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川良则

——当然，是日本人。“绿川”是姓，“良则”是名。我因此知道日本人的姓常常很“自然”，山光水色，花木虫鱼的，比如“松下”“大谷”“竹下”“沟口”“大江”……“绿川”，当然是绿色的河流了。至于“良则”，那“则”应该是以身作则的“则”，准则、榜样之意，“良则”者，好榜样也。但我相信，没有哪个日本人会认为他是值得效仿的。

他是我大学时代的同屋。“同屋”一词需要做点解释，就是“室友”之意，英文里叫roommate，但那时似乎是专用的。比如你和同学八人一室，另七人你就并不说是你的“同屋”；但若是你和一个留学生同住，而你向他人提起或介绍，则那老外便被称作“同屋”。同一天花板之下，做此区分，似无必要，但约定俗成，就这么叫了，成了专有名词。

现在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可以住留学生宿舍，也可自己到校外去租房子。过去则非住指定的宿舍不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即使允许，恐怕也不易租到房子。又有一不成文的陪住制度，即每个留学生有一中国学生同居一室。不要同屋也可以，出双倍的房租就行。不过绝大多数留学生还是选择与中国学生同住，否则他们与中国学生的接触就极其有限。

校方说服他们接受此项安排的一大理由一方面是有助于学中文、了解中国，这是真的；另一方面，也未尝没有一点防范的意思。接纳留学生属于“涉外”范畴，可视为微型的外交，而周总理早就有言，“外交无小事”。据说入住留学生宿舍的中国学生事先要集中开会，有外事纪律方面的要求，此外如果发现什么情况，应该向组织汇报，——后来听说，也真有人去汇报过。

也不知怎么叫起来的，中国学生的身份叫作“陪住”，与“同屋”可以并用，但比如说吧，只说我是绿川的陪住，绝不会倒过来。我对此很不满：凭什么我们“陪”他们？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是我们沾了他们的光：两人一间房，冬天有暖气，每天可洗热水澡，这在中国学生的宿舍，简直不可想象。这还不包括一些额外的好处，比如回国时，他们会把自行车贱价处理掉，同住的人近水楼台，自可捷足先登，而在当时，自行车不仅算大物件，还须专门的票。此外还有些不带回的东西。绿川走时把毛衣、旅游鞋等物留给我，都是穿过的，我后来穿了很久，也没觉着丢人。

我之希望当“陪住”，倒不是图这些个，开始也不知道。——我是想有机会操练操练外语。这事原本大约没我的份，因为当“陪住”是要遴选的，虽然并没有一定之规。总是学生干部或较优秀的同学优先考虑吧？我显然不在此列。其时系里管我们年级的辅导员找到我，问我是否表示过愿望，我说是。第二天便通知我去入住。再过几天这人就在我家里出现，原来是想通过我父亲帮忙一桩事。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言自明，也就是说，我之当“陪住”，有点黑幕的成分。这让人很不爽，当然，便宜既已占了，也就占着吧。

我不爽还有一原因：同住的是一日本人，想操练的是英语，完全对不上。后来在留学生宿舍住了近一年，果然外语毫无长进。绿川颇愿教我点日语，无奈我没兴趣，除了弄明过去在电影里听得再熟不过的“八格呀鲁”“米西米西”之类鬼子用语的意思之外，只是额外又会了几句骂人话。

在另一方面，这一次“走后门”的结果在我自己，却是创下了一个纪录，此前我从没有和人共处一室将近一年之久。那时候大学宿舍紧张，本地的学生都是住家里，唤作“走读生”，我就是住家里的。此后也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两人世界，朝夕晤对，现在想来，实在是个不大不小的考验，中国学生与同屋不洽，闹出大大小小矛盾的也不在少数，绿川和我之间倒还好，一年住下来没半点芥蒂。

我和他初次见面颇富戏剧性，是外办的人领我到他已住下的那个房间，介绍一下，就算认识，待那人离去，绿川关上门迫不及待地进一步做自我介绍，介绍的重点是他参加了一部中国电影的拍摄，他不是充数的群众演员，演职员表上会出现他的名字的。而后就找出剧本给我表演，一遍日语，一遍中文，一本正经的。以后为我一人，或是在到我处闲聊的同学面前又还表演过。当他表演到第n遍的时候，电影终于公映了，即当时颇受赞誉的《西安事变》。果然看到他的名字。他演一翻译，日本大使与国民党官员交涉的画面里有他，一口怪里怪气的中文，连日语在一起，总共有四五句台词。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被选中的。也许是别人不愿意而他愿意？改革开放之初，中日间的关系较现在更微妙，即使极私人化的个人接触也带点试探意味。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我说不清，以我的判断，日本人在一部抗日基调的电影里扮演角色，多少还是会有些心理障碍，至少我就想象不出，宿舍里绿川之外的日本留学生会一诺无辞。再就是，他的长相很日本？我以为他一看就像个日本人，当然那时大陆还不大见到韩国人，而日本人的穿着与大陆的差别是一望而知的。还有就是近于面具化的表情。

事实上绿川在很多方面都很不日本。首先便是他的脏与乱。书上都说日本人特爱整洁，电影里看到的也是这样。宿舍里欧美学生的房间常乱七八糟的，日本学生则都是归置得停停当当。绿川的桌上总是乱的，被子一年到头不叠，好像也没有打扫房间这回事。我自己就乱，有这么个同屋，没了这方面的压力，也好。只是他的脏乱尤在我之上。长时间不理发、不刮胡子，胡子又长势良好，蓬头垢面的，最甚时简直像一流浪汉，弄得难识庐山真面目。偶一收拾，还原为证件照片上颇为清俊的模样，与平日简直就是两个人。

他的脏乱源于他的懒，囚首垢面不是因读诗书不暇他顾，——就是懒，他就喜欢闲着。有时也会没日没夜地读书，起居无时，这点也不像日本人。不过，大多数时候他什么事也不干。

他对中国人的态度，也许和他的家庭有些关系。据他说，他父亲曾是侵华日军中的一员，所属部队驻防在山东济南那一带，怎么到那儿的以及与中国军队作战的情况他都没说，好像所知不多。他只告诉我他父亲在当地有一相好的，还有，没到日本投降，他父亲就回国了，原因是他对日本兵的行为表示不满。抓了中国军人严刑拷打，他觉得是该的，好多日本人被打死，他恨，但是抓了妇女也上刑，他认为没道理。大概是公开场合有激烈反应，他受了处罚。

我没办法判断他的故事的真实性，因为有太多的背景不了解，弄不清楚处罚与回国是否有关，也不知日本兵在中国是否有轮换。多少有内外有别的意识吧，没好意思追着问。只有一回喝了酒之后，有几分酒意了，我问他他父亲的相好是什么身份，良家妇女吗？其实第一次听他说起时就想问，因为马上想到日本兵在中国到处找“花姑娘”，心里不舒服。绿川有些恼，说那女的是个寡妇。话没往下说，我还是有疑问，因为过去从没听说过日本驻军与中国良家妇女“相好”的故事。我怀疑他父亲对他也不会什么都说。

我和他之间发生过的一些小小不愉快似乎都是在酒后。我原是不会喝酒的，上大学之后跟在年龄大的同学后面学着喝点，喝不多少就飘飘然。绿川比我大三四岁吧，却是好酒的，几乎每天必喝，都是喝中国白酒，用外汇兑换券从专供外国人的商店里买回的敦煌、洋河，没什么下酒菜，总是开一盒凤尾鱼罐头，坐地上喝，——地上是征得我同意，全铺了席子，算作榻榻米的。

他经常邀我一起喝，起先我都是推辞，后来偶尔接受，再后来就喝得频繁起来，所以在喝酒上，他可以算我的启蒙老师之一。逢我加入的时候，他就比平时喝得多，喝得多就话多，我这时也话多，平时若还有些拘束，这时也没了。记得有一次纵论中日关系，二人很快在两国应该友好这一点上达成共识。我说日本当年侵华犯下了大罪，他并无异辞，说日本过去一直是向中国学习的，又说两国不仅要友好，而且要特别好，用你们喜欢的词就是——他跳起来查字典，翻出来念道——“团结”。说着说着就兴奋起来，拉我到他床上，——他床里侧的墙上贴着一张世界地图，——对着地图就比画，说中国真是大，人也真是多，日本则先进不让欧美，团结起来，还有朝鲜、越南……那么多亚洲国家，肯定能打败欧美。他一边说一边在图上圈起了一大片。

我已喝得晕晕乎乎，就觉得他说的哪里不对劲，却说不出所以然来，这时忽地恍然了，我说，你这不就是“大东亚共荣圈”吗？在我的意识中，“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侵华的幌子，就有些气愤。绿川显然当作两回事，说白人如何如何欺负黄种人。两人就争执起来，说汉语，他的表达不顺溜，当然说不过我，但还在费力地向我解说“共荣圈”的“真义”，称以往是被军人搞坏了，原本完全不是针对中国。

什么年头了，还做此想？我觉得简直不可理喻，懒得跟他辩了，就不理他，躺到床上随手抄本书乱翻，其实也看不进去，兀自在生闷气。他又还到我跟前解释，见我一直背对着不吭声，也气了，坐回地下继续喝酒，这一回喝的是闷酒。

后来很快也就和解了。其实我也明白，他并无什么恶意，大约日本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就是这样的。我还找了点书看，原先对“大东亚共荣圈”的了解限于电影里常见的镜头，翻译跟在日本人后面鹦鹉学舌地向中国人宣传，或是炮楼围墙上刷的标语，不知道后面实有更复杂的背景；而且“二战”后日本虽然经济起飞，但政治上一直被美国压着，所以会有跟欧美较劲的意识吧？但我还是不无耿耿。

也不知有时玩笑里是否混进了些潜意识的内容。比如有次喝了点酒后一起去活动室打乒乓球，在过道里我用球拍当手枪，顶着绿川的腰眼喝道：“小鬼子，举起手来！”他也不恼，乖乖双手举过头顶。倒是外办的一位头头，恰好撞见这一幕，有些恼了，当时没说什么，过后很严肃地找我谈话，说这样“影响很不好”，我辩说不过是开个玩笑，而且这正说明关系好呀！他说不行，跟外国人不能随随便便。

不知有些中国学生是否也绷着这根内外有别的弦。有个历史系的加拿大留学生，中文名叫柯宝瑞的，就向我抱怨他的同屋不怎么跟他说话，住在一起很无趣，——当然，这是我和他成了好朋友以后的事。柯宝瑞因此常来找我聊天，他曾对我说过，人的不同其实不是以国家分的，精神层次、类型超越国家和文化。我附和了，的确也就这么想。过后就想到，这样的附和是否也有违内外有别的原则。但是，管他呢？

起初我没意识到，柯宝瑞来找我，往往都是挑绿川不在的时候。他来了，若是绿川恰好在，气氛就有些不对。他不加入我们的谈话，坐不一会儿，就找个由头出去，要不就是柯宝瑞说要去哪儿，下次再来。从绿川这面说，也许是因为白人都在“共荣圈”之外吧。这事儿我好像没挑明了问过他，柯宝瑞我倒是直截了当地问过，他解释说，日本人很怪，不像中国人那样容易接近，在留学生里，其他国家的人相互之间交往不少，日本人则有他们自己的圈子，封闭得很。后来我曾留心观察，确乎如此。同住那么长时间，只有一个中文名叫罗素丹的胖胖的美国女孩来找过绿川，罗素丹对他颇有好感，而日本人对白人的敌意似乎主要是冲着白人男性去的。

但是绿川似乎和同胞之间的交往也不多。当时在南大的日本留学生大体是两拨，一拨是通过文部省汉语考试选拔出来的，另一拨则是大公司出钱将职员送来学汉语。两拨人畛域分明，后一拨人财大气粗，辞色之间时或流露出对中国人的傲慢，似乎也不愿与中国人打交道。前一拨人温文有礼，不过大体上也止于有礼，像绿川和我那样的玩笑，只可能出在他身上。没准就是因为他太随便，或是与中国人交往不够矜持吧，其他日本学生对他的态度，虽不能说是侧目而视，却多少有点异样。这是我观察、忖度得来的印象，——不好向他求证，当然更不会质之他的同胞。

绿川屋里进进出出的，因此大多是中国人。这里面颇有一些是社会上认识的。“社会”一语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用法有点蹊跷，至少有一意，是与“单位”相对。“社会上的人”意谓没有正经工作单位的人，与不三不四的人相去不远，因为正经人都该有单位，没单位的人才在社会上“混”，“失业”的说法当时是没有的。绿川认识的人大多并非此类，问题是，都是在学校外面，并非通过单位认识的，这就有来路不正的嫌疑。留学生宿舍有门房，即使我的同学进入，也得登记，外来的人则是重点盘问的对象，此无他，外来的人容易“出事”。比如有个美国留学生，中文名叫魏莉莎的，在外面认识了一个画家，后来好上了，居然休掉了原先的美国丈夫，闹腾了好一阵子，终于和画家结婚，双双到美国去了。外办的人说起来，语气里都当重大事故，所以要有所警惕。偏偏有些留学生就喜欢和社会上的人接触，潜意识里恐怕是对加于外国人的限制很反感，更愿自己交朋友，也算是反限制之举吧。

绿川似乎倒没这意识。来他这儿的人中有几位，对他颇殷勤，时常送点小玩意，请他下馆子什么的。这些人与我之间有些不尴不尬，好像有点防着我，虽然照样搭话开玩笑。而他们彼此之间也颇警惕，似乎都希望绿川成为自己的禁脔。后来从绿川嘴里知道，有两个人想让他回日本度寒假时带照相机，还有个女的，长得挺漂亮，一直在和绿川探讨担保她去日本留学的可能性。其他留学生也都多少面对这一类的问题，有的身边会形成包围圈。这里面就有利益冲突，——帮了你就不能帮他，虽然是虚拟的利益。留学生对这样的事反应各各不一，有的热情，有的冷淡，甚或辞色间还要露出鄙夷。

但绿川交往较多的一位日语教师显然不在此列，那人原就是本校的，绿川常到他那儿去。有次他拉我一起去，起初没答应，——根本不认识，又是老师，做不速之客，有点唐突。架不住绿川说一起喝酒热闹，那老师的经历又如何丰富，最后还是去了。他家紧傍着学校，就是现在已然对外开放的拉贝故居。两层的小楼，住了许多家人，过道里堆的都是杂物，房间很小，而且乱糟糟的。就拖了个箱子摆到中间，铺上报纸，围坐着喝酒。开始气氛没什么异样，那老师说些当年下放的事，挺随意的。后来喝多了，他开始骂，不知怎么忽然指了我的鼻子高声道，你也不是好东西，是派来监视我们的，是奸细！

事出意外，莫名其妙，我愣了一会儿，站起身就走。下楼梯的当儿，就听上面争执起来，绿川就一句话，他是我的朋友，你不该这样。

当时觉得简直是奇耻大辱，过后想想，那老师恐怕也是有些积郁，喝了酒不择地地发泄出来，我非“所指”，“能指”而已，可以理解的。很快也就释然了。倒是绿川，事后不止一次给我赔不是，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我很想笑，因为那架势很日本。事情弄得很复杂，——我让他不必介意，倒过头来向他解释那些年的“国情”，知识分子倒的大霉，也不知他听懂多少。至于该不该向老外讲这些“家丑”，就非我所知了。

作为赔礼的一部分，他请我到北京羊肉馆吃了顿涮羊肉。再往后来，又去曲园酒家、绿柳居，却是与赔礼无关了，是他嘴馋。老吃他的，有些不好意思，说起来我才是主人，无奈没钱，请不起他，只好商之父母，请他到家里来做客。没想到这回轮到了我陷入尴尬。

到那一日，绿川难得地收拾了一番，刮了胡子，一时像变了个人，还拎了点礼物上门。见了我父母就鞠躬，说一通极恭敬的话，总之全套的礼数。我父母虽也寒暄几句，却是表情僵硬，我觉着笑容里也透着不知所措。印象里父亲也接待过外宾的，不过那是在单位里，到家里来这是头一遭，组织上没教过如何应对，跟这么个学生、小辈谈中日友好，好像也不是个事。整个吃饭过程他们就没说几句话，即使让绿川吃菜，似乎眼睛也没向着他。

毫无顾忌的，似乎只有我们家的老阿姨。事先她就质问过我：“你怎么要把日本鬼子带到家里来？”老阿姨年轻时正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年头，日本人常到她家那一带骚扰，她在六合乡下，也经常东躲西藏的。我告她绿川不是“鬼子”，是我同学，没多解释，也没当回事。没想到她那儿还没完哩，要开饭时她虎着脸端了菜往桌上重重地一放，我妹妹添饭时掉了点饭在外边，她就狠声恶气地在一边训斥，从桌边走过也是一副示威的架势，弄得我哭笑不得。

我不知道绿川作何感想，那顿饭吃得如何。也许他将我父母的沉默理解为拘谨，至于老阿姨，也许他根本就没弄明白她是我们家什么人，没准以为是自家人在怄什么气，再不会想到她的狠声恶气其实是冲着他这个“日本鬼子”。吃了饭就到我的房间里闲聊，又到院里看我家里养的鸡，走时还讨了几个刚下的蛋带走，说是生着吃营养极好，心情颇好的样子。饶是如此，以后我也再不领他往家里去了，虽说他还曾提出过，要去看望我父母。

没事的时候我会带他骑了自行车到处转，阳山碑材、南唐二陵这么远的地方也都骑车去过。印象深的是有天晚上，喝了酒之后，已经十点多钟了，我忽然来劲，说要领他去个从没见识过的地方。他喝得有点多，骑车不大稳，我就说我带他。他坐在书包架上却还不肯老实，偏要站起来，扶了我的肩一路大嚷，喊口号似的，一会中文，一会日文，只记得有一句是“我爱中国”。那时南京人都睡得早，路上空荡荡、静悄悄，由得我的车大幅摆动着蛇行。但他后来唱起来，一只手离了我肩膀舞动着，我没扶稳龙头，车子打晃，咣一声两人一起摔下来。许是喝了酒吧，倒也不觉疼。

我要领他去的地方是清凉山火葬场。原先南京死了人都在这儿火化，新近移到十字岗，这儿便废弃了，我一直觉着有种神秘感，想去看看。深更半夜的，算是来对了。大月亮下面，除了虫鸣，一点声音没有。其实也没什么，就一些空关的房子，还有一巨大的烟囱竖着。但绿川倒真给吓着了。我领他翻了窗户到空房里去，看里面有一排深深的方形的洞窟，想来是太平间，一格一格抽屉似的是暂存尸体等着火化的。到这时我才告诉绿川我们到的是什么地方。他听了一副错愕的样子，月光下脸都绿了。过一阵就压低了声问我：“你有没有听到鬼哭啾啾？”再后来就催着我快走。

一路回到宿舍，他进门就开始翻箱倒柜，寻出一本《妙法莲花经》，从头到脚在我身上拍打，照着自己也来上一通，而后盘腿坐下闭了眼口中念念有词。我问了几遍他搞什么名堂，他不搭理。最后长吁了一口气睁开眼，很认真地问我：“你没有听到鬼哭啾啾？”我摇头。他又道：“现在没事了。”接下来解释了一大通。汉语还没到那份上，也说不清楚，不过大意我也能明白，无非是中了邪了，而他念了经，禳解了吧？

那天晚上他拉了我说他信佛教，是“在家的和尚”。我说不像，我住进来这么长时间了，也没见你念过经呀。他坚持说，他心里一直有佛祖，一直想着的。

这些外人当然看不大出来，我只知道他经常想女人，单是两年前失恋的事，他就讲过不止一遍，还让我看他手腕上的一道伤疤，说那是自杀未遂留下的印记。问他别人怎么发现了救过来的，回说没到那一步，用刀划一下，看血流出来，就恐怖得不行，捂着就往医院跑了。

这是旧情，最新的情况是他喜欢上了一个中国女孩。这是另一回说起的，他让我在进出留学生宿舍的女生中猜，说就在其中。我很俗气，全不虑及心灵美的问题，凭当时的漂亮标准猜了三次，都错。原来就是我们系的一个女生，眼睛大大的。不知道他采取了怎样的步骤，追是肯定追了的。

但没结果，也不可能有结果。有魏莉莎的“重大事故”在前，外办恐怕一直在小心防范，而当时在国人眼中，资产阶级的老外们纵使不都是色狼，这上面极随便放任却是肯定的，再说绿川虽说收拾一下可充帅哥，平日那副蓬头垢面的样子也不招人待见。那女生没准认为自己受了冒犯，可能见我平日和绿川很随便，猜我是个知情者，不由地就矜持起来，不单见了绿川，甚至见了我，都是一脸凛然不可犯的神情。

她有没有向组织上举报我不知道，但女生遇到留学生的追求或疑似追求向外办告发的事情是有的。有次从外办门前经过，从虚掩的门里传来工作人员的声音，是个女的，大约就是说这一类的事：“她说人家纠缠她，也不看看她长得什么样，纠缠她？！”——也不知说的是谁。向组织汇报情况原是很“政治”很严肃的，这样的议论却很不“政治”，有里巷风味。当时还想，照上面的倡导，不汇报不是；照这样子，汇报了也不是。若是传到议论对象的耳中，真是情何以堪？

绿川在情场上遭败绩的经历多了，虽也长吁短叹一番，很快也就过去。而且据我的判断，他在这边追和在日本追不一样，可能即兴的成分更多一些。果然过不多久他就移情别恋，喜欢上另外一个女生，和前一个长相大异，他的评价是身材好。那时还没有时装一说，更没有“三围”一说，女装不大显身段。那女生大概是个干部子弟，常穿一件老式的军装，我眼拙，没有绿川的穿透力，实在看不出什么来，只是个子高而已。

绿川的眼力哪来的？应该跟他橱里的色情杂志不无直接关系吧？

我说的是衣橱，我和他一人一个，并排放着的，我的橱从来不锁，他的橱时锁时不锁。有次急着取球衣去打球，错把他的橱门打开，正待关上，却见一摞衣服下面压着几本杂志，最上面一本露出半截，眼见得是裸女的封面。那年头色情杂志是稀罕物，说来惭愧，我忍不住抽出来看了，并且就此没去打球。这大概是同住期间唯一与他有关而又背着他干的勾当。过了一阵有个朋友来玩，趁绿川不在，橱又开着，我还又寻出来与朋友奇图共赏，这次发现较过去多了好多本，有日本的，也有欧美的。

留学生手里有色情杂志的不在少数，欧美学生大多比较“公开化”，虽然通常也收起来，随手插在书架上或放在桌上也时或有之。日本学生则基本上都是藏着掖着，只有住隔壁的一位，是三菱还是别的什么“株式会社”派来的，大摇大摆地摆在外面，甚至床头就贴一巨幅；但他是一人独住，并且明摆着是另一路人，不能作准的。绿川那么个生活毫无条理的人，色情杂志却藏得严严实实，一次也没落在外面过，并且一次也没当着我的面看过。那次我和朋友一边翻杂志，一边还议论：“妈的，小日本就是变态。”——泛指杂志上的图片，也指外面严肃正经，内里色欲重得很。其实要说变态，也不在秘藏杂志这上面。绿川尤不在内。

据我所知，绿川也就是躲着我看看杂志，近一年的时间，回国或到香港度假除外，是从来不及于“乱”的。欧美留学生则隔三差五就会传出“绯闻”。魏莉莎事件因涉外，闹得轰轰烈烈，欧美学生之间的风流案却是不声不响地进行，这属于人家自己“私通”“乱搞”，外办也管不着，只好睁只眼闭只眼，顶多对陪住的学生斥责他们“真不像话”。

有天晚上下着雨，一个同屋是美国人的同学在我那里聊天，聊到很晚才回自己房间，不想过一会儿又来敲我的门，问我有没有雨披，说要回家去住。原来他刚才回去，钥匙半天打不开门，才发现里面反锁了，呼同屋，只听里面一阵乱响，同屋开了门，却掩着不让进，说到这么晚，以为我同学肯定是回家住了。接着便嬉皮笑脸地商量，问回家住一晚行不行。这时从橱后的床上探出一张脸来，笑着冲我同学点头，正是这段时间与他同屋打得火热的法国女孩。还有什么好说？让“贤”吧。“狗日的，你拿他没办法。”我同学向我描述刚才喜剧性的一幕，无可奈何地直摇头。

美国佬的这份潇洒，绿川还有其他日本学生是绝没有的，我不知道宿舍有无其他欧美学生追中国女孩的事件，如果有，追起来肯定也大方得多，不会像日本人那么拘谨。绿川既然将色情杂志藏着掖着，自然不跟我讨论性问题，他只跟我谈论他的“情”。当然“性”与“情”也不好截然二分，比如他问我女人哪里最好看，我的回答非常大路货，说是眼睛——“心灵的窗口”嘛。因为知道他的秘密，以为他必是要说到胸、臀上去了，不料他的答案是后脖上发际那一带，说未梳理好的发丝还有些绒毛，衬着白晳的脖项，最足动人。这让我想到这一阵逢他钟情的女生在电视室里看电视，他也会跑了去，坐人家后边，没准电视节目没怎么看，都在研究心上人的后脖子了。不管怎么说，他这样一个邋里邋遢、橱里藏的都是“变态”玩意的人，居然是个细心的女性美的鉴赏家，还是让我刮目相看。

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对那女生也就止于鉴赏，除了经常跟我唠叨。老是坐而论道，我都有点烦了，撺掇他，你跟人家明说嘛。后来当真开始和那女生搭话了，但始终未说到关键处。被我激了几回，他终于下决心，一不做，二不休，要写一封情书。

这也只有日本留学生能够办到，欧美学生喜欢张口，不在乎说错，发音常比日本人强，但说到读与写，比起日本人来就差远了。绿川他们高中就学汉语，对汉字不仅一点不陌生，还知道一些别别窍的东西，“滑稽”的“滑”古音读如“骨”最初就是他告诉我的。但是用汉语写情书，于他还是一件难事。我的麻烦也就来了：他老缠着我问词用得对不对，还就喜欢用一些成语或不常见的表达，大概是想见才学吧，端在通与不通之间，要给他换个浅显顺溜的表达，他还舍不得，很是累人。

情书历时一星期，终于告成。我不记得是通过什么方式交给那女生，那女生的回信又是怎么到他手里的。我肯定没当过信使。有天我下了课刚进房门，他就举了一封信兴奋地向我显摆，而后就从榻榻米上站起来，用一种怪里怪气的声调抑扬顿挫地朗读。读毕了问我：“她是什么意思？”

那封信不长，比绿川的信浅显得多，大意是说我们都还年轻，她现在不想谈个人问题，年轻人应该以事业为重，不过可以成为普通的朋友，云云。——多少有点“文革”年间男女书信往来的遗风，绿川没见识过，当然不懂。他盯着我问什么叫作“个人问题”，我很费力地向他解释了，至于总的精神，我说我没法判断。绿川有点困惑，不过依然高兴，最起码，他拥有了对方的手札。这以后在院子里我偶或看见他遇到那女生，会打打招呼，说一两句不疼不痒的话，也仅止于此。那女生的态度则在搭理与不搭理之间。

绿川摸不着头脑，有时不免长吁短叹，还升华出一些抽象的结论。他跟我探讨男人女人的问题，说男女就是不一样，我表示同意。但他不满意笼统的说法，还要做进一步的辨析。在纸上画了一个圆，再在当中加道线将圆一分为二，一边代表男性，一边代表女性，问我的理解是不是这样，我说是。他说这不对，遂又画了两个圆，分别代表男和女。说这是他的看法。图示的方法确实醒豁，我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男和女不是人类这个大概念之下的两个次级概念，是从根上就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或者说，二者是不存在共通性的两种东西。这真是沉痛到家的议论了。

无奈他还是想接近另一种东西。比较戏剧性的是有天晚上他急匆匆地进来，手忙脚乱地翻出相机，装上长焦镜头，对我说了句“她一个人在电视室里”，便又冲出去。大概是快要回国，想有她一张照片却又没法讨要。过一阵回到屋里，我问，她肯让你拍？他说他是偷着拍的。我暗想，这么神经兮兮的，还不把人给吓着？

快要回国的那一阵绿川有点烦闷，倒不是因为他追那女生未果，回国以后他还给她写过信，虽然以后就没有下文，也不可能有下文。放暑假，我们都要去旅行，他往新疆，我去广东；我是骑车出行，回来的日子说不准，绿川说他的签证到何时，在那之前他可以等我，回国之前再见见面。这话我没很当真，待我很尽兴地出游回来，他已走了。外办的人告我，绿川从新疆回来后就一直待在宿舍里，楼里的人都走空了，他也没事可干，整天不是埋头在屋里玩扑克牌，就是在阴凉的地方喝酒——那时没空调，屋里热得很，对人说他在等我回来，直到签证就要过期，他才离去。我听了有点歉然。

不过我想他和我相处得虽不错，交情却似还没到这份上，不至于就为了再见一面，推迟归国的日期。他的迟迟不归，多半还是因为他下意识里不愿回到日本去面对现实，回去了他很快就得找工作，就算找到了工作，那样工作狂的氛围也让他惧怕。因想起那晚上他站我车上狂呼“我爱中国”的一幕，固然是酒后发癫，却也不是没有真实的成分，在日本他想过懒散的日子怕是不可能的。他还曾向我说过，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理由之一，是这里的人不像在日本，忙得跟机器似的。我当时听了窃笑，想这里正要打破懒人的大锅饭、铁饭碗哩，他倒在羡慕。

我的推测并非全无根据。大约他回国半年后，那个仍在中国留学的美国女孩罗素丹去日本旅行，要在绿川家落脚的，她找到我，问我是否有什么要捎去，我便将一盒茶叶并一件绿军装托付于她，后者是绿川曾经向我要过的。过了一个月，罗素丹再度出现，转交绿川给我的一包礼物和一封信。信中特别提到包裹里的一块肥皂是他母亲自己做的，当然也说到对在中国的那段日子的怀念。还说到他的近况吧，印象却很淡，因为罗素丹的叙述更具体生动，她说他整天窝在家里喝酒，也不出去找工作，他父亲因此常常训斥他。

以后好像还通过一两封信，再后来很自然地，音信就断了。我不知道他以后来没来过中国，若是现在的情形，他很可以找份工作在中国待下去，当时却是根本不可能的。当然，中国已不是过去那个样子了，他要想在这里懒下去，也没门。

绿川今年应该五十岁了，也许在哪个公司里当职员，或者，跟我一样，在教书？

二〇〇八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