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仆于十六日到家,身染小恙,比已全愈。每念天下大局,极可伤痛。桂东之役,三厅兵寻杀湘勇于市,足下所亲见也。江西之行,镇筸(1)兵杀湘勇于三江口,伤重者十余人。七月十三、八月初六,省城两次兵噪,执旗吹号,出队开仗,皆以兵勇不和之故。七月二十四,临庄诸君遇难,亦以镇筸云贵兵见贼逃溃,危败不救遂致,斯痛!盖近世之兵,孱怯极矣。而偏善妒功忌能,懦于御贼,而勇于扰民。仁心以媚,杀己之逆贼,而狠心以仇胜己之兵勇。其仇勇也,又更胜于仇兵。曩(2)者己酉新宁李沅发(3)之变,乡勇一跃登城,将攻破矣,诸兵以鸟枪击勇坠死,遂不能入。近者兵丁杀害壮勇之案,尤曾见叠出,且无论其公相仇杀,即各勇与贼事殷之际,而各兵一不相救,此区区之勇,欲求成功,其可得邪。不特勇也,即兵与兵相遇,岂闻有此营已败而彼营冒险往救者乎?岂闻有此军饿死而彼军肯分一粒往哺者乎?仆之愚见以为,今日将欲灭贼,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而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今日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气,自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断不能办此贼也。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4)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劘(5),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者,或可驰驱中原,渐望澄清。
【注释】
(1)镇筸:地名,在今湖南省凤凰县南。
(2)曩:以往,从前。
(3)李沅发:太平军毕再浩的旧部,后投降清罩,一八四九年在湖南新宁再次起义。
(4)质直:正直,质朴而率直。
(5)劘:磨。
【译文】
我于十六日到家,身体患了点小病,现今已经痊愈。每当想起天下大事,就十分痛心。在桂东打仗时,三厅兵在街上寻杀湘军的情形,您是亲眼看到的。在江西打仗时,镇筸兵在三江口杀伤湘军,重伤者就有10多人。7月13日、8月6日,省城发生两次士兵哗变,竟然执旗吹号,列队打仗,都是因为官兵和湘军不团结的缘故。7月24日临庄众人遇难,也是因为镇筸、云南、贵州等官兵,见了敌人就逃,看到我军危急而不救援所造成的惨痛结果!现在的官兵,懦弱胆小极了,但偏偏善于妒功嫉能,与敌人作战胆怯,骚扰百姓却那样勇敢。残杀异己比杀敌还狠,仁义之心早已泯灭。没有哪种仇恨胜过仇恨自己的官兵和乡勇,而且对乡勇的仇恨比对官兵更厉害。如过去的己酉年(即1849年),李沅发在斩宁县叛乱,乡勇们奋力登城攻战,城将要被攻破时,官兵反而用鸟枪向攻城的乡勇射击,不少乡勇坠城而死,无法接近城池。官兵残杀乡勇的事件,层出不穷。无论是各军共同对敌,或各种军队与太平军激烈战斗的时候,各路官军对乡勇从不救应。这样的军队,要想靠他们取得成功,怎么可能呢?不单单对乡勇的态度是这样,就是官兵与官兵之间也是如此。难道谁曾听说过这一营战败了而另外一个营冒险前往救援的?谁曾听说过这支军队快饿死了,而另一支军队肯从自己的粮食中分出一粒米给对方吃的?可以说,从来就没有。因此,以我之浅见,要消灭太平军,首先要各将领同心同德,士兵们万众一心,然后才能谈到打仗的问题。根据现在部队所存在的邪气恶习和部队调动的办法,即使是圣人也难以指挥。要让官兵上下一心,非要独树一帜,改变旧的制度和办法不可,如不这样,绝不能消灭叛贼。我的意思是需要训练乡勇万人,一概从我们的士绅、文生中选拔,让品德高尚又通晓军事的人去统率,灌输部众忠君报国的思想,同时辅以艰苦严格的军事训练,相互激励和磨练,即所谓诸将同力、万众一心。这样的军队才有希望驰骋中原,荡平敌寇。
【心得】
在这封书信中,曾国藩所论述的仍是军队的团结问题。他强调只有“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
曾国藩这个理论极为重要。《论语·学而》说:“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指出“以和为贵”的重要性。从军队建设来看,所谓“和为贵”就是指士卒上下之间,以大局为重,和睦相处,临敌作战才能团结一心,同舟共济,互相支援,以取得战争的胜利。《将苑》也指出:“用兵之道,要在人和。人和,则不劝而自战矣。若将吏相猜,士卒不服,忠谋不用,群下谤议,谗慝互生,虽有汤、武之智而不能取胜于匹夫,况为人乎。”“人和”的重要性,这里讲得很明白,但如何做到“人和”呢?这就必须先从将帅做起。
一是要推功于人,揽过于己。西汉名将卫青,在这方面堪称楷模。据《汉书》记载,卫青不仅英勇善战,而且有大将的品德和气度。他曾亲奉骑兵,七次出击匈奴,屡获大胜。然而,他从不居功邀封,总将功劳归于汉武帝与众将,因而深得部属的爱戴。
二是严于责己,知错即改。在这方面,战国时的廉颇最具代表。廉颇起初曾居功自傲,影响团结,但由于他后来能幡然省悟,向蔺相如“负荆请罪”,终于使得“将相和”,两人还因此成了“刎颈之交”。
三是折节容下,宽以待人。据《三国志·吴书》载:三国时的周瑜,不仅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军事统帅,而且是一位豁达大度的谋略家,并非《三国演义》中,那个心胸狭窄、不能容人的形象。而程普则是东吴一员战功卓著的老将,由于年高资深,被人尊称为“程公”。程普初时自恃不凡,不把年轻的周瑜放在眼里。当周瑜被任命为东吴全军的统帅,程普更是不服气,还多次寻衅侮辱周瑜。但周瑜从不计较,一直非常尊重程普,并主动前往程府探视相请教,终于使老程普感动得说:“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酒,不觉自醉。”
四是相互协作,荣辱与共。明代的戚继光非常重视官兵之间、士卒之问相互救助的行为与情谊,并将其明定为一条令予以推行。他在《纪效新书·阵令篇》中规定:“凡每甲一人当先,八人不救,致令阵亡者,八人俱斩。一甲被围,别甲不救:一队被图,本哨各队不救;一哨被图,别哨不救,致令失陷者,具法斩其哨、队、甲长。”相关这类近乎连坐性质的条文,还有许多,其目的就是让大家自觉地从整体利益出发,互相救援,团结一心,共同杀敌。
可见,部属间的和睦互助与协调一致,不是凭空得来的。“和”,乃是将领自身修养与统率艺术高度结合的产物。“和”,来之不易,影响巨大,以和为贵,获得团结与友谊,比什么都重要。
为了达到团结一致的教育与目的,还可以采取“和稀泥术”。“和稀泥术”是指为了平息争执双方的怒气,调解其纠纷,缓和其矛盾,而采取的一种不论双方是非曲直,不给双方惩罚的解决方法。
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任命元志做洛阳令。有一天,元志乘车上街,遇到御史中尉李彪的车迎面而来。按当时封建阶级礼节,职位低的官吏应向职位高的官吏让道。可元志是一个不避强权的人,坚持不让道,于是两个人争吵起来,一起到孝文帝那里去请求评理。李彪说:“御史中尉是皇帝的近臣,元志作为一个地方官,不让道就是和御史中尉对抗。”元志却说:“我是皇帝指派国郡都在的地方长官,凡住洛阳的人,不管是谁,都编在我主管的户籍里,我为什么要让路给御史中尉!”由于李彪和元志都是孝文帝的忠实臣僚,孝文帝不便说谁长谁短,也不好指责并惩罚谁,于是孝文帝便运用“和稀泥术”,说:“洛阳,是我的丰沛(指帝王的故乡),应自分道扬镳。自今之后,可分路而行。”
对于不涉及重大原则的一些矛盾、纠纷,采取“和稀泥术”,既可以避免双方积怨愈来愈深,伤害感情,且有助于缓和矛盾,又可以减轻领导者的工作负担,免得被繁杂琐事困扰。唐代宗对待驸马郭暖“打金枝”一事的处理,与其说他是开明大度,还不如说他采用了“和稀泥术”。据《资治通鉴·唐代宗大历二年》记载:唐代宗的女儿升平公主与郭子仪的儿子郭暖(即驸马)吵架,郭暖动手打了升平公主。升平公主将郭暖说的不敬之言告诉父皇,郭子仪亲自绑缚郭暖向代宗请罪。代宗笑着说:“俗话说‘不疾不聋,不作家翁’,儿女们吵架,何必当真呢!”于是一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所谓的“和稀泥术”,是指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解决矛盾、平息事态的一种策略,不是为保存“一团和气”做交易,以牺牲事业作为代价的妥协退让行为。
就今天的商业社会而言,也应讲求团结,所谓“和气致祥,乖气致戾”,意即和睦招致吉祥,不和睦则招致灾祸。这是旧时调解纠纷时常用作劝慰的话。《汉书·楚元王传》刘向云:“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在一个企业里也是如此。
“和气致祥”,即“和气生财”。在日本一家电池厂里,有一间“思想健康管理室”,它的用处据说是排难解纷,旨在促进厂里上下左右的和睦、友爱。它应用了教育学、心理学的某些原理,因而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所谓“思想健康管理室”,是由空荡荡的五厅一室所组成。
第一厅,迎面挂着一面大镜子,镜子下面画一双白粉脚印,闹别扭的双方进来之后,要面对镜子,站在脚印上,各自看清自己的表情。据说,当此之时,因为镜面上出现的形象,不是“怒发冲冠”,就是嘴歪眉竖,当事人左看右看的结果,难免自愧其丑,于是在不自觉之间会使“火气”下降,对立情绪减轻。
第二厅墙壁上挂着一排哈哈镜,闹别扭的双方进来之后一样要先照镜子。据说这样可以使大家露出笑颜,使紧张情绪一下子缓和下来。最后照的是一面正常的平面镜,据说目的是使人从畸形的幻境中,忽然恢复本来面目,这有助于情绪归于平和,此时如能回过头想想,就会知道应当正确、公平地对待别人,不可把别人看得一无是处,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完美无缺。
第三厅叫作弹力球厅。这里的天花板上吊着一个勾子,地板上也钉着一只勾子,两勾之间用松紧带系着一颗球,对立者分别用力去击球,由于弹力和惯性的缘故,击出去的球反而会弹回自己的脸。这意思是说朋友之间相处,争执虽然难免,但不可做得过分,你全力打击别人,那反作用力也将回应到你自己身上。
第四个厅叫“傲慢像厅”。厅内扎了一个大草人,外貌趾高气扬,瞪眼吹须,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样。草人旁边挂着一根棒子,每人进去打三下,意思是打掉傲慢态度,提醒自己今后不再盛气凌人。
第五个厅里面挂着许多相片,分两边装在镜框内,一边是和颜悦色、专心致志于学习和工作的英厚青年的照片;另一边则是在酒吧里鬼混、打架,外观不雅的小伙子的照片。两相对比,请君“自省”。
最后一间是谈话室。到这里双方水下来好好交谈,心平气和,前嫌尽释,和好如初。
【原文】
国藩以前月下旬,于寓中设审案局,十日内已戮五人。世风既薄,人人各挟(2)不靖(3)之志,平居造作谣言。幸四方有事而欲为乱,稍待之以宽仁,愈嚣然自肆,白昼劫掠都市,视官长蔑如也。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4)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壹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事所迫,非是则无以锄强暴,而安我孱弱之民。盖与阁下为政,夙心颇相契合也。前信已封未发,适接来书,盖多至论。就现在之额兵练之,而化为有用,诚为善策。然习气太盛,安能更铸其面目,而荡涤其肠胃?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故鄙见,窃谓现在之兵,不可练之而为劲卒。新募之勇,却可练之,便补额兵。救荒之说,自是敝邑与贵治急务,然公帑既难于四颁,而民间又无可多捐,虽有善者,亦不过补救十一。侦探本当今第一急务,张制军北去时,曾与弟约,每日一信,今去已久,仅接二书。下游消息,亦未细叙。初六得江西信,知粤匪于十一破九江,十七陷安徽,廿五又去安庆,而东下矣。湖南去贼日远,籍可少息。
【注释】
(1)魁荫亭:即咸丰时湖南宝庆知府魁联。
(2)挟:心里怀着怨恨。
(3)不靖:不安定。
(4)鼠子:鄙视他人的言词,犹如说“鼠辈”。
【译文】
我上个月下旬在寓所设立了审案局,10天内杀了5个人。由于社会风气的刻薄,世人又各自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对我凭空捏造了许多谣言。恰好此时各处闹事,贫农会党又欲叛乱,对他们稍加宽仁,他们的气焰则更加嚣张,竟蔑视长官,肆无忌惮于光天化日之下在城市里劫掠。对这些人不使用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则将会有更多和他们一样的人出现,将来就无从下手处置他们了。所以,我坚持对他们实行残酷镇压,以达到扭转一点社会颓风败俗的目的。并不是我这个书生爱开杀戒,完全是形势所迫,不这样做就不能够铲除强暴,安定懦弱的庶民百姓。我与您同时从政,夙愿是相同的。前一封信写好了,但尚未寄出,刚好又收到您的来信,就多谈一些。如果就以现在国家的军队,经过训练把他们变成素质良好而有用的兵勇,那是最好不过的办法。然而,他们的腐败习气已经过于严重,岂能重新改变他们的面貌,从本质上洗刷他们内在的污浊呢?岳飞若能复生,用半年的时间或许能把这支军队的武艺训练好;但若使孔子复生,花费3年的时间也改变不了他们的恶习。所以,以我之见,现有的士兵因陋习已根深蒂固,是无法训练成有战斗力的军队,而新招收的兵勇却可以练好以代替现有的武备。关于救荒的问题,是我这里和你那里的当务之急,但公款既难于四处颁用,而民间又无法征收捐税,虽有善良的人给予捐款,也只能补救极小部分。搜集军情本来应是当前的第一要紧大事,张制军在北去时曾和我约定,每天通一封信,现在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仅接到他的两封来信。关于长江下游的情况也写得不详细。本月初六我收到从江西来的一封信,获悉太平军于11日攻破九江,17日安徽失陷,25日占领安庆后东下。太平军离湘南越来越远,借此机会正可以稍作休息。
【心得】
曾国藩在这封书信中主张以重刑治理乱世,坚持严刑峻法。
的确,所谓治乱世用重典,矫枉必须过正。“矫枉过正”较早见于《越绝书》,作“矫枉过直”。《盐铁论》也有此语,作“挠枉者过直”。《汉书》始作“矫枉过正”,该书在《诸侯王表》前面的序言中说:“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而藩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可谓播枉过其正矣。”唐朝的学者颜师古注道:“桥,与矫同。枉,曲也;正曲曰矫。言矫秦孤立之败,而大封子弟,过于强盛,有失中也。”
据《后汉书·仲长统传》载:仲长统的论著《昌言·理乱篇》中,也出现过此语。仲长统,字公理,汉献帝时曾任“尚书郎”等官职,为人倜傥,直言无忌;他对当时衰乱的局势颇有不满,常常说古论今,表示愤慨。他的《昌言》,就是在这样的情绪下写成的,共34篇、10余万言。《理乱篇》中有这样几句:“夫乱世长而化世短,乱世则小人贵宠,君子困贱。……逮王清世,则复入于矫枉过正之险。……上《后汉书》作者范晔,在《仲长统传》中评论说:‘……若乃偏情矫用,则枉直必过。’”在这一句下面,有注说:“孟子曰:‘矫枉过直。’矫,正也;枉,曲也;言‘正曲者过于直’,以喻为政者惩奢则太俭,患宽则伤猛,不能折衷也。”可见,早在战国时期的孟轲,就已经说过“矫枉过直”这样的话了。
《后汉书》在评论马武等所谓“中兴二十八将”的功绩和汉光武帝纠正前汉封赏功臣过重的缺点时也说:“故光武鉴前事之违,存矫枉之志。”这一句下面,又有注道:“矫,正也;违,失也;枉,曲也。”孟子曰:“矫枉者过其正。”
但是,《后汉书》武英殿本(清朝乾隆年间的校印本),却在这个原注之下,加注道:“今本《孟子》无此语。”大概,早先的《孟子》中是有“矫枉过直”和“矫枉者过正”等语的,而后来以至现存的《孟子》,则已失传了有关的章句。因此,孟子最初说这句话的含义是不可考了,而后来的人则都把它用作“过火”、“过分”,比喻纠正某种缺点或偏差而做得过了头的意思。
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团体、部门,当某一不良风气或不良习惯出现时,作为领导者,要纠正这一个偏差,采用不偏不倚的中庸办法,常常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急切解决问题的领导者,常采用矫枉过正的方法。采用这个方法,如同要弄直一根弯了的竹竿或扁担,如果只是把弯了的竹竿或扁担压到正直或水平位置,是难以达到目的的。只有把弯了的竹竿或扁担压到与弯度相反的水平或垂直线之外,待弯了的竹竿或扁担慢慢弹回,才有可能使其达到“正”、“直”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