介入了他的时代。萨特当然有一番解释：
如果人们从表面上看他写的作品：这时出现的是整体解脱，但是人们后来看到他在第二个层次上介入了，不管怎样我要把这个层次叫作政治层次。这里说的是那个曾经，举例说，辱骂巴黎公社社员的人，一个大家知道是业主和反动派的人。但是如果人们停留在这个看法上，人们就对福楼拜不够公道。为了真正把握他，就应该一直走到那个深层的介入，他企图借以拯救自己一生的介入。重要的是福楼拜在另一个层次上彻底介入了，即便这一层次的介入意味着他在所有其他地方都采取了理应受到谴责的立场。文学介入，这归根结底就是承担全世界，承担整体……把宇宙作为一个整体，其中有人，然后从虚无的观点解释它，这是一种深层的介入，这不是简单的在“承诺写书”意义上的文学介入。
在另一个场合，他给文学和介入分别下了定义：“人生在世，他的各种形象环绕着他。文学是一面批判性的镜子。显示，证明，表现：这就是介入。”在这个意义上，散文与诗、音乐、绘画、雕刻都以同样方式介入了：“……诗与散文艺术首先变成批判艺术：马拉美管他自己的诗叫‘批判诗’。写作就是对全部文学提出质问。今天亦然。在绘画、雕刻、音乐上，情况是相同的：全部艺术介入单独一个人的历险；它在寻找自己的界限，开拓自己的疆域。但是写作不可能在带有批判性的同时不对它身上的那个一切提出质问：这才是写作的内容。”
就这样，《什么是文学？》中那种有自觉政治内容的、公开的、狭义的介入，变成福楼拜式的无明确政治内容的、潜在的、广义的介入。萨特的话也许不太好懂，一位中国批评家评论沈从文的一段文字倒是可以用来相互说明：“其实，政治是生活里的东西，在阶级社会里，它虽非生活的全部，但却在生活中广泛地渗透。一个真正忠实于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家是不会，也不可能使自己作品的内容完全脱离政治的。沈从文并不例外。前面我们已指出，他笔下二三十年代的湘西，正是苦难中国的一角。不过，他不属于‘席勒式’的作家，他成熟时期的作品，是更倾向于‘莎士比亚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