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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今日所当讲求，尤在用人一端。人材有转移（1）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人材以陶冶（2）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3）谓无人可用。
求人之道，须如白圭（4）之治生，如鹰隼（5）之击物，不得不休（6）。又如蚨（7）之有母，雉之有煤，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
人非大贤，亦断难出此两失之外。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赵广汉（8）好用新进少年，刘晏（9）好用士人理财，窃愿师之。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10），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分论合（11）、详思约守（12）。
专从危难之际，默察朴拙（13）之人，则几矣。
人才非困厄（14）则不能激，非危心深虑则不能达。
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15）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强勉学问，则闻见博，强勉行道，则德日进。”《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强勉功夫也。今世人皆思见用于世，而乏才用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16），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成其通，躬行（17）以试其藏，勉之又勉，则识可渐通，才亦渐立；才识足以济世，何患世莫己知（18）哉？
【注释】
（1）转移：指潜移默化。转：转变。移：改变、变化、教化。
（2）陶冶：引申为培育造就人才的意思。陶：制作陶器。冶：铸冶、熔铸。
（3）动：动辄。
（4）白圭：周代人，善观时变，有治国之才。曾对人说，他治理生产、管理国家大事就像伊公、吕望，用兵则如孙子、吴子一般。
（5）隼：又叫鹘，飞得很快，善于袭击其他鸟类和小动物，属性凶猛。
（6）休：停止。
（7）蚨：一种昆虫，似蝉但略大，每产子必依单间。《搜神记》云：“南方有虫，名青蚨，大如蚕子。取其子，母即飞来。以母血涂钱八十一文，以子血涂钱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钱，或先用子钱，皆复飞归，轮转无已。”
（8）赵广汉：汉朝蠡吾人，字子都，汉宣帝时曾任颖川太守，不畏权贵，颇受世人称誉。
（9）刘晏：唐代治国理财的行家，官至宰相。
（10）绳：纠正、约束、制裁。
（11）经分论合：指办事要有条理，不要杂乱无章。
（12）详思约守：指临事要三思而行，要深思熟虑。
（13）朴拙：比喻一言行直率，毫不掩饰，不为世俗所欢迎的人。
（14）困厄：困：苦，窘迫。厄：阻塞、不通。
（15）勉强磨炼：勉：勉力。勉强：努力。磨炼：磨励，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锻炼自己。
（16）载籍：古代典籍。
（17）躬行：亲身实践。
（18）莫己知：即莫知己，没有人知道自己。
【译文】
今天应当讲究与追求的，尤其是在用人方面。人才有潜移默化的方法，有培养之途，也有考察之法。人才是锻炼出来的，眼光不要太高，动辄就说没有可用的人才。
求人才的方法，要像白圭治理生产和管理政务那样能善观时变，要像鹰隼袭击猎物那样，不得到绝不罢休。又要像青蚨之有母、野鸡之有媒，以类相求，同气相引，这样，就可以由得到一个人才而得到其他许多人才。
若不是非常贤能的人，是很难避免这两种缺点的，我打算用“劳苦忍辱”这四个字教人，所以尽可能不用具有官气之人而用较有乡土气的人。务必要找到那种遇事亲自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的人。赵广汉喜欢用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刘晏喜欢用读书人来理财，我愿意向他们学习。
为政之道，必须并重搜罗人才和治理好事务这两者。搜罗人才须注意四个方面：一是广泛搜罗；二是必须谨慎；三是要经常加以教育；四是对他们的过错要严加责罚。处理事务也要注意四个方面：一是经分；二是论合；三是详思；四是约守。
在特别危难时，暗中观察朴实无华、不善言辞的人，这种方法是最好的。
人才若不是处于艰苦的环境中，便不会奋发有为；没有经历必须危心深虑之事，就不能显达。
天下没有现成的人才，也没有生来就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人才大多是在艰难困苦中努力磨练出来的。《淮南子》说：“功劳可透过努力来建立，名声可透过努力来获取。”董仲舒说：“努力地做学问，知识就会广博；努力按理行事，道德修养便会天天进步。”《中庸》说：“别人花一分工夫，你要花上百分，别人花十分工夫，你要花上千分。”就是要人多多努力。现在的人都企盼为世所用，却缺乏拯救社会的才略。如果真正能从古代典籍中加以考证，再向那些过来人学习，苦苦思索以求融会贯通，并亲身去实践，以验证其效果，不断努力，那么就可以慢慢通达识变，才识就得以逐渐地培养起来。才识若足能有益于社会，又何必担心世上的人不知道你呢？
【心得】
对于曾国藩上述的论述，蔡锷是这样评价的：“曾国藩认为身居高位的人应该以知人晓事为职责，而且以他能否知人晓事来判断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虽然是有感而发，但所持的观点却非常公允，并不是一时的愤激之词。用人是否得当，取决于是否真正了解人；办事能力的优劣，取决于对事情的理解是否透彻。不了解人，便不能任用人；不明白事理，又怎么能办事呢？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以能否利人济物为判断的标准。如果委任的人不称职，所办的事措置失当，以致影响大局，即使当事人并无其他私心杂念，最终都难以得到宽恕。
“古代贤德之人在用人时，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其光明正大，足以成为百世的楷模。曾国藩推荐左宗棠，弹劾李次青，并不因为个人的恩怨而影响推荐和弹劾，一代名臣的宽广胸怀，千古不朽。”
无论从事任何事业，人才是第一重要因素。历来成就大事业的人，都是从人才入手。不知人不善任必然失败。东汉末，袁绍、曹操在官渡对峙时，袁绍的实力比曹操雄厚数倍。文有田丰、沮授等这样很有智谋的人，武有张郃、高览这样的虎将，袁绍都不能恰当使用。起兵时，田丰、沮授都认为不合时宜，袁绍不听，却信用审配、郭图等人的错误意见。交战中，曹操粮尽的情报被许攸获取，许攸向袁绍献计袭许昌，袁绍不听，反而疑他是曹操的奸细。许攸一气之下投向曹营，张郃、高览也被曹操招降。最后，袁绍兵败身死。
知人善任只是手段，如果倒行逆施，逆历史潮流而动，照样要失败。（此时所被用的能人必然不会太多）。东汉末，董卓进京，文有李儒，颇有头脑，武有吕布，英勇善战，又招览名士蔡邕为官，可以说是很重视人才的。但他倒行逆施，残害朝野百姓，天人共愤，这就给王允在他和吕布之间施行反间计提供了机会，最后终于被杀。
一次，汉武帝到郎署（汉朝官署名）巡视，遇见一个衣冠不整的白发老翁，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呢？何时在此为郎呢？”
老翁答道：“臣叫颜驷，文帝时就在此为郎了。”
武帝又问：“为何年事已高，仍旧在此当差呢？”
颜驷答道：“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喜欢年老而臣年少，陛下喜欢年少而臣已年老，因此历经三世都没有晋升的机会，只好一直在此当差了。”
假如文帝好武，景帝喜欢年少，武帝喜欢年老的话，颜驷一生的机遇必定大不相同，针对颜驷生不逢时的遭遇，我们一方面感叹造化弄人，一方面又深刻体会到个人的好恶影响识人之深。
从曾国藩关于人才的言论看，他对人才的把握还是比较准确的，他认为要真正做到随才器使，首先在于如何去认识人。
为了“慎用”，对于人才必须时时加以考察。曾国藩本人很重视考察人才，对僚属的贤能与否、事理的原委，无不博访周咨，默识于心。而且，他阅世愈深，观察愈微，从相貌、言谈、举止到处事、待人等等方面，都在他的观察范围之内。
而曾国藩一生能够左右逢源，或绝处逢生，与他知人识人，能在身边网罗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有很大的关系。
识才必须育才、爱才，曾国藩在这些方面也做得很好。他在平日里夸奖部属的才识言论之状况，可以说比比皆是。例如，对被他参劾两次的李元度，他私下给曾国荃写信说：“李次青之才实不可及，吾在外数年，独觉惭对此人，弟可与之常通书信，一则少表余之歉忧，一则凡事可以请益。”又如，对与自己经常闹别扭的左宗棠的才能，他非常折服，于咸丰十年四月上奏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请朝廷重用。清廷果于同年五月著左宗棠下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第二年四月，曾国藩又上奏左宗棠“以数千新集之为，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恳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清廷又果如所请。曾国藩选用人才上的大度，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曾国藩在一折奏稿中，疏议大清每年应选派十三、四岁至20岁的10名士子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留学，目的是让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技术，之后才可以宏图自强。15年后学成回国，规定留学生要考试，在读书期间不准加入外国籍、不准逗留国外，或者私自另谋职业，学成后要听候朝廷派用，委以重任。留学一事，虽是丁日昌动议，李鸿章也多次来信与曾国藩商议，但他们两人都不及曾国藩德高望重，所以真正促成留学一事的人应该是曾国藩。
就现今商业经济而言，曾国藩认为对人才要爱护与培育的思想仍有其价值。在市场竞争中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知人善任，要让部下参与决策。即企业领导人在进行决策时应尽可能多征求部下的意见。因为企业职工的参与对企业的成长发展至关重要。一是可使部下从中学习成长；二是一个新的计划，参与设计的人愈多，支持者也就愈多。反之，愈多的人被摒弃在外，就会有愈多的反对声浪。
有一次，美国玫琳·凯公司竞争对手公司的助理副总裁向玫琳·凯求职。他很伤心地对她说：“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我们公司已经无法再继续发展，再待下去实在没有前途可言。”
他们谈了一会儿之后，玫琳·凯发现了他抱怨该公司的真正理由。原来那家公司正在修订行销策略，而这位助理副总裁没有被列入策略修改委员会的一员，正如他所说，凡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都被视为高级干部，然而他被摒弃在外，可见他不被重视，因此，他对该委员会提出的任何改革方案都极力反对。他一项一项地举例向玫琳·凯说明反对的理由。但是在玫琳·凯看来，这些改革政策都是相当正确的。所以，玫琳·凯不得不下这个结论：假如他也成为委员会的一员，他就会采取支持的态度。他是一位聪明的年轻人，如果能参与这项工作，一定能对该公司有所贡献；相反地，正因为他无法参与，他才会持反对态度，甚至辞职求去。总结来说，就是他感到自己不被重视，这名优秀职工的上进心与自尊心都受到了伤害。
每个人都有自我意识，不论你认不认同这个事实，身为主管，当你在做有关属下人事决定和其他决策时，都必须慎重考虑。
同时，要充分爱护与信赖你的部属。事实证明，爱护与信赖是力量的泉源。企业家的信赖应施予值得信赖且有用的人才身上。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创始人丰田喜一郎对销售专家神谷正太郎的爱护与信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神谷正太郎原先在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任职，丰田喜一郎看中他在销售方面的长才，对他无比信赖，一再挖角。神谷正太郎深受感动，毅然放弃了在“通用”的优厚待遇，来到丰田汽车公司销售部，为其效力。神谷正太郎在通用学会了汽车公司销售管理的技术，到丰田公司后不久，他曾这样说：“当时认为通用汽车公司销售的策略和管理方式是很有道理的，我想好好地学习，然而，它也有不适于日本实际情况的一面。例如：对于业绩不好而陷于经营困难的经销店，它会冷酷无情地拋弃，这种情况很常见。学习通用汽车公司的经验，我深切地认为所谓制造商和经销店，在当前发展国产品的共同目标基础上，应该谋求‘共存共荣’。如果仅仅把经销店看作是为了销售而使用的一种工具，那就不是真心诚意的合作。我们不如把经销店视为命运共同体，借由工作，建立起血肉相连的关系。这是我关于推进汽车公司工业的根本认知。”
曾经是日产汽车公司总经理的浅原冯七评价神谷正太郎说：“他可真是个天才。”神谷正太郎总经理在销售业务和交易方面，严格要求做到彻底公正，处理问题的时候，他总是专注地倾听对方的意见，然后诚心诚意地实行。1955年，一名新闻记者问他：“神谷先生，您的目标总是能成功地实现，可否请您简单地说一下，如果我们要创立一种新事业，应该具备哪些能力？”神谷露出了自然的微笑，回答说：“首先要有想像力。其次就是调查。但仅仅这两点还不够，最后还要有胆量。”他接着说：“一旦决定之后，就要诚心诚意、努力去做。”
神谷事业的做法，走的是正攻法的道路，绝不抄近路走小巷。他认为顾客第一，经销第二，公司第三，需求是创造出来的，需求能够创新一整套销售经验，从而使丰田汽车的销售业务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丰田喜一郎去世后，神谷正太郎为了报答丰田家族，推举其长子丰田章一郎学习销售业务。他对待章一郎犹如对待自己的儿子，言传身教，身体力行，既关怀备至，又严格要求。此外，他还经常亲自带章一郎一道外出，帮助其熟悉推销业务和业界人士。在神谷的悉心培养下，章一郎成长得很快，1970年就担任丰田汽车公司的副社长，1982年晋升为社长。
台湾中部著名的“鞋业大王”、台湾环隆企业集团的创始人蔡长汀是一个十分精明、工于心计、稳妥求实，且目光敏锐、大胆开拓、扎扎实实、挥洒自如的企业家。他也十分善于识才、育才。
20世纪80年代，蔡长汀转战企业界，步步为营，指挥若定。此时，他的麾下已拥有一批年轻有为、骁勇善战的青年企业家。很多人羡慕他“无为而治”，管理大企业似乎很少过问成败兴衰，他可以在他心爱的兰圃里悠闲地耕耘，而企业却越来越兴旺发达。当有人问他秘诀时，蔡长汀毫不隐讳地一语道出：“我的秘诀乃四诀八字：一曰知人，二曰善用，二曰放权，四曰无私。”
蔡长汀曾经研究过一些失败企业的教训，发现他们除了市场、产品、技术、资讯等客观因素外，最重要的是忽略人的作用和人才的价值，而他自己在用人问题上则独树一帜。
蔡长汀的子女中，除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婿分别担任“环隆电气公司”、“美国国际开发公司”负责人外，其余的众多企业全都交由有能力的人掌管。他说：“我只担任董事长，带动最重要的推销工作，其他有关生产、人事、财务各方面的问题，就是各企业部门主管的责任了。”难怪有人说，蔡长汀有一股浓厚的书生气，过分追求理想化，他辛苦创下的事业，竟要拱手让人。
蔡长汀在企业最兴旺的时候，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奔波于国外，寻找资讯，开发市场。他之所以敢出远门，最重要的是因为他有那些被他言传身教的得意弟子。在此之前，他早已认真地考察、了解、掌握了这些弟子的人品、道德、企业管理知识及实际工作能力。对这些弟子他绝对信任。当有人问他怎么放得下心时，他总是轻松地说：“交给后生小子，我乐得当太上皇不管事。”
从丰田与蔡长汀的成功可以看出，人才是事业成功的保证。所以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善于识才、育才，不管亲疏远近，是人才就要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