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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兼为哲学家和作家，也是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如果说他的文学创作体现了他的哲学思想，那么，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思辨活动，与他的哲学思想的关系更加密切，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他的哲学著作与文学创作的中介。
他的文学批评活动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他是最早对美国作家产生兴趣的当代法国作家之一，早期文论中有一篇评论多斯·帕索斯，两篇评论福克纳。在《福克纳的时间》里他声称：“一种小说技巧总与小说家的哲学观点相关联。批评家的任务是在评价小说家的技巧之前首先找出他的哲学观点。”时间是哲学的基本范畴，小说家的哲学观点既然体现在他的技巧上，萨特就特别注意小说家对叙述时间的处理方式。他指出，福克纳的叙述混杂过去与现在，排斥将来，这是因为对小说中的人物来说，一切该发生的都已发生了，现在什么也不会再发生，现在的一切都在过去中显示，犹如坐在疾驰的敞篷车里朝后看的人最初只看到闪烁、颤动的光点，当车子开过一段距离之后才变成清晰可辨的景色。萨特认为，这也是福克纳本人的感受：他生活在一个正在死于衰老的社会，这个社会里不可能发生变革，他因此感到窒息、绝望，相信“未来已被挡住”。然而萨特本人不以为人的时间没有未来。他指出时间是从外部加给意识的，而“意识的本性决定它自动投向未来；我们只能通过它将来是什么来理解它现在是什么，它通过自身的可能性规定它现在的存在”。所以我们不能与福克纳式的人认同，不应该用过去来解释现在和未来。存在主义哲学强调意识的能动性，在这篇评论中已经崭露头角了。
在萨特那里，自由是意识的基本属性，意识即自由，自由即意识。《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先生与自由》一文就是从“自由”这个特定角度出发来评论莫里亚克的小说《黑夜的终止》的。如果说他对美国作家赞不绝口，他对一般法国作家，尤其对莫里亚克却持论甚苛。莫里亚克的小说里剥夺了女主人公苔蕾丝的自由，让她听凭一种宿命力量的摆布，这是萨特不能接受的。退一步说，即便我们赞同莫里亚克的观点，认为苔蕾丝不能对自己的选择和行动负责，那么莫里亚克理应只从外部描写人物，然而莫里亚克在叙述时既位于人物外部，又置身人物内部。他使用了模棱两可的第三人称“她”，有时候“她”代表女主人公本身的想法，有时候却是作者在评判“她”，赋予“她”一个命运，甚至在同一句话里莫里亚克会从一种叙述角度跳到另一种叙述角度。萨特认为，这在技巧上也是不能接受的。
《〈局外人〉的诠释》已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的名篇之一。萨特指出，读者读这部小说时会产生荒诞感，那是因为一方面作者描写了主人公逐日经历的现实生活，另一方面他在叙述这一现实生活时又使它变得难以辨认，如检察官在起诉书中叙述的谋杀经过，便与读者在上文读到的、从主人公默尔索的角度体验的事件完全不同。事实本无意义，是理性的叙述赋予事实以意义。因此，加缪在叙述时大量使用不相连贯的短句，避免表示因果关系与时间关系，好像现实无非是个别因素的总和，本可以还原成互不相关的因素。萨特这一分析，对于动词有时态变化，频繁使用表示因果关系和时间关系的连词的西方语言来说，倒也言之成理，对于汉语却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地道的汉语恰好以大量使用不相连贯的短句，省略连词为其特征（我们的连词，如“当……的时候”，“因为……所以……”，其实都是从西方语言翻译过来的），而我们却丝毫不感到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