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2012年12月22日中午，我接到110指挥中心转警，称辖区一高中女生在家中被人“绑走”。
重大警情全局联动。交警上路设卡堵截，特警也登车候命，我和同事按照报警人提供的车辆情况全城搜索。
搜索中途，接到指挥中心电话，称有人在国道延长线上看到了绑匪车辆，我们立刻调头准备出城。走到一半，指挥中心又打来电话，说交警队已经找到车了，在国道延长线上，涉事车辆与一辆越野车相撞。
等我们赶到现场，就看到一台“志俊”翻进沟里，一台越野车横在路边，车头已经报废。
“人质”在车祸中受伤，四名“绑匪”也挂了彩，其中一名“绑匪”满头鲜血，躺在地上不省人事，正在等候120救护车。
“枪打的？”我问现场的同事。
“不是，车撞的，翻车的时候这小子从车里飞了出来，脑袋撞到马路牙子上了。”
越野车车主是皮外伤，正在接受交警的初步询问。
车主名叫高明，同车的女性是他的邻居，是被“绑架”的女高中生的妈妈。中午高明正在家中做饭，邻居突然来敲门，火急火燎地说女儿小秋被人带上一辆无牌“志俊”绑走了，求他帮忙开车一起追。
高明想都没想就同意了，两人开车边找边追，走到318国道延长线上，刚好发现了那辆无牌“志俊”从小路上拐进来。高明驾车上前试图截停“志俊”，不料双方在纠缠中撞到了一起，“志俊”翻进了路边沟里。
“我们两家很熟，我和小秋妈妈以前还在一个单位工作过……两家住上下楼，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管吗……我就是想把车拦下来……你说这事搞得……”车主高明还未从刚才的惊慌中缓过劲来，有一句没一句地跟交警申辩着。
说话间，120救护车赶到，医生下车一看躺在地上的“绑匪”，便皱着眉头说：“完了，这个救过来也傻了。”说着轻轻扶起“绑匪”的脑袋，我一瞥，正看到有糊状物从伤口处流出。
必要的医疗处理后，三名“绑匪”被带进了公安局办案中心。
经审讯，四人共同受雇于一名叫陈平的贷款公司老板，专门负责“要账”。
陈平在本地有些名气，“两劳”人员出身，出狱后从事放贷多年。虽然被相关部门打击过多次，但依旧活跃于地下贷款行业。找他贷款的，既有“赶本”的赌徒，也有大大小小急等用钱的小老板。陈平经验丰富，善于规避各类风险。他的“借款”利息并不比银行同期的利率高出多少，但名目繁多的“手续费”“保证金”数额却极为惊人。
小秋的父亲成大海在市郊开了一家塑料制品厂。半年前，因资金临时周转困难，向陈平借款40万元，约期三个月偿还。成大海用一辆30多万元的新奥迪车作价15万元抵押，加上在本市有实业，陈平同意借钱，但扣除“头期利息”“手续费”“保证金”等后，成大海实际得款仅32万元左右。
虽然明摆着是个“坑”，但其他途径确实一下筹不到这么多钱，成大海咬咬牙，还是签了字。
成大海本来打算着自己在外还有60多万元的货款没收回，三个月内收回货款后足以偿还这40万元借款，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眼见三个月期满，欠自己货款的人先是表示无钱可还，随后便人间蒸发，成大海这下慌了神。
先是把奥迪车以抵押价转给了陈平，成大海仍欠款20多万元。随后，剩余的借款加上逾期后按天计算的“滞纳金”“违约利息”，数额越来越大，成大海发现自己陷入了陈平的圈套。
陆陆续续又还了一部分钱之后，成大海一时再也拿不出钱来偿还越滚越多的借款。陈平便开始派人收账，逼迫成大海还钱。
有时是厂子玻璃被砸，有时是送花圈，有时是家中大门上被红色的油漆写上“欠债还钱”。后来，收账的“小弟”开始频繁进入成大海家，与他同吃同住。
12月初，眼看成大海借款的各种“复利”“违约金”“罚息”“车马费”加在一起，竟然滚到了60万元，陈平交代收账的，年底前务必把账要回来，不然就想办法把成大海的塑料制品厂搞过来。
成大海的厂子前后投入100多万元，坚决不同意转让，陈平便指示收账的三番五次去骚扰成大海，成大海无奈，只好停了工，暂时躲了出去。
小弟们四处找不到成大海，眼看年底将至，担心拿不到陈平的“年终奖”，便加大了催讨的频率。22日中午，一伙人来到成大海家，依旧寻不到成大海的踪迹，见女儿小秋一人在家，便连蒙带骗地拉着小秋“回公司”，逼成大海露面。
四人带着小秋下楼上车，车子刚刚发动，正巧遇到匆匆赶回的成大海妻子，司机一脚油门跑了出去，成大海妻子一边报警一边找邻居高明帮忙，之后便发生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老板让我们这样干的，我们也是打工的。”其中一个收账的小弟辩解道。
陈平归案以后，毫不隐瞒与成大海之间的借款关系。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嘛，你看合同都在这儿，成大海自愿签的字，我又没逼他。”陈平不屑一顾地说。
“那你们可以去法院告他，由法院执行部门来找他要钱啊？”我摆出教条式的谈话项目。
陈平的眼中划过一丝戏谑，但转瞬即逝。
“法院？打官司？那得猴年马月判下来！警官你跟我开玩笑的吧？”
“那也不能绑人！你胆子够大的，晓不晓得自己判几年？”我呵斥陈平。
“那是收账的个人行为，我只让他们要债，没让他们绑人。”陈平回答。
“之前往成大海厂里送花圈、泼油漆、砸玻璃这些事也是你让干的吧？”我追问。
“不知道，我从没让人这么干过，即使是我这边收账的干的，那也是他们的个人行为。”陈平把自己推脱得一干二净。
回头去审三个小弟，结果三人谁也证明不了陈平明确说让他们去绑成大海的女儿。
“那你们绑人家女儿做什么？脑子让门挤了？”我气不打一处来。
“我们就是想着逼成大海还钱，不带他女儿回公司，他死活不露面啊。”一个小弟解释道。
“老板是说让我们‘动动脑子’，有啥事儿他来担待，咋现在不认账了呢？”另一个小弟抓着头皮抱怨。
我心里暗骂这三个收账的，但由于没人能证明陈平所说的“动动脑子”的意思就是绑架成大海的女儿，我们折腾了大半天，也不能把陈平怎么样。
陈平反而问我们：“警官，听说有个收账员伤了是吧，这个事情和我无关哈，得撞他的那个人负责，你们得依法办事对吧？”
我十分生气，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得到消息的成大海也从藏身地匆匆赶来派出所，一进门就急切询问女儿小秋的情况，同事把大体情况跟他说了一下，同时让我取一份成大海的笔录材料。
笔录过程中，我问起成大海借款的原因，成大海也是一肚子恼火和怨言。“你以为我愿意借他陈平的钱啊，我好几个朋友都是找他贷款贷的，现在买卖也没了，人也跑了。但我有啥办法呢？厂子周转不过来啊。”
“银行贷款啊。”
“难啊，像我这种小厂子，银行给的额度低不说，就是真同意放款，就他们那套手续和速度，等钱放下来，黄花菜都凉了！”
“那现在你那‘黄花菜’还热着呢？”
成大海苦笑着摇摇头。
“他们砸玻璃、送花圈、泼油漆的时候，我也报过警，当时派出所也出了警，但没啥用啊，过不了多久，那帮人又回来了，还闹得变本加厉了！”
成大海说得没错，兄弟单位确实为了成大海的事情出过不下十次警，但无奈这些专业的收账团队都具备一定的“法律经验”，从不打砸贵重物品，也不暴力伤人。因而行为即便违法，公安机关也只能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进行最长15天的治安拘留，等到拘留期满，这些人便又卷土重来。久而久之，不少受害者怕遭到报复，遇事反而不愿报警求助。
现在情况最棘手的，反而成了高明。
对于他的行为性质，局法制科同事之间产生了争论。一部分人认为四人的行为是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建议按照交通肇事对高明立案，由交警部门办理；另一部分人认为高明涉嫌故意伤害，建议先执行拘留，之后听取检察机关意见；还有一部分人认为这是一起绑架案，高明属于见义勇为，不应追究其法律责任。
因此，高明行为的定性关键在于收账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绑架。但从审讯结果来看，四名“绑匪”既没有暴力胁迫又没有直接索要赎金，不但够不上绑架，甚至连非法拘禁都因时间过短不能成立。
最终，经过一番商讨，局法制科只能采纳了第一种说法，将高明移交交警部门处理。三个收账的小弟因涉嫌“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当晚被送往市拘留所拘留。高明则联系自己的保险公司先行垫付伤者的治疗费用。
临走前，高明委屈得不得了。“你说这事儿和我有啥关系？我就是想救人而已，搭上自家的车不说，还得另外赔给人家钱，冤死我了。”
成大海夫妇也对结果表示不满，成大海的妻子激动地说：“明明就是他们绑架了我的女儿要挟我老公给钱，怎么就成了‘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了’？”
同事解释了半天，高明和成大海妻子还是想不通，怪警察不通情理。“这么小的女孩子，真被他们带走了，万一出点儿啥事怎么办？”我也不知说什么好，只能先安慰他们说，高明毕竟是为了救人，交警部门在处理时会考虑这些因素，最大限度地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实在感觉委屈，还可以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申诉或者要求复议。
一行人听罢，也只好悻悻离开了。
送走高明等人，想起还有一名受伤的“绑匪”在医院躺着。我驱车来到市中心医院，负责看管的同事说伤者重度颅脑损伤，刚动完手术，送进了ICU病房，情况不乐观。
伤者名叫刘大军，35岁，“两劳”人员，讨债公司“马仔”兼司机。
家属聚在医院走廊里，看装束打扮应该是市郊乡村的农民，刘大军的父母年近七旬，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一言不发。老头见到我，站起来小心翼翼地问该怎么办。
我告诉他：“一切按照法律程序处理，无论是涉及绑架还是交通肇事，双方都需要各自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老太太抹着泪说，儿子是家里的顶梁柱，受这么重的伤，以后可怎么办。我问二人知不知道儿子平时做什么工作，老俩说只知道儿子给别人当司机，具体什么职业他们也不清楚。
我们找到主治医生询问伤情。医生说现在尚未脱离危险期，但依照经验来看，这么重的颅脑损伤，即便救活，人也废掉了。
同事感叹说这是报应，我也点点头。
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如期下达，判定双方同等责任。高明算是稍稍松了一口气。同等责任，也就意味着自己免除了牢狱之灾。相关的赔偿也可申请由保险公司代为赔付。好在高明之前购买的保险保额较高，此次费用全部由保险公司代为赔付。
伤者经过全力抢救，总算保住了性命，但变成了痴呆，生活基本无法自理，更别提再去为陈平要账了。
陈平的其他小弟看到伤者的惨状，也都心生畏惧，暂时放松了对余款的讨要。成大海家为感谢高明的出手相助，东拼西凑为他送去了3万元谢礼，但被高明谢绝。
一场高利贷引发的冲突算是暂时告一段落。之后警方再次对陈平一伙进行立案调查，试图从涉黑、敲诈勒索等方面着手打掉这一高利贷团伙。
原以为此事就这样了结，但没想到，时隔一年，又生出了新的事端。
2013年11月15日清晨，指挥中心转警称辖区某公司有人闹事。
我和同事驱车赶往现场，刚到现场便看到这家公司的大门口挂着一条白色的条幅，上面用墨水写着：
“撞人不赔我家生活困难，为富不仁欺凌弱势群体。”
条幅下有不少人在围观，我们拨开人群走进公司大院，工作人员赶紧迎了上来。经了解，高明是这家公司的合伙人之一，而闹事的不是别人，正是之前受伤的要账人刘大军一家。
刘大军一家坐在高明公司办公楼的一楼大厅里，旁边堆放着他们带来的被褥、铺盖、衣物、脸盆、饭锅等一应生活用品。
“这是干啥？搬到这里来住吗？”我诧异地问刘大军一家。
没人理我，刘大军的父母依旧低着头，看都不看我一眼。刘大军傻呵呵地坐在地上，眼神呆滞，半张着的嘴角上挂着口水，头上有一块明显的疤痕。
高明从一旁走出来拉住我说：“警官，咱借个地方说话。”
我和高明来到他的办公室里坐下，高明开始向我讲述事情的经过。
事情还得追溯到上次高明救人的那起交通事故，事后交警部门出具了事故责任认定书，刘大军一家未对事故责任提出异议，高明支付了规定的赔偿金之后，双方一拍两散。
但没过多久，刘家不知从何处得到消息，知道高明与别人合伙开了一家公司，是“有钱人”，便开始转头找高明要钱。
开始时，只是刘大军的父母或者老婆来公司找高明，说家里揭不开锅了，让高明可怜可怜他们。高明不堪其扰，陆续三百五百地给过几千块钱，但后来发现刘家人没完没了，便拒绝再掏钱。
这下刘家人不愿意了，开始守在高明的公司门口、家门口，车来拦车、人来拉人，死活要求高明继续出钱“接济”。高明报警求助，警察来了把刘家人劝返，但警察前脚走，他们后脚又回来了。
就这样僵持了几个月，双方都精疲力竭。一周前，刘大军的老婆来到公司，跟高明说家中生活困难，希望高明能够一次性再补偿刘家一些钱，双方就此两清，他们也不来闹了。高明受够了骚扰，也想花点钱一次性把问题解决，便问刘家想要多少。
刘大军的老婆估计受“高人”指点，只说要“救济”却不说数额，等着高明出价。
“我本来想着他们如果要个一两万，我直接给他们算了，但她一直不谈数额，等着我‘出价’，后来我都给到五万了，她还是不满意！”高明恨恨地说。
“你中圈套了，你知道为啥她不开价？”
“为啥？”
“这种情况她开口要钱，如果达到一定数额就可能涉嫌敲诈勒索，我们就能法办她！”
高明这才恍然大悟。
双方谈不拢，今天早上，刘大军和父母便搬到了高明公司的大堂里。
“你有没有告诉他们，不服责任认定的话，可以去申请复议或者直接去法院打民事官司？”我问高明。
“说了，但估计他们知道责任认定书提出复议的时限早就过了，去法院打官司也赢不了，白花诉讼费，所以采用这种办法来找我要钱！”高明说。
我无奈地摇摇头，出门打算找刘大军父母谈一谈。
然而口舌费尽，刘大军的父亲对我始终只说一句话——穷，帮帮忙。
之后，刘大军的父亲便不再作声了。刘大军依旧傻呵呵地坐在一旁，仿佛所有的事情都跟他无关。
就这样僵持了一天，我联系公安局法制科，看是否能依法处理此事。法制科同事无奈地告诉我，按照现行法律，刘大军的父母已经年满75岁，即便行为构成违法，也只能裁定“拘留不收监”。
联系医院，要求他们派救护车到现场以备强制带离时的不时之需，但医院建议我慎重行动。刘大军的父亲是医院的老病号，有严重的心脏病，强制带离过程中诱发了心脏病可不是闹着玩的。
再联系刘大军所在村的村干部前来协调。村干部如约而至，好话说尽，刘大军父母不为所动，村干部无功而返。
眼见天色已晚，刘大军一家没有走的意思，我只好找高明商量，先在办公楼里腾出个地方来让他们睡一晚。湖北的11月，已经寒气浓重。
高明不同意，担心一家人就此在他公司里住下。我无奈地说：“他们就这么睡在大厅里，万一夜里出个三长两短你真的就说不清了。”
高明想想也是，只好吩咐保安把公司的杂物室腾出来让他们暂时住进去。
回派出所的路上，同事说这事真的难办了。我点点头，一直是痴呆的刘大军和他年迈的父母在高明的公司里要钱，而刘大军的老婆始终没有出现过，估计她担心自己出面闹事会被依法处理，所以一直不敢露面。
我协调村干部找过刘大军的老婆，她表示“静坐”是公婆的个人意志，她毫无办法。之后便拒绝同警方沟通。
刘大军一家就这样在高明的公司里住了下来，他们白天在公司办公楼大厅里席地而坐，晚上就回杂物间里睡觉。
高明虽然恨得要命，但除了一遍遍地报警没有其他办法。派出所民警出警后，也只能对刘大军父母好言相劝，到了这个年纪的人，法律的威慑作用已经大打折扣。
高明几次来派出所找我，试探着说过自己打算“想个办法”把刘大军一家“弄走”。我明白他的意思，但只能严肃地警告他，别做违法的事情。
高明愤然说：“刘大军以前不就是用那种方法找成大海追债吗？”
“他这不遭报应了吗？”我说。
高明闷闷不乐地离开了。
双方又僵持了一个多月，2014年1月初，一批日本投资商将要来公司洽谈合作事项，合伙人要求高明迅速解决刘大军一家的问题。高明一方面天天跑派出所，另一方面继续和刘大军一家交涉。
高明公司已经成了辖区的一处治安隐患点。几经考虑，上级部门协调城管、街道办、刘大军一家所在的村委会、市中心医院和派出所进行联合行动，全力解决高明公司的问题。
就在联合行动即将展开的前夜，高明突然打电话给我。
“警官，事情解决了。”
“解决了？什么意思？”我诧异地问高明。
“我说给他们20万，他们同意了。”
“我们马上就要进行联合行动，你再坚持几天！”
“算了，算了，我服了这家人了，生意事大，我花20万买个平安吧。”高明在电话中无奈地说。
第二天，高明和刘大军一家来到派出所，我和同事接待了他们。刘大军的老婆也破天荒出现，拿到钱，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
我却遏制不住心中的怒火。
“这分明就是敲诈勒索，20万，已经达到数额较大了！‘小石 （单位同事） ’，别让他们走了，控制起来带走做笔录！”我不愿就这么放过刘大军一家。
“算了，算了，警官，我不报案行不行？我服他们了行不行？我自愿扶贫行不行？这钱算我送给他们家了行不行？”高明一看事态有变，一连说了四个“行不行”。
我怔怔地看着高明，刘大军一家也趁机急匆匆地离开了派出所。
“明天合作商就要来我公司调查，我实在不敢耗下去了。”高明苦着脸小声对我说。
我无言以对，心中为高明鸣不平。双方一言不发，高明给我点了一支烟。
“这好事做的，真他妈窝囊！”高明愤然地甩下一句。
“真他妈窝囊！”同事忍不住也小声啐了一句。
点燃一支烟，狠狠地吸了一口。我知道，同事的这句“窝囊”，多半是在说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