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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术研究越来越质疑历史分期，也即是说，质疑将整个历史和特定的历史进程划分为《牛津词典》［ Oxford Dictionary ］所定义的“可区别的各部分” 1 。
一方面，有些人坚持认为“所有时代的人性趋同” 2 ，因此，在前后代或数代人之间寻找明确而本质的区别根本就是徒劳。另一方面，有些人认为人性不断地变化，同时又如此地各具特色，不能够也不应当试图将这些差异归结为一种通性。根据这一观点，它们“归因于普遍的时代精神尚不及归因于个人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所谓的‘时期’，只不过是一些有影响的创新的称谓而已，它们在……历史上经常地出现”，也因此会更有理由以个人来命名历史时期（“贝多芬［Beethoven］时代”），而不是试图做出笼统的定义和描述。 3
第一种或者说一元论观点可以略去不谈，原因很简单：若是如此的话，则一切地方任何时刻，一切皆为可能，这就使得历史著述（“依时间顺序，构成关于重要事件的连续而条理清晰的文字记录”） 4 从定义上来说变得不可能。第二种或者说原子论观点——将“各个时期”归纳为“有影响的创新之称谓”，又将“有影响的创新之称谓”归于“个人的”成就——这就使得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历史学家如何能够确定某种创新是否已发生、何时发生，更不用说一项有影响力的创新了。
一项创新——“对已确定事物的改变” 5 ——必然的前提是，已确定事物（不论我们称之为一种传统、一种惯例、一种风格或者一种思维模式）是常量，与之相应的创新是个变量。为了认定“个人的解决办法”是否代表着一种“创新”，我们必须接受这一常量的存在，并尽力确定它的方向。为了认定这项创新是否“有影响”，我们必须尽力确定与变量相应的常量的方向是否发生了变化。而困难的是，常量的原本方向以及受创新影响而来的偏转——这不难查明，只要我们的兴趣没有超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可能会说的，“传令官的声音能被听见”的范围之外——也许仅发生在可观察到的文化相互影响所限定的地域和年代范围内（因此路易十四［Louis XIV］时代的欧洲历史，尽管不是十字军东征时代的欧洲历史，也理当包括“同一时期”发生在美洲的情况）。
要是我们关注一下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皇帝时代奥格斯堡［Augsburg］的书籍印刷史，我们很容易把发明活花体字看作一项可归于约斯特·德·奈格克尔［Jost de Negker］的“有影响的创新”——即便这一非常明确的观点也需基于奈格克尔在当地现身前后对奥格斯堡书籍印刷事务一般状况的调查研究。而要是我们关注从约1800年至约1830年的德国音乐史，我们也许非常确定地称呼这一时期为“贝多芬时代” 6 ——尽管为了证明这种判断有道理，我们必须能够表明不仅海顿［Haydn］、莫扎特［Mozart］、格鲁克［Gluck］，而且许多现已几乎被遗忘的其他德国作曲家的作品，都拥有如此多的显著特色，它们也许可被视为一种“既定风格”的表现；而贝多芬提供的是这种既定风格里所没有的鲜明特色；并且正是这些创新最终为多数有机会熟悉其作品的作曲家们所效仿。
另一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16世纪前25年意大利绘画的历史，我们会发现用恰当的称谓来表示这一时期非常困难。即便我们将自己限定在佛罗伦萨、罗马和威尼斯这三个伟大的中心，莱奥纳尔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拉斐尔［Raphael］、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乔尔乔纳［Giorgione］和提香［Titian］等都有理由被认作领军人物，而我们还得将他们与众多的前辈和追随者做比较——并且还得指出创新者与前辈们不同而与追随者相一致的许多特征——这样我们就会觉得以通用术语将意大利绘画划分为“早期文艺复兴”与“盛期文艺复兴”阶段更为省事（考虑到还有那些虽处边缘却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如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Andrea del Sarto］、罗索·费奥伦蒂诺［Rosso Fiorentino］、蓬多莫［Pontormo］、塞巴斯蒂亚诺·德尔·皮翁博［Sebastiano del Piombo］、多索·多西［Dosso Dossi］或更为适合的科雷乔［Correggio］）。而如果我们关注整个的西欧美术（或文学、音乐，或宗教）史，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扩展（或者更确切地说延伸）这些通用术语至诸如“迈锡尼的”“希腊化的”“加洛林的”“哥特式的”，而最终是“古典的”“中世纪的”“文艺复兴的”和“现代的”这些概念。
不必说，这种“大时期”［megaperiods］——这样称呼，以与较短的时期相对应——不应当上升为“解释原则” 7 ，甚或设定为类形而上学的概念。它们的特征描述必须根据时间和地点仔细论证，且必须根据学术进步而不断地重新界定。我们可能永远也不认同（而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应当有认同的念头）有关某个时期或“大时期”精确地于何时何地结束而另一时期开始。在历史学与物理学中，时间依赖空间而变化 8 ，而用短语“方向的变化”作为一个阶段的定义本身便暗含着连续性与分离的意思。此外，我们不应忘记这一方向的改变不仅是通过一个革命性成就的影响而发生，这种成就可以突然而彻底地转变文化活动的某些方面，例如天文学上的哥白尼体系或物理学上的相对论；而且还通过无数相对次要然而又具有影响的变更的累积，由此产生的渐进的效果决定着，如哥特式主教堂从圣德尼［Saint-Denis］和桑斯［Sens］教堂向亚眠［Amiens］教堂的演进。方向的变化甚而可能由否定而非肯定的创新产生：正如越来越多的人可能接受并发展前所未知的某种思想或技巧，因此也有可能越来越多的人停止发展并最终放弃某种先前所熟悉的思想或技巧；比如有人可能会引证古希腊语言、戏剧和空间的透视表现等自罗马帝国衰亡后渐渐从西方舞台消逝，以及魔鬼逐渐绝迹于17、18世纪的艺术，或者錾刀雕刻从19世纪版画中逐渐消失的事例，等等。
而撇开所有这些，一个时期（对于“大时期”与较短时期同样适用）可以说具有同个人一样确定的面貌，尽管同样难以满意地描绘出。至于某个人何时生成（在受精之际？第一次心跳？或脐带断开时？）；何时生命结束（最后一次呼吸？最后一次脉搏跳动？新陈代谢停止？还是躯体的完全腐烂分解？）；他什么时候长成一个少年而不再是一名幼儿，是成年人而不再是少年，是老年人而非壮年；他的性格中有多少成分可以归因于他的父亲、母亲、祖父母或任何一位祖先等，可能存在着合理的争论。不过，当我们在特定时刻特定人群中遇见他时，我们还是能够将他与同伴们区分开；能够看出他是青年、中年还是老年，高或矮，聪明或是愚笨，快乐还是忧郁；并最终形成了关于他的独特个性的完整印象。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