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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凡出队有宜速者，有宜迟者，宜速者我去寻敌，先发制人者也。宜迟者，敌来寻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每喜为主，不喜作客。休祁诸军（1），但知先发制人一层，不知以主待客一层，加之探报不实，地势不审，敌情不明，徒能先发而不能制人。应研究此两层，或我寻敌，先发制人；或敌寻我，以主待客，总须审定乃行，切不可于两层一无所见，贸然出队。
师行所至之处，必须多问多思，思之于己，问之于人，皆好谋之实迹也。昔王璞山带兵，有名将风，每与敌遇，将接仗之前一夕，传各营官齐集，与之畅论敌情地势，袖中出地图十余张，每人分给一张，令诸将各抒己见，如何进兵，如何分支，某营埋伏，某营并不接仗，待事单后，专派追剿。诸将一一说毕，璞山乃将自己主意说出。每人发一传单，即议定主意也。次日战罢，有与初议不符者，虽有功亦必加罚。其平日无事，每三日必传各营官熟论战守之法。
一曰：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但使能守我营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一曰：哨探严明，离敌既近，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仗追击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2）。一曰：痛除客气，未经战阵之兵，每好言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瑕隙，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
用兵以渡水为最难，不特渡长江大河为难，即偶渡渐（3）车之水，丈二之沟，亦须再三审慎，恐其半渡而击，背水无归，败兵争舟，人马践溺，种种皆兵家所忌。
隘路打胜仗，全在头敌，若头敌站脚不住，后面虽有好乎，亦被挤退。
凡用兵之道，本强而故示敌以弱者，多胜；本弱而故示敌以强者，多败。敌加于我，审量（4）而后应之者，多胜；漫无审量，轻以兵加于敌者，多败。
打仗之道，在围城之外，节太短，势太促，无埋伏，无变化，只有队伍整齐，站得坚稳而已。欲灵机应变，出奇制胜，必须离城甚远，乃可随时制宜。凡平原旷野开仗与深山穷谷开仗，其道迥别。
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5）。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战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诫诸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
能战虽失算亦胜，不能战虽胜算亦败。
悬军（6）深入而无后继，是用兵大忌。
危急之际，尤以全军保全士气为主。孤车无助，粮饷不继，奔走疲惫，皆散乱必败之道。
凡善弈者，每于棋危劫急之时，一面自救，一面破敌，往往因病成妍（7），转败为功，善用兵者亦然。
凡危急之时，只有在己者靠得住，其在人者皆不可靠。恃之以守，恐其临危而先乱，恃之以战，恐其猛进而骤退。
凡用兵须蓄不竭之气，留有余之力。
【注释】
（1）休祁诸军：防守休宁、祁门二县的军队。
（2）孟浪：鲁莽。
（3）渐：沾湿、浸渍。
（4）审量：审时度事、周密思考。
（5）浪战：轻率出战。
（6）悬军：无后援的孤军。
（7）妍：美好。
【译文】
出兵作战，有时应当迅速，有时应当缓慢。应当迅速时，就是我军主动挑战敌人作战，先发制人；应当缓慢时，则是指敌人寻我作战，我军以主待客。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是先盛而后衰，主气是先弱而后壮。所以，善于用兵的人，总是喜欢作主，不喜欢作客。休、祁各军，只知道先发制人，而不知以主待客，再加上所得到的情报不确实，地形、地势不清楚，对敌情也不够了解，因此只能先发起攻击而不能制约敌人，应当仔细研究这两层内容，或者我方寻敌作战，先发制人；或者敌方寻我作战，我军以主待客。总要考虑成熟以后再行动，切不可对这两层内容毫无把握就贸然出兵。
行军所到之处，一定要多询问、多思考。独立思考、广泛询问别人，都是精于谋略的实际表现。过去王璞山带兵，有名将之风。每当与敌军遭遇，在交战的前一天晚上，他都要传令各营的长官集合，与他们畅谈敌情地势，还从衣袖中拿出十多张地图，分给每人一张，让他们各抒己见，诸如如何进兵、如何分派兵力，某营埋伏、某营并不参战，等到战斗结束后专门负责追剿敌人。等大家都说完，璞山再将自己的意见说出来，每人发一份传单，上面写的就是已经议定的主意。第二天战斗结束后，如果发现谁的所作所为与当初议定的意见不相符合，即使有功也必然受到处罚。平日无事时，璞山第二天必传召营官仔细讨论战守的方法。
一是扎营应当深沟高垒。即使只住一宿，也必须把营寨建得坚不可摧，只要能把营寨守得安如泰山，即使不能进攻，也无损于大局。一是哨探必须严明。既然离敌军很近，就要时刻提防敌人前来偷袭，对敌人来袭的道路、我军阻击敌人的道路、可以设埋伏的道路，以及打胜仗后追击敌人的道路，都要很快侦察清楚，千万不能粗心大意。一是要清除“客气”，即那种侃侃而谈，华而不实的作风。没有经历过战斗的士兵，经常喜欢主战，带兵的将领也是如此。如果稍微经历过战争的磨练之后，就会觉得我军处处都有弱点，没有哪一个地方可以依恃，于是就不敢轻易地主战了。
用兵作战时以渡河为最难，不仅是横渡长江、黄河时为难，即使是偶尔渡越能淹没车辆的河或者阔不过一丈二尺的小沟，也必须再三考虑，唯恐在渡过一半时被敌军偷袭，背水作战，没有退路，败兵争夺舟船、人马相互践踏溺水，凡此种种，都是兵家所忌讳的。
在狭窄的险路上打胜仗，关键在于要打垮敌人的先锋部队，如果敌人的先锋部队被打垮，即使后面有精兵强将，也会被挤退。
凡用兵之道，实力很强却让敌人感到弱小者，常常获胜；实力很弱却让敌人觉得强大者，常常失败。当敌方进攻时，我方审时度势后再应敌的话，则常常获胜；若是不加思虑而轻率进攻敌人的话，便要经常遭遇失败了。
作战之道，如果被包围在城池外面，距离城池太近，形势过于迫促，没有埋伏，又没有变化，就只有让队伍整顿整齐、驻扎牢固。想要随机应变、出奇制胜，必须要离城较远，才能因地因时制宜。在平原旷野之处作战与在深山穷谷之中作战，运用的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凡是与敌人相持日久，最要戒备的是轻率出战。兵勇因为轻率出战而不认真作战，不认真就会疲乏；敌人因为我军轻率出战而变得狡猾，狡猾就会巧妙。疲乏的我军与巧妙的敌人作战，最终有受害的一天。所以过去我在营中经常告诫诸将：“宁可几个月不打仗，也不可毫无安排算计地展开战斗。”
善于作战的人，即使失算也能获胜；不善于作战的人，即使算计得再好，也会遭到失败。
孤军深入而没有后援，是用兵的大忌。
在形势危急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是使军队保持士气。孤军无援、粮饷不继、奔走疲惫，都是致使军心散乱的必败之道。
凡是善于下棋的人，每当遇到棋势危险又急迫的时候，若能一面寻求自救，一面考虑破敌的方法，往往会转败为胜。擅长用兵的人也是如此。
凡危急的时候，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其他人都是靠不住的。依靠别人据守，恐怕面临危急的时候，他们先慌乱起来；依靠他们去作战，恐怕他们不是冒失猛进，就是慌乱地退兵。
凡是用兵打仗，都应当尽力保持士气不衰，留有余力。
【心得】
总结曾国藩关于战守的论述，归纳如下：
第一是讲究主客及其变化，如他批评江南大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对于“内外主客形势全失”。
向荣、和春只注意金陵一隅，而不顾金陵上游的争夺。在江北的和州、无锡一带不占领，安庆、庐州更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在江南，对与江南大营毗邻的皖南地区，本应着力加强控制，以巩固大营的后方，但他们全然不顾。这叫作全失内外之势。
与此同时，向荣、和春又根据朝廷的旨令，“援浙、援闽、援皖、援江北，近者数百里，远者二三千里，援军回驰，转战不归”，被太平军各个击破。如冯子材率5000人援救江北大营，被全歼于小店；在六合、浦口之役中，李若珠部5000余人全部被歼于扬州；张国梁大败于浦口、周天培全军覆灭。仅这两次战役，共损失“兵勇一万数千名，精锐失之过半”。这叫作全失主客之势。
江南大营的内外，主客之势之所以全失，曾国藩认为，这是因为向荣等“不能从大处落墨，空处着笔也”。
关于曾国藩对主客的观念，蔡锷曾如此评价道：曾国藩特别重视主、客之说。他认为，防守的军队是主，进攻的军队为客。防守的军队安逸而进攻的军队疲惫，因此主方获胜而客方失败。他尤其强调不要攻坚图城。这种说法与普法战争之前法国军事家的观点一致（当时，俄国与土耳其两国也盛行这种观点）。他认为，出师前的准备工作，应当做得十分周到，认为有一种器械不精良，就不可以轻率出兵，如果实力不够雄厚，也不可以出兵。这种看法，与今天的战前动员、准备等等看法一致。他以军队尽量减少牺牲、击破敌人为上策，并不在意占领上地城池。这种看法精到卓越，与东西方各军事家所倡导的如出一辙。
从大量的战争史来看，注重主客及其转变确实是战争取胜的关键。战国时期，赵国大将李牧长期驻守雁门郡，以防匈奴侵扰。他视情况而设置官吏，收取的赋税全部纳入幕府，充作士卒的生活开支，每天杀几头牛犒赏士卒。他指挥士卒练习骑马射箭，不轻易点燃烽火，大量使用间谍。之后，他与将士约法三章：“如果匈奴前来抢掳，你们应立即回来保卫营寨，如果行人敢于捕获匈奴，就斩了他。”匈奴每次入侵掳抢时，李牧的部下立即集合，坚守营垒，不与匈奴交锋。这样坚持了几年，并没有什么损失。然而，匈奴却以为李牧怯弱，甚至赵国的边防部队也认为自己的将领懦弱无能。赵王责备李牧，李牧却依然如故。于是赵王召回李牧，另行派人接替他统领边防部队。此后的一年多，每次匈奴入侵，赵军都出击迎战，但屡屡失利，损失惨重，边境因此无法耕种、放牧。
于是，赵王又请李牧出山，李牧假托有病，闭门不出。赵王再次强行任用他，让他带兵戍边。李牧说：“您如果任用我，保证让我像以前那样，我才敢接受您的任命。”赵王答应要求，李牧才前往雁门郡，仍像以前那样管理部队，匈奴更加认为李牧怯弱，然一连数年依旧是毫无所得。边防上的士兵一直以来都得到丰厚的供养，非常愿意与敌人拼死一战。于是，李牧配备精拣的战车1300辆，选拣战马共1.3万匹；同时，还挑选勇猛顽强的士卒5万人、弓箭手10万人，集中进行训练。这一期间，他还让边民放牧，农民漫山遍野地开垦土地。
一天，匈奴入侵，李牧假装失败，扔下几千人。单于率领大批人马入侵。李牧布下大量奇阵，出动左右两翼迎击，大破匈奴，杀死匈奴10多万人马，单于落荒而逃。此后10多年，匈奴不敢再犯赵国边境。
佯弱诱敌，能而示之不能的战术古已有之，而且代代相传，屡用屡验，一次又一次显示出无穷的威力。《三国演义》描写周瑜迎战曹仁，但“未及交锋，周瑜忽大叫一声，目中喷血，坠于马下”。当程普问其安危时，周瑜说这是佯弱诱敌，并命探子“说吾已死”。曹仁得知消息后，赶紧发兵攻打东吴；未到寨门，“情知中计，急忙退兵。四下炮声齐发，……曹兵大败。”
公元前220年，处于弱势的赵国攻打强大的秦国，秦军大将白起根据当时的军事态势及地理位置，决定先将赵军引出，然后再聚歼之。交战之初，白起几次佯败，能而示之不能。果然，赵军统帅赵括骄气冲天，挥师直前，陷入白起的埋伏，白起遂派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歼灭赵军。隋大业十年（公元614年），王世充“羸形示弱”大破孟让。开皇八年（公元588年），贺若粥用少量破船示弱，全歼陈军等等。
第二是讲求作战的奇正运用。兵法云：兵不厌诈。曾国藩深知“诈”在运兵的重要性。如同治三年，曾国藩率部队追击捻军。一天夜晚，兵驻周家口（今江西万载县），湘军护卫仅千余人，捻军突然来袭。湘军感到恐慌，惊惧不已。幕府文书钱应博急忙向曾国藩说：“现已半夜，大战肯定下行，突围恐怕危险重重。但若我按兵不动，佯伪不知，彼必生疑，或许不战自退。”曾国藩于是高卧不起，钱应博亦镇静若常，曾国藩的卫兵见统帅若无其事，也都平静下来，恢复常态。捻军见状，果然怀疑曾国藩布有疑兵，徘徊不定，不敢冒进，最终匆匆撤去。
第三是反对作战时急躁冒进，讲究稳扎稳打。曾国藩认为，两军对垒烈如弈棋。他说：“善弈棋者，常于棋危劫急之时，一面自救一面破敌，往往因病成妍，转败为功。善用兵者亦然。”既要自救，又要破敌，曾国藩的方针是着着稳慎，下稳慎棋。
咸丰七年，曾国荃刚刚组建吉宁营攻打吉安时，曾国藩一再告诫：“到吉安后，专为自守之计，不为攻城之计”、“无好小利，无求速效”、“不求近功速效”。同治元年三、四月间，业已攻占了安庆的湘军，夹江而下，连克数城，刚刚获得浙江按察使头衔的曾国荃率部渡过长江，于五月初进抵周村，距金陵只40里。太平军在天京上游，已是兵败如山倒。曾国藩接到这一连串战报，又喜又慎，连连写信给曾国荃道：“沅弟进兵，究嫌太速。余深以为虑。”根据曾国藩当时的设想，围攻金陵，须多路进击，方可收南北夹击之效。但北岸多隆阿部不愿与曾国荃合作，江中的水师统领彭雪琴又与曾国荃“嫌隙已深，难速期其水乳”。曾国荃孤军深入，自置于危地。曾国藩的忧虑是有根据的。他告诉曾国荃：“弟此次进兵太快，不特余不放心，外间亦人人代为危虑。”后来曾国荃打退了李秀成增援天津的大军，在雨花台立定了根基，并且合围金陵，取得重大突破，甚至连向朝廷报告攻克金陵的奏稿形式，曾国藩也已为曾国荃设计好，写信通知他。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还于同治二年十一月起至同治三年四月初五日中，五次告诫曾国荃道：“望弟无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分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稳着。至嘱！至嘱！”其实，只过了一个多月，金陵就被湘军占领。曾国藩在临胜前的这些叮咛，固然对急功贪利的曾国荃是一剂强心针，但也说明了，在曾国藩的战略思想中特别重视“稳慎”。他称赞萧启江道：“阁下一军，向以‘坚稳’二字著名。”咸丰十年正月，当湘军正在迅速进军时，他写信给胡林翼说：“十一日湘军获胜后，罗溪河实已无虞。山内一军，其妙无穷；脑后一针，百病皆除。但此后仍当以‘稳’字为主，不可过求速效。”
曾国藩是非常反对速战速决的。尹杳农曾两次写信给正在“剿捻”前线的曾国藩，借指责周亚夫委弃梁孝王的故事，力陈“兵贵神速”之义。公元前154年，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时，接受幕客的建议，让梁国与精锐的吴楚大军接战，自己于昌邑，深沟高垒，只出轻兵至淮泗口，绝吴通道。吴楚军与梁国战后，锐气大挫，且饥饿不堪，勉力向周亚夫军挑战时，周亚夫又坚壁不山，只得引军而去。这时，周亚夫立刻派遣精兵追击，一举破吴楚大军。曾国藩在给尹杳农的回信中盛赞周亚夫这种深沟高垒、后发制人的战术，并说：“国藩久处兵间，虽薄立功绩，而自问所办，皆极拙极钝之事，与‘神速’二字几乎相背，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于千百中而无什一之合私心。”为什么他做“极拙极钝之事”？因为他认为“兵，犹火比，易于见过，难于见功，与其因求神速而立即见过，不如但求稳慎而渐缓见功”。他称赞曾国荃说的“良为至论”、“稳扎稳打、机动则发”，然后马上补充说：“然‘机’字殊不易审，‘稳’字尤不易到。”故须亟力追求，处处用心。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极力反对浪战，极力反对不知敌我、不知深浅的轻浮举措。他说：“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瑕隙，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不轻言战，即不打无准备之仗。他称赞李续宾，说他“用兵得一‘暇’字诀，不特其下日从容整理，即其临阵，亦回翔审慎，定静安虑。”又说：“迪安善战，其得诀在‘不轻进，不轻退’六字。”曾国藩统兵吉安前线时说：“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曾国藩在金陵前线时，又嘱咐说：“总以‘不出场浪战’五字为主。”曾国藩所说的浪战，是指胜负不分情况下的战争，即或有小胜，或仅小挫，浪战都会带来严重恶果，士卒不但因浪战而疲困，且因浪战而对战事抱持一种轻率态度。与其如此，不如坚而守之。弁勇身心强健，斗志昂扬，一战可胜。这是战争中求胜快与慢的问题，不浪战，或坚守不战，似乎胜之甚慢，实际上，养足精力，看准时机，战而必胜，虽慢实快；否则，欲速则不达。曾国藩稳慎中求进取的战略，可说是其战略思想的核心。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强调“扎营宜深沟高垒”，主张“守垒安如泰山”，关于进军，他说：“用兵之道，可进而不可退，算成必兼算败”，因此须“洗清后路，脚跟已稳而后进”。关于战役，他主张“宜先守后战，脚跟站定，庶免震撼之虞”。他常采用围城打援之法，静待城中敌人疲弊，然后一战克之。如攻太湖、攻安庆、攻金陵，均用此法。
从稳慎的观点出发，曾国藩还提出了“以静制动”的原则。他认为：“守城尤贵于静”。他评述双方将领的特点道：“林启容之守九江、黄文金之守湖口，乃以消寂无声为贵。江岷樵守江西省城，亦禁止拆列矩。己无声而后可听人之声，己无形而后可伺人之形。”曾国藩围攻安庆时，曾国藩反复开导他“慎以图之”，“总作一坚守不战之计”，“不分心攻城，专主坚守后涂”。为何如此？他的理由是：“贼以积劳之后远来攻扑，我军若专守一‘静’字法，可期方稳。”故围城者必须“神不外散，力不旁分”。他甚至认为，挂车河一带的多隆阿部也应作“坚守之计，任贼诱敌搦战，不与交仗，待其过数日之后，相机打之”。因为援军“军行太速，气太锐，其中必有不整不齐之处，唯有一‘静’字可以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