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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宣宗成皇帝（1）每与臣下言及开捐（2）一事，未尝不咨嗟太息，憾宦途之滥杂，悔取财之非计（3）也！臣尝即：国家岁入之数与岁出之数而通筹（4）之，一岁（5）本可余二三百万，然水旱偏灾尧汤不免。以去年之丰稔（6），而江浙以大风而灾，广西以兵事而缓（7），计额内之歉收已不下百余万。设更有额外之浮出（8），其将何以待之？今虽捐例暂停，而不别求一久远之策，恐将来仍不免于开捐。以天下之大，而无三年之蓄，汲汲乎惟朝夕之图而贻君父之忧，此亦为臣于者所深耻也。当此之时，欲于岁入常额之外，别求生财之道，则搜括一分，民受一分之害，诚不可以妄议矣。至于岁出之数，兵饷为一大宗。臣尝考：本朝绿营（9）之兵制，窃见乾隆四十七年增兵之案，实为兵饷赢绌（10）一大转关，请即为我皇上陈之。
【注释】
（1）宣宗成皇帝：即道光皇帝。
（2）开捐：指出钱买官。清中叶以前为临时捐纳。鸦片战争以后为弥补巨大的财政亏空，将捐款作为正式的财政收入，规定京官从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台以下都可以按规定价格购买。
（3）取财之非计：不是国家生财的正道。
（4）通筹：通盘筹算，整体考虑。
（5）岁：年。
（6）丰稔：丰年。稔：谷物成熟。因谷物一年一熟，故用以称年。
（7）以兵士而缓：因为战事而缓收赋税。
（8）额外之浮出：发生突然的事变。
（9）绿营：始于明代的一种兵制。清人入关以后，规定各省汉族兵用绿旗，称绿营兵或绿旗兵。有马兵、步兵、水师。
（10）赢绌：增减。
【译文】
道光皇帝每次和我谈起开捐买官一事时，常常叹息不已，感叹这不是国家取财的正道，官员良莠不齐，官场因此而混乱。我考虑到，国家每年的收入和支出如果能通盘筹算，本来可以剩余200~300万，但水旱灾害就算是唐尧商汤之类的圣王也不能避免的。以去年为例，江浙因大风而成灾，广西因战事而减税，就算是丰收年，总计因天灾减少的收入已不下百万；如果再有意外事情发生，还有什么办法应付呢？现在虽然开捐的事暂停，但如果不另谋长久之计，充实国库，恐怕将来仍免不了重新开捐。国家这么大，如果没有3年的积蓄可预备急用，只顾眼前打算，却将国君的忧虑置之脑后，这是做臣子深以为耻的事。当前若想在每年国库正常收入之外再谋求生财之道，多取一分，百姓就会多受一分祸害，确实不能恣意妄为。说到每年的支出，军饷是一项大开支。我曾考察过我朝的绿营兵制，偶然见到乾隆四十七年关于增兵的方案，实在是军饷增减的关键，请允许我为皇上详细陈述这件事。
【心得】
曾国藩为清廷的忠言将领，他的眼光确实有过人之处。作为一位将领，他知道打仗就要银两，但他并不像许多贪得无厌的军官只顾搜刮民脂民膏。他清楚地知道在正常赋税之外，“搜刮一分，民受一分之书”。
中外无数统治者生前横征暴敛、荒淫无度，死后大墓大棺陪葬。西汉末年，学者桓谭的《新论》曾记载国家收支的一般情况：大司农从百姓身上赋敛的钱，一年为40亿，半数用作官员薪俸，半数供朝廷使用。少府从园地工商收来的税钱，一年有13万，全部供皇帝私用。除朝廷所谓“公用”外，光是皇帝私人开支就占全国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这几乎是中国历代王朝的通例（汉元帝时，“都内积钱40亿，水衡积钱25亿，少府积钱18亿”，都是皇室的收入）。明代为了应付朝廷巨大开支和“剿贼”所需，一再增加“兵饷”，先后共搜刮1670余万钱。崇祯皇帝甚至明确下令：“不集兵无以平贼，不增赋无以饷之，其累吾民一年。”结果“饷已尽而贼未平”，于是又追加“剿饷”。向各级官吏层层索求，盘剥无度，弄得“农怨于野，商叹于途”，最后皇帝终于自取灭亡。历史上的通则是：一个朝代越接近灭亡，其当权者越是拼命聚敛财富、挥霍无度。法王路易十六积欠40亿国债，却依然变本加厉地搜刮挥霍，一次宴会要耗费千万余元！仅凡尔赛宫一年喝的葡萄酒便要耗费79万法郎！不仅法王穷奢无度，连王后安唐妮的各种手镯就值700~800万法郎！然而巧取豪夺、横征暴敛的结果是把法王路易十六与王后送上了断头台。
因此，曾国藩指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要发展生产、富国强兵。在中国历史上，“富国强兵”之策不仅是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须加强中央集权，发展农业生产，鼓励耕战，改革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实行变革等政治措施，因而是一项根本性国策。
《六韬·上贤》曰：“相不能富国强兵，调和阴阳，以安万乘之王，正君臣，定名实，明赏罚，乐万民，非吾相也。”《六韬》还指出：中央政府必须掌握农、工、商这三个经济命脉；并认为只有发展农、工、商业，使国力充足，军事实力才能强盛，国家长治久安才有可靠的物质基础。只有举国上下致力生产，才能国富兵强，否则“兵势不行，敌国乃强”。
战争不但是政治和军事的竞赛，也是经济的竞赛。只有国富，才能兵强。春秋末期的吴楚之战，吴能以少胜多，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吴国工商业逐渐发达，尤其是制铁工业有长足的进步，使兵器生产发展迅速。而楚国连年遭侵，岁无宁日，经济发展受到限制，所以败给吴国。战国时期变法最早的魏国，在李悝的主持下，实行“尽地力之教”的措施。李悝指出：“农事书，则饥之本也”，不仅强调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还提出废沟洫，铲除井田的疆界，加强农田水利建设，使魏国得以强大。之后吴起、商鞅的变法和齐、韩、燕的改革，都以发展经济为主要内容，目的都在于富国强兵。
运用“富国强兵”谋略，对内可以增强国力；对外可用经济和非经济手段削弱相消耗敌国的经济，或利用自己经济潜力的优势拖垮敌国，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公元前491年，越王勾践在吴国拘役3年后回国，向左右征询复兴越国之道。春秋末期，当时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谋略家范蠡作了极其精辟的论述，他向越王献了一条“富国强兵”之计，其要义是：兴人事、修政教、收地利”，保护人民，发展生产，储备国力，富国强兵。勾践闻言，如醍醐灌顶，于是卧薪尝胆、幡然领悟为政之道，从此发愤图强，命令文种主持国政、范蠡治理军旅。至公元前485年，越国府库充实、土地垦辟，人民乐为所用。两年后，越国正值丰收，而吴国适遇灾害，水稻歉收。原来，越国用了文种的蒸粟毒计，奉还吴国1万石蒸熟了的粮食。吴国见子粒肥大，皆引为良种，结果颗粒不收，酿成大灾。公元前478年，越国人力、物力愈益强盛，国富兵强，于是大起兵马，连续围困吴国数年。这时，吴国却因兵民疲敝，财力虚耗于累年征战，最后惨败于太湖边，不久被越国灭亡。
中国历代谋略思想中，富国强兵之策都受到高度重视。《孙膑兵书》中就把“富国”、“强兵”作为重点进行讨论。孙膑认为，只有“富国”才是“强兵之急”，从而才能“战胜而强立”，实现天下的统一。《投笔肤谈·本谋》中提出“国不富不可以兴兵”的理论，把国家的经济实力（即国富）当作战略运筹的重要内容，认为战争不仅仅是战斗力、指挥技巧、后勤保障之间的较量，而且还是国家综合实力，包括政治状况、社会状况之间的较量。
汉初，其北部边境经常遭到匈奴军队的侵扰。由于秦汉之际的长期争战，社会经济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因此，从汉高祖开始，中间经过文帝、景帝，直到汉武帝即位之初，均无法以武力彻底反击匈奴的侵扰。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汉朝采取和亲政策，以缓和匈奴的掠夺。但匈奴统治者既不放弃和亲的利益，又不放弃武力掠夺，所以汉朝虽然先后进行了8次和亲，但每次只能维持短短几年的和平。在此期间，匈奴两次大规模的南下入侵。汉朝经过70多年的休养生息后，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先后实行盐铁专卖、整顿币制和税收等措施，使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初年，国家财力充裕，社会富庶。从公元前129年~前119年的10年间，汉武帝采取集中兵力、主动出击的作战方针，在西起河套，东至辽西的广大战场上，先后发起3次大规模的战役，歼敌俘敌数10万之众，使匈奴远遁。从汉初采取“和亲政策”姑息匈奴统治者的侵扰，到汉武帝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从历史上不同角度说明了富国强兵的作用。
当今衡量一个国家富强程度的标志是综合国力。综合国力竞争战略将是未来新时代的国际性总体战略。20世纪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充分说明，谁拥有综合国力优势，谁就握有战争的主动权。
要增强国力，必以民力增长为优先，所以善为政者，必重民力。即善于理政的人必定重视人力资源。
春秋时期，楚国国君楚成王死后，他的孙子楚庄王登上王位。在最初的3年里，他整天不过问国家大事，白天外出打猎，晚上喝酒、听音乐、看跳舞，许多大臣都把他当做昏君。
实际上楚庄王这都是装出来的。因为他刚刚当上国君，在朝中还没形成势力，可宰相的权力又过大，因此他想通过暗中观察，发现大臣中谁有胆略、有才华、可以信任和重用。
但是过了很长时间，虽然有几位大臣劝楚庄王振作，可以谈及如何治理国家，与群雄争胜，这些大臣只会不着边际的空谈，令他十分失望。于是只得继续打猎，喝酒，听歌赏舞，甚至下了一道命令：“谁再多嘴谈论国政，就处以死罪！”一晃3年过去了，楚庄王依旧那样碌碌无为。
一天，大臣申无畏请求拜见楚庄王。楚庄王盛气凌人地对申无畏说：“您来见我有何贵干哪？是想喝点美酒，听听音乐，还是有什么话说呀？”申无畏说：“我来此既不是为了喝酒，也不是为了听音乐，只是刚才在城郊散步，听到一个谜语，我莫名其妙，想到大王您聪明过人，就到您这里来请教。”
楚庄王说：“谜语？这倒怪有意思的，你快讲讲。”申无畏说：“楚国山上，有只大鸟，身披五彩，可真荣耀。一停三年，不飞不叫，人人不知，是什么鸟。”楚庄王听了，笑着说：“这可不是普通的鸟。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你不用急，擦擦眼睛等着看吧。”申无畏听了似乎心领神会地说：“大王到底英明。”就告退而出。
从这天以后，又有一些大臣陆续到楚庄王那里，谈论治理国政和与群雄争胜的事情了。通过推心置腹的交谈，楚庄正渐渐对大臣有新认识，了解了谁是可以信任重用的人才。于是，楚庄王开始振作，一面改革政治，调整官员，一面招兵买马，训练军队。后来，他平息了宰相的叛乱，打败了宋国，使楚国称霸于群雄之中。
春秋时代的齐国大夫管仲，就是一位重视以民为本并利用人力资源的开发来治理国家的政治家。
管仲任相后，首先致力于经济的发展，提出治国“必先富民”的思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认为国家财力充足，远方之人就会自动归附齐国；开发荒地，种植庄稼有所收成，本国之民自然会安家立业。
在管仲看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根据这种思想基础，他提出“公修公族，家修家族”的观点，使百姓事业相连，俸禄互相补助，人民相亲，宽免旧罪，救助旧宗，为无后者立嗣，这样人民就能生息繁育；减轻刑罚、薄收赋税，如此人民就会富裕；在各地选用贤士，施教于国民，这样人民就能遵守规范。只要能够满足人民的愿望，争取民心，便得以巩固国家政权。
同时，管仲还十分重视选拔人才，要求各乡都要推举贤士，不得“敝明”、“敝贤”。他还主张凡孝悌忠信、贤良后才，不论是何种出身，也不管是处于什么地位，都要加以合理地运用。他善于任用人之所长，避其所短。齐桓公向管仲请教任命官吏之道，管仲说：“升降揖让，以明礼待宾，我不如显朋，请立为大司行；垦荒地、辟农田，尽地之利生产粟米，我不如宁戚，请立为大司田；战场上三军成阵，使兵士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成文，请立为大司马；决狱公正，不杀无辜，不诬陷无罪之人，我不如弦商，请立为大司理；犯颜直谏，不避死之，我不如鲍叔牙，请立为大谏之官。”管仲透过对每个人个性的分析，抓住人才各自的特点，使之有组织，相互补充，成立了一个坚强有力的政治集团，充分展现管仲杰出的组织才能。
管仲这些做法，对于人民安居乐业、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国家的政权都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同时他根据人才的不同特点，将其组成整体，使各种才能互相弥补，充分发挥了人才在国家建设中的整体组织效应，也提高了智慧发挥的效率和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