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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时，韩婷和刘丽两人关系很不错，不仅上学放学同来同往，集体活动也都一同参加。韩婷的学习成绩好，总在班级前几名，刘丽的成绩一般，中等靠后。1994年7月，两人本该一同毕业，但那年年初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两人的命运。

1993年年底，省城某师范大学给了水泥厂中学一个保送生指标，几经考察，成绩优异的韩婷顺利入选。刘丽也在父亲的运作下，拿到了省城另外一所重点大学的保送名额。

但在1994年年初，事情却突然发生了变故。

“我记得好像给刘丽办保送的人出了事，刘丽的保送指标被取消了，刘季想再帮女儿运作，时间上肯定来不及了。所以刘丽要想读大学，就得正常参加高考。但照她当时的成绩，别说省城那所重点大学，就是××市的普通本科估计都没戏。”任老师回忆说。

估计刘季思来想去，只剩一个办法——换掉水泥厂中学原本给韩婷的保送指标。

当时，作为水泥厂中学的直管领导，刘季给校方提出了要求。学校方面赶紧行动，只可惜时间确实晚了，韩婷的保送信息已经提交给师大了，师大不同意换人。刘季只好又是一番协调运作，最后师大方面终于松口——换人可以，但前提是必须要韩婷本人主动提出放弃保送资格。

水泥厂中学只好反过头来做韩婷的工作，这事儿自然落在了班主任任老师身上。开展“工作”前，刘季还专门请学校领导和任老师吃了顿饭，让他们帮忙“想想办法”。

“虽然我也觉得这事儿对韩婷挺不公平，但领导给了压力，不干又不行。我找韩婷谈过几次，委婉地提出让她给那所大学交个申请，把名额让出来……”说到这里，任老师的表情变得很复杂。

任老师让韩婷出让名额，一是因为他着实不敢得罪刘季这位在水泥厂这一亩三分地里说一不二的大领导，二是因为韩婷的成绩本就不错，高考只要正常发挥，足以考上一所不错的大学，甚至比那所师大还要好。

不过韩婷始终拒绝。

“她也是个倔姑娘，无论我怎么说，她都一言不发，一提到主动放弃保送她就哭。十七八岁的学生，在我眼里就是个孩子，我也实在不想把社会上那套‘规则’啥的讲给她，更不可能告诉她是她闺蜜刘丽想要这个指标……我跟她谈了几次，都是这样，后来学校又换其他老师找她谈，结果也是不行。”

学校又派人去做韩婷父母的工作，同样不行。

“最后我和学校一位领导去找刘季，把情况跟他讲了。他当时很客气，还跟我们说要‘指标’这事儿是他爱人的意思，说他爱人一直想让女儿当老师，至于韩婷这边不愿让指标就算了，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然后便打发我们走了。”

任老师说，当时他以为这事儿真就这么过去了，毕竟当初刘季请他们吃饭时，说的也只是“帮忙想想办法”，想不出办法来，还能怎么办？

之后，任老师便没有再过问保送的事情，韩婷似乎也一直不知想要她保送名额的人是好友刘丽。两人关系依旧很好，仍像以前一样形影不离。

但那一年刚出腊月，便传来了韩婷因为涉嫌盗窃被派出所带走的消息。

被盗物品是一件价值不菲的红色外套，报案者是刘丽的母亲陈文娟。她告诉警察，这件外套是亲戚从国外给女儿带回的，价值5000多元。刘丽早上把外套晾在自家平房前的晒衣架上，转眼便被人偷走。当天下午，警方便在市里的一家商场抓到了“偷”外套的人——韩婷。

“当时，5000块钱差不多是水泥厂职工将近一年的工资和奖金，鬼知道刘丽怎么穿了一件那么贵的衣服，况且之前也没听说韩婷有偷东西的习惯……”任老师感叹道。他印象里，韩婷是个挺不错的女孩，这件事情着实有些不可思议。但韩婷被抓时，那件外套确实穿在她身上，这让她有口难辩。

“我问过刘丽，她说她也不相信偷衣服的人是好友韩婷，但报案人是她妈妈，妈妈知道外套丢了很生气，所以才报了警。刘丽说回去跟妈妈商量一下，看能不能撤回报案。”任老师觉得刘丽的话有道理，便没再多想。

但在韩婷父母那边，任老师却得到了另外一种说法——外套是刘丽“借给”韩婷的，韩婷父亲说，女儿很喜欢刘丽那件红色外套，刘丽就大方地答应周末把外套给女儿穿一天。因为刘丽怕被母亲陈文娟发现，于是两人说好，她早上把外套挂在晒衣架上，韩婷过来取，晚上再把外套挂回去。但没想到，韩婷前脚刚把外套穿走，陈文娟后脚就报了警。

任老师反过头再问刘丽，刘丽矢口否认，说自己从来没跟韩婷有过类似的约定，而她妈妈也要求这事“公事公办”，不让她掺和。水泥厂中学本着大事化小的态度试着去找了陈文娟，陈文娟给学校说只要把外套还回来，她可以撤案。

陈文娟去派出所拿回了女儿的外套，韩婷父母又额外赔偿了陈文娟500元钱，但案子却没有撤。

“陈文娟的说法是，公安局立了刑事案件，无法撤案。派出所那边也是差不多的说法，但看韩婷是未成年人，又归还了赃物，所以从轻处罚，不用坐牢。”任老师说，韩婷的父母想了很多办法，但最终韩婷的档案里还是留下了一笔污点。虽然不需坐牢，但学校的保送名额怎么都不能给她了。

“唉，其实到最后明眼人都看得出，刘家就是打着谱折腾韩婷。像这种事，纵使真是韩婷偷了刘丽的外套，刘家想放过她的话，跟派出所说句‘误会了，俩孩子闹着玩儿的’，这事儿也就过去了，哪有什么‘从轻处罚’一说？但直到最后，刘丽的妈妈也没松这个口。”说到此，任老师顿了顿，“不就是为了那个师大的保送名额嘛！韩婷出了这种事，哪还有可能被学校保送？名额一退出来，刘丽不就有希望了……”

“如果真是这样，刘季一家这样坑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也忒阴狠些了吧？”我有些唏嘘。任老师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后来呢？韩婷因为这事儿疯了？”我接着问。

任老师点点头，但又摇摇头，他说那时韩婷也不能叫“疯了”，“只是精神上出了点问题吧，用现在的话说，应该是抑郁症”。

偷外套的事处理完，韩婷又回学校上了一个多月的学，但后来不知是受不了同学们的议论还是自己状态不好，1994年5月，韩婷向学校递交了退学申请。

由于几个月后刘丽这届学生就毕业了，因此这件事也没在水泥厂中学继续发酵。后来知情的老师们聊起这件事，都觉得是刘家给韩婷下的套，但顾忌刘季是大领导，怕隔墙有耳，也都不敢在学校里乱嚼舌头。

“听说韩婷后来到南方打工去了，之后就再没她的消息了。”任老师说，后来那个保送名额的确是给了刘丽。

从任老师家里出来，我马上向马警长做了汇报。听完我的叙述，马警长在内网上查了韩婷的信息。

“真的是在册精神病人啊，只是不知道跟那件事有没有关系……”马警长说着，把韩婷的人口信息发给了我。从平台上的照片看，韩婷长相清秀，只是在备注一栏里标注着“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几个字。

“你等等我，咱一起去韩婷家看看。”马警长说。 fiLkxy3cenXgisVVI4PtGZl4+iYaFYWr6dMSFMMH0UgEfCIBKAlhBnn+BW+Q60W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