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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鄙意用兵之道，最重自立，不贵求人，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我湘淮各军，若果纪律严明，节概凛然，华尔（1）亦必阴相许可。凡附强不附弱，人与万物之情一也，中国与外夷之情一也。以自立为体，以推诚为用，当可渐为我用。纵不能倾情倾意，为我效死，亦必无先亲后疏之弊，若无自立推诚二者为本，而徒以智术笼络，即驾驭同里（2）将弁且不能久，况异国之人乎？
用兵久则骄惰自生，骄惰则未有不败者。勤字所以医惰，慎字所以医骄，二字之先，须有一诚字以立之本。立意要将此事知得透，辨得穿。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诚也。
人之性也直，与武员之交接，尤贵乎直。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此接物之诚也。以诚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3），免于大败。
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4）之人，则风气易于纯正。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醇（5），真意荡然，湘军之兴，尽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历岁稍久，亦未免沾染习气，应切戒之。
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机之际，其神情之飞越，足以摇撼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
今日所说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
军事是极质（6）之事，二十三史，除班马（7）而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仗为何物，战阵为何事，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
凡正话实话，多说几句，久之人自能共亮其心。即直话亦不妨多说，但不可以讦（8）为直，尤不可背后攻人之短。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
【注释】
（1）华尔：人名。清咸丰时太平军声势甚张，苏松太道吴煦募兵士练洋枪，用美国人华尔领之，号洋枪队。后华尔死，英人戈登继统，其众改称常胜军。
（2）同里：同乡。
（3）戾：罪过。
（4）心窍：心眼、心计。
（5）漓朴散醇：指心机太重缺少淳朴厚道。漓：薄、少。朴：朴实。散：少。醇：淳厚、淳朴。
（6）质：朴质。
（7）班马：汉代史学家班固、司马迁。
（8）讦：斥责别人的过失，揭发别人的阴私。
【译文】
我认为用兵之道，最重要的是自立，而不是依靠别人。驾驭将官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推诚，而不是耍权术。湘淮各军，如果真的纪律严明、气节凛然，美国人华尔的心中也必会赞许。依附强大而不依附弱小，这在人与万物都是一样的，中国与外国也是一样的。以自立为根本、以诚恳为待人之道，渐渐地就能使他人为我所用。即使不能让他们全心全意为我效死力，也必然不会有先亲近而后疏远的弊病。如果不以自立和推诚这两条为根本，而光用智谋和权术去笼络别人，即使是驾驭来自同乡的将官也无法长久，何况再去驾驭外国人呢？
用兵的时间久了自然会产生骄惰之心，产生骄惰之心，没有不失败的。“勤”字就是用来医治怠惰的，“慎”字就是用来医治骄傲自满的。不过，在这两个字的前面，还须有一个“诚”字作为根本。一定要下定决心，把这事了解透彻，看得彻底。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鬼神也会回避，其关键在于自己要立诚意。
人之情性本来就是直爽的，与武官交往，更要重视直爽。文官的心，曲折隐晦，大多不坦白，因此，往往与武官不能水乳交融。必须去除私心，与人坦然相对，事事推心置腹，使性格质朴粗犷的武官心中不生疑虑，这就是待人接物的诚意。以诚为根本，辅以勤、慎二字施行运用，大约就可以避免犯下大的过错和大的失败。
军营中应当多用朴实无华、没有心计的人，这样风气就容易纯正。如今，国家有了大难，却无一兵一卒可以供调遣使用，这实在是因为官气太重、心计太多，淳朴之心荡然无存，真心实意缺失不存。湘军组建起来之后，凡是官气重、心计多的人，一律不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难免沾染上不良习气，一定要严加防范。
将领若是轻浮圆滑，一遇到危险的时候，就会神情慌张、动摇军心；而他们狡猾的言辞又足以混淆是非，所以楚军历来不喜欢任用能言善辩的将领。
今天说的话，不可明天就为了小小的利害冲突而变卦。
军事是非常实在的事情，二十三史中，除了班固与司马迁所著者以外，其余的著作都是文人凭主观想像撰写的，他们不知道兵器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打仗是怎么一回事，只会以浮华的词藻、不实在的语言随意编造，根本不值得相信。
凡是正话和实话，多说几句，久而久之，人们自然都能理解你的心意，即便直话也不妨多说几句，但千万个可以将攻讦别人的语言当作直话，尤其不可以在背后攻击别人的短处。驾驭将领的办法，最重要的是展现诚心，而不是玩弄权术。
【心得】
对曾国藩的上述论述，蔡锷是这样评价的：“君子之道，最重要的是以忠、诚二字倡道天下。每当天下大乱时，人们都放纵物欲，彼此都行使奸诈的手段，相互吞并，以阴谋诡计来争夺胜负；自己想尽办法谋求安全，而把别人置于最危险的境地。怕难避害，不肯出一点点力来拯救天下的危难。忠诚的人奋起匡正时乱，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天下百姓谋福利。除去虚伪的恶习，崇尚朴实，自己历尽危难，而不要求别人也和自己一样去经受患难；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把赴死看成是远游他乡一样，无所顾忌。于是，大家都以他们为榜样，也都以苟且偷生为耻，以躲避国事为可羞。我们家乡的几个君子，之所以鼓舞了大家，经历九年的备战，平定了大乱，这岂不是朴实与推诚的效果吗？
“凡说话不切中要领，又不承担责任的人，他的部下就肯定不会服气。我国的人心，就断送在一个‘伪’字上。人心的虚伪，已足以断送我们国家、种族而绰绰有余。职位高的人以虚伪驱使部下，部下就以虚伪应付上司，同辈之间也是以虚伪相交往，没有真诚，以致使虚伪渐渐成了习惯。人们只知道虚伪的好处，不知道虚伪的危害。人性是善良的，怎么会喜欢虚伪呢？这是因为不虚伪，便不能够生存，因此，不得不走上虚伪的道路。虚伪的人，人们固然不会以其虚伪为耻，诚实的人，大家也不知道他是诚实的，而战战兢兢的彼此怀疑，于是，由伪生疑、由疑而生嫉妒。一旦产生了嫉妒心，那么无数的罪恶行为都会随之产生，所有的伦理道德都可以被弃之不顾。虚伪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
“军队要发挥作用，全仗万众一心，亲密无间，相互间不能有丝毫芥蒂，而且尤其需要有一个‘诚’字来团结和维系大家。不然，就像一盘散沙，不用作战自己就崩溃了。社会上崇尚虚伪，它的危害是隐伏的，作用性也较慢，军队若崇尚虚伪，它的危害就非常明显，招来的祸害也快，而且更严重。
“我们既然做了军人，就应当不遗余力地摒弃虚伪，将这种劣根性铲除干净，不让它留一点余孽，这样，才可以谈治军，才可以为将，才可以当兵。只有诚才可以破除天下的伪，只有实才可以破除天下的虚假。李广误把石头当作老虎而射之，结果箭羽都没入石头之中；荆轲赴秦刺秦王，长虹贯穿太阳，这些都是精诚所导致的。”
真诚不是智慧，但是它常常放射出比智慧更诱人的光泽。有许多凭智慧千方百计也得不到的东西，凭着真诚，却轻而易举就得到了。
以真诚待人，并不是为了要别人也以真诚回报。如果动机是以自己的真诚换回别人的真诚，这本身已不够真诚。真诚是晶莹透明的，它不应该含有任何杂质，真诚是一种高尚。
真诚的反面是虚伪。
真诚，有时会使你的利益受到损害，即便如此，你的心灵深处是宁静的；虚伪，有时会使你占到便宜，即便如此，你的心灵深处会是不安的。
真诚不与人言。
如果别人能够理解你那份真诚，你不说别人也知道；如果别人不能够理解你那份真诚，表白往往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有时，我们受到了别人的欺骗，这是生活在告诉我们：什么是不真诚；并不是在告诉我们：应该放弃真诚。
首先是不去骗人，其次是不受人骗，把握住这两点，我们大致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人了。
成为一个真诚的人，你会感到身心都很轻松；而一个虚伪者，他常常会感到精神的疲惫。
轻松下去，你会不断地为一种愉悦的氛围所包裹；疲惫下去，你将被不断袭来的沮丧情绪所笼罩。
真诚犹如一潭幽雅的湖水：宁静、淡泊、美丽。它有时也会遭到泥块和沙石的袭击，但是，它凭借着自身的净化作用，很快会使污秽沉淀，仍旧不改自己光彩的容颜。
的确，做将领的必须以诚待人，关心部属，从而才可能使士卒冲锋陷阵，在所不惜。诸葛亮曰：“古之善将者，养人如养己子，有难，则以身先之，有功，则以身后之，伤者，泣而抚之，死者，哀而葬之，饥者，舍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这句话就是要求为将者，要以赤诚的心去爱护士卒，多关心部下，与部卒同甘苦、共患难。
古今中外凡是英明的军事家无不与部属以诚相待。《百战奇略·难战》云：“凡为将之道，要在甘苦共为。如遇危险之地不可舍众而自全，不可临难而苟免。应护卫周旋，同其生死。”戚继光也说过：“主将常察士卒饥、饱、劳逸之情，使之依如父母，则和气生。气和则心齐，兵虽百万，指呼如一人。”明代张居正说得好：“古之论战者，亦不全恃甲兵精锐，尤贵将士辑和。和，则一可当百；不和，虽有为，弗能用也。”
据《史记·李将军列传》与《资治通鉴》载：李广为人清正，为官廉洁，仗义疏财，以诚待人，爱兵如子。他和士兵一起吃饭、喝水，粮食和饮水缺乏时，士兵喝不足，他远离水桶；士兵吃不到饭，他连尝也不尝一口。他对士兵不苛刻不严厉，宽宏大量，尽管他的军队编制不严、行列不整，选择水草丰足的地方屯驻，士兵居住比较随便，幕府比较简朴，文书也很简约，部队比较自由快乐，但打起仗来，官兵都乐意为他卖命。匈奴人最怕的就是李广的部队。打了胜仗，李广便把皇上赏赐的东西散发给部下。他从来不谈自己的家产。他戎马一生，有40年的年俸为2000石，但家中却没有多余的财产。李广口拙不善言辞，一有空就在地上画军阵对垒，或比试射箭，谁输了谁就饮酒作罚。一生中，他总以射箭为娱乐。
李广待人宽厚，要求自己苛刻。一次，匈奴左贤王4万人马包围李广的军队，部下恐慌不安，李广便指派他的儿子李敢带领骑兵冒死闯入敌阵，了解敌情，安定军心。在装备不足，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李广镇静自如，集中力量杀伤敌人，取得胜利。李广对犯过的错误，从不粉饰遮掩，总是扪心自问，悔恨自疚不已，并引以为戒。他在陇西做官时，羌人谋反，他诱使八百人投降后把他们杀掉，每当想起此事，他都惭愧地无地自容。每当谈到自己的官职一直得不到升迁时，他总是说：“我杀过人，这是苍天报应我。”
李广一生指挥大小战役60余起，可谓战功显赫。这与他始终保持以诚待人的态度息息相关。
作战或治军，为将的以诚待人、与众同心，便能够提高士气，使团队精神发扬，士兵拼死与敌搏斗；而在企业经营中，企业领导者能否具有这种精神，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三多利公司的乌井信治郎，在治理公司时，处处体现出怀柔政策，以温暖的人情味，使职员们拼命工作，团结一致，为公司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例如，在乌井商店开业不久，信治郎经常听到店员抱怨说：“房间内有臭虫，害得我们睡下好！”一天晚上，在店员都睡着后，信治郎悄悄地拿着蜡烛到房间柱子的裂缝里以及柜子间的缝隙抓臭虫。店员们听到声音，从睡梦中醒来，当他们看到正在认真抓臭虫的老板时，都感动得落泪了。
由于老板这样的体贴，店员都能耐得住严格紧张的工作要求，而成为好职员，这和信治郎以诚待人、“视卒如爱子”的态度有关。
【原文】
凡善将兵者，日日申诫（1）将领。训练士卒，遇有战阵小挫，则于其将领，责之戒之，甚者或杀之。或且边泣且教，终日絮聒不休。正所以爱其部曲，保其本营之门面声名也。不善将兵者，不责本营之将弁而妒他军之胜矣，不求部下之自强而但恭敬上司、应酬朋辈以要求名誉，则计更左（2）矣。
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
救浮笔者莫如质，积玩（3）之后，振之以猛。
医者之治瘠痈（4），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5），盖亦当为简汰（5），以剜其腐肉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弛，殆不知所底止。
太史公所谓循吏（7）者，法立令行，能识大体而已。后世专尚慈惠，或以煦煦（8）为仁者当之，失循吏之义矣。为将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妪也。
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
九弟（9）临别，深言御下宜严，治事宜速。余亦深知驭车驭吏，皆莫先于严。特恐明不傍烛（10），则严不中礼耳。
吕蒙诛取铠之人（11），魏绛戮乱行之仆（12）。古人处此，岂以为名，非是无以警众耳。
近年驭将，失之宽厚，又与诸将相距遥远，危险之际，弊端百出，然后知古人所云“作事威克厥爱，虽少必济（13）”，反是乃败道耳。
大君以生杀予夺之权，授之将帅，犹东家之钱银货物，授之店中众伙。若保举太滥，视大君之名器（14），不甚爱惜。犹之贱售浪费，视东家之货财，不甚爱惜也。介之推（15）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功乎？”余则略改之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假人君之名器，以市（16）一己之私恩乎？”余忝（17）居高位，惟此事不能力挽颓风，深为愧惭。
窃观自古人乱之世：必先变乱是非，而后政治颠倒，灾害从之。屈原之所以愤激沉世而不悔者，亦以当日是非淆乱为至痛。故曰：“兰芷（18）变而不芳，荃蕙（19）化而为茅（20）。”又曰：“固时俗之从流（21），又孰能无变化？”伤是非之日移日淆，而几不能自主也。后世如汉晋唐宋之末造（22），亦由朝廷之是非先紊（23），而后小人得志，君子有遑遑（24）无依之象。推而至于一省之中，一车之内，亦必其是非不揆（25）于正，而后其政绩少有可观。
当罚之任，视乎权位。有得行有不得行。至于维持是非之公，则吾辈皆有不可辞之责，顾亭林（26）先生所谓匹夫，与有责焉者也。
【注释】
（1）申诫：告诫。
（2）更左：更差。
（3）积玩：积累，久而久之。这里指积累成为恶习而不在意。
（4）瘠痈：已经腐烂化脓的毒疮。
（5）劣弁羸兵：军队中的老弱病残兵。
（6）简汰：简：选择。汰：淘汰。
（7）循吏：好的官吏。
（8）煦煦：恩惠的样子。
（9）九弟：指曾国荃。
（10）傍烛：看得非常清楚。
（11）吕蒙诛取铠之人：吕蒙，三国时期东吴大将。他占据荆州时，下令军中不准骚扰百姓。他的一个同乡却不顾命令，取了老百姓的一顶斗笠遮盖铠甲。为了严肃军纪，吕蒙不顾同乡之情，毅然挥泪斩之。
（12）魏绛戮乱行之仆：魏绛，春秋时晋大夫，任中军司马，行使军法。晋侯的弟弟杨千乘坐战车在军营中乱行，魏绛不畏权势，下令杀了驾车的人。仆：驾车之人。
（13）威克厥爱，虽少必济：意指树立的威信胜过纵容、溺爱士兵，人数虽少，也能战胜敌人。
（14）名器：本指钟鼎宝器，这里指权位、名号。
（15）介之推：春秋时人，随同晋文公重耳流亡十九年，晋文公饿了，无处找寻食物，介之推就将自己屁股上的肉割来煮汤奉上。后来晋文公归国，行赏时忘了介之推，介之推与其母亲隐居于山中。晋文公请他不出，遂放火烧山。他坚持不出，终被烧死。
（16）市：换取、谋取。
（17）忝：辱、有愧于；常用作谦词。
（18）兰芷：都是香草名。
（19）荃蕙：香草名。蕙：又名佩兰，奇香袭人。
（20）茅：恶草，喻指不肖、品德不好。
（21）从流：喻指趋炎附势；随从上面的变化，如流水一样。
（22）末造：指各朝代的末年、末代。
（23）紊：乱。
（24）遑遑：心神不定的样子。
（25）揆：准则。
（26）顾亭林：即顾炎武，亭林是其号。明末著名的思想家。
【译文】
凡是善于带兵打仗的人，会天天告诫将领。训练士兵，遇到战阵上有小的挫折，对领兵之将，要斥责并警告、训诫他，甚至杀掉他。或者边哭泣边教训，整天喋喋不休。这么做，正是为了爱惜部下，保护自己队伍的门面和名声。不善于带兵的人，不责备带队的将士，而去妒忌别的队伍超过自己，不要求部下自强，而只是一味地恭维上司，与朋友们过多应酬，以求得名誉，这样的想法、作为就差得更远了。
古人用兵，首先明白确定立功有赏、有罪受罚的原则。
挽救浮华之弊的最好措施，便是质朴，长期的恶习积存之后，必须采取刚猛、强硬的措施予以纠正。
医生在治疗毒疮时，遇到已经化脓溃烂的地方，必须把腐肉割去，以便能让新肉生长。今天的老弱残兵，也应当进行淘汰，好比割去腐肉一样；然后进行严格的训练，以促使新的力量产生。如果不采取这两种办法，武备的松弛，就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步了。
太史公司马迁所说的循吏（即良吏），只不过就是法立令行，能顾全大局而已。后世专门崇尚仁慈恩惠，或者把施舍小恩小惠的人当作良吏，这就失去良吏的本义。为将之道，也要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首要任务，而不看重小恩小惠的施予。
方法不难，难的是依法行事。只要订立一项法令，一定要实实在在执行，而且必须持之以恒。
九弟临别，强调驾驭部下应当严，理事应当快。我也深知驭军驭吏，最重要的莫过于严。我担心的只是自己的见识有限，以致严得不合情理，不合法度。
吕蒙杀了用斗笠遮盖铠甲的人，魏绛处死驾车乱于军的人。古人这样做难道是为了沽名钓誉吗？只是假如不这样处置，就无法警示部下。
近些年来，我管理部将太宽厚了，又与诸将相隔遥远，当面临危险时，弊端百出。现在我才明白古人所说的“办事威严才能成功，溺爱则会招致失败；如果威严，则人数虽少，也能取胜”的道理，反之，如果光讲慈爱，只会招致失败。
君主把生杀的大权，交给将帅，好比东家把自己的财产交给店中的伙计。如果保举将帅过滥，就会不爱惜君主给予的名号和权位。这就好比店中的伙计把财货贱卖浪费一样，也是不爱惜东家的财货。介之推说：“窃取别人的钱财，就称为盗贼，何况是贪天之功呢？”我则把这句话稍加改变：“窃取别人的财物，尚且被称为盗贼，何况是假借君主所给的权位、名号，来谋取一己的私恩呢？”我身居高位，却不能改善此种不良风气，实在是非常惭愧。
据我观察，自古以来大乱的时代，必定是先混淆是非，然后政治颠倒，灾害也就随之产生。屈原之所以激愤投江而不后悔，也是因为对当时的是非颠倒感到万分痛心。所以说：“兰芷已变得不芳香了。荃蕙竟变成茅草！”又说：“随时俗而从流，又怎么能没有变化呢？”屈原悲伤是非越来越混淆，几乎到了无法自立的地步。后世如汉、晋、唐、宋的末年，也是因为朝廷先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然后小人才能得志，使君子有惶惶不安、无所依托之感。由此推想到一省之中、一军之内，也必定因为是非不正，然后才使其政绩没有什么可值得赞赏的。
赏罚这种事，要看自己权力地位的大小高低，有的行得通，有的行不通。至于维护是非的公正，则是我们大家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是顾亭林先生所说的匹夫有责。
【心得】
刑罚与奖赏，对任何人都不该有偏私，对于任何人都应公平待之。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大智大慧的圣人先哲们，早已用他们的表达方式，阐述了类似的思想。虽然孔子“刑不上大夫”的观点在后代流传甚广，但许多军事家在战争中实践了“赏罚不明，军威不立”的道理。在现实中，往往是“刑要上大夫”的，就是孔子自己，做了鲁国的首席司法官，不也把少正卯处死了吗？连孔子的学生们也很疑惑，觉得这跟他一贯的主张不合，子贡请教说：“那个少正卯可是鲁国大大的名人啊，先生您竟把他给杀了！”可见少正卯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按当时人们的思维，“刑”是“上”不到他身上的。孔子指出少正卯有五种罪恶，而这“五恶”是连盗贼也不会犯的，犯了其中一恶，就该被“君子”杀，少正卯犯了五恶，不可不杀。
有人因此感叹说：“仁人佥士，凡明主能诛之；闻人高士，非大圣人不知其当诛也。”意思是：平常人犯了罪，一般的贤明君主就知道该不该杀；而名人犯了罪，只有大圣人才能判断是否该杀。
这种感叹，在今日提倡“法制”的社会似乎不会再发生。因为不管是“名人”、“贵人”、“高人”、“矮人”，在法律的准绳前，是否犯罪？该当何罪？一目了然，昭然若揭。
执行法律，首先要从立法者做起。三国时期诸葛亮错用马谡，失了街亭，折了兵马，诸葛丞相不但将当事人马谡按军法处死，还自动申请连降三级。以他开国元勋的老资格，刘阿斗敬之如父，本不愿批准降级，但诸葛亮硬是坚持降了自己三级。固然现在大多数的“官”是好的，但的确存在一部分拼命捞“实惠”的贪官污吏，他们当领导者，不要说没有直接责任，就是自己捅了漏子，也绝不承认；不要说像诸葛丞相一样自动请罪，就是像马谡一样甘心老老实实受罚，也难以做到。相比之下，马谡只不过“空谈误国”，是战斗经验不足的问题，但究竟是一名战士，误事之后又毫不推诿，引颈受刑，何等大气，何等磊落！而某些人虽不是犯错的战士，却是损公肥私的“蛀虫”，被揪出来后，又软又滑，企图“滑”将过去，其嘴脸不是令人觉得厌恶吗？
治军要赏罚分明，加强对军队的约束。在这方面，曾国藩可谓六亲不认，如湘军初建时，纪律涣散，尤其是靖港之败，湘勇大批溃敌，即使在湘潭之役中获得胜利的水陆勇也到处抢劫，携私潜逃。曾国藩对这点看得很清楚。因此，他自岳州、靖港、湘潭之役后，立即着手整顿湘军，凡溃散之勇不再收回，溃散营哨的营官哨长也一律裁去不用，连自己的弟弟也在被裁撤之列。经过整顿，水陆各勇仅留5000多人。
湘军经过这次的整顿之后，更加兵精械足，“规模重整，军容复壮”，水陆两师达二万之众。
当时湘军中，以治军严明著称的彭玉麟，可以说是得曾国藩峻法之真传，以致于民间有“彭打铁”之雅号。
他尤其不顾情面，辞退了名将黄翌升；他勇于负责，有功不贪。经常轻舟小艇，往来倏忽，不独将佐视之如神，即地方官也望风震慑，民间不轨之徒及作奸犯科者辄互相惊吓曰：“彭宫保来了！”立即奔逃不敢出，威声震动数千里。朝廷对他委任更重，凡有大事均交给他处置。如两江总督左宗棠、刘坤一，两广总督张树声，皆朝廷倚重大臣，经言官动奏，皆命彭玉麟察核。
彭玉麟刚介绝俗，颇有豪气，尤善饮，经常咯血而酒不废。中年黜妻屏子，没有姬妾，只有一、二个老兵供事其旁。对待部下旧将如同布衣子弟，纪律极严。他的弟弟久客州县，服食鸦片成瘾。正巧军中严禁食烟，旁人将此事禀报给他知道，彭玉麟大怒，立杖四十，并斥曰：“不断烟则死不相见。”他弟弟感愧自恨，卧床三日已濒死，竟绝不再服；这样，才复为兄弟如初，以旧习商业，令行盐，致资巨万，一无所取。其弟亦豪迈挥霍，恤贫笃义。家人流落江淮的，全部收养，岁散万金。
彭玉麟尤恶浮华，厌绝请送之类官场旧习。治军广东时，民众恐饷粮不继，共募银17万送至军中，彭拒而不受。辞官之日，众以金排万人姓名于二伞上，价值万金，彭谕令各归还其主，且戒其奢。断案严肃，恒得法外意，所杀必可以正民俗。安庆候补副将胡开泰，召妓女饮酒作乐，而使妻行酒，其妻不从，遂抽刀剌其腹。街巷洶洶，事情闹到院司，正聚议何以处置，彭赶至后，说：“此易耳。”遣人召来，但询名姓居址，即令牵出斩之，民众大欢。忠义营营官、总兵衔副将谭祖纶诱奸其友张清胜妾，张清胜知悉后，秘密留居密室，出伪券与偿债，谭逃走，升营将。州县官因为在谭祖纶管辖地方置之不问，因诉于彭玉麟。彭玉麟无离黄州汉阳道路籍，欲治之无端，得清胜词，为移总督，先奏效谭祖纶，且道清胜赴武昌对质。朝廷下诏，令彭玉麟与总督即讯，谭祖纶令人将张清胜从轮船上挤下溺死，又行贿张妻、父母及妾刘氏反其狱。忠义营统将方贵重用事，总督言诱奸无死罪，谋杀无据。彭玉麟知谭祖纶根基盘固，不可宪法。适总督监临乡闹，立即至武昌，檄府司捉祖纶至行辕，亲讯，忠义营军倾营往观。祖纶至，若无其事的样子。等到公开他的罪行，支离狡诈，及谋杀踪迹，祖纶伏罪，立即令就岸上正法，一军大惊。
江宁有个秀才，妻有美姿。当时李鸿章督两江，他的远亲弟弟人称“四大人”者喜爱她，假传太夫人命，诱入署中，逾月不令归。秀才侦知其情，请之不能得，上控到县也不理，控到府也不理。秀才知无诉，于是得痴病，终日人前不绝口，讲的就是妻子被霸占。彭玉麟一日停舟水西门，在茶馆里遇见秀才，问他原因，并说：“你没有听到老彭来了吗，何不告诉他？”秀才问老彭在哪里，彭玉麟指示停舟的地方，并代他写告状词。第二天，秀才果真的去呼冤，彭玉麟令侍从召秀才入见，秀才抬头仰视，见彭玉麟是昨日茶馆中的饮客，大喜过望。彭玉麟见状大笑，把他的诉状拿过来，并安慰他说：“明天在家等候你的妻子回来吧。”秀才言谢而出。
彭玉麟立即拿着呈状拜见李鸿章，纵论巡江人事，言谈之间，装做好像不懂法律的样子，故意问：“假使有人诱奸百姓的妻子，应当如何处置？”李鸿章说：“当杀！”彭玉麟又问：“假使有官吏诱占百姓的妻子，法律应当如何处置？”李鸿章也说：“当杀。”彭王麟又问：“今天假如有封彊大吏的子弟诱奸百姓的妻子，法律又该如何裁处？”李鸿章似有所悟，勉强答应“当斩”。这时彭从怀中拿出诉状，呈给李鸿章，并说：“公能执行法律，今天的事就算罢了，否则当上奏朝廷。”李鸿章看完诉词，脸色大变，走下案桌对彭王麟说：“这件事我确实不知，但劣弟为母亲宠爱，请用私人的礼节，稍微宽大处理可否？”彭玉麟说：“你刚刚说完当斩，如果不上奏朝廷，岂不是循私吗？”李鸿章又说：“缓其死可以吗？”彭玉麟答道：“其他都遵命，唯这件事不敢答应。”李鸿章不得已，招呼其弟出来，将呈状扔给他，他的弟弟读完呈状，异常害怕，叩头请求不要处死。李鸿章勃然大怒道：“已经为你求情了，不能活，立即自裁吧。”他的弟弟说：“请求拜别老母可以吗？”李鸿章转请彭玉麟，彭玉麟应允，但在庭中等待。过了许久，不见李鸿章的弟弟出来，彭玉麟逼迫李鸿章立即处死他的弟弟。李鸿章对身旁的人说：“去见四大人，把我的箱子揭开，摘取朝珠上的东西（即鹤顶红，沾舌即死，凡一、二品皆有之），舔之即可。”侍从进到内室，不久里面哭声大作，四大人已经死了。彭玉麟于是谢罪而去。第二天，秘密前往秀才的宅院，他的妻子已归来，秀才的痴病也痊愈了。
彭玉麟所到之处，访知文武贪官，非杀即参，人们称他为“彭打铁”。因此，凡听到他来的人，无不头痛。但彭玉麟来往无常，没有人能事先知道。自从接任巡江大臣后，不但水师赖以整顿，即使东南数省大小官吏，也不敢过于贪酷，真是国家不可多得的人才！
湘军诸将在曾国藩的严格教诲下，“虽离曾国藩远去，皆遵守约束不变”。曾国藩在湘军中把封建伦理观念同尊卑等级观念结合，将军法、军规同家法、家规结合，用父子、兄弟、师生、朋友等亲友关系调和上下尊卑关系，减少内部的摩擦及抵触，使下级与士兵乐于尊重官长、服从官长，为官长卖命。
【原文】
兵者阴事也。哀戚（1）之意，如临亲丧；肃敬之心，如承大祭；庶为近之。今以羊牛犬豕而就屠烹，见其悲啼于割剥之顷，宛转于刀俎之间，仁者将有所不忍，况以人命为浪博轻掷之物，无论其败丧也？即使幸胜，而死伤相望、断头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日陈吾前，衣矜之不遑，喜于何有？故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有欢欣之象者，无论或为和悦（2），或为骄盈，终归于败而已矣。田单（3）之在即墨，将军有必死之心，士卒无生还之气，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黄金横带而骋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鲁仲连（4）策其必不胜，兵事之宜惨戚，不宜欢欣，亦明矣。嘉庆季年，名将杨遇春屡立战功，他语人曰：“吾每临阵，行间觉有热风吹拂面上者，是日必败；行间若吹冷风，身体似不禁寒者，是日必胜。”斯亦肃杀之义也。
田单攻狄，鲁仲连策其不能下，已而果三月不下。田单问之仲连，曰：“将军之在即墨，坐则织黄，立则仗锸，为士卒倡（5）。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闻君言，莫不挥涕奋臂而欲战，此所以破燕也。当今，将军东有夜邑之举，西有淄上之娱，黄金横带而骋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所以不胜也。”
余尝深信仲连此语，以为不刊之论。同治三年，辽宁克复后，余见湘军将士骄盈娱乐，虑其不可复用，全行遣撤归农。到四年五月，余奉命至山东、河南剿捻，湘军从者极少，专用安徽之淮勇。余见淮军将士，虽有振奋之气，亦乏忧危之怀，窃用为虑，恐其不能平贼。《庄子》云：“两军相对哀者胜矣。”仲连所言以忧勤而胜，以娱乐而不胜，亦即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指也。其后，余因疾病疏（6）请退休，遂解兵柄（7），而合肥李相国，卒用淮军削平捻匪，盖淮军之气尚锐。忧危以感士卒之情，振奋以作三军之气，二者皆可以致胜，在主帅相对而善用之已矣。余专主忧勤之说，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聊志（8）于此，以识吾见理之偏，亦见古人格言至论不可举一概百，言各有所当也。
攻城攻垒，总以敌人出来接仗，击败之后，乃可乘势攻之。若敌人静守不出，无隙可乘，则攻坚徒（9）损精锐……用兵人人料必胜者，中即伏败机，人人料必挫者，中即伏生机。庄子云：“两车相对，哀者胜矣。”
【注释】
（1）哀戚：悲伤、肃杀。
（2）和悦：和蔼。
（3）田单：战国时期齐国的大将。燕攻齐，连下70余城，只有田单所守的即墨城没被攻破。后来田单用计大败燕军，并收复70余城。
（4）鲁仲连：战国时期齐国隐士，不愿为官，喜欢为人排解危难。
（5）倡：榜样。
（6）疏：上疏，即上呈皇帝的报告。
（7）兵柄：兵权。
（8）志：记。
（9）徒：白白地。
【译文】
用兵，是阴杀之事。悲伤哀痛，如同亲生父母去世；严肃恭敬，又如同面临大祭，这才符合用兵之道。现在如果把牛、羊、狗、猪赶到屠宰烹煮的地方，听到他们将被杀时的悲啼，看到他们在刀与案板之间的挣扎，有仁爱之心的人尚且于心不忍，何况是把人的生命当作可轻易拋弃的东西，不管他是因失败而丧身？即使侥幸获胜，但士卒死伤累累、断头洞胸、四肢不全、血肉模糊、狼藉一片的惨景每天横陈于我的眼前，悲哀同情还来不及，又有什么可高兴的呢？所以，军队中不应该有欢乐欣喜。有欢乐欣喜，则无论是因为和乐喜悦，或者是因为骄傲自满，最终都会导致失败。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时候，将士都有拼死一战的决心，所以能够攻破燕国。后来，攻打狄国时，田单身佩黄金横带而驰骋于淄渑之间，将士有求生的欲望，却没有死战的决心，所以，鲁仲连预测田单一定会失败。用兵应该有凄惨悲戚的心情，不应欢乐欣喜的道理是很明显的。嘉庆末年，名将杨遇春屡立战功。他曾对人说：“我每到作战时，行军中感到有热风拂面，这一天肯定打败仗；如果行军中感觉到有冷风，身体好像承受不了寒冷，这一天必定打胜仗。”这也是用兵主肃杀的意思。
田单攻打狄国时，鲁仲连预料他无法成功，后来果然3个月没能攻下城池。田单向鲁仲连询问原因，鲁仲连说：“将军在即墨的时候，坐下纺织草筐，站起来手拿铁锹，作为士卒的榜样。你有拼死的决心，士兵有视死如归的勇气，一听到你的号令，没有人不挥臂流泪准备作战的，这就是你能打败燕国的原因。现在，你东有夜邑的进奉，西有淄上的欢娱，佩黄金横带驰骋在淄渑之间，只感到有生的快乐，却没有拼死作战的决心，所以你无法取胜。”
我也曾经十分相信鲁仲连的这番话，认为是千真万确，不可更改的道理。同治三年，收复辽宁之后，我看到湘军将士骄傲自满，纵情逸乐，担心他们不能再用来打仗，就遣送他们全部回乡。到了同治四年五月，我奉命到山东、河南清剿捻军，跟随我的湘军极少，只好专用安徽的淮军。我见淮军虽然士气振奋，却缺乏忧患意识，暗暗担忧，恐怕淮军不能平定捻军。《庄子》说：“两军相对哀者胜。”鲁仲连所说的因为忧勤而取胜，因为娱乐而失败，也就是孟子所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意思。之后我因为身体有病，上疏请求退休，于是解除兵权。然而，合肥的李相国，最终指挥淮军平定了捻军，这是因为淮军士气还很旺盛。以忧患意识来激发士卒的士气，以昂扬的斗志振作三军士气，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取胜，只在于主帅审时度势，善加运用罢了。我只主张忧勤这一说法，大概是只知其一而下知其二。姑且记在这里，用来提醒我见解的偏颇，也可以反映古人的格言至论也不能举一概百，每一种说法都是针对具体情况而言的。
进攻敌人的城池和营垒，总要等敌人出来应战，把他们击败之后，才可以乘势进攻。如果敌人静守不出，无机可乘，那么，进行攻坚战就是白白地损耗我军精锐……。打仗时，人人都料定必胜，其中暗伏着失败的可能；人人都料定必受挫折，其中潜伏着胜利的机会。所以庄子说：“两军相对，哀者胜。”
【心得】
在此段文字中，曾国藩反复讲述哀兵必胜的道理，既然哀兵必胜，欢兵必败，因此，平时行军打仗，就不应该有欢乐的气氛。曾国藩的这个思想，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他在率兵打仗中常常运用的。历史上哀兵必胜的事例是相当多的。
公元前279年，齐国田单率军被燕围于即墨，他采取了一系列战胜燕军的策略。其中之一说是用“哀兵之计”。他宣传说：“我最怕燕军俘虏齐军士兵后，把他们的鼻子割掉，再把他们放到攻击部队的前头，那样即墨就要被击破了！”燕军听说了，果真这样做，令人将俘虏的鼻子全割掉，推到阵前恐吓齐军。城中军民看到被俘士兵割去鼻子，异常愤怒，死守不屈。田单又派出间谍说：“我最怕燕军挖即墨城外的坟墓，那会使城中军民人人寒心，失去斗志。”燕将骑劫不仅下令挖掉齐人的坟墓，还焚烧骸骨，威逼齐人投降。城中齐国军民见此情景，悲痛涕零，义愤填膺，决心同燕军决一死战。田单看到高昂的士气到了可以发挥作用的时候了，带领军民大举反攻，燕军溃败，齐军很快收复所有失地。
公元1115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攻占了黄龙府（今吉林省农安县），辽国皇帝耶律延禧暴跳如雷；亲率大军70万讨伐，并令驸马萧特末带领骑兵5万，进到斡邻泺会攻金兵，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感到压力很大。为了使将士同心协力，便运用“哀兵”之谋，激励士气。他从腰间拔出佩剑，在自己脸上乱画一通，仰望天空，痛哭流涕地说：“当初起兵是因为不堪忍受契丹族的压迫，希望自立一国，免受欺凌，没料想引起了辽国动用全国兵力来征讨。现在大祸临头，死在眼前。要想生存，只有两条路：一是动员全族人员一齐出动，齐心合力，决一死战，争取死里求生；另一条路就是杀了我全家老小，前去投降，或许可以得到辽国的宽恕，转祸为福。何去何从，请大家定夺。”各部首领见阿骨打血泪横流，悲愤交集，也都泪流满面，慷慨激昂地说：“大家都是为了女真族的独立，自愿参加起兵的。现在事已至此，只有决一死战。我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誓死听从您的将令。”靠着这种决心和勇气，阿骨打最终以寡击众，大胜辽军，这一胜利，改变了辽、金两国力量对比，为金灭辽奠定了基础。
吴王阖闾自从打败楚国之后，名震中原，傲视诸侯各国，以中原霸主自居。他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对邻国诉诸武力。公元前496年，他拒绝伍子胥等人的忠告，趁越国国王允常逝世，世子勾践新立之机，率精兵3万，兴兵伐越。越王勾践亲自率领哀兵抗击。吴、越两军相距千里下寨，几经交锋，不分胜负。阖闾大怒，遂督军列阵以待，准备等越军稍有懈怠，即进行猛烈攻击。勾践远远望见吴军队伍严整，戈甲闪闪，便对诸将说，吴军兵多势猛，不可轻敌，必须以计破之。他先组织一支500人的敢死队，敢死队持长枪大鼓，一声呐喊，杀向吴军阵地。可是，敢死队连续发起三次攻击均未损得吴军半根毫毛。
勾践此计不成，又生一计。次日，他密传军令，放军中所带的死囚300人于阵前列队。死囚们分作3队，每个人都袒露胸怀，把大刀架在脖子上，迈着不太整齐的步伐向吴军阵前走来。当距吴军阵脚只有尺码之地时，为首一名死囚上前说：“吾主越王，不自量力，得罪于上国，使上国出兵讨伐，我们愿以死代越王赎罪。”说完，便带头将刀一砍，300名囚犯一个接一个地割下自己的脑袋，场景肃杀悲哀。吴军眼睁睁地看着一颗颗落地有声的人头，彼此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全然忘记此乃两军交战的战场。勾践期望的正是这个效果。当下越军阵中鼓声大作，敢死队员像汹涌的潮水一般扑来，吴军还没清醒过来，队伍便被冲得乱作一团。勾践见先锋得手，遂率大军杀来。吴军见状，纷纷逃遁，3万军队伤亡过半，吴王阖闾连惊带吓，败退途中，刀伤发作，一命呜呼。吴军想借越国新丧国主，趁人之危，而越王则率哀兵迎战，最终取得胜利。这是哀兵必胜的一个战例。
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战争中为了以少胜多，故意将军队置于危亡之地，以断绝士兵侥幸偷生的念头，往往能增强悲壮肃杀的气氛，激发其斗志，更加奋勇杀敌，克敌制胜。
孙武说，死地，是“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孙武认为，为了战争的胜利，有时要把部队置于死亡绝地，反而能胜利而保存军队。处在无法避免的争战厮杀的情况之下，不战则必死，战则可能不必死的环境中，就会激发部队拼死奋斗的情绪，以必死的决心努力拼杀，以求我胜而敌败。
把部队“投之亡地”、“陷之死地”，是在战争中。军事指挥员有计划地采取的一种军事行动。在战争史上，以这种谋略取胜的战例如：公元前204年，韩信率部同赵国作战。赵军20万守井陉口，韩信处于劣势，且有许多新征士兵。韩信认为，要使他们奋战而不溃散，必须置于危险境地，迫其为求生而战。因而背水列阵，汉军死战。大败赵军。
据《史记》载：项羽在作战时为了以少胜多，故意把军队置于死地，以激发士兵惨烈悲壮、视死如归的气概，拼死杀敌，最终获得了战争的胜利。
秦朝末年，项梁和项羽叔侄二人在吴县（今江苏苏州）起兵，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反秦战争也越来越激烈。项梁和项羽尊奉陈胜为领袖，并且严格禁止所有企图分裂起义队伍的行为，表明他们是以陈胜为首的农民起义军的一部分。
陈胜遇害后，众人表面上是尊前楚怀王的孙子做盟主，仍旧称楚怀王，事实上楚军的指挥权早巳掌握在项梁手中。这一年，项梁因取得多次胜利而轻敌，滋长了骄慢之心，在山东定陶，被秦将章邯打得大败，项梁战死。楚怀王只得重新整编军队，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
章邯打败项梁的军队后，无视于楚军的存在，采取极端轻视的态度，将其主要目标转移至别处，率大军渡过黄河攻打赵国，结果赵国被打得大败。赵国所拥立的国君是贵族赵歇，他退守到巨鹿（今河北平乡）。章邯命令大军把巨鹿围得水泄不通。赵军情况十分危急，派使者向楚怀王求援。怀王在彭城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任命宋义为主帅，项羽为副帅，范增为军师，领兵救赵。另外，还编成一路特别军，由刘邦率领直驱咸阳。
宋义率领的主力军，行至安阳（今山东曹县东南），在黄河前布成军阵，就按兵不发，停留了46天仍不前进。
项羽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对宋义说：“我听说秦军把赵王围困在巨鹿，我们赶紧领兵渡河，我军在外边攻打，赵军在里面应合，一定能打败秦军。”宋义不采纳项羽的建议，说：“不能这样，牛虻虽然能咬牛，但不能伤害虱子。巨鹿城虽小，但很坚固，秦兵不能马上攻下。秦军攻赵，如果打胜了，军队会疲惫，我们可乘势进攻。如果他们不能取胜，我们可组织大军，结成堂堂阵容攻打秦兵。论冲锋陷阵，我不如你；要说运筹谋划，那就是你不如我了。”
宋义心怀“坐收渔翁之利”的如意算盘。
项羽见宋义置赵军安危于不顾，又不体恤士兵的疾苫，图谋个人私利。同时，所奉行的计谋只是消极应战，便打从心眼里瞧不起他，根本不能接受他的迂回计策，于是一怒之下砍下宋义的头，独掌兵权。
项羽杀宋义之举，威震楚军，名闻诸侯。接着，项羽采取行动，派两万人马救援巨鹿。援救赵国的其他诸侯军队，都害怕秦军，畏缩不前，虽然经过几天的战斗，并没有取得实际上的胜利，巨鹿再三告急。救援任务，唯项羽马首是瞻。项羽率全军渡河。渡河以后，把所有渡船凿沉、饭锅打破，只令全体将士携带2天的粮食，向士兵表示有去无回的决心。部队到达前线，与秦军接战，连续九战九捷，截断秦军输粮通道，秦将或被杀或投降。当时战况极其惨烈，其他诸侯军队，都不敢出战，只是屏息静观。
巨鹿之战，打垮了秦军，确立了项羽的威名。战后，项羽召见各诸侯将领。从此，项羽成为诸侯军的上将军，各路诸侯都隶属于他，他也成为反秦斗争中叱咤风云的英雄和领袖。
项羽采取的谋略，是在特殊情形下，置己方于死地，绝去生念，不虑生还，以建构出一种肃杀悲壮的气氛，振奋士气，这样才有可能充分发挥全部力量，以一当十、以十当百，达到绝处逢生的结果。所以当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究其实质，这也是哀兵必胜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