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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婷的父母都是市铸造厂的退休职工，住在市里某小区的一栋旧楼里。虽然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可说起女儿与刘丽的事情，两位老人依旧愤愤不平。

韩婷父亲说，女儿当年就是被刘家下套坑了，不然不会沦落到现在这种不人不鬼的地步。韩婷母亲则说，当年女儿就不该掺和什么保送的事情，即便不保送，靠自个儿的成绩也能上个不错的大学，不会像现在这样，动辄靠吃药度日。

韩婷当年确实因为精神问题退了学，但当时“抑郁症”还鲜有人知，因此老韩夫妇只觉得女儿是因为受了刺激，暂时想不开而已。在家休养了大半年后，他们想让韩婷继续上高中，但没办成，于是只能选择让她参加工作。

韩婷的情况进不了本地国企，跟着私人老板打工还不如去外地。于是，韩婷南下广东，之后多年一直在那边工作。

韩婷父亲说，这二十年，女儿一直过得不好。打工没赚到钱，生活也不顺，后来因为感情的事情又受了打击，让本就不太稳定的精神状况随之崩溃，之后一直住在家里。

马警长问韩婷现在在哪儿，韩婷父亲说，女儿已经结婚，嫁给了远郊农村的一位残疾人，两人白天在城里一家维修家电的铺子工作，晚上才回来。

我提出想见一下韩婷，韩婷父亲问原因，我本想告诉他刘丽被杀的事情，但马警长用眼神制止了我，我也意识到有些不妥，赶紧另外编了个理由。或许是因为女儿患精神疾病的缘故，过去几年韩婷父亲没少跟派出所警察打交道，他没有过多怀疑，便带我们去了女婿的修理铺。

见到韩婷时，我几乎没有认出她来。人口信息里显示她出生于1975年，时年38岁，但从她的外貌来看，倒像是年近50岁的样子，脸上皱纹很深，头发也白了不少。我和马警长亮明身份，正在铺子里看电视的她也只是抬头看了我俩一眼，随口问了句：“前几天你们不是刚做过家访？这回又要干啥？”

马警长顺着她的话往下说，称局里需要更新一些居民信息，她得跟我们回趟派出所。我明白马警长的意思，他大概是想带韩婷回去采集指纹信息，看能否比对上当年电线杆上的那半枚血指纹。

韩婷没有反对，但她丈夫却有些不满，说上次妻子被带去派出所是好多年前的事了，这些年人好好的，再也没有犯病惹事，警察无缘无故又来干什么。我本想跟他解释我们只是找韩婷采集一些信息，不会送她去医院，但话到嘴边，又改了主意。

我说，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以跟我们一起过去，路上能照应一下妻子。韩婷丈夫简单收拾了一下，便跟我们一起去了派出所。

指纹采集的过程很顺利，韩婷全程配合，但并未比对成功。马警长又以“进入办案区必须采集个人信息”为由采集了韩婷丈夫的指纹和DNA，同样没有比对成功。

我们只能先让二人回家。韩婷丈夫腿脚不利索，马警长让我开车把两口子送回去。路上，我一边开车一边试着提起刘丽的名字，想试探一下夫妻二人。韩婷丈夫毫无反应，韩婷也只是淡淡地回了句，说刘丽是自己二十多年前上高中时的同学。

我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说出了2004年刘丽被杀的事情，然后通过倒车镜继续看夫妻二人的反应。韩婷丈夫一脸迷茫，大概是搞不懂我说这事是不是在没话找话，而韩婷则一直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机，偶尔应付我一两句，似乎没什么兴趣。

她的反应既不合理却又合情——不合理的是，毕竟是自己认识的人，一般人听到类似事情后大多会表现出很强烈的兴趣，追着询问案子的具体情况；合情的是，韩婷当年在刘丽那里吃过大亏，精神还因此出过问题，不再关心刘丽的事情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回到派出所时，马警长正站在门口抽烟，脸上写满了失落。的确，此前我们认为韩婷或许是刘丽被杀一案的重要突破口，但现在看来，她们之间似乎并没有必然联系。

“应该不干她老公的事……”冷不丁地，马警长冒出一句，“我看了她老公的腿，应该是小儿麻痹症后遗症，先天的，走路都不利索，不太可能犯杀人案。”

我说你再想这个就没意思了，指纹比对结果都出来了。

马警长没再说话，狠狠吸了两口烟，然后把烟屁股甩向远处，看样子还是不甘心。

“咱都想开点，毕竟你也说了是有枣没枣打一竿子，要不我们再从其他方面着手看看？”

马警长摇头，说当年侦办“1·04”杀人案时能想的全想到了，那时想不到的，现在也没的想了，“毕竟又是十年过去了，啥人证物证，该遗忘的遗忘，该灭失的灭失，哪还有什么新线索？”

韩婷这边的线索暂时断了，我和马警长又从其他方面调查了一番，但也都没有结果。又过去半个月，我们两人都有些疲了。

2014年8月中旬，马警长忙着抓一批外地来的偷车贼，我忙着迎接局里季度社区警务工作考核，“1·04”杀人案的事情暂时被放了下来。 /P9iSotF1+56UeSknL6pFeRFdz0tJ5nLfwwDP/4BsphXeQX6HqFvlmwZxsoDSV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