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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周作人在两篇文章里提到过张爱玲的《十八春》，都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为《亦报》写文章的那段时间。于是将《知堂集外文 亦报随笔》拿出来翻，最终只找到一篇，半途而废，不找了。原因是找起来太难：这集子有八百多页，收入七百多篇文章，一篇篇查起来太费时，此只其一。更糟的是查找时常失去方向。随笔不比论文，论文不能不切题，随笔则切入之点与到达之地可以相去甚远，你不知道随了作者会走到哪里，尤其是周作人这样善作不切题文章的高手。我向一切我以为我所要的内容可能会安身的所在搜寻，结果一无所获，虽然过去是看到过的。倒是意外地在一篇题为《希特勒们》的文章里有所发现，——谁会想到张爱玲小说与希特勒扯到一起呢？
当然，周作人会去读张爱玲的小说，也是一个意外。其中的因缘，还是起于《亦报》。这是一份八开的小报，走的是娱乐消遣的路线，读者主要是市民阶层。也是机缘凑泊，一九五〇年代初，周作人、丰子恺、张爱玲居然同时成为该报的撰稿人。周氏逐日在上面写文章，报纸大概也是每日读的，由他一些文章的“破题”就可知道，他的不少话题就是由《亦报》上其他作者的文章引出，比如“齐甘”就是常与他有“互文”关系的一位。不过那些都属“杂览”性质，周作人对小说、诗歌之类的“纯文学”没兴趣，除了二十年代以批评家身份活跃于文坛的那一阵，我的印象中，不论中外，当代作家的小说他是不大看的，即使古典作品，他也是作杂书看。若非因为是《亦报》的作者，他决计不会成为张爱玲的读者。说起来，周作人“落水”之际，正是张爱玲在上海滩大红大紫之时，四十年代周曾三度南下“视察”，一九四三年春那一次还有他四大弟子之一的沈启无陪侍在侧（二人翻脸，周作人发表《破门声明》是次年四月的事），而沈与胡兰成熟识，还曾写到过张爱玲。周作人对张应该也曾有所耳闻，但张再红，他恐怕也不会有兴趣凑这份热闹，特意找张的小说来看。此时就更不会了，何况张爱玲在《亦报》上用的还是笔名“梁京”。所以周作人读张，实在是一次“偶遇”。
且说回到这篇提到《十八春》的文章。既然叫作《希特勒们》，它的“中心思想”原本是政治性的，即讽刺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蒋介石，还要加上正待出兵朝鲜的杜鲁门，都不是合格的政治家，毫无幽默感，遇事只知硬碰硬，“而且那不懂情理，任性胡为的性格完全表现在紧张的脸相上，可以挂在相面摊上当作恶人的模型”，云云。所谓“幽默感”，即“他不去硬碰硬，却是用软碰硬，减去他一部分力量，再做打算”。以不知幽默为何物羞辱敌手，攻击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老蒋，完全合于当时的主旋律，但不知过后他是否有点后怕，因为没过多久志愿军打过了鸭绿江，似乎也属于“硬碰硬”的范畴，穿凿起来，说他居心叵测、指桑骂槐也能成立。周作人文章经常话里有话，政论更是皮里阳秋，比如早年写“三一八”惨案的《碰伤》，的确是“叵测”。写《希特勒们》时他联想到抗战时中国政府的硬碰硬，也不是没有可能，——他一直主和，而对自家后来的遭际，一直是觉得冤屈的。当然此属诛心之论，究竟他怎么想，谁也不知道。
但文中提到《十八春》的话，肯定不算太“叵测”。“幽默感”就是从《十八春》说起的：
《十八春》第十章之八中有云，“石翠芝这人是一点幽默感也没有的，你去逗着她玩，她不要认真起来才好”。这是一句很平常的话，因为这里边警句太多了，如下文云，“每次看见两个初见面的女人客客气气斯斯文文的谈着话，他就有点寒凛凛的觉得害怕”。两相比较似乎平常了，可是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接下去便迤逦说到幽默感之为何物，再下就说到政治家不懂幽默之害了，可见他对小说本身的评价不感兴趣，取其一点，拿来“入话”而已。不过虽是只言片语，却也见出他的文学趣味。这里有他对文章高下的判断。他乃是把小说做文章看，或者说，当广义的散文看，而文章的至高境界，就是朴素平淡。以此标准，他对张爱玲的语言风格其实是不以为然的，因为小说中“警句太多了”，——挑出一个好句，是要否定其他。警句者，警策的句子是也。照我们一般人看来，所引第二句也就是一句白描，比起《传奇》中那些踵事增华的句子来，淡得多了，对周作人则不然。凡警句，多是刻意为之，想来在周作人看来，两个句子相比，第一句平淡自然，第二句就落了用力、刻意的痕迹。张爱玲抗战胜利以后的写作绚烂归于平淡，周作人则从来写的就是冲淡文章，一般人以为已是极平淡的了，他仍以为“做”。其实小说文体的淡和散文的淡，也许不可一概而论，且悬平淡为文章的极境，也只说明周作人的个人趣味。就事论事，两个句子的高下，读者必有不同的判断。不过就“平常”二字本身说去，周作人确有资格说这个话：普天之下，能像他文章那样平淡到近于自然程度的，恐怕也数不出几位，关键是，平淡之中却又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