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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后，朱永新主动找过我几次，求我以后不要总拿他女儿说事儿。
他说自己是“生活所迫”，被警察抓也无话可说。但玲玲只是个小孩子，不懂外面的事情，我的做法就是让他女儿“认父作贼”，会给他女儿带来伤害的。
我说朱永新你放狗屁，敢情你偷东西不会给你女儿带来“伤害”，我抓你就“伤害”到她了？你好胳膊好腿不找份工作，天天在街面上晃悠，辖区日子过得比你苦的人有的是，也没见他们因“生活所迫”去当小偷。
朱永新又说俗话讲“祸不及妻女”，他反正已经这样了，但没必要把孩子也牵扯进来，这又不干她的事。我气不打一处来：“朱永新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你现在的身份已经够孩子喝一壶了，还怕‘祸及妻女’？你就偷吧，迟早有一天再把你送去‘回炉’，到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祸及妻女’。”
“我有啥身份？我被你抓不代表我女儿也不行，你不要总搞我女儿，她现在考全班前十，以后要考大学，要去大城市上班，搞不好以后还要当干部呢！”朱永新冲我嚷嚷。
我看着朱永新，告诉他有种东西叫作“政治审查”。朱永新大概不知道啥叫“政治审查”，可能是出于对未知事物的原始恐惧，尤其是这事儿可能关系到女儿前程，他没再油腔滑调地跟我顶嘴，一下沉默了。
“真要是为女儿考虑，你就老老实实找份工作吧。”平静下来之后，我告诫朱永新。
之后，朱永新的确消停了一段时间，有一次还麻烦我帮他留意一下工作机会。后来社区物业公司招临时工，我想起朱永新，但物业经理一听就摇头：“不行不行，谁来都行，就他不行。我哪怕找个残疾人还能收下停车费，找他来干啥？检验小区安保质量吗？”
后来听说垃圾回收站招装卸工，我又把朱永新推荐过去，对方倒是没说什么，同意让朱永新去上班。但听说每月工资只有1700块钱后，朱永新嫌工资低，给拒绝了。我挺生气，觉得他不识好歹，有地方肯要他就不错了，他还挑三拣四。但朱永新跟我说，他每月光是给老婆亲戚家支付女儿的“生活费”就要2500块，学杂费另算，装卸工的这点工资根本活不下去。
我有些诧异，觉得一个10岁小姑娘，在我们这边生活费不该这么高。朱永新说亲戚有言在先，这笔钱确实不少，但他爱给不给，不给就把玲玲接回去，他们没有任何意见。
那天，我第一次在朱永新脸上看到真实的焦虑，的确，照他现在的状况，最好还是别跟女儿住在一起。但转念一想，我又跟朱永新说，800块钱就能在附近租个两居室，你俩住，剩下的钱省着点花，差不多也够了。但朱永新还是摇了摇头，说算了算了，他不想让闺女跟着他受罪。
再后来，我也没能给他联系到工作，朱永新依旧在街面上拾荒，背地里偷盗。我依旧抓他，他也依旧跟我耍赖皮。双方都明白彼此的路数，我也开始像同事们一样，接到盗窃警情后琢磨一下案值，然后直接去朱永新的棚屋里翻找。
朱永新早已见怪不怪，赃物该归还归还，自己该拘留拘留，他还是怕我跟他牵扯女儿，经常跟我重复那些“一人做事一人当”之类的车轱辘话。其实我心里有数，话虽那样说，但每次只是吓唬他，并不会真的去学校找他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