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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所里的同事们似乎从来没把杨大队当辅警看待，而他似乎也同样不认同自己的辅警身份。杨大队平时不穿辅警制服，爱穿一件作训外套，肩膀上扛着“两毛一”（两杠一星）的警督肩章——其实这是违反着装规定的做法。但他是派出所的老人，当年的纪律管理也不是太严格，所以领导们也都听之任之，只在一些必要的场合，才会提醒他注意着装。
按照公安局的相关管理规定，辅警只负责开车、打印材料、看守嫌疑人、维持现场秩序等工作，并不直接参与警方的抓捕和办案。绝大多数辅警也严格遵行着这一制度，只有杨大队例外——他参与所里的一切工作，只要工作上需要，他都不会拒绝。有时即便嘴上拒绝，后续的行动中也少不了他的身影。
这些年，他几乎没有缺席过任何相对危险的抓捕现场，而每次回到所里之后，教导员都会生气，说杨大队没有参与这种行动的义务，年龄又在那儿摆着，你们怎么好意思喊他。同事们只能说，杨大队经验丰富，有他在才安心。
虽然领导屡次要求民警在工作中“分清民警和辅警的工作范围”，不要动不动就拉着杨大队干民警的活，但遇到需要领导本人带班出警的任务，也少不了要把杨大队叫上。
杨大队有时也会发牢骚，说自己拿着辅警的工资干着民警的活，下次这种事不要再喊自己，喊也不去了。但这些也就只停留在牢骚的层面上，遇到大案要案，他的身影还是穿梭在一线。
“他做这行确实是把好手，这么多年了，如果是正式民警的话，现在起码能做到支大队的副主官位置……”一次吃饭时，教导员感慨道。
“1999年‘6·20’杀人案，关键线索是他摸出来的；2001年‘7·14’强奸案，他在茶市场一眼认出了强奸犯；2007年‘10·17’抢劫案，他在驳船上按住了嫌疑人。这几年扫毒，十个强戒指标里八个是他完成的。就凭这些，给个刑警大队长干也不过分吧，可惜了啊……”
那时，我对杨大队的境遇也很好奇，但他自己却不肯说，便趁机问教导员。没想到教导员一下打开了话匣子，跟我足足聊了一个晚上——
杨大队的“工勤”身份，一直都是公安局的“历史遗留问题”。按照教导员的说法，杨大队曾经有三次正儿八经穿上警服的机会。
第一次是1991年，杨大队从新疆某部转业，进公安局工作完全没问题，但安置结果出来，却是某国企的机关小车队。那个年代，国企机关小车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好单位，杨大队的父亲与那家企业领导有些私交，便把自己儿子“安排”了进去。老爷子“帮了倒忙”，断送了杨大队第一次入警的机会。
第二次是1996年，全国“严打”，公安局缺司机，杨大队申请借调，“严打”结束后主动留了下来。往后，他先在公安局机关工作，后来索性去了派出所，当了六年“杨警官”。
到2002年，公安体制改革，同事大多转为公务员，可杨大队却遇到了麻烦——当年，为了保障民警素质，上级文件要求“35岁以下转制民警必须具备高中（中专）以上学历”，杨大队那年刚好35岁，但他入伍前只有初中学历，在部队参加的培训未能被认定为“中专”，没有达到转正条件。
摆在杨大队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是在公安局继续等待改制，二是回原单位工作。他选择了前者，因为那时他已是派出所的治安骨干，领导找他谈话，说改制阶段各项制度都有变数，杨大队觉得有道理，便继续等政策。
然而随着转制逐步完成，公安局也没有再下发新政策。原单位派人来找杨大队，劝他调回去。杨大队没走，他说因学历受限没转正的大有人在，公安局编制有限，不好说给谁不给谁，等走的人多了，留下的自然就转正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后，公安局终于决定再解决一批编制问题。杨大队位列人员名单之中。他已拿到中专文凭，也满足了转正的硬性条件，但那次他依旧失败了——因为同批转正的同事中有一位烈士胞弟，上级部门要求公安局先解决烈士胞弟的编制问题。无奈，杨大队主动让出了名额。当时，杨大队的警衔和警号都发了，只能原样交回。领导不忍心，把“两毛一”的肩章留给他做纪念。
那年杨大队已经38岁了，依旧在派出所干治安，身份不明。杨大队自己也有些气馁，说可能这辈子与警察无缘，但领导舍不得让他走，于是打下包票，说两年内无论如何都会给他解决正式编制问题。
不料2006年，《公务员法》实施，公安机关招录新人民警察必须通过公务员考试，而杨大队的年龄早已超过了省考上限。自此，杨大队彻底失去了转为正式警察的机会。
“老领导当时愧疚得不行，问杨大队想去什么单位，他来协调。但杨大队说自己在派出所干了十年，哪儿也不想去了，最后领导没辙，给他转了‘工勤’，还是留在了派出所。”教导员说。
记忆中，局机关车队的小车司机老唐同样是“工勤人员”，我问教导员他俩的情况是不是一样，教导员却笑了笑，说身份是一样，但别在杨大队跟前提老唐。我问为啥，他说老唐和杨大队彼此不对付，见面也从不打招呼。
杨大队说，老唐留在公安局是为了“占便宜”，但老唐却笑话杨大队，说他明明不是警察还装蒜，自己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