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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奏：为简练军实（2），以裕国用事，臣窃维天下之大患，盖有二端：一曰国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3）悍卒（4），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5），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6），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
奏章屡陈，谕旨屡饬（7），不能稍变锢习（8）。
【注释】
（1）议汰兵疏：议论关于裁减绿营兵的奏章。汰：淘汰、裁减。疏：古代臣子向皇帝陈述政见的文件。
（2）简练军实：精省军队，减少开支。
（3）漳泉：漳州、泉州，都在今福建省。
（4）悍卒：凶悍的士兵。
（5）冗兵：闲散混杂的队伍。
（6）恣睢：游手好闲，惹是生非。
（7）谕旨屡饬：圣旨多次下达进行告诫。饬：告诫。
（8）锢习：根深蒂固的恶习。
【译文】
臣下启奏：关于精减军队用度，用来充实国家开支的问题，臣私下认为国家最大的祸患，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库开支不足，二是军队不精干。现在各省的军队情形不一：漳州、泉州等地的士兵大多很凶悍，成百上千的人械斗是常有的事；贵州、四川等地的闲散混杂士兵则常常勾结土匪强盗。其他像吸食鸦片、聚众赌博等等情形，大致各省也都是如此。军队中的士兵大都无事时游手好闲，惹是生非；有事之时就雇用无赖之徒滥竿充数，见了敌人望风而逃，敌人走了就杀害百姓邀功请赏。各地的奏章屡屡陈述，皇上圣旨也屡次告诫，但上述根深蒂固的恶习仍然难以改变。
【心得】
曾国藩在这里揭露了一个旧时代的普遍现象：官军往往作威作福、外强中干，平时抢劫斗殴，无恶不作，打仗时看见敌军却望风而逃，甚至兵匪一家互相勾结。战事之后则残杀百姓，并以此谎报战绩，邀功请赏。因此自古以来老百姓惧怕官兵甚于土匪，尤其是豪雄争霸、军阀混战的年代，更是人人遭殃。南北朝时南朝宋将领刘牢之统率的“兵府兵”凶暴无比，他们抢劫财物远胜强盗；自称“汉皇帝”的侯景更是残忍得令人发指。他的军队攻破广陵时，士兵们将城内来不及逃走躲藏的男女老少抓起来，半个身子埋在地下，然后兵士跑马射箭，最后8000多人全部惨遭虐杀！鲁迅先生痛感于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悲剧不断重演，称历代中国老百姓，一直生活在暂时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得不到的时代”。每个王朝临近垮台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量兵匪凌虐百姓的事实，而这正是激起民众反抗，促使统治者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
同时，曾国藩在这则短文中还提出了一个治理国家的谋略，即应削减军费开支，裁减军队，以发展生产，休养生息。这就是所谓的“偃武修文”，也是战后创造太平盛世的一种策略。
商朝末期，周武王起兵讨纣，灭商朝，建立周朝，定部镐京。为恢复和平生活，周武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归马”、“放牛”是把战时征用的牛马放归于农牧业生产。同时，又进行了一系列政治革新，制定爵位、分封土地、选贤任能、依才置吏、注重教化、使民富足、崇尚美德。因而武王“垂拱而天下治”，王朝一度大为壮盛。周武王堪称为历史上文武兼备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孔子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主张文武不相离，反映了他对文治武功辩证关系的精深见解。公元前500年，孔子陪同鲁定公与齐景公会盟于齐鲁界上的夹谷山前。鲁定公头脑比较简单，没有考虑采取必要的武力保护措施。孔子向定公说明了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文武之事不可相离的道理，又讲了宋襄公不修武备而失霸权的例子，请定公命左右司马率兵随行。到了会盟之地，孔子探知齐国部队在周围驻扎甚多，亦命左、右司马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战斗，又命大夫兹无还率兵车300乘，离会盟10里下寨。
齐国大夫犁弥对齐景公说，孔子知礼而无勇，不懂战事。明日会盟，我们用300莱夷人假扮乐工，趁其不备，拿下鲁侯君臣，杀散他们随从，鲁国命运就攥在我们手里了。
第二天，齐鲁两国君相4人登坛会盟。齐景公使300莱夷人上前奏本土之乐。鲁定公吓得变了脸色，孔于却无惧色，先让齐王去夷狄之乐，齐王自知理亏，只好让莱夷人退下；又要齐王对侮辱鲁侯的乐队领队绳之以法，齐王不肯。孔丘怒不可遏，按剑张目说：两国通好即兄弟，鲁国的执法官也就等于齐国的执法官。举袖大呼左、右司马，二将飞驰上坛，于男女乐队中各揪出一领队当即斩首，余人惊走不迭。齐景公骇然。鲁定公起身下坛。
会盟不欢而散，齐景公谴责了无知的大夫犁弥。为挽回影响，缓和矛盾，齐王接受晏婴建议，退还了齐顷公时侵占的鲁国领土。
汉高祖刘邦夺取天下后，平定了韩信、彭越、英布等诸侯王的叛乱。由于汉高祖是靠武力发迹，因此便很自然地重视武力而不思文教，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儒生陆贾时常提起诗书文教的重要，汉高祖不悦道：“老子骑着马得了天下，讲究诗书有什么用？”陆贾说：“皇上骑着马得了天下，难道还能骑着马治理天下吗？打天下当然要用武力，治天下就不能不用文教。文武并重，才是长久之计。”于是汉高祖接纳陆贾的建议，开始重视文教和儒生。往后几年，陆贾写了12篇文章，说明从古至今为国君者成功及失败的道理。汉高祖看了深知文教的重要，并极力推行，汉朝的国力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后来，陆贾又向陈平提出了“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则士务附，士务附则天下虽有变而权不分”的战略方针。可见，“治天下”要“文武并举”，不可偏废。
元末明初叶子奇撰写《草木子》，其中一段指出元朝亡国的原因：“伤武备以修文德，两尽其道，古之教也。元朝自平南宋之后，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逸，自奉而已。略之不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兵政于是不修也久矣，及乎天下之变，孰能为国爪牙哉？此元之所以不振也。”由此说明武备的重要。
对“偃武修文”必须贯彻实施。在闭塞的封建社会里，历经了长期战乱之后，国家应当要积极地发展生产，重视文教，推举儒生，这个时期，习武和修文相较，修文无疑是重心。但在休养生息后，过分重视偃武，或习武与修文无法平衡，国家又将面临新的灾祸。因此，“文治武功”与“有备无患”等谋略，应要相辅互补，否则会有和平年代不习武的荒唐结论。在这份奏章中，曾国藩正是针对此点提出他的谋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