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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国藩回籍，侍养数日，已于廿七日驰抵衡城。窃念今日大局，若非练兵万人，合成一心，断（1）无以制此贼之死命。近时所调之兵，天涯一百，海角五十，卒与卒不习，将与将不和，此营既败，彼营掉臂（2）而不顾，哆口（3）而微笑。各营习见夫（4）危急之际，无人救应，谁肯向前独履（5）危地，出万死之域，以博他人之一微笑。以是相率为巧，近营则避匿不出，临阵则狂奔不止，以期于终身不见贼面而后快。言念及此，可为浩叹（6），此贼有平时哉。
鄙意欲练勇万人，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贼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兵亦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庶（7）可血战一、二次，渐新吾民之耳目，而夺逆贼之魂魄。自出省以来，日夜思维，目今之急，无逾于此，惟饷需不赀（8），省中库存无几，不得不籍吾乡殷实之家，捐赀（9）佐饷，助我一臂之力，而壮众士之行。务折阁下转告寿珊、仙舸诸君，不惜齿牙余芬，道达区区（10）之意。于贵邑义士君子之前，求将夏间允捐之数，即日催齐于九月间解到衡州，至幸至祷。吾乡夙称仁里，有屈原贾生之遗风，岂乏高义薄云天、忠肝贯金石之人。傥（11）不以国藩为浮伪，而慨然佽助（12），则国藩所祷祀求之，而不可得焉者也。所有捐输（13），议敘开一简明章程，以期人人一见然，务恳广为传播，如收有数千或一万之数，望阁下约诸友亲解来衡，以敘私恫（14），日内仍当遣一委员到贵邑，以便帮催此事。原以义声动人，如或吝于似助，即亦不敢相强，惟阁下善为裁酌。
【注释】
（1）断：副词，绝对，一定。
（2）掉臂：甩着臂膊走，形容不顾而去。
（3）哆口：纷纷指责。
（4）夫：语气词。
（5）履：踩踏。
（6）浩叹：大声叹息。
（7）庶：幸，希冀之词。
（8）不赀：不可计量。
（9）赀：“资”的异体字。
（10）区区：自称的谦词。
（11）傥：同“倘”，倘若。
（12）佽助：帮助。
（13）捐输：捐献财物。
（14）恫：欢乐。
【译文】
我回家乡，休养了几日，已于27日赶到衡州。我私下考虑当前的局势，若不训练上万人的军队，上下同心，绝不能将此叛贼置于死地。近期调来的部队，天涯100，海角50，士兵与士兵之间彼此不熟悉，军官与军官之间亦不和谐。这支营队打了败仗，其他营队则旁观不予支援，甚至在一旁张口嘲笑。各个营队已形成恶习，在危急关头互不救应。这样，谁肯奋勇向前，单独深入危险之地出生入死，最终却取得他人的嘲笑呢？所以军队争相投机取巧，当敌人进攻到营地时则躲藏起来不出战，临阵打仗时逃脱唯恐不速，都期望一辈子见不到贼影才痛快。说到这里，实在令人叹息。正因为这样，叛贼才有平时这样的猖狂。
我的意见是招募万名士兵加以训练，使他们同生死、共患难、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打了胜仗大家都能举杯庆贺互让功劳，打了败仗大家都能拼死挽回劣势。叛贼有誓不相弃的死党，我们官军也应有誓不相弃的死党。到那时，就可以与叛军血战一、二次，逐渐使人民的耳目为之一新，而使叛贼胆颤心惊、丧魂失魄。自从离开省城以来，我日夜都在思考，当前最急迫的事便是军饷的缺乏。省城库存不多，不得不向家乡的富裕人家多方筹集，以助我一臂之力，并支援出征的将士南下。请您一定转告寿珊、仙舸诸君，不惜多费口舌，转达我的微薄谢意。在贵处义士君子面前，请求将他们在夏季答应的那一部分捐款，尽快如数催齐，于9月份押送到衡州，真诚地感谢和为您祈祷。咱家乡历来是礼义之邦，有屈原和贾生的遗风，哪能缺少义气高于云天，忠肝能穿金石之人。但假如他们不认为我是虚伪之人而愿意给予慷慨帮助，那则是我祈祷恳求而不容易得到的结果。有关捐赠，准备拟定一份简明章程，以便人们看后一目了然。诚恳地请求人们广为传之。如能收到数千或一万之资，希望阁下约好诸位朋友亲自押解到衡州来，并敘我们的欢乐。日内我仍将派一委员到您那里，帮您催办这件事。但要以仁义打动人心，如果他们吝啬资财不愿对我资助，切下可强迫。请阁下酌情裁处。
【心得】
在这封书信中，曾国藩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军事谋略，一是团结一致，群策群力；一是军饷问题。
要做到“合成一心”，官兵之间必须同甘共苦。《淮南子·兵略训》说：“将必与卒同甘苦，俟饥寒，故其死可得而尽也。”《医时方言·卷一·将篇》也说：“势在危急，上下同命。主将必与士卒同甘苦、均劳逸，问病抚伤，如家人父子，民始归心。”“凡为将之道，要在同甘共苦。如遇危险之地，不可舍众而自全，不可临难而苟免，护卫周旋，同其生死。如此，则三军之士岂忘己哉！”《黄石公三略·上略》曰：“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与之安、与之危，故其为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谋素合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万。”《经武要略》曰：“与士卒同甘苦，得群心谓之众，失群心谓之寡。”《纪效新书·卷首·纪效或问》云：“所谓同滋味者，非独患难时同滋味，平时亦要同滋味。”《尉缭子·战威第四》云：“勤劳之师，将必先己。暑不张盖，寒不重衣，险必下步，军并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劳逸必以身同之。如此，师虽久而不老不弊。”《国语·齐语》曰：“居同乐，行同和，死同衰，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另外，《练兵实纪》、《兵经百字》等书，都对“同甘共苦”有许多论述。可见，作为一种治军率众的谋略，此一问题为历代兵家所重视。《黄石公三略·上略》把这称为“将礼”，并举例说：从前，越王勾践统兵打仗，有人送给他一箪酒，他叫人把酒倒进河里，与士兵同流而饮。一箪酒虽然不能使一河的水都沾染酒味，但是全军将士却因将帅能与自己同甘共苦而感激奋发，愿意拼死作战。又引《军谶》语说：“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是谓将礼。”
《孙子兵书》首篇就提出了“令民与上同意”的问题，战争实践证明，大凡上下一心，同仇敌忾的部队，都可以在实战中取得胜利。张预曾对此注曰：“百将一心，三军同力，人人欲战，则所向无前矣。”《六韬·文韬·文师》云：“同天下之利者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也是强调上下一致。两军相敌，争战厮杀，虽然决策定计权在将帅，但战争最后胜利，仍然靠全体官兵奋战。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全体士兵的奋战，再高明的决策也难以实现，任何战争也无法取胜。
这个谋略的要义在于：加强军队间的团结，军士之间、将帅与士卒之间同甘苦、共安危，并以此情份感化士卒，以达到促使士卒自觉地投入战斗，愿与之生、与之死，拼命与敌人作战的目的。
公元前279年，齐国大将田单曾凭借即墨一座小城，靠老弱残兵，打垮兵车万乘的强大燕国，但他用了整整3个月却没能攻下小小的狄邑。为此他特意前去请教鲁仲连，想问清楚其中的原因。鲁仲连说：“你在即墨作战时，坐下来就编车袋，站起来就拿铁锹挖战壕，给士卒们做榜样。将军有牺牲的决心，士卒也没有偷生的念头，上下一心，呼吸相顾，痛痒相关”，他们跟你一样与敌人拼死战斗，这就是当年你能打败燕军的原因。而现任呢，你是相国，有租赋供奉，有享乐欢娱的地方，金带围腰、驱车跃马，一味贪图享乐，全无牺牲的决心，士卒怎么能和你一起效命呢？”田单听了此话，立刻醒悟。第二天，亲自出马，身无士卒，以鼓舞士气，身临战场，不顾个人安危，站在矢石如雨之处，擂鼓指挥，齐军将士个个奋勇，很快便攻下了狄邑。
公元75年，汉将耿恭驻守柳中城（今新疆鄯善以西）。当时正值汉明帝驾崩，章帝新立，国有大丧，救兵不至。匈奴兵至与车师叛乱军合攻耿恭，形势极端险恶。耿恭镇定自若，率众御敌。他与士卒推诚相见，誓同生死，食尽穷困，就煮钟弩，吃上面的皮革。虽然如此艰苦，士卒也无二心，毫不动摇。仅剩几十个人还顽强抵抗，一直坚持到公元76年，救兵来援，胜利而还，幸存者仅13人。
与士卒同甘共苦，上下一心，可以取信于士卒，以一人之心，争取万人之心，精诚团结，英勇作战，历史上这一类的战例很多，因而历代将帅都把它当作治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之一。
同时，除了团结一致、上下一心之外，士兵与士兵之间，部队与部队之间也应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才能同舟共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孙子兵书·九地篇》云：“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共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马埋轮，未足恃也；齐勇若一，政之道也；刚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同舟共济”本来的意思，只是大家同乘一条船过河，而这里则是指在遭到敌人攻击或遇到困难时，兵士之间，部队之间应当彼此互相救助，同心协力，团结一致，以克敌制胜。孙武用它来说明军队在作战时，犹如同乘一条船而遇到大风，必须互相救助。“率然”是传说中的一种蛇。《神异经·西荒传》载：“西方山中有蛇，头尾差大，有色五彩。人物触之者，中头则尾至，中尾则头至，中腰则头尾并至，名曰率然。”《晋书·孙绰传》载：“若身手之救痛痒，‘率然’之应首尾。”传说这种蛇多聚于常山。常山，即恒山，主峰在今河北曲阳西北，为我国五岳中的北岳。西汉时，为避讳汉文帝刘恒的“恒”字，改为“常山”。到了北周武帝时，又改为恒山。《神异经·西荒经》注：“会稽常山最多此蛇。”孙武设问，军队打仗可不可以使之像“率然”这种蛇一样，攻其前而后至，攻其后则前至，攻其中则首尾至。回答是肯定的。现称为“同舟共济”，即在共同面临危难时，共同对敌以求必胜，提挈三军若使一人。
《黄石公三略·上略》云：“良将之养士，不易于身，故能使三军如一心，则其胜可全。”《孟子·公孙丑章句下》云：“地利不如人和。”明朝张居正说：“和，则一可当百；不和，虽有众，弗能用也。”古之用兵，强调将与兵团结一致，强调使三军如使一人。在强调部队团结一心与“同舟共济”的要求是一致的。
同舟共济，从孙武的原意讲，并非是说使将帅和士兵自觉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而是把军队置于不得已而互相救援、奋力拼杀的境地。相互仇恨的人同乘一条船遭遇风险时，尚能相救如左右手，在面对共同敌人的战场上，有组织、有约束力的军队就更当如此了。这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携手若使一人”的状况，确实反映了那个时代将帅用兵的方法。在当时的战争中，把战士赶到战场，“如登高而去其梯”，上得去，下得来，能进而不能退，像赶羊群一样，趋来赶去。而且，孙武、孙膑、吴起，以及曾国藩这些军事家，都强调不惜杀戮大量士卒来驱使部队作战。士卒惧怕严刑，惧怕涉及家庭利害，因而不得不奋勇作战。另一方面，古代作战，常会大量杀害俘虏，败也不免一死，不战则必死，后退则必死，战则有求生之可能。在这种情势下，只有“同舟共济”，共同对敌，才有生之契机。因而，孙武所强调的“同舟共济”，完全是一种被动的性质。
公元450年，沈璞守盱眙（今江苏盱眙），南朝宋将臧质兵败，要求入城。幕僚认为，城里地狭人多，若再接纳败军，恐造成负担，故主张闭门不受。沈璞却说：“舟楫之计，固已久息，敌人的残害，古今未有，屠剥之苦，众所共见，就是那些幸存者，也要被驱赶到北国去做奴婢，臧质的士卒当然害怕啊！”因此，沈璞认为应该同舟共济，共同退敌。于是开门接纳败退的部队，合兵一处，共守盱眙。魏军进攻，三旬不下，只好烧掉攻具而退。
显然，这和当今社会在治军问题上所强调的“同舟共济”有很大不同。我们强调的是将帅士卒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人与人之间，情同手足。要求每个人树立全局观念、整体观念，严格执行命令，树立密切协同的思想，形成完整的战斗力，以克敌制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