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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年初，局里按惯例要给新人安排老民警当“师父”，人选暂时没定下来，领导让我先跟着杨大队学。显然，杨大队早就得到消息了，但他似乎不太高兴，嘴上抱怨：“这么多老民警闲着，为啥总逮着我不放？我又不是民警。”
我有些尴尬，只好恭维说：“甭管民警辅警，您是老前辈，啥都值得我跟着学。”他又哼了一声，但脸色好看了许多。
杨大队先带我熟悉管区情况，我以为就是跑跑辖区内的主要单位，但杨大队说那些地方让所领导白天带我去，要我晚上下班之后再找他。那天下班后，他一身便装，让我也换掉警服，上了他的私家车。临开车前，杨大队说：“官面上的地方我带不合适，去了会让人笑话。摆不上台面的地方我带你去，你也做好心理准备，这些地方才是今后需要你费脑筋的。”
那晚，我跟他去了一些“特殊”的地方：在乌烟瘴气的棋牌室里，杨大队指着隐蔽位置的一张门帘说，帘子后面有两个箱子，搬开箱子里面还有一间屋，平时是店老板的杂物间，但以前在里面摆过“打鱼机”开赌；在喧闹混乱的迪厅里，杨大队悄悄指着两个路过的年轻人说，记住他俩的模样，这是两个吸毒人员，且有贩毒前科；在深夜营业的美发店外，杨大队指着隔壁一间早已打烊的杂货铺说，两个店面之间新开了暗门，他怀疑美发店老板是为了“捞偏门”躲检查……
路过一间公共厕所，杨大队把车停下来，招呼我也下车，我不明就里，下车跟着他走了进去。公厕惯常的臭味里，竟然夹杂着一股香气，杨大队使劲吸吸鼻子，让我记住这个味道。我有些恶心，问他这是什么味道？杨大队说不久前有人在这里吸过麻果，让我以后看住这间公共厕所。
之后，他又带我转了几个居民小区——
“这栋楼301，户主曹××，盗窃前科，目前在拘留所，三天后回来，盯住他。”
“这栋楼地下室有一个麻将馆，之前有过聚赌，最近几天一直没开门，留意一下。”
“这栋楼2单元的101被租了出去，上面怀疑是失足妇女承租后用来卖淫，抽空进去看看。”
……
凌晨时分，我们路过一个街口，几个年轻人在那里徘徊。杨大队开车路过，“嚯”地停了下来，降下玻璃，大声喝道：“你们搞么事！”
一个看似领头的年轻人走过来，见是杨大队，弯腰，脸上挂着谄媚的笑容：“杨叔啊，没事儿，兄弟伙的喝醉了，醒酒呢！”
“放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干啥，滚回家睡觉去！”杨大队声音不大，领头的青年却犹豫了一下，招呼自己的兄弟伙离开了。
杨大队一直开车跟着他们，几个人走几步便回头看一眼我们的车，杨大队用远光灯闪他们。就这样走了半个多小时，直到人群各自散去，领头的年轻人也进了小区，我们才停止跟踪。
杨大队告诉我，他们是一帮混子，大多没有正当职业，平时在街上惹是生非，没少跟派出所打交道。今天晚上聚在一起，应该不是为了啥好事儿，“以后常注意他们，见他们聚在一起就想办法驱散”。
返程路上，杨大队如数家珍一般，告诉我管区内有多少“重点人口”，有哪些“前科人员”，有哪些“隐患地带”，甚至连有多少家五金行、修理厂、寄卖行、鞭炮铺，各自处于什么位置他都一清二楚。
我拿出本子准备记下来，他说不要记在本子上，要记在心里。我说那怎么记得住？他笑了笑说：“等你干久了，自然也就记住了。”
就这样，杨大队给我当了三个月“不挂名”的师父。
每次我喊他“师父”，他嘴上说着“不要在公开场合这么喊”，神情却很是受用。巡逻时，他经常跟我讲以前的故事，说早年公安局还未改制时，民警和辅警没啥区分，某位领导还给他做过徒弟，“但那家伙不像你，他笨得要死，俩月学不会做治安笔录，抓狗被狗咬，找猫被猫挠，啥也不是……”但之后，杨大队却又自嘲一般地笑，继续说，“可是人家运气好啊，赶上了转制的末班车，先转成公务员，又当上领导。不像我，干了半辈子，倒是啥都会，但至今也没能当上‘正规军’……”
每当杨大队说到这个问题，我便不知该不该接他的话。
的确，公安局民警的身份转制工作早已于十年前就落下帷幕了，能转的都转了，转不了的都走了，而杨大队却是个特例——他的身份既有别于局里的正式民警，又不同于绝大多数合同制辅警——他算是公安局的“工勤”，即机关单位职工。
那时，很多人都觉得“工勤”这个身份已经相当不错了。相比于企业职工，机关单位“工勤人员”工作更加稳定，可以享受机关公务员的福利待遇，却又不必接受相关公务员条例的限制。只是杨大队觉得不好，因为在他看来，自己始终算不上是一名真正的警察。
“就是没赶上好时候啊，《公务员法》晚出来一年，我就妥妥地是个正式警察了。谁知道呢，忙活了半天，空欢喜一场，警服和警衔都发给我了，结果最后就卡在那关键的一年上了……”杨大队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我再细问，他却推说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不想再提，不提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