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原文】
若夫训练之道，则无视乎皇上精神之所属。臣考本朝以来，大阅之典举行凡二十余次。或于南苑，或于西厂，或于卢沟桥、玉泉山。天弧（1）亲御，外藩从观，军容一肃，藩邪破胆。自嘉庆十七年至今，不举大阅者四十年矣。凡兵以劳而强，以逸而弱。承平日久，京营之兵既不经战阵之事，又不见蒐狩（2）之典，筋力日懈，势所必然。伏求皇上于二一年之后行人阅之礼，明降谕旨，早示定期。练习三年，京营必大有起色。外者营武，势难遽遍（3），求皇上先注意数处，物色将才，分布天下要害之地。但使七十一镇之中，有十余镇可为腹心，五十余万之中，有十余万可为长城（4），则缓急（5）之际，隐然（6）可恃。天子之精神一振，山泽之猛士云兴，在我皇上加意而已。昔宋臣庞籍（7）汰庆历兵八万，遂以大苏边储。明臣戚继光（8）练金华兵三个人，遂以荡平倭寇（9）。臣书生愚见，以为今日论兵，正宜法此二事。谨抄录乾隆增兵，嘉庆、道光减兵三案进呈。伏乞饬下九卿科道（10）详议。斯（11）道甚大，臣鲜阅历，不胜悚惶待命之至。谨奏。
【注释】
（1）天弧：天子。
（2）蒐狩：本意为打猎，尤其是大规模的围猎，后常用于指军队检阅或作战。
（3）遽遍：短时间普遍做到。
（4）长城：这里代指中坚力量。
（5）缓急：指突然发生的事变。
（6）隐然：无形之中。
（7）庞籍：北宋大臣。单州成武（今山东）人。曾为延州知府，有力抗过西夏的侵扰。后为宰相，实行裁兵措施。
（8）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山东登州（今山东蓬莱）人。明代著名将领。他募金华矿工3000人加以训练，成为战胜日本海盗的戚家军骨干。
（9）倭寇：日本海盗。
（10）九卿科道：清代以都察院、大理寺、太常侍，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通政司、宗人府、銮仪卫为九卿。这里指有关部门官员。科道：都察院六部衙门。
（11）斯：追。
【译文】
至于说到训练的道理，那全靠皇上御驾观看，以提高军队的士气及评估训练的成果。据臣下的考察，大清立国以来，已经进行20多次大规模的阅兵典礼。有的在南苑，有的在西厂，或是在卢沟桥，或是在玉泉山举行。检阅时天子亲自御驾观看，外地藩镇都随同前往。整肃的军容，使外邦藩镇们震慑。但自从嘉庆十七年到现在，已有40多年没有进行过这样大规模的阅兵典礼了。大凡军队以劳动而强大，因安逸而弱小。太平时间长了，京城军营的官兵既没有经历打仗的阵势，又没有见过阅兵的仪式，意志体力都日益松懈。请求皇上3年之后举行一次盛大的阅兵典礼，请明传圣旨，及早规定日期。训练2年，京城的军队必然大有起色。至于外省军队，势必难于短时期内普遍做到，请皇上先注意从各地物色将才，将他们分派到全国的要塞地方。只要在全国71个镇中选10多个镇作为心腹，在50多万军队中选出10多万作为中坚力量，那么，在突然发生事变的时候，无形中就有了依靠。皇上精神振奋了，天下猛士必然会云集而至，这只要皇上重视就行了。北宋大臣庞籍裁减庆历年间8万兵，边关却治理得井井有条。明代名将戚继光训练3000金华兵，便可以扫平倭寇。依我一介书生之愚见，现在谈论军事正适合效法上述二人的做法。因此，我很恭敬地抄录乾隆皇帝增兵和嘉庆、道光皇帝裁兵的三个方案呈上。请求皇帝命令各部大臣详细评议这件事。这事关系重大，本人阅历又浅，只能惶恐地等待皇上圣裁。谨此专呈这份奏书。
【心得】
当大清王朝岌岌可危的时候，曾国藩幻想用皇帝亲自检阅军队的行动来挽救这个风雨飘摇的政权，他认为只要皇帝精神振奋了，什么事情就都好办了。如果事实真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大清帝国也不会在他死后30多年便灭亡了。
曾国藩在中国历史上还算幸运，因为他毕竟还捞到了显赫的名声。“文死谏，武死战”，这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是一个通例。刚直敢言的谏官不是受刑罚就是被砍脑袋。正直博学的司马迁在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手上受了宫刑，这并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而只是提了几条和皇帝不同的意见。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谏官是包拯，他胆子大到在朝廷上激烈争辩，甚至把唾沫溅到了仁宗皇帝脸上。但仁宗居然没有治他的罪，还勉强接受他的意见。这很令那些鼓吹中国封建社会也有“民主”，也有“权力制约”的人自豪。可是我们要问：为什么独独包拯有这样的幸运？一来仁宗时代已经危机四伏，再不清除积弊难免有宝座动摇的危险。当然，我们不否认他是有所作为的一位帝王，不然也就没有“庆历新政”了。从包拯本人看，他对宋家王朝忠心耿耿，尽管他言辞激烈，却很留意说话的分寸，绝不会使仁宗下不了台阶。比如他在弹劾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时，知道仁宗迷恋贵妃，不愿因接受众大臣的意见使她伤心，于是婉言提出是否将张尧佐调出京城外任，以缓和舆论，使仁宗既保住了面子又缓和了君臣间的尖锐冲突。然而包拯也并非事事挺身而出，当苏舜钦等人因为在宴会上发表过于激烈的言论，牵连到一大批改革派人士而获罪时，包拯只是冷眼旁观，不久就提出请调外任的请求，以回避朝廷里的紧张对立。
中国文化是一种礼教文化，而礼仪的规范是详上而略下：臣对君的礼节周详而繁琐，而君对臣应守的礼则简略而疏阔。其他如子对父的礼、生对师的礼也具有同样的特点。这种礼教文化形成的传统就是：对于大众而言，只有义务，没有权利。这与古希腊把法律当作公民权利的维护者的传统正好相反。智者吕哥弗隆曾说：“法律只是人们互不侵犯对方权利的保证”，拉丁文的：“Jus”一词既表示法律，又意指权利。而在中国，就是崇尚“法”的法家也不谈个人权利，他们将国家的权力（实际上是君权）视为“公”，而把个人权利视为“私”，认为“立法令者，以废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