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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称。
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化、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著有《曾文正公全集》，《为学之道》。
曾国藩文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卫道论，即功利的文学思想。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的儒学，它将封建道德“理”视为世界的最高本原，为维护封建生产关系和巩固中央集权，封建登极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自宋代以后它一直成为社会统治地位的思想。
清代则更为最高统治者所尊奉，并成为广大封建知识分子的进身之阶。尤其是当时清王朝遭到双重夹击，一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一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儒学受到极大的冲击，官僚士大夫阶层感到要挽救严重的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便要提倡明道。
明道就是用伦理道德来激励士大夫的气节，维护封建秩序，压制农民起义，同时，用伦理道德来整顿吏治，刷新吏治，革除封建官僚制度的种种弊端。理学讲内圣外王，内圣就是个人道德修养，外王就是用好的道德来治理政事。政治腐败、士林无耻的颓风需要以提倡理学来纠正。
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曾国藩自然要受到理学的影响。考入翰林院以后，除应付朝廷的各种考试外，更是致力于理学，并追随理学大师唐鉴学习程朱理学，曾国藩从之“讲求为学之方”。曾国藩“遂以朱子之学为日课，始肆力于宋学矣”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理学信仰，开始了初步的身心修养的系统训练。
曾国藩生平以理学信徒自居，宣称“一宗宋儒”。他将作学问的“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中“义理”放在中心地位，在他看来，“义理”是体，是根本，所以义理的熏蒸和陶冶，强化了曾国藩的理学信仰，奠定了他的思想基础，成了一个服膺理学的忠实信徒。
曾国藩是以理学为宗，然而他并不如唐鉴那样，只知脱离现实，闭门思过，他能从刚刚兴起的经世致用之学中汲取营养，注重对现实问题的考察与研究。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而且进而说明“道统”与“文统”的一致性。他的文以载道的观点乃得之于桐城派的衣钵真传，但是在道与文的关系上，在对道的强调和对道统的维护上，他较桐城派的前辈实有过之，这主要体现在强调“卫道”与“立言”的结合，以文学作为捍卫封建礼治的武器。
他从维护地主阶级的思想体系和强化封建统治的角度来认识文学的本质及其社会作用。这是为什么呢？
就思想渊源来论，曾国藩出师于唐鉴、倭仁一类理学家门下，就时代而论，当时地主阶级的思想体系，尤其是程朱理学正遭逢前所未有的危机，不仅地主阶级内部的异端思想层出不穷，更可怕的是千百万手持刀枪的革命农民对封建统治及其整个思想体系在进行武力的批判了。
因此曾国藩理学成为维护地主阶级思想体系的工具，其矛头主要针对起义农民，力图用思想上的反抗来配合其反起义的屠杀，最终达到强化封建统治的目的。以“义理”为根本突出的强调文学为阶级统治服务，这就是曾国藩提出的“明体达用”的文学观。
曾国藩攻读理学，而对桐城派古文仍感兴趣，作为清代文坛正宗的桐城派，是在政治思想上依附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散文流派。它“标榜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于欧韩之间”，将“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以清真雅正之文载孔孟、程朱之道，使文学成为倡导封建理学，点缀“休明盛世”的工具，桐城派载道的功利要求，是曾国藩论文的出发点，曾国藩自称“粗解文字，由姚先生启之”。说明他是以桐城派人自许的，他的文以载道的观点乃得之于桐城派，曾国藩的姻亲郭崇焘为曾国藩写墓志铭中说：曾氏“穷极程朱性道之蕴，博考名物，熟读经史，以为经世宰物，纲维万事无它，礼而已矣。浇风可使之纯，敝俗可使之兴。而其精微具存于古圣人之文章，故其为学，因文以证道。常言：载道者身，而致远者文。天地万物之大，典章制度之繁，唯文能达而传之焉”。这段话道出了曾国藩以宣扬，倡导程朱理学为功利的文学思想的重要特点。
曾国藩是以身处乱世的疆吏重臣，他的时代面临着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农民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大搏斗与思想大搏斗。
在农民革命的暴风雨中，封建统治阶级遭到极为沉重的打击，程朱理学遭到前所未有的猛烈批判。这种形势下，纠其同党，以物质和精神各种手段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他十分重视文章的政治功用，大肆发扬儒家“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思想，表明了作为理学家与地主阶级政治家的曾国藩对文学功利的高度重视。
古代文人都是将读书和学符合统治阶级口味的东西来取得荣华富贵，利禄功名。
因为曾国藩祖上没有什么功名，祖父、父亲希望后代有个做官的，以荣宗耀祖。可到他父亲这一辈才出了一个秀才，所以他们家族在乡里面前自感低人一等，因此他的祖父对他们家教甚严，在很小的时候就将诸如“万物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考取功名光宗耀祖”等思想在曾国藩的脑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后来他参加朝试，在题为《顺性命之理论》的这篇文章中对“理”“命”“性”等概念作了唯心主义的阐释，以迎合道光帝的胃口，表现他对程朱理学的真诚信仰，因此他被道光帝亲自从一等第三名拔擢为第二名。这件事也更加体现出曾国藩文学思想的功利性。他的这一观点在《致刘孟容书》中作了纲领性的阐述：“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中文字者也。能文而不知道者未有矣，乌有知道而不明中文乎？……道之散列于万事万物者，亦略尽于文字中。所贵乎圣人者，谓其立行于万事万物相交错而曲当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后世也。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亦借此文字以考古圣人之行，以究求用心所在。……苟如道有所见，不物见之，必实体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传后世。”其功利性的思想在这段文字中可见一斑。
曾国藩文学具有不可掩盖的艺术性。在曾国藩的文学思想中也包含着对文学的某些艺术规律的认识，这是他文学理论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首先，他论“文”讲“气”“体”，能够大处着眼，力图从总体上把握文学的艺术特征。他在《杂著》卷二《文》这篇文章中写到：“为文者，或无所专注，无所归宿，漫衍而不知所裁，原不能举其体，则谓之不成文。故虽长篇巨制，其精神意趣之所在，必有所谓鼻端之一笔者，譬若水之有干流，山之有主峰，画龙者之有睛。物不能两大，人不能两首，文之主意亦不能两重，专重一处，而四体偏匀，乃始成章矣。”
曾国藩在这段话中，提出了文章的“体、气”说，但重点讲的是怎样才能有“体”，他认为无论是长篇巨制，还是短章小品，艺术上必须是完美的有机体，好比画一个人，大而四肢全体，小而衣褶面纹，都要贯注着勃勃生气。这般艺术效果的获得，最主要的是要有明确的主题思想统帅全篇，如水有干流，山有主峰，画龙有睛，使各个部分的精神意趣皆有所归，这样的文章才算有“体”，才算“成章”。至于“气”，曾国藩论述中大体上具有互相联系的两个意思：一是指气势，二是指气质。他说：“为文全在气盛，欲气盛，全在段落清，字段分束之际，似断不断，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无限妙境，难于领取；字段张起之际，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纾非纾，古人无限妙用，亦难领取。”他讲了分段既要明晰，过渡又要巧妙，全篇需有严谨的逻辑性，这就是启发人去掌握文章写作的规律，而不是教人以个别开合照应的技巧。总之，曾国藩这样讲文气，既不质实，也不玄虚，立论很高而又有门径可循，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都超过了前人。
其次，曾国藩的文学思想还讲“情、理”关系，“情、文”关系。在“情、理”关系上，他重视自然天成之文，他说：“后人本不能文，强取古人所造而摹拟之，于是有合有离，而法不法名焉。若其不俟摹拟，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约是二端：曰情，曰理，二者人人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诸书，而传诸世；称吾爱恶悲愉之情，而缀辞以达之，若剖肺肝而陈简策；斯皆自然之文。”曾国藩不讲文法，而论“情、理”，其直接根源高屋建瓴，掌握了文章发展的根本，用来分析文章发展的历史，自然就顺理成章了，也就解决了长期以来的文章的抒情和明理之争。
“情”与“理”的关系上，曾国藩将其分为两部分：
一是“情生文”指文章产生与作者的感情，他认为“凡作文诗，有情极真挚，不得不一倾吐之时”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情动而词发”的意思。
二是“文生情”，指文章能调动读者的感情，具有以情感人的效果，即“见文者披文以入情”的意思。在这里，曾国藩将创作和欣赏结合在一起，对“情”，“文”二者关系说得较为透彻，表现出较高的艺术眼光。
作为封建末代王朝的忠实维护者，曾国藩的文学思想是2000多年来中国封建文化的沉积，又是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社会的特定产物，在它的上面有着近代文明折射的投影。
曾国藩文学思想的核心是封建礼治，围绕这一点，他不遗余力地吸收历史上各家的学说。博采众长，并突破传统的束缚，构筑起他庞杂的思想体系，表现出非凡的识见、才具和魄力。成为名副其实的近代封建地主阶级文化的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