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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凡善将兵者，日日申诫（1）将领。训练士卒，遇有战阵小挫，则于其将领，责之戒之，甚者或杀之。或且边泣且教，终日絮聒不休。正所以爱其部曲，保其本营之门面声名也。不善将兵者，不责本营之将弁而妒他军之胜矣，不求部下之自强而但恭敬上司、应酬朋辈以要求名誉，则计更左（2）矣。
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
救浮笔者莫如质，积玩（3）之后，振之以猛。
医者之治瘠痈（4），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5），盖亦当为简汰（5），以剜其腐肉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弛，殆不知所底止。
太史公所谓循吏（7）者，法立令行，能识大体而已。后世专尚慈惠，或以煦煦（8）为仁者当之，失循吏之义矣。为将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妪也。
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
九弟（9）临别，深言御下宜严，治事宜速。余亦深知驭车驭吏，皆莫先于严。特恐明不傍烛（10），则严不中礼耳。
吕蒙诛取铠之人（11），魏绛戮乱行之仆（12）。古人处此，岂以为名，非是无以警众耳。
近年驭将，失之宽厚，又与诸将相距遥远，危险之际，弊端百出，然后知古人所云“作事威克厥爱，虽少必济（13）”，反是乃败道耳。
大君以生杀予夺之权，授之将帅，犹东家之钱银货物，授之店中众伙。若保举太滥，视大君之名器（14），不甚爱惜。犹之贱售浪费，视东家之货财，不甚爱惜也。介之推（15）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功乎？”余则略改之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假人君之名器，以市（16）一己之私恩乎？”余忝（17）居高位，惟此事不能力挽颓风，深为愧惭。
窃观自古人乱之世：必先变乱是非，而后政治颠倒，灾害从之。屈原之所以愤激沉世而不悔者，亦以当日是非淆乱为至痛。故曰：“兰芷（18）变而不芳，荃蕙（19）化而为茅（20）。”又曰：“固时俗之从流（21），又孰能无变化？”伤是非之日移日淆，而几不能自主也。后世如汉晋唐宋之末造（22），亦由朝廷之是非先紊（23），而后小人得志，君子有遑遑（24）无依之象。推而至于一省之中，一车之内，亦必其是非不揆（25）于正，而后其政绩少有可观。
当罚之任，视乎权位。有得行有不得行。至于维持是非之公，则吾辈皆有不可辞之责，顾亭林（26）先生所谓匹夫，与有责焉者也。
【注释】
（1）申诫：告诫。
（2）更左：更差。
（3）积玩：积累，久而久之。这里指积累成为恶习而不在意。
（4）瘠痈：已经腐烂化脓的毒疮。
（5）劣弁羸兵：军队中的老弱病残兵。
（6）简汰：简：选择。汰：淘汰。
（7）循吏：好的官吏。
（8）煦煦：恩惠的样子。
（9）九弟：指曾国荃。
（10）傍烛：看得非常清楚。
（11）吕蒙诛取铠之人：吕蒙，三国时期东吴大将。他占据荆州时，下令军中不准骚扰百姓。他的一个同乡却不顾命令，取了老百姓的一顶斗笠遮盖铠甲。为了严肃军纪，吕蒙不顾同乡之情，毅然挥泪斩之。
（12）魏绛戮乱行之仆：魏绛，春秋时晋大夫，任中军司马，行使军法。晋侯的弟弟杨千乘坐战车在军营中乱行，魏绛不畏权势，下令杀了驾车的人。仆：驾车之人。
（13）威克厥爱，虽少必济：意指树立的威信胜过纵容、溺爱士兵，人数虽少，也能战胜敌人。
（14）名器：本指钟鼎宝器，这里指权位、名号。
（15）介之推：春秋时人，随同晋文公重耳流亡十九年，晋文公饿了，无处找寻食物，介之推就将自己屁股上的肉割来煮汤奉上。后来晋文公归国，行赏时忘了介之推，介之推与其母亲隐居于山中。晋文公请他不出，遂放火烧山。他坚持不出，终被烧死。
（16）市：换取、谋取。
（17）忝：辱、有愧于；常用作谦词。
（18）兰芷：都是香草名。
（19）荃蕙：香草名。蕙：又名佩兰，奇香袭人。
（20）茅：恶草，喻指不肖、品德不好。
（21）从流：喻指趋炎附势；随从上面的变化，如流水一样。
（22）末造：指各朝代的末年、末代。
（23）紊：乱。
（24）遑遑：心神不定的样子。
（25）揆：准则。
（26）顾亭林：即顾炎武，亭林是其号。明末著名的思想家。
【译文】
凡是善于带兵打仗的人，会天天告诫将领。训练士兵，遇到战阵上有小的挫折，对领兵之将，要斥责并警告、训诫他，甚至杀掉他。或者边哭泣边教训，整天喋喋不休。这么做，正是为了爱惜部下，保护自己队伍的门面和名声。不善于带兵的人，不责备带队的将士，而去妒忌别的队伍超过自己，不要求部下自强，而只是一味地恭维上司，与朋友们过多应酬，以求得名誉，这样的想法、作为就差得更远了。
古人用兵，首先明白确定立功有赏、有罪受罚的原则。
挽救浮华之弊的最好措施，便是质朴，长期的恶习积存之后，必须采取刚猛、强硬的措施予以纠正。
医生在治疗毒疮时，遇到已经化脓溃烂的地方，必须把腐肉割去，以便能让新肉生长。今天的老弱残兵，也应当进行淘汰，好比割去腐肉一样；然后进行严格的训练，以促使新的力量产生。如果不采取这两种办法，武备的松弛，就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步了。
太史公司马迁所说的循吏（即良吏），只不过就是法立令行，能顾全大局而已。后世专门崇尚仁慈恩惠，或者把施舍小恩小惠的人当作良吏，这就失去良吏的本义。为将之道，也要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首要任务，而不看重小恩小惠的施予。
方法不难，难的是依法行事。只要订立一项法令，一定要实实在在执行，而且必须持之以恒。
九弟临别，强调驾驭部下应当严，理事应当快。我也深知驭军驭吏，最重要的莫过于严。我担心的只是自己的见识有限，以致严得不合情理，不合法度。
吕蒙杀了用斗笠遮盖铠甲的人，魏绛处死驾车乱于军的人。古人这样做难道是为了沽名钓誉吗？只是假如不这样处置，就无法警示部下。
近些年来，我管理部将太宽厚了，又与诸将相隔遥远，当面临危险时，弊端百出。现在我才明白古人所说的“办事威严才能成功，溺爱则会招致失败；如果威严，则人数虽少，也能取胜”的道理，反之，如果光讲慈爱，只会招致失败。
君主把生杀的大权，交给将帅，好比东家把自己的财产交给店中的伙计。如果保举将帅过滥，就会不爱惜君主给予的名号和权位。这就好比店中的伙计把财货贱卖浪费一样，也是不爱惜东家的财货。介之推说：“窃取别人的钱财，就称为盗贼，何况是贪天之功呢？”我则把这句话稍加改变：“窃取别人的财物，尚且被称为盗贼，何况是假借君主所给的权位、名号，来谋取一己的私恩呢？”我身居高位，却不能改善此种不良风气，实在是非常惭愧。
据我观察，自古以来大乱的时代，必定是先混淆是非，然后政治颠倒，灾害也就随之产生。屈原之所以激愤投江而不后悔，也是因为对当时的是非颠倒感到万分痛心。所以说：“兰芷已变得不芳香了。荃蕙竟变成茅草！”又说：“随时俗而从流，又怎么能没有变化呢？”屈原悲伤是非越来越混淆，几乎到了无法自立的地步。后世如汉、晋、唐、宋的末年，也是因为朝廷先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然后小人才能得志，使君子有惶惶不安、无所依托之感。由此推想到一省之中、一军之内，也必定因为是非不正，然后才使其政绩没有什么可值得赞赏的。
赏罚这种事，要看自己权力地位的大小高低，有的行得通，有的行不通。至于维护是非的公正，则是我们大家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是顾亭林先生所说的匹夫有责。
【心得】
刑罚与奖赏，对任何人都不该有偏私，对于任何人都应公平待之。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大智大慧的圣人先哲们，早已用他们的表达方式，阐述了类似的思想。虽然孔子“刑不上大夫”的观点在后代流传甚广，但许多军事家在战争中实践了“赏罚不明，军威不立”的道理。在现实中，往往是“刑要上大夫”的，就是孔子自己，做了鲁国的首席司法官，不也把少正卯处死了吗？连孔子的学生们也很疑惑，觉得这跟他一贯的主张不合，子贡请教说：“那个少正卯可是鲁国大大的名人啊，先生您竟把他给杀了！”可见少正卯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按当时人们的思维，“刑”是“上”不到他身上的。孔子指出少正卯有五种罪恶，而这“五恶”是连盗贼也不会犯的，犯了其中一恶，就该被“君子”杀，少正卯犯了五恶，不可不杀。
有人因此感叹说：“仁人佥士，凡明主能诛之；闻人高士，非大圣人不知其当诛也。”意思是：平常人犯了罪，一般的贤明君主就知道该不该杀；而名人犯了罪，只有大圣人才能判断是否该杀。
这种感叹，在今日提倡“法制”的社会似乎不会再发生。因为不管是“名人”、“贵人”、“高人”、“矮人”，在法律的准绳前，是否犯罪？该当何罪？一目了然，昭然若揭。
执行法律，首先要从立法者做起。三国时期诸葛亮错用马谡，失了街亭，折了兵马，诸葛丞相不但将当事人马谡按军法处死，还自动申请连降三级。以他开国元勋的老资格，刘阿斗敬之如父，本不愿批准降级，但诸葛亮硬是坚持降了自己三级。固然现在大多数的“官”是好的，但的确存在一部分拼命捞“实惠”的贪官污吏，他们当领导者，不要说没有直接责任，就是自己捅了漏子，也绝不承认；不要说像诸葛丞相一样自动请罪，就是像马谡一样甘心老老实实受罚，也难以做到。相比之下，马谡只不过“空谈误国”，是战斗经验不足的问题，但究竟是一名战士，误事之后又毫不推诿，引颈受刑，何等大气，何等磊落！而某些人虽不是犯错的战士，却是损公肥私的“蛀虫”，被揪出来后，又软又滑，企图“滑”将过去，其嘴脸不是令人觉得厌恶吗？
治军要赏罚分明，加强对军队的约束。在这方面，曾国藩可谓六亲不认，如湘军初建时，纪律涣散，尤其是靖港之败，湘勇大批溃敌，即使在湘潭之役中获得胜利的水陆勇也到处抢劫，携私潜逃。曾国藩对这点看得很清楚。因此，他自岳州、靖港、湘潭之役后，立即着手整顿湘军，凡溃散之勇不再收回，溃散营哨的营官哨长也一律裁去不用，连自己的弟弟也在被裁撤之列。经过整顿，水陆各勇仅留5000多人。
湘军经过这次的整顿之后，更加兵精械足，“规模重整，军容复壮”，水陆两师达二万之众。
当时湘军中，以治军严明著称的彭玉麟，可以说是得曾国藩峻法之真传，以致于民间有“彭打铁”之雅号。
他尤其不顾情面，辞退了名将黄翌升；他勇于负责，有功不贪。经常轻舟小艇，往来倏忽，不独将佐视之如神，即地方官也望风震慑，民间不轨之徒及作奸犯科者辄互相惊吓曰：“彭宫保来了！”立即奔逃不敢出，威声震动数千里。朝廷对他委任更重，凡有大事均交给他处置。如两江总督左宗棠、刘坤一，两广总督张树声，皆朝廷倚重大臣，经言官动奏，皆命彭玉麟察核。
彭玉麟刚介绝俗，颇有豪气，尤善饮，经常咯血而酒不废。中年黜妻屏子，没有姬妾，只有一、二个老兵供事其旁。对待部下旧将如同布衣子弟，纪律极严。他的弟弟久客州县，服食鸦片成瘾。正巧军中严禁食烟，旁人将此事禀报给他知道，彭玉麟大怒，立杖四十，并斥曰：“不断烟则死不相见。”他弟弟感愧自恨，卧床三日已濒死，竟绝不再服；这样，才复为兄弟如初，以旧习商业，令行盐，致资巨万，一无所取。其弟亦豪迈挥霍，恤贫笃义。家人流落江淮的，全部收养，岁散万金。
彭玉麟尤恶浮华，厌绝请送之类官场旧习。治军广东时，民众恐饷粮不继，共募银17万送至军中，彭拒而不受。辞官之日，众以金排万人姓名于二伞上，价值万金，彭谕令各归还其主，且戒其奢。断案严肃，恒得法外意，所杀必可以正民俗。安庆候补副将胡开泰，召妓女饮酒作乐，而使妻行酒，其妻不从，遂抽刀剌其腹。街巷洶洶，事情闹到院司，正聚议何以处置，彭赶至后，说：“此易耳。”遣人召来，但询名姓居址，即令牵出斩之，民众大欢。忠义营营官、总兵衔副将谭祖纶诱奸其友张清胜妾，张清胜知悉后，秘密留居密室，出伪券与偿债，谭逃走，升营将。州县官因为在谭祖纶管辖地方置之不问，因诉于彭玉麟。彭玉麟无离黄州汉阳道路籍，欲治之无端，得清胜词，为移总督，先奏效谭祖纶，且道清胜赴武昌对质。朝廷下诏，令彭玉麟与总督即讯，谭祖纶令人将张清胜从轮船上挤下溺死，又行贿张妻、父母及妾刘氏反其狱。忠义营统将方贵重用事，总督言诱奸无死罪，谋杀无据。彭玉麟知谭祖纶根基盘固，不可宪法。适总督监临乡闹，立即至武昌，檄府司捉祖纶至行辕，亲讯，忠义营军倾营往观。祖纶至，若无其事的样子。等到公开他的罪行，支离狡诈，及谋杀踪迹，祖纶伏罪，立即令就岸上正法，一军大惊。
江宁有个秀才，妻有美姿。当时李鸿章督两江，他的远亲弟弟人称“四大人”者喜爱她，假传太夫人命，诱入署中，逾月不令归。秀才侦知其情，请之不能得，上控到县也不理，控到府也不理。秀才知无诉，于是得痴病，终日人前不绝口，讲的就是妻子被霸占。彭玉麟一日停舟水西门，在茶馆里遇见秀才，问他原因，并说：“你没有听到老彭来了吗，何不告诉他？”秀才问老彭在哪里，彭玉麟指示停舟的地方，并代他写告状词。第二天，秀才果真的去呼冤，彭玉麟令侍从召秀才入见，秀才抬头仰视，见彭玉麟是昨日茶馆中的饮客，大喜过望。彭玉麟见状大笑，把他的诉状拿过来，并安慰他说：“明天在家等候你的妻子回来吧。”秀才言谢而出。
彭玉麟立即拿着呈状拜见李鸿章，纵论巡江人事，言谈之间，装做好像不懂法律的样子，故意问：“假使有人诱奸百姓的妻子，应当如何处置？”李鸿章说：“当杀！”彭玉麟又问：“假使有官吏诱占百姓的妻子，法律应当如何处置？”李鸿章也说：“当杀。”彭王麟又问：“今天假如有封彊大吏的子弟诱奸百姓的妻子，法律又该如何裁处？”李鸿章似有所悟，勉强答应“当斩”。这时彭从怀中拿出诉状，呈给李鸿章，并说：“公能执行法律，今天的事就算罢了，否则当上奏朝廷。”李鸿章看完诉词，脸色大变，走下案桌对彭王麟说：“这件事我确实不知，但劣弟为母亲宠爱，请用私人的礼节，稍微宽大处理可否？”彭玉麟说：“你刚刚说完当斩，如果不上奏朝廷，岂不是循私吗？”李鸿章又说：“缓其死可以吗？”彭玉麟答道：“其他都遵命，唯这件事不敢答应。”李鸿章不得已，招呼其弟出来，将呈状扔给他，他的弟弟读完呈状，异常害怕，叩头请求不要处死。李鸿章勃然大怒道：“已经为你求情了，不能活，立即自裁吧。”他的弟弟说：“请求拜别老母可以吗？”李鸿章转请彭玉麟，彭玉麟应允，但在庭中等待。过了许久，不见李鸿章的弟弟出来，彭玉麟逼迫李鸿章立即处死他的弟弟。李鸿章对身旁的人说：“去见四大人，把我的箱子揭开，摘取朝珠上的东西（即鹤顶红，沾舌即死，凡一、二品皆有之），舔之即可。”侍从进到内室，不久里面哭声大作，四大人已经死了。彭玉麟于是谢罪而去。第二天，秘密前往秀才的宅院，他的妻子已归来，秀才的痴病也痊愈了。
彭玉麟所到之处，访知文武贪官，非杀即参，人们称他为“彭打铁”。因此，凡听到他来的人，无不头痛。但彭玉麟来往无常，没有人能事先知道。自从接任巡江大臣后，不但水师赖以整顿，即使东南数省大小官吏，也不敢过于贪酷，真是国家不可多得的人才！
湘军诸将在曾国藩的严格教诲下，“虽离曾国藩远去，皆遵守约束不变”。曾国藩在湘军中把封建伦理观念同尊卑等级观念结合，将军法、军规同家法、家规结合，用父子、兄弟、师生、朋友等亲友关系调和上下尊卑关系，减少内部的摩擦及抵触，使下级与士兵乐于尊重官长、服从官长，为官长卖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