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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以和为贵

祸机之发,莫烈于猜忌,此古今之通病。败国亡家丧身,皆猜忌之所致。诗称:不忮不求(1),何用不藏?忮求二端,盖妄妇穿窬(2)兼而有之者也。

凡两军相处,统将有一分龃龉(3),则营哨必有三分,兵夫必有六七分。故欲求和衷共济,自统将先办一副平怒之心始。人之好名,谁不如我?同打仗不可讥人之退缩,同行路不可疑人之骚扰。处处严于治己,而薄于责人,则唇舌自省矣。

日中则昃(4),月盈则亏,故古诗花未全花月未圆之句,君子以为知道。故余治兵以来,每介疑胜疑败之际,战兢恐惧,上下悚惧者,其后常得大胜。当志得意满之候,各路云集,狃(5)于屡胜,将卒矜慢(6),其后常有意外之失。

【注释】

(1)不忮不求:忮:忌恨、陷害。求:贪。

(2)穿窬:指穿壁越墙进入别人家里窃取财物。穿:穿壁。窬:逾墙。

(3)龃龉:本义指牙齿参差不齐,比喻为意见不合。

(4)昃:太阳偏西。

(5)狃:因袭、拘泥,习以为常,习惯而不以为意。

(6)矜慢:骄傲、自满、怠慢。

【译文】

祸机的引发,没有比猜忌更严重的,这是从古到今的通病。败国亡家丧身,都是由猜忌所引起的。《诗经》中说:“不猜忌不贪婪,有什么事做不好呢?”猜忌和贪婪,同时具备了妾妇和盗贼都有的特点。

两军相处,若是统帅有一分不合,那么营官和哨官之间必定有三分不合,士兵与夫役之间则必定有六、七分不合。所以要和衷共济,统帅必须先有平和宽恕之心。人都喜欢好名声,世界上又有谁例外?所以一起打仗,不可讥笑别人退缩;一起走路,不时怀疑别人会骚扰自己。处处严于约束自己,宽以待人,就不会有口舌之争了。

太阳升至正中,就会向西偏,月亮圆满了,就会开始亏缺,因此君子认为古诗中花未全开月未圆”一句,包涵了丰富的哲理性。所以,自从我治军以来,每当对胜败狐疑不定、战战兢兢,全军上下不安的时候,后来常常获得大胜。而当我志得意满之时,各路大军云集,对打胜仗已习以为常,将士们都骄傲自满,结果往往遭到意外的失败。

【心得】

在这几段语录中,曾国藩指出,军队内部必须保持和谐、宽松的人际关系,上下级之间、将领之间、将帅与兵士之间都应和睦相处。

要和睦相处,首先做将帅的必须宽容,应以和为贵,以赢得下属的信任。

“贵和”、“重人”是古圣先贤所推崇的治国根本。“贵和”就是以和为贵,在和谐中求得和平,从而使天下太平。“重人”就是以人民为贵,尊重人民的意志,让人民过着安居乐业的日子。孟子曾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正是“重人”思想的直接体现。

所谓和,即同心同德。同心同德是成语,源于《尚书》。周武王伐纣时,曾在牧野召开誓师会,他在会上宣读誓辞中有这样几句话:“受(纣)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我)有乱臣(善于治乱的臣子)十人,同心同德。”正因为此,周灭了殷。

所谓和,现今理解为共识基础上的团结一致,这是事业成功的关键;面和心不和,心不往一处想,任何事情都难于办成。高明的统帅为战胜敌国,常用反间计等破坏敌国上下左右之间的团结,造成可乘之隙,《韩非子·十过》中说的秦穆公攻破戎王的故事就是如此。戎王派由余出使秦国,秦穆公发现由余是个能臣,认为敌国的能臣就是秦国的祸害,问内史廖如何办?廖说:“可以给他们送去一些歌女,必然造成他们不和。他们内部不和,就有办法了。”于是,穆公派廖给戎王送去了歌女,戎王很是喜欢,每天饮酒听歌。由余劝谏,戎王不听,结果矛盾加深,君臣不和,由余便离开戎王到秦国去了。穆公于是派兵攻打戎王,一战而胜。

心和为要,这是君主治国的关键,也是领导者搞好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工作的关键一环。领导者之间、上下级之间、群众之间,都要提倡心和,提倡团结合作,互谅共进,这样,再大的困难,再苦的环境都能战胜。

“贵和”是中国古代的哲学、美学思想,也是一种政治谋略思想。哲学意义上的“和”是讲求“和谐”,即在矛盾斗争中求得统一、一致。虽然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但矛盾中的统一,又是事物发展变化所必需的环境,离开统一的矛盾斗争,只会把事物推向极端,从而导致事物有机体的破坏,也自然会影响事物发展变化的进程。美学意义上的“和”是以协调为美,这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孔子提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美学命题,儒家把中和之美当作一种审美理想,认为要做到快乐而不放荡,忧愁而不悲伤。孔子还主张“美”与“善”的统一和谐、“尽美”与“尽善”的统一和谐,这“和谐”明显地表现在以和为美。而作为政治思想的“和”,即要求统治者把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作为治国的最高理想,尽可能以宽缓的政策来促成这个环境的形成;同时也要求被统治者以服从统治为本分,不要以反抗来打破“和平”的环境。不仅如此,“和”还是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军事思想的最高准则。文艺创作要做到内容与形式的和谐一致,并以此作为文艺创作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军事行为,也以此为准则而强调军事斗争、用兵作战只是手段,是促成和平局面形成的手段,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人总是将施行仁政与征讨相对立,把仁德凌驾于军事之上。

儒家思想中的“和”在本质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要求人民心甘情愿地服从统治,是一种不讲任何原则的“和”。这种不讲原则的“和”在当代就发展成为一种畸形的模式,那就是“和和气气”,政策不讲原则,工作不讲原则,从而导致营私舞弊,互相包庇,彼此袒护;在执法方面就表现出以个人意志为主,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在“贵和”基础上的“重人”,就是强调人为努力的效果,重视人民的力量。荀子从历史的观点提出“人定胜天”的主张,这无疑是对封建迷信思想的反叛,它强调人为努力的作用,这是历史上无数成功的事例所证实的。

中国历代统治者,凡英明君主都很重视人民的力量,唐太宗就曾以水与舟的关系来比喻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说:“贵和”与“重人”是统一的,贵和必然重人,只有重人才能真正达到“和”的目的。 aLs2mc+hxfRjOWBqZ7RK2fOgzJXD7y/CC58Io19MmzRnWpcnOffyW+2VlDMORS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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