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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接到惠函并地图，练勇说籍悉一切（1）。地图莫精于康熙内府图（2），其准望勾弦（3），皆命星官（4）亲至各处，按诸天度测量里差（5）。乾隆内府图，又拓而大之，亦甚精当。盖出齐次风宗伯（6）之手。近时阳湖董孝廉方正（7），依此二图定为一本。李申耆先生付诸剞劂（8），外间传本万善于此。洪稚存太史图，纸幅太隘（9），考安亦粗，即东西易位，在所不免，未可以据以为行军指南也。
【注释】
（1）练勇说籍悉一切：关于你训练士兵的意见我都了解。勇：指士兵。悉：了解。
（2）内府图：内府刻印的地图。内府为皇帝仓库，后通称皇宫的物品为内府之物。
（3）准望勾弦：指地图座标。
（4）星官：掌管天文地理的官员。
（5）按诸天度测量里差：按地球经纬度测量土地距离。
（6）齐次风宗伯：即礼部尚书齐次风。宗伯本为古代六卿之一，所掌典礼同于后代礼部所掌之职，故后世称礼部尚书为宗伯或大宗伯。
（7）董孝廉方正：即孝廉董方正。孝廉本为汉代选举官吏的两种科目名称，后来俗称举人为孝廉。
（8）付诸剞劂：用雕版印刷书借。剞劂：刻刀。剞为曲刀，劂为曲凿。因版刻要先用刀刻字，故泛称书籍雕版为剞劂。
（9）隘：指纸张太小。
【译文】
收到你寄来的信件和地图，获悉关于你训练部队的所有意见。目前的地图没有比康熙内府刻印的地图更精确的。那份地图的地理座标，都是皇帝命令专管天文地理的官员，亲自到各地按照经纬度测量之后，再修正误差才绘制出来的。乾隆时内务府又将地图按比例进行了放大，也很精确。这些地图都是礼部尚书齐次风亲手绘制的。近代阳湖举人董方正，以此二图为版本绘为一本，由李申耆先生雕版印刷。社会上流传的地图都没有这个完善。洪稚存的翰林院太史图，因为纸幅太小，而且没有认真考核，甚至连东西移位的地方也无法避免，不能作为行军指南。
【心得】
曾国藩的时代比康熙年间晚了100多年，但是绘制地图的技术却赶不上百年前，真是发人深省。
中国历代皇帝中，康熙是唯一对西方科学投入热情、花费精力的帝王。他学习数学和使用科学仪器，还经常反复学习欧几里得几何中的重要命题，以便掌握更好的求证法。他曾亲口告诉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他曾将欧几里得的书从头到尾读了12遍以上。在一段时间之内，他每天利用2~3个小时的时间与耶稣会教士们讨论阿基米德与欧几里得。如果有一道难题他无法理解，他会三番五次地向教士们请教。这种对西方科学的罕见热情、专心致志与持之以恒的努力，使他的眼界比此前的任何一位帝王更宽阔。所以在他那个时代能绘制出中国历史上最精确的地图也就不足为奇了。
遗憾的是，康熙并没有成为彼得大帝，甚至他准备任命教士为朝内大臣的主张也因保守派的极力反对而停罢。自康熙以后，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倾向益强。乾嘉学派大师俞樾的观点反映出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对西方科学的看法。他说：“洋人巧器，亦呼为鬼工，而罗为安之，其自信知识在脑不在心。盖为人穷工极巧，可见心窍不开，在彼国为常，在中国则为怪也。”
早在孔孟时代，中原士大夫即持华夏中心论，认为中原华夏文明是最优秀的文化，其他边远少数民族地区都是低下的蛮夷文化。孟子明确地说，只有听说用华夏文明改变蛮夷地区文化，没有听说用蛮夷来改变华夏。清代康熙中叶以后的大多数士大大正是继承这种思想，顽固地反对西方文化。同治年间，大学士倭人在反对京师创建学习外国文化科学技术的同文馆时，曾经说：“读书人讲礼义，学圣人是为了报效国家，如果不读圣贤书，反而跟着洋人跑，会使歪风邪气猖狂。”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不仅中国士大夫产生盲目的排外心理，甚至连民众也普遍存有偏执狭隘的心理。曾国藩之子曾纪泽某一年乘小火轮返回家乡湖南，竟引起湖南官绅群起攻击，风波延续了几年。洋务派人士郭嵩焘乘火轮回家乡，家乡人竟然将那个他们视为怪物的洋机器烧毁！
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盲目排外心理使中华民族吃尽了苦头。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清朝政府鉴于国内人民与外国人交往日益频繁，担心交往的扩大会给自己的统治带来威胁，开始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政府一方面限制中国人出洋贸易和居住，严格控制出洋船只的大小与装载货物的品种和数量，以及水手和客商的人数，一方面还规定了严格的往返期限。中外贸易活动只限于广州一个口岸通商，外商的贸易及其他事务的交涉，都必须和清政府特许的行商进行，不得和官府与民众直接交往；外商在华必须住在城外指定的商馆，不得擅自出入城市；对外贸易的品种和数量也有相应的严格限制。清政府的闭关锁国的政策，窒息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航海事业，妨碍了中国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对国家发展的负面影响不可估量。自此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越拉越大。鸦片战争以后，列国打破了中国的国门，闭关锁国政策被迫取消。
同样面对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中国近邻日本却采取与中国大不相同的态度：首先他们摆脱自我中心的文化意识，承认西方文明更为先进，然后“赶上或超过西洋文明的水准，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19世纪中期，日本封建统治危机日益加深，欧美列强的入侵又使日本面临沦为半殖民地的危险，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其尖锐。60年代，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风起云涌，资产阶级和新兴地主的政治代表，即下层武士领导的推翻德川幕府封建统治和反抗外国侵略，要求实行改革的“尊王攘夷”运动迅速展开。在农民和城市贫民武装起义的支持下，1868年1月，倒幕派发动政变，宣布“王政复古”，迫使将军德川庆喜把政权交给天皇睦仁，成立了以天皇为首的中央政府。接着，天皇明治政府宣布了《五条誓文》和《维新政体书》。这两个文件是明治政府初期的改革纲领。根据这个表达地主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要求的纲领，从1888~1873年间，明治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采取措施进行改革，确立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振兴工业、发展农业，扶植资本主义，取消封建等级制，改革教育制度，注意培养人才，加强与外国往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等，为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开拓了道路。因此，“明治维新”成了日本从封建主义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折点，标志着日本近代史的开端。
日本史学家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中概括：“在领导者决定开放门户，汲取西方文明之后，一般国民不仅没有抵抗，反而采取欣然引进西方文明的态度。”正是这样普遍的社会思潮，促使当时的日本与中国完全朝向不同的道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