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以和为贵

祸机之发，莫烈于猜忌，此古今之通病。败国亡家丧身，皆猜忌之所致。诗称：不忮不求（1），何用不藏？忮求二端，盖妄妇穿窬（2）兼而有之者也。

凡两军相处，统将有一分龃龉（3），则营哨必有三分，兵夫必有六七分。故欲求和衷共济，自统将先办一副平怒之心始。人之好名，谁不如我？同打仗不可讥人之退缩，同行路不可疑人之骚扰。处处严于治己，而薄于责人，则唇舌自省矣。

日中则昃（4），月盈则亏，故古诗花未全花月未圆之句，君子以为知道。故余治兵以来，每介疑胜疑败之际，战兢恐惧，上下悚惧者，其后常得大胜。当志得意满之候，各路云集，狃（5）于屡胜，将卒矜慢（6），其后常有意外之失。

【注释】

（1）不忮不求：忮：忌恨、陷害。求：贪。

（2）穿窬：指穿壁越墙进入别人家里窃取财物。穿：穿壁。窬：逾墙。

（3）龃龉：本义指牙齿参差不齐，比喻为意见不合。

（4）昃：太阳偏西。

（5）狃：因袭、拘泥，习以为常，习惯而不以为意。

（6）矜慢：骄傲、自满、怠慢。

【译文】

祸机的引发，没有比猜忌更严重的，这是从古到今的通病。败国亡家丧身，都是由猜忌所引起的。《诗经》中说：“不猜忌不贪婪，有什么事做不好呢？”猜忌和贪婪，同时具备了妾妇和盗贼都有的特点。

两军相处，若是统帅有一分不合，那么营官和哨官之间必定有三分不合，士兵与夫役之间则必定有六、七分不合。所以要和衷共济，统帅必须先有平和宽恕之心。人都喜欢好名声，世界上又有谁例外？所以一起打仗，不可讥笑别人退缩；一起走路，不时怀疑别人会骚扰自己。处处严于约束自己，宽以待人，就不会有口舌之争了。

太阳升至正中，就会向西偏，月亮圆满了，就会开始亏缺，因此君子认为古诗中花未全开月未圆”一句，包涵了丰富的哲理性。所以，自从我治军以来，每当对胜败狐疑不定、战战兢兢，全军上下不安的时候，后来常常获得大胜。而当我志得意满之时，各路大军云集，对打胜仗已习以为常，将士们都骄傲自满，结果往往遭到意外的失败。

【心得】

在这几段语录中，曾国藩指出，军队内部必须保持和谐、宽松的人际关系，上下级之间、将领之间、将帅与兵士之间都应和睦相处。

要和睦相处，首先做将帅的必须宽容，应以和为贵，以赢得下属的信任。

“贵和”、“重人”是古圣先贤所推崇的治国根本。“贵和”就是以和为贵，在和谐中求得和平，从而使天下太平。“重人”就是以人民为贵，尊重人民的意志，让人民过着安居乐业的日子。孟子曾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正是“重人”思想的直接体现。

所谓和，即同心同德。同心同德是成语，源于《尚书》。周武王伐纣时，曾在牧野召开誓师会，他在会上宣读誓辞中有这样几句话：“受（纣）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我）有乱臣（善于治乱的臣子）十人，同心同德。”正因为此，周灭了殷。

所谓和，现今理解为共识基础上的团结一致，这是事业成功的关键；面和心不和，心不往一处想，任何事情都难于办成。高明的统帅为战胜敌国，常用反间计等破坏敌国上下左右之间的团结，造成可乘之隙，《韩非子·十过》中说的秦穆公攻破戎王的故事就是如此。戎王派由余出使秦国，秦穆公发现由余是个能臣，认为敌国的能臣就是秦国的祸害，问内史廖如何办？廖说：“可以给他们送去一些歌女，必然造成他们不和。他们内部不和，就有办法了。”于是，穆公派廖给戎王送去了歌女，戎王很是喜欢，每天饮酒听歌。由余劝谏，戎王不听，结果矛盾加深，君臣不和，由余便离开戎王到秦国去了。穆公于是派兵攻打戎王，一战而胜。

心和为要，这是君主治国的关键，也是领导者搞好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工作的关键一环。领导者之间、上下级之间、群众之间，都要提倡心和，提倡团结合作，互谅共进，这样，再大的困难，再苦的环境都能战胜。

“贵和”是中国古代的哲学、美学思想，也是一种政治谋略思想。哲学意义上的“和”是讲求“和谐”，即在矛盾斗争中求得统一、一致。虽然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但矛盾中的统一，又是事物发展变化所必需的环境，离开统一的矛盾斗争，只会把事物推向极端，从而导致事物有机体的破坏，也自然会影响事物发展变化的进程。美学意义上的“和”是以协调为美，这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孔子提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美学命题，儒家把中和之美当作一种审美理想，认为要做到快乐而不放荡，忧愁而不悲伤。孔子还主张“美”与“善”的统一和谐、“尽美”与“尽善”的统一和谐，这“和谐”明显地表现在以和为美。而作为政治思想的“和”，即要求统治者把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作为治国的最高理想，尽可能以宽缓的政策来促成这个环境的形成；同时也要求被统治者以服从统治为本分，不要以反抗来打破“和平”的环境。不仅如此，“和”还是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军事思想的最高准则。文艺创作要做到内容与形式的和谐一致，并以此作为文艺创作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军事行为，也以此为准则而强调军事斗争、用兵作战只是手段，是促成和平局面形成的手段，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人总是将施行仁政与征讨相对立，把仁德凌驾于军事之上。

儒家思想中的“和”在本质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要求人民心甘情愿地服从统治，是一种不讲任何原则的“和”。这种不讲原则的“和”在当代就发展成为一种畸形的模式，那就是“和和气气”，政策不讲原则，工作不讲原则，从而导致营私舞弊，互相包庇，彼此袒护；在执法方面就表现出以个人意志为主，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在“贵和”基础上的“重人”，就是强调人为努力的效果，重视人民的力量。荀子从历史的观点提出“人定胜天”的主张，这无疑是对封建迷信思想的反叛，它强调人为努力的作用，这是历史上无数成功的事例所证实的。

中国历代统治者，凡英明君主都很重视人民的力量，唐太宗就曾以水与舟的关系来比喻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说：“贵和”与“重人”是统一的，贵和必然重人，只有重人才能真正达到“和”的目的。 vX89bwZZg+oKON95VSKM1FvnvJRDmHWF5ncN7FAcOY4HlOU4vmx9HqBXoPqbzR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