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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的一天，110指挥中心转警，称辖区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出事了”。
“咋了？又送来死人了？”钻进警车，我急切地向接警的同事询问。
“比这还严重，送来个病危的，人还没上手术台就断气了，家属赖上医院了。”同事边开车边回答我。
到达现场，一条长长的白布条幅横扯在医院急诊室的大门前，上书“草菅人命”。条幅之下，隐约看到医院保卫科的工作人员和一群人纠缠在一起。
“完了，又要闹一场了！”同事无奈地说了一句后，打开警笛，把车停在了急诊室门口。
保卫科张科长看我们到了，急忙从人群中挤出来，快步往警车跟前跑，两个从人群中扔过来的空矿泉水瓶被丢在他身后。
“哎呀你们可算到了，大门马上守不住了，让他们冲进急诊室就麻烦了！”张科长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地冲我们喊道。
张科长说，死者名叫刘斌，徐庙村村民，三天前的深夜，他被一辆农用车拉来医院，家属说是在小诊所挂吊瓶时青霉素过敏，要求医院治疗。值班医生赶紧组织人员抢救，但没能救过来。
“青霉素过敏死亡，要闹也是去闹小诊所，怎么闹到你这儿来了？”我诧异地问。
“哪儿是什么青霉素过敏！值班医生查了病历，这个患者是癌症晚期。之前一直在他们村的卫生院挂水 （打吊针） 维持，来的时候人已经没了呼吸。”
“现在遗体在哪儿？”我转头问张科长。
“在太平间放着呢，有四个保安看着。”
“一定守好遗体，现在这阵势，万万不能让家人把遗体抢出来！”
遗体是医疗纠纷中的重要筹码，在以往的医闹案例中，家属只要把死者遗体往医院大厅一摆，医院便不得不就范。
“放心，他们只要不冲进医院里面来，遗体不会有问题。”张科长抹了一把汗。
刘斌这个名字有些耳熟，我想起了一个人，向张科长求证，张科长连连点头：“没错，就是他。”
这个人的身份不简单，他生前是一名职业医闹。
刘斌在医闹行当里颇有些名声，据说只要他出面，没有要不到的钱。几年前，公众对于“医闹”二字还陌生的时候，刘斌便组织起一帮游民游走在周边各大医院，专门帮人“维权”。
停遗体、摆花圈、搭灵堂、放鞭炮是刘斌一伙的拿手好戏。只要这四招一使出，医院大多乖乖就范。
眼前的这家医院之前便吃过刘斌的亏，那年，刘斌曾“代理”过一起医患纠纷，凭着摆在门诊楼里的一具遗体，最终从医院要走了40多万元。
刘斌团伙后来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警方打掉，但他浑身是病，一直取保候审，至死仍是戴罪之身。
他的死出乎我的意料，也让医院和警方十分紧张。这些年我没少和刘斌打交道，他那一幕幕“专业”手段令人记忆犹新，而如今，躺在太平间的成了他本人。
我和同事打开执法记录仪，紧跟着张科长挤进人群。
披麻戴孝的家属带着香炉、纸钱、鞭炮、花圈堵在急诊室大门口，医院保安围成人墙阻止他们进去，急诊室的玻璃门已经在混乱中碎了一地。
现场乱得一塌糊涂，急诊室大门前上百人在围观，很多人拿着手机拍照摄影。
现场几近失控，我和同事上前进行劝阻，但毫无效果。家属和保安此时都一个个脸红脖子粗，哭闹推搡乱成一片。
好在治安支队的增援及时赶到，远处的扩音器里传来同事的喊话声。
“我们是××公安局民警，请围观人员马上离开现场！”
“冲击和打砸医疗机构涉嫌违法犯罪，请现场人员稳定情绪，理性对话！”
一队防暴警察开始上前疏散人群，外围看热闹的群众逐渐离开。
防暴警察的出现暂时平息了现场的混乱，死者家属放开了保安。治安支队领导上前劝说双方保持理性，家属有什么诉求可以坐下来谈。
“他们不让我们进医院，我们怎么谈！”刘斌的妻子激动地说。
“不是不让你们进来谈，你们要抱着鞭炮、花圈、火盆进急诊室，这是来谈事的吗？”张科长也激动回应。
“谈不好我们就把灵堂设在这里！”刘斌的妻子说。
“你听，你听，有……有这样谈判的吗！”张科长气得说话都结巴了。
“不这样谈怎么谈，我们是弱势群体，斗不过你们！”另一名家属在一旁说，边作势又要往急诊大厅里冲，我急忙阻止。
暂时平息了急诊室门口的骚乱，刘斌的妻子同意和医院谈判。
医院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尸检、查明死因；二是医疗事故鉴定；三是赔偿金走司法程序。
刘斌妻子立刻否决了医院的意见，也提出两点要求：一是不进行尸检，遗体由家属领回；二是医院提供一次性补偿，数额为170万元。
双方从中午12点谈到晚上8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你说这不是讹人吗！170万？还不让尸检，不走司法程序，这不是做梦吗！”副院长忍不住指责刘斌的妻子。
“别的我们不管，我男人送进医院的时候还有一口气，现在死在医院了，我们一家的顶梁柱倒了，他们医院得负责！”刘斌妻子说。
不出所料，谈判不欢而散。
“你看你看，和当年刘斌的套路一模一样。”张科长在会议室外拉着我愤然说道。
首次谈判没有任何结果，同来的家属扬言第二天继续来医院“讨说法”，言下之意大家都明白。医院是公共场所，急诊室又是要害部门，此事谁也不敢怠慢。公安局与医院协商后，决定第二天继续派民警在现场维持秩序，以备不时之需。
第二天一早，刘斌家属来到医院，开始和院方进行第二轮谈判。
刘斌妻子拿出了一张“清单”，上面列明了包括死者丧葬费、医疗费，死者子女抚养费在内的一系列费用，加上精神抚慰金，共计170余万元。
医院的态度与昨天一样，要求走医疗鉴定程序。双方你来我往，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上午10点，双方谈崩了，刘斌妻子一个电话，几辆农用三轮车载着20多名自称刘家亲戚的人来到了医院。
这群人虽然净是老人和怀抱孩子的中年妇女，但一看便训练有素。一进医院即兵分两路，一路奔向医院急诊室，另一路奔向医院行政楼。
好在医院和公安机关早有防范，把人群拦在了急诊室和行政楼外。抱孩子的妇女开始哭天抢地，老人们也上去拉扯守门的保安和民警。刘斌妻子则披麻戴孝抱着刘斌遗像在急诊室门口席地而坐。周围很快又有人上来围观。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同事无奈地对我开玩笑。
“抓人吧，这么闹下去可不行。”我没有心思理会他的玩笑。医院在我的管区里，我不想出事。
“等等上级命令吧，毕竟他们家刚刚有人去世，现在抓人有些欠妥。”同事说。
“丈夫去世的心情我们能理解，但你要么谈要么告 （走司法鉴定程序） ，可这样闹下去，性质就变了啊。”我蹲在刘斌妻子身旁劝她。
刘斌妻子抬头看了我一眼，眼中似乎划过一丝犹豫，但转眼便消失了。
“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要你提的要求合情合理，他们 （医院） 该赔你多少钱一个子儿也少不了。”我继续劝她。
“警官你说说，丧葬费、孩子的抚养费、我们一家的精神损失费，哪一样不合理？这么大个医院，170万对他们来说算得了啥？”
“那你得先同意尸检啊，不走法律程序，医院为何赔你钱，赔你多少钱都没有个说法嘛。”
“那不行，反正我男人死在医院了就得医院赔钱，还走什么法律程序？”
“照你的意思，你男人如果死在马路边还得让修马路的赔你钱呗？”一个看热闹的人突然插了一句。
刘斌妻子狠狠瞪了那人一眼，我赶忙示意那人别掺和。
我想再劝劝刘斌妻子，她却不再搭理我。
刘斌的遗体没能抢到手，灵堂也没能在医院搭起来，同来的刘家亲属没有可以凭借的“抓手”，只有一众老人、妇女与医院对峙，也慢慢安静下来。有个别试图再去扯条幅、摆花圈、放鞭炮的人，被警察制止，骂骂咧咧又坐回到一边。
调解和劝说一直在继续，派出所、刘斌所在村的村干部轮番上阵，但医患双方谁都没有松口的迹象，只好僵持着。
“你们赶紧想个辙，总这么耗着也不是个事儿啊！”同事对张科长说。
“村委会干部不是来了吗，院领导说先等他们做工作。”张科长说。
同事苦笑着摇摇头。
不是不信任村干部，照以前的经验来看，这种事情村干部能起的作用很有限。一来村干部没有强制力，来了也就是继续劝，而事主如果听劝的话，他们就不用来了；二来村干部本身也不愿掺和这种事，万一自己话说多了，真要是挡了人家的“财路”，人家回头非把村委会闹翻天不可。
和预料中一样，村委会象征性地派了两个人过来，劝了几句没有效果，也就回去了。
“吃一堑长一智吧，刘斌这样的病人你们也敢接，忘了当年那大几十万是怎么赔出去的了？”同事跟保卫科的张科长说。
“瞧你这话说的，哪怕明知道可能出事，病人拉来了我们也不能不救啊！”张科长说。
想想也是这么个道理。
刘斌妻子提出的不走法律程序的170万元赔款，被医院称为“梦幻170万”。但说归说，医院不掏这笔钱，刘斌妻子就不撤人。
一晃半个月过去了，医院几次通知刘斌妻子“开会”，刘斌妻子回应：“除了赔钱，别的不要谈！”
“你这不叫‘维权’，叫‘敲诈勒索’，懂吗？”我直截了当地告诉她。
“别跟我说什么违法，我没文化，不懂法！”
“不懂法不是理由！你真是想走刘斌的老路吗？”我压制着心中的怒火对刘斌的妻子说。
她不再说话。
医院快撑不住了。半个月来，几十号人在医院，虽然不闹了，但一天到晚披麻戴孝坐在大院里，网络上的评论铺天盖地。有人说他们是职业医闹，来找医院发财，但更多的人在指责医院管理不力，个别人还添油加醋杜撰了好几个医院“治死人”的故事。
尤其是前来治病的病人和家属，看到这群手捧遗像、披麻戴孝的人感觉“晦气”，不断向医院投诉。
“他们少要点儿的话，双方还有继续谈的可能，开口170万，胡闹。”一位医院领导私下抱怨。
从“不走司法程序一分不赔”到“少要点儿还有谈的可能”，医院的态度悄然发生了变化。
刘斌妻子那边也有些兴味索然了。半个月来，前来“维权”的人员数量在不断减少，来到医院也不再哭闹，只是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聊天。其间，刘斌妻子还与一名“亲属”发生了争执。
公安机关继续维持秩序，刘斌的家人不哭、不闹、不堵门，没有哪条法律规定他们不能在医院大院里坐着，因此警察也无法把他们强制带离。
“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我向同事抱怨。
“快结束了。”同事意味深长地说。
“为什么？”
“明摆着的，都快撑不住了。‘维稳’要花钱，‘维权’也要花钱，半个多月，得花多少钱。”
经过半个月的走访调查，公安机关基本确定了前来“维权”的“亲属”身份，其中大多数人并非刘斌的亲属，而是受雇于一个名叫“王拐子”的职业医闹牵头人。
搜集了足够的证据，随时准备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
毕竟刘斌的遗体还在医院太平间里放着，医院还是希望能够平和处理，因此提出最后一次谈判。
“领导说，只要刘家人同意走司法鉴定程序或者把遗体拉走火化，不再闹了，医院愿意出两万块钱的‘救济金’。我们花钱求个平安吧。”张科长告诉我。
谈判桌上，刘斌的妻子也显得急躁起来。两万块的“救济金”远达不到他们的要求，死者妻子开始歇斯底里谩骂起院方谈判代表来。
谈成这样，也就没法继续下去了。双方散会，我们开始做强制带离的准备。毕竟对方都是老人和妇女，公安局增调了女警，医院也备好了十几张床位，以防各种意外事件。
结果却出乎我们的意料，刘斌的妻子跑了。
从谈判室里出来之后，刘斌的妻子没有像往常一样回到他们的“亲属”那里，而是悄悄地混入前来医院治疗的病人和家属之中，溜出了医院。
医院门口的“亲属”开始以为刘斌妻子被警方扣留，哭闹着要求警方和医院放人，但后来发现警察和医院也在找她，方觉不妙。
有人想趁乱离开，有人缠着警察要求找刘妻，有些“业务不熟”的“家属”情急之下说漏了嘴：“她还欠着我们的劳务费呢！”
“都别走，全都带回公安局去！”局领导一声令下，所有参与“维权”的“家属”都被带进了公安局。
办案大厅里热闹非凡，“家属”们形态各异。很多人交代了自己的“光辉事迹”，纷纷承认是王拐子招聘来的职业医闹。最终，一人因涉嫌寻衅滋事被刑拘，其他人被拘留 （11人因年龄超限不予收监） 。
一场医患纠纷就此落幕，刘斌妻子自此从徐庙村消失。后来医院曾接到电话，来电人自称刘斌妻子，要求医院兑现谈判时所承诺的两万块钱。医院让她来医院处理刘斌的后事。但此后刘妻没有来领钱，刘斌的遗体也一直停在医院太平间里无法处置。
医闹们供出了王拐子的下落，他很快被抓获归案。
在对王拐子的讯问中，我了解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死者刘斌和王拐子是同行，都是吃职业医闹这碗饭的。一天晚上，刘斌的妻子突然联系王拐子，说有事情要谈。
王拐子来到刘家，得知刘斌快不行了，刘斌的妻子让王拐子“帮个忙。”
刘斌的妻子对王拐子说，刘斌一辈子吃喝嫖赌，现在一分钱没给家里剩下不说，还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以后人没了，自己还得替他还债，怎么想怎么亏。现在看刘斌“差不多了”，想起以前刘斌做医闹能赚死人钱，自己也想做一把，让王拐子帮帮忙。
王拐子万万没想到刘斌的妻子找他做这事儿，本来打算推辞，但转念一想，反正自己就是干这行的，赚谁的钱不是赚，虽然心理上有些过意不去，但自己和刘斌也算是“兄弟伙的 （朋友） ”，就当帮他家一个忙，便答应下来。
村卫生院不能闹，一来乡里乡亲的，实在磨不开面子；二来也闹不来多少钱，所以二人商量趁刘斌还有一口气，赶紧把他转到大医院去。
二人知道刘斌当年曾在人民医院闹到过几十万元钱，觉得那家医院有钱又好说话，便决定连夜把刘斌送去。
谁知刘斌“不争气”，去医院的路上就咽了气，王拐子本想算了，但刘斌的妻子说来都来了，就试一试吧。
双方约定，王拐子负责组织人员，“赔偿金”一九分成，刘斌妻子负责支付医闹的“工钱”“车马费”“午餐费”等。
二人本以为会像刘斌几年前那样，闹上个三五天，医院便承受不住压力付钱。不料刘斌妻子寄希望于通过此事一夜暴富，开出了170万元的天价，直接堵死了与医院对话的大门。
“都怨她，我一开始就劝她，要个三四十万就算了，但是她不愿意，她太贪了！”王拐子抱怨道。
“哎哟，你还有理了是吧？接着说！”我怒斥王拐子。
王拐子给刘斌妻子找了20个人，价格是每人每天200元，30块午餐费和两包黄鹤楼“硬蓝”香烟，抱孩子的每人每天加50块。如果医闹被拘留，刘斌妻子还要按照拘留时间每人每天出500元的补助。
“维权”半个多月，账上一共要花十几万元，刘斌妻子支付了两万块钱预付金后便再也拿不出钱来，后来的钱一直由王拐子出面欠着。
最后一次和医院谈判之后，刘斌妻子再也坚持不下去了。闹了半个多月，眼见成本越来越高，不但自己的发财梦彻底破灭，另外还要支付医闹的巨额费用，便动了逃走的心思。
刘斌妻子甩开医闹匆匆回家，带上孩子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一跑，王拐子不但拿不到当初协议的10%的劳务费，连雇用医闹的钱都要转嫁到自己头上。医闹们没拿到钱，天天成群结队地去找王拐子要账。
“警官，你说我冤不冤啊，我也是受害者！”王拐子竟然冒出这么一句。
“放屁！你这是自作自受！等着吃牢饭去吧！”我骂了王拐子一句。
找不到刘斌的妻子签字，刘斌的遗体无法火化，就这样停放在医院的太平间里。
一次，我去医院办事，保卫科张科长拉住我问：“他老婆有消息吗？遗体就这么放着怎么行？”
我告诉他，公安机关也因为医闹的事情一直在找刘斌的妻子，但至今毫无消息。
“活着折腾医院，死了还折腾医院！”张科长啐了一句。
我也暗自叹息，刘斌这位“老熟人”当年在医闹这个行当里混得风生水起，恐怕连他也没有想到，自己做了半辈子医闹，最后却也因医闹落得个无人收尸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