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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该员既奉委带新仁营，仰既悉心训练（2），杀贼立功，以副委任（3）。为将之道，谋勇不可强几（4），廉明二字，则可学而几也。弁勇之于本管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5）之当否，则众目眈眈（6），以此相伺；众口啧啧（7），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8）共见共闻，清洁之行（9），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而于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在下者恒得沾润膏泽，则惠足使人（10）矣。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势，某弁迴合力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得以识其大略，则渐几于明矣。得廉明二字为之基，则智、信、仁、勇诸美德，可以积累而渐臻。若不从此二字下手，则诸德亦茫无把握。
【注释】
（1）吴廷华禀奉委管带新立之湖北抚标新仁营勇由：其意是关于吴廷华奉命新组建的湖北抚标新仁营管带一事的批复。抚标：清代称巡抚直接管辖的绿营兵为抚标。
（2）仰既悉心训练：希望尽心尽力地训练军队。仰：希望。悉：尽。
（3）以副委任：所尽的责任符合担当的职务。副：符合。
（4）强几：勉强求得。
（5）保举：推荐用人。
（6）眈眈：瞪大眼睛监视。
（7）啧啧：咂嘴的声音，这里表示交头接耳的议论。
（8）阖营：全营。阖：本义为门扇，引申义为总共、全部。
（9）清洁之行：清明廉洁的行为。
（10）惠足使人：恩惠足以驱使别人。
【译文】
该员既然奉命管理新仁营，希望能全心全意、尽心尽力地训练军队，杀敌立功，才能不负所托。做将领的原则，谋略武勇虽不可强求，但“廉明”二字则是可以透过学习能办到的。士兵对于自己的将领其他方面没有过多的要求，但对他在金钱方面是不是清白、推荐用人方面是否公正，则是众目睽睽地加以关注，交头接耳地不断私下议论。所以为官的清明廉洁、个人的公私款项让全营士兵都看得清清楚楚、行事光明磊落，才能让士兵心服口服。而对于小的款项和奖赏要常常从宽处理，使下属都能得到一些好处，那么这些士兵就会知恩图报，任随驱使。而“明”字的体现就是，在临阵的时候要看清楚：哪个士兵能冲锋陷阵，哪个是随后助阵；哪个士兵勇于围追堵截，哪个又会临阵逃脱。把这些情况都看清楚，又用平时的表现情形加以印证，这样逐人逐事细致考察，时间长了，对每个人的优缺点有大致的了解，这样就接近“明”了。有了“廉明”两个字作基础，智、信、仁、勇这些美好的品德可以透过锻炼积累而获得。如果不从这两个字着手，那么其他品德根本就不必谈了。
【心得】
在这则短文中，曾国藩提出恩威并施的治军谋略。恩威并施可以提高统御能力。所谓统御能力是军事统帅对其部属的统辖，不是凭借个人的特权和组织赋予的权力，而是靠说服、指导和影响，统一他人的意愿，为实现集体目标共同努力。
《汉晋春秋·后主》载，蜀后主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声讨南中（云南曲靖一带），遣马忠伐牂牁（今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北部），李恢向益州（今贵州仁怀县南），亮自率诸军自水道入越巂（今四川西昌东南），破斩高定，进兵水昌，越巂太守马谡对诸葛亮说，“南中叛逆，仗地势险阻，不服蜀汉很久了，虽今击破，明日又变。现在丞相正倾全力北伐，以与强贼争天下，南中叛逆，知蜀中空虚，很快又会叛变，若尽把他们杀绝，既不是仁义之心，又不是仓猝中所能办到的，用兵的道理，在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丞相服他们的心。”诸葛亮采纳马谡的策略，5月渡泸水（今云南保山县西北），擒孟获，让他观看阵势。孔明问他：“这种军阵如何？”孟获说，“以前不明虚实，所以失败，今蒙观看阵势，只要如此，便易于获胜。”孔明笑着将他释放，要他再战。放了七次，擒获七次，孔明还是要释放他，最后孟获不肯离去，说：“这是丞相天威，我们南人不再反了。”孔明遂至滇池，益州、永昌、牂牁、越巂四郡都告平定。孔明以他们的首领来统治地方，在南中各地，不设官，不留兵，使当地人粗定纪纲，夷汉相安而还。
现代管理者必须以高尚的道德和良好的思想品格以及较高的群众威望，赢得部属的信赖，从而获得恩威并施的统御效能。
现代管理者，遇事必须及时拿出有效的办法，并善于体察部属的思想变化，化解人际关系的冲突，从而获得全体部属的敬佩和信赖，形成统辖部属的一种实际权力。这种“实际权力”是维系一个组织和激发唤起部属活力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因素。对于一位没有权力和有名无信的管理者来说，是无法实现其职责和使命的。但是，由“德”所赢得的统御权力毕竟是一种感染和影响力，它不是由于职务直接产生的力量，也不是上级一纸命令可以授予的。除了其地位、职务产生的影响力之外，更重要的是现代管理者的行为能力及其素质，亦即常说的威信。威信是来自于管理者的德、识、才、学诸方面的良好素质。它是部属在对其崇敬和信赖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甘愿接受对方控制和支配的心理因素，是从管理者个人的内在潜力和人格特点中自然渗透出来的，完全是靠自身的思想意识、道德品质、生活作风及知识、才能、感情等多种因素获得的。
管理者不仅要有威信、有威望，还要有威严，使部属心生敬畏之感，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就是既有崇敬的心理，也有畏惧的心理。施德时宽仁大度，感人至深；施威时，号令如山，言出必行，二者必须交替结合使用，才能发挥正常的管理效能。
同时，曾国藩还主张军事择人任势与择善而从的谋略思想。《孙子兵书·势篇》云：“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择人，指根据不同的敌情，选择优秀的军事指挥官。此处的“人”，一方面指己方之人，另一方面也指敌方之人。任势，指透过主观努力，造成有利的战场态势。敌情不同，用兵方式便有所不同。另外，不同的指挥官，也有不同的用兵策略。《武经总要》云：“夫大将受任，必先料人，知其材力之勇怯，艺能之善政也。”高级将领的重要职能是选用人才，使所用之人都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公元215年曹操用人恰当，在兵力劣势的情况下，张辽等能固守合肥，大胜孙权10万大军。而公元228年，诸葛亮率军北伐，魏明帝急调5万大军，命右将军张郃率领西进，阻击蜀军。此时蜀军必须派一员先锋大将守住咽喉要地街亭。当时蜀军许多人都认为派久经战场的老将魏延或吴懿最合适，可是诸葛亮却偏偏“违众拔谡”。由于错用将领，街亭失守，牵动全局，蜀军“进无所据”，不得已放弃已经到手的陇西三郡，败退汉中。诸葛亮在总结此次北伐失败的原因时，说自己“明不知人”，“授任无方”。
三国袁绍，号称谋士如云，战将如林，人才济济。但袁绍不会用将选才，田丰、沮授因进谏而下狱；许攸、张郃、高览本想为他效力，但因被怀疑而叛逃曹营……选将不当、用人不明，是袁绍失败的主因。
“择人”和“任势”是一体两面。不“择人”，则不知如何用兵；不“任势”，则不知将之优劣。知敌之情，方能正确“任势”：知将之优劣，方知部署之妥否。因而，“择人任势”实际上是求得全胜的重要关键。
对于一名拥有最高权力的军事统帅来说，不仅要广开言路，善于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在做决策时面对不同谋士提出的各种不同谋略，要择善而从，不受自己好恶观念的影响，不以与自己的亲疏远近作为采纳与否的标准。
据《战国策·秦一》记载：战国时张仪为秦国献连横之计而名闻天下，威望高远，但对“伐蜀”之事，其谋略则未必高明。张仪主张“攻韩逼周”，其理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也。弊兵劳为，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司马错主张伐蜀：“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为，而彼已服矣。”历陈“攻韩逼周”之弊。秦惠王择善而从，听取司马错之谋，“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能否“一一看明”，择善而从，关系战争的胜负及事业的成败。唐朝的裴寂曾为李渊起兵太原谋划，当李渊奉兵攻打关中途中，其又建议“回师太原”，“还救根本，然后再图他举。”后来由于李建成、李世民兄弟的正确主张及努力争取，李渊未采纳裴寂的谋略，最后避免一场错误。
唐朝建立后，李世民领兵出关东征，与王世充决战，将王世充围困在洛阳城内。眼见洛阳即将攻下之时，河北窦建德率师10万前来援救。在前线的唐军将领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谋略。萧踽、屈突通、封德彝等人认为：唐师疲劳，王世充据守坚战，一时难于攻下，窦建德乘势而来，兵锋甚锐，使唐军腹背受敌，不易抵挡，不如撤围退守新安，日后再图进攻。郭孝恪、薛收则认为：王世充所率之兵皆江淮精锐，今因乏粮穷蹙，垂将瓦解，若让王、窦会合，则可转运河北的粮饷供应洛阳，战事将拖延数日，故而主张应该留一部分兵力围攻洛阳，深沟高垒，闭壁不战，同时另选精兵扼守成皋要道，断绝郑、夏之间联系，而大军立即赶赴武牢，据险以拒夏军，伺机而破，只要窦建德一败则王世充不战自破。李世民采用后者主张，结果在武牢大败窦军，洛阳王世充也随着投降，从而加速关东的统一。
对此，我们必须指出，中国人向来推崇道德，《论语》中要求一个人每天要“三省吾身”，即多次反省自己在道德上有无过失。孔子甚至说如果把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这些道德规范推广开来，这就能影响政治，这样一个人虽然没有当官为政，也算是参政为政了。不过，光有道德说教就能解决问题吗？将帅如能做到“廉明”，定然会受到拥护，但是若做不到呢？还让他继续当官吗？如果坏人当道，士兵群众交头接耳议论，甚至人声鼎沸、怨声载道又有何用？
儒家的道德感化理论是建立在“性善”基础上的，所以假定执法者都是善人，如果君上、尊者有缺点错误怎么办？只要对他们加以规劝就行了。不行又怎么办？再劝谏，又不听，一味谏，再不听，就“死谏”。顽固不化如桀纣那样的“独夫”，孟子认为可以推翻他们，但后来的汉儒和理学家则连这样的话也不敢说了。而西方的法制主张是假定执法者是恶人，所以要预先制定严密公正的法律来制约他们，防止他们实行专制独裁。早在古希腊时代就设立了“五百人议事会”，改革家梭伦首创“作为法庭的公民大会”的陪审法庭，使得公民有参与审判的权力。在这种制度下很难产生独裁者，因为执政者无时无刻不在公民的监督下，违背民意者，甚至会在公民投票后被流放。
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教训告诫我们：没有法律监督的道德说教只是美丽的幻影，有时甚至会成为别有用心者伪装与欺骗的手段；而且把道德标准订得过高，企求“人皆可以为尧舜”，反而连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也难以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