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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治军之道，总以能战为第一义，倘围攻半岁，一旦被贼冲突，不克抵御或致小挫，则令望堕于一朝。故探骊之法，以善战为得珠（1）。能爱民为第二义，能和协（2）上下官绅为第三义。愿吾弟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亦可为吾父增光于泉壤（3）矣。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因而愈明，不可困境遇偶指拂（4），遽尔（5）摧泪。
【注释】
（1）探骊之法，以善战为得珠：据《庄子·列御寇》载：骊龙之珠，价值千金，想要获得它，必须潜入九重深渊，值骊龙睡熟时于其颔下摘取。这里比喻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冒险犯难，以深入探求。
（2）和协：和谐、协调。
（3）泉壤：即九泉之下，指人死后埋葬的地方，古人挖墓坑汲水，故称之。
（4）拂：拂逆、违背。
（5）遽尔：立即、马上。
【译文】
治军以能战为最重要，倘若攻城攻了半年，不小心与敌人冲突，结果竟无法御敌或受了小小的挫折，自己的名望就会毁于一旦，所以善战就是要探源得珠，冒险深入敌境以求取胜利。第二重要是能爱民。第三重要是能让上下官绅和睦相处。希望你兢兢业业，一天比一天谨慎，始终不懈，这样，不但是为我补救以前的过失，也可以为先父在九泉之下争光。精神是越用越多的，不能因为向来身体瘦弱，就过分注重保养；智慧在越困苦的情况下就越明达，不能因为偶遭拂逆，就心情沮丧。
【心得】
从上文可见，曾国藩直截了当地将“能战”视为治军的关键。实践是体验真理的标准，作为将才来说，就是要能作战，能克敌制胜。
军队取胜的关键在于将帅得人，能激发士卒士气。在曾国藩看来，将帅能“爱民”、能“和谐上下”关系、能体恤士兵的疾苦并做到赏罚分明，就能激发士卒士气。这种观点正确无疑。“飞将军”李广得朝廷赏赐皆分与士兵，士兵中家有疾苦者李广都设法予以帮助，从而李广的部众皆愿意与之同生死。李广率军作战自然就能战无不胜。
古代能征善战的将领之所以能得士卒“乐效死力”，不仅在于将帅能体恤士卒，而且将帅能设法排除一切干扰，从而上下齐心协力。赵奢之所以百战百胜，一则是他得赏赐皆分与士卒，二则是他善于排除军队中妨碍团结的杂音。赵奢的儿子，虽然能从军事理论上使赵奢折服，但赵奢在作战中只取赵括之所长而已。能征善战的将帅所率领的军队之所以能百战百胜，关键就在于其善于吸取各家之所长。
唐太宗便是封建帝王中最善于用人的皇帝之一。他在位二十三年（公元627~649年），这一时期的封建政治较为清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较快，社会秩序也较安定，在历史上把这一时期叫做“贞观之治”。能出现如此的盛世，这与唐太宗能知人善任、用其所长是分不开的。魏征敢于犯颜直谏，常常谏议治国施政的得失，指责唐太宗的过错。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向唐太宗先后陈谏二百多事，唐太宗总是把他做为一面镜子，言听计从。让他做了多年的谏议大夫。房玄龄、杜如晦沉智善谋，审时度势，善于处理内政，唐太宗就用他们二人同为宰相。李靖熟读兵法，精通韬略，善于统兵征战，唐太宗就让其领兵征战，南平吴，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浑，为唐朝立下汗马功劳。
唐太宗不仅能用人所长，而且还注意引导臣下僚属们正确地评价人物，多看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的长处。有一天，他宴请房玄龄、魏征、李靖、温彦博、戴胄、王珪等六位大臣。当大家酒兴正浓的时候，太宗对王珪说：“你善于识别和评价人才，今天不妨对在座的房玄龄等人评论一番，说说你和他们相比，有什么突出的长处。”王珪评论说：“要论孜孜奉国，知无不为，我不如玄龄；要论犯颜切谏，生怕您赶不上尧、舜，我不如魏征；要论才兼文武，出将入相，我不如李靖；要论敷奏详明，办事公平，我不如温彦博；要论处繁理剧，长于决断，我不如戴胄。至于在激浊扬清，嫉恶如仇这方面，我和他们五位比起来，也有一日之长。”房玄龄等人都觉得王珪的评论恰如其分。太宗也完全赞同王珪的看法，勉励大家要虚心向别人的长处学习，互相取长补短。
博采众长，不仅能在战争中掌握胜败的关键，即使在现今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想使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也必须采各家之长，从而避免不必要的挫折。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将军事上的“任人”方式用之于管理企业上，无疑会使企业生产持续、稳定地向前发展。而企业领导者应以古人治军的方式为鉴，发展企业的生产。唯有知此，企业才能长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