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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心情歌手

我发现托尼·加德纳坐在游客当中的那天早上,春天刚刚降临威尼斯这里。我们搬到外面广场上来刚好一个星期——跟你说,真是松了口气,在咖啡厅的最里面演奏又闷又挡着要用楼梯的客人的路。那天早上微风习习,崭新的帐篷在我们身边啪啪作响,我们都觉得比平时更加愉悦和精神,我想这种心情一定反映在我们的音乐里了。

瞧我说得好像我是乐队的固定成员似的。事实上,我只是那些个“吉卜赛人”中的一个,别的乐手这么称呼我们,我只是那些个奔走于广场、三个咖啡厅的管弦乐队里哪个缺人,就去哪里帮忙的人中的一个。我主要在这家拉弗娜咖啡厅演奏,但若遇上忙碌的下午,我就要先和夸德里的小伙子们演奏一组,然后到弗洛里安去,再穿过广场回到拉弗娜。我和这三支乐队都相处得很好——和咖啡厅的服务生们也是——在别的哪个城市,我早就有固定职位了。可是在这里,传统和历史根深蒂固,事情都倒过来了。在其他地方,吉他手可是受人欢迎的。可是在这里?吉他手!咖啡厅的经理们不自在了。吉他太现代了,游客不会喜欢的。去年秋天,我弄来了一把老式椭圆形音孔的爵士吉他,像强哥·莱恩哈特 弹的那种,这样大家就不会把我当成摇滚乐手了。事情容易了些,可经理们还是不喜欢。总之,实话告诉你吧:倘若你是个吉他手,就算你是吉他大师乔·帕斯,也甭想在这个广场找到一份固定工作。

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原因:我不是意大利人,更别说是威尼斯人。那个吹中音萨克斯风的捷克大个子情况和我一样。大伙儿都喜欢我们,乐队需要我们,可我们就是不符合正式要求。咖啡厅的经理们总是告诉你:闭上你的嘴,只管演奏就是了。这样游客们就不会知道你不是意大利人了。穿上你的制服,戴上你的太阳镜,头发往后梳,没有人看得出来,只要别开口说话。

可是我混得还不错。三支乐队都需要吉他手,特别是当他们与竞争对手同时演奏的时候,他们需要一个轻柔、纯净,但是传得远的声音作背景和弦。我猜你会想:三支乐队同时在一个广场上演奏,听起来多混乱啊。可是圣马可广场很大,没有问题。在广场上溜达的游客会听见一个曲子渐渐消失,另一个曲子渐渐大声,就好像他在调收音机的台。会让游客们受不了的是你演奏太多古典的东西,这些乐器演奏版的著名咏叹调。得了,这里是圣马可,游客们不想听最新的流行音乐。可是他们时不时要一些他们认得的东西,比如朱莉·安德鲁斯 的老歌,或者某个著名电影的主题曲。我记得去年夏天有一次,我奔走于各个乐队间,一个下午演奏了九遍《教父》。

总之就是在这样一个春天的早晨,当我们在一大群游客面前演出的时候,我突然看见托尼·加德纳,独自一人坐在那里,面前放着一杯咖啡,差不多就在我们的正前方,离我们的帐篷大概只有六米远。广场上总是能看见名人,我们从来不大惊小怪。只在演奏完一曲后,乐队成员间私下小声说几句。看,是沃伦·比蒂 。看,是基辛格。那个女人就是在讲两个男人变脸的电影里出现过的那个。我们对此习以为常。毕竟这里是圣马可广场。可是当我发现坐在那里的是托尼·加德纳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我 激动极了

托尼·加德纳是我母亲最喜爱的歌手。在我离开家之前,在那个共产主义时代,那样的唱片是很难弄到的,可我母亲有他几乎所有的唱片。小时候我刮坏过一张母亲的珍贵收藏。我们住的公寓很挤,可像我那个年纪的男孩子有时就是好动,尤其是在冬天不能出去的时候。所以我就从家里的小沙发跳到扶手椅上这样玩,有一次,我不小心撞到了唱片机。唱针“嗞”的一声划过唱片——那时还没有CD——母亲从厨房里出来,冲我大声嚷嚷。我很伤心,不是因为她冲我大声嚷嚷,而是因为我知道那是托尼·加德纳的唱片,我知道那张唱片对她来说多么重要。我还知道从此以后,当加德纳轻声吟唱那些美国歌曲时,唱片就会发出“嗞嗞”的声音。多年以后,我在华沙工作时得知了黑市唱片,我给母亲买了所有的托尼·加德纳的唱片,代替旧的那些,包括我刮坏的那一张。我花了三年才买齐,可我坚持不懈地买,一张张地买,每次回去看望她都带回去一张。

现在你知道当我认出托尼·加德纳时为什么会那么激动了吧,就在六米以外啊。起初我不敢相信,我换一个和弦时一定慢了一拍。是托尼·加德纳!我亲爱的母亲要是知道了会说什么啊!为了她,为了她的回忆,我一定要去跟托尼·加德纳说句话,才不管其他乐手会不会笑话我,说我像个小听差。

但是我当然不可能推开桌椅,朝他冲过去。我还得把演出演完。跟你说,真是痛苦极了,还有三四首歌,每一秒钟我都以为他要起身离开了。可是他一直坐在那里,独自一人,盯着眼前的咖啡,搅呀搅,好像搞不清楚服务生给他端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他的装扮与一般的美国游客一样,浅蓝色的套头运动衫、宽松的灰裤子。以前唱片封面上又黑又亮的头发如今几乎都白了,但还挺浓密,而且梳得整整齐齐,发型也没有变。我刚认出他时,他把墨镜拿在手里——他要是戴着墨镜我不一定能认出来——但是后来我一边演奏一边盯着他,他一会儿把墨镜戴上,一会儿拿下来,一会儿又戴上。他看上去心事重重,而且没有认真在听我们演奏,让我很是失望。

这组歌曲终于演完了。我什么也没有对其他人说,匆匆走出帐篷,朝托尼·加德纳的桌子走去,突然想到不知如何与他攀谈,心里紧张了一下。我站在他的身后,他的第六感却让他转过身来,看着我——我想这是出于多年来有歌迷来找他的习惯——接着我就介绍自己,告诉他我多么崇拜他,我在他刚刚听的那个乐队里,我母亲是他热情的歌迷等等,一古脑儿全都说了。他表情严肃地听着,时不时点点头,好像他是我的医生。我不停地讲,他只偶尔说一声:“是吗?”过了一会儿我想我该走了,转身要离开,突然听见他说:

“你说你是从波兰来的。日子一定不好过吧?”

“都过去了。”我笑笑,耸了耸肩。“如今我们是个自由的国家了。一个民主的国家。”

“那太好了。那就是刚刚为我们演奏的你的同仁吧。坐下。来杯咖啡?”

我说我不想叨扰他,可是加德纳先生的语气里有丝丝温和的坚持。“不会,不会,坐下。你刚才说你母亲喜欢我的唱片。”

于是我就坐了下来,接着说。说我的母亲、我们住的公寓、黑市上的唱片。我记不得那些唱片的名字,但我能够描述我印象中那些唱片套子的样子,每当我这么做时,他就会举起一根手指说“哦,那张是《独一无二》。《独一无二的托尼·加德纳》”之类的。我觉得我们俩都很喜欢这个游戏,突然我注意到加德纳先生的视线从我身上移开了,我转过头去,刚好看见一个女人朝我们走来。

她是那种非常优雅的美国女人,头发优美,衣服漂亮,身材姣好,不仔细看的话不会发现她们已经不年轻了。远远地看,我还以为是从光鲜的时尚杂志里走出来的模特儿呢。可是当她在加德纳先生身旁坐下,把墨镜推到额头上去时,我发现她至少五十了,甚至不止。加德纳先生对我说:“这位是我的妻子琳迪。”

加德纳太太朝我敷衍地笑了笑,问她丈夫:“这位是谁?你交了个朋友。”

“是的,亲爱的。我们聊得正欢呢,我和……抱歉,朋友,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扬,”我立刻答道。“但朋友们都叫我雅内克。”

琳迪·加德纳说:“你是说你的小名比真名长?怎么会这样呢?”

“别对人家无礼,亲爱的。”

“我没有无礼。”

“别取笑人家的名字,亲爱的。这样才是好姑娘。”

琳迪·加德纳无助地转向我说:“你瞧瞧他说些什么?我冒犯你了吗?”

“不,不,”我说,“一点也没有,加德纳太太。”

“他总是说我对歌迷无礼。可是我没有无礼。我刚刚对你无礼了吗?”然后她转向加德纳先生,“我很 正常地 在跟歌迷讲话,亲爱的。 就是这样讲话的。我从来没有无礼。”

“好了,亲爱的,”加德纳先生说,“别小题大做了。而且,这位先生也不是什么歌迷。”

“哦,他不是歌迷?那他是谁?失散多年的侄子?”

“别这么说话,亲爱的。这位先生是我的同行。一位职业乐手。刚刚他在为我们演奏呢。”他指了指我们的帐篷。

“哦,对!”琳迪·加德纳再次转向我,“刚刚你在那里演奏来着?啊,很好听。你是拉手风琴的?拉得真好!”

“谢谢。其实我是弹吉他的。”

“弹吉他的?少来了。一分钟之前我还在看着你呢。就坐在那里,坐在那个拉低音提琴的旁边,手风琴拉得真好。”

“抱歉,拉手风琴的是卡洛。秃头、个大的……”

“真的?你不是在骗我?”

“亲爱的,我说了,别对人家无礼。”

加德纳先生并没有提高音量,可是他的声音突然变得严厉和气愤,接着,出现了一阵异样的沉默。最后,是加德纳先生自己打破了沉默,温柔地说:

“对不起,亲爱的。我不是有意要训你的。”

他伸出一只手去拉妻子的手。我本以为加德纳太太会推开他,没想到她在椅子上挪了挪身子,好靠近加德纳先生一点,然后把另一只手搭在他们握紧的手上。一时间他们就那么坐着,加德纳先生低着头,他妻子的视线越过他的肩膀,出神地看着广场那头的大教堂。她的眼睛虽然看着那里,但却好像并没有真的在看什么。那几秒钟,他们好像不仅忘了同桌的我,甚至忘了整个广场的人。最后加德纳太太轻声说:

“没关系,亲爱的。是我错了。惹你生气了。”

他们又这样手拉着手对坐了一会儿。最后她叹了口气,放开加德纳先生的手,看着我。这次她看我的样子和之前不一样。这次我能感觉到她的魅力,就好像她心里有这么个刻度盘,从一到十,此时,对我,她决定拨到六或七,可我已经觉得够强烈的了,如果此时她叫我为她做些什么——比如说到广场对面帮她买花——我会欣然从命。

“你说你叫雅内克,是吗?”她说。“对不起,雅内克。托尼说得对。我不应该那样子跟你说话。”

“加德纳太太,您真的不用担心……”

“我还打扰了你们的谈话。音乐家之间的谈话,我想。好吧,我走了,你们继续聊。”

“你用不着离开,亲爱的,”加德纳先生说。

“用得着,亲爱的。我 很想 去那家普拉达专卖店看看。我刚刚过来就是要跟你说我会晚一点。”

“好,亲爱的。”托尼·加德纳第一次直了直身子,深吸了一口气。“只要你喜欢就好。”

“我在那家店里会过得很愉快的。你们俩,好好聊吧。”她站起来,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保重,雅内克。”

我们看着她走远,接着加德纳先生问了我一些在威尼斯当乐手的事情,特别是夸德里乐队的事,因为他们刚好开始演出。他好像不是特别认真在听我回答,我正准备告辞时,他突然说道:

“我要跟你说一些事,朋友。我想说说我心里的事,你不想听的话我就不说了。”他俯过身来,降低了音量。“事情是这样。我和琳迪第一次到威尼斯来是我们蜜月的时候。二十七年前。为了那些美好的回忆,我们没有再回到这里来过,没有一起回来过。所以当我们计划这次旅行,这次特别的旅行时,我们对自己说我们一定要来威尼斯住几天。”

“是你们的结婚周年纪念啊,加德纳先生?”

“周年纪念?”他很吃惊的样子。

“抱歉,”我说。“我以为,因为您说是特别的旅行。”

他还是吃惊地看着我,突然大笑起来,高声、响亮的笑。我突然想起我母亲以前经常放的一首歌,在那首歌里加德纳先生有一段独白,说什么不在乎恋人已经离他而去之类的,中间就有这种冷笑。现在同样的笑声回荡在广场上。他接着说道:

“周年纪念?不,不,不是我们的周年纪念。可是我正在酝酿的这件事,也差不离。因为我要做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我要给她唱小夜曲。地地道道威尼斯式的。这就需要你的帮助。你弹吉他,我唱歌。我们租条刚朵拉,划到她的窗户下,我在底下唱给她听。我们在这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卧室的窗户就临着运河。天黑以后就万事俱备了,有墙上的灯把景物照亮。我和你乘着刚朵拉,她来到窗前。所有她喜欢的歌。我们用不着唱很久,夜里还是有点冷。三四首歌就好,这些就是我心里想的。我会给你优厚的报酬。你觉得呢?”

“加德纳先生,我荣幸至极。正如我对您说的,您是我心中的一个大人物。您想什么时候进行呢?”

“如果不下雨,就今晚如何?八点半左右?我们晚饭吃得早,那会儿就已经回去了。我找个借口离开房间,来找你。我安排好刚朵拉,我们沿着运河划回来,停在窗户下。不会有问题的。你觉得呢?”

你或许可以想象:这就像美梦成真一样。而且这主意多甜蜜啊,这对夫妇——一个六十几岁,一个五十几岁——还像热恋中的年轻人似的。这甜蜜的想法差点儿让我忘了刚才所见的那一幕。可我没忘,因为即便在那时,我心里深知事情一定不完全像加德纳先生说的那样。

接下来我和加德纳先生坐在那里讨论所有的细节——他想唱哪些歌,要什么音高,等等之类。后来时间到了,我该回帐篷去进行下一场演出了。我站起来,和他握了握手,告诉他今天晚上他完全可以信任我。

* * *

那天晚上我去见加德纳先生时,漆黑的街道十分安静。那个时候,一到离圣马可广场较远的地方我就会迷路,所以尽管我早早出发,尽管我知道加德纳先生告诉我的那座小桥,我还是晚了几分钟。

加德纳先生站在路灯底下,穿着一件皱皱的深色西装,衬衫敞到第三四个扣子处,所以能看见胸口的毛。我为迟到的事向他道歉,他说道:

“几分钟算什么?我和琳迪已经结婚二十七年了。几分钟算什么?”

他没有生气,但似乎心情沉重——一点儿也不浪漫。他身后的刚朵拉轻轻地在水里摇晃,我看见刚朵拉上的船夫是维托里奥,我很讨厌的一个人。他当着我的面总是一副友好的样子,可是我知道——我知道在我背后——他到处说些难听的话,说像我一样的人的闲话,他把我们这种人称为“新国家来的外地人”。所以那天晚上,当他像兄弟似的跟我打招呼时,我只是点点头,静静地看着他扶加德纳先生上船。然后我把我的吉他递给他——我带了一把西班牙吉他,而不是有椭圆形音孔的那把——自己上了船。

加德纳先生在船头不停变换着姿势,然后突然用力地坐下去,船差点翻了。可是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们开船了,他一直盯着水面。

我们静静地在水上漂着,经过黑色的建筑,穿过低矮的小桥。就这么过了好一会儿,加德纳先生从沉思中回过神来,说道:

“听着,朋友。我知道下午我们已经说好了今晚要唱哪几首歌。但是我在想,琳迪喜欢《当我到达凤凰城的时候》这首歌。我很久以前录的一首歌。”

“我知道,加德纳先生。以前我母亲总说你唱的版本比辛纳特拉 的,或者那个家喻户晓的格伦·坎贝尔 版的都好听。”

加德纳先生点点头,接着有一小会儿我看不见他的脸。维托里奥吆喝了一声,船转弯了,吆喝声在墙壁间回响。

“以前我经常唱给她听,”加德纳先生说。“所以我想今晚她一定乐意听到这首歌。你记得调子吗?”

此时我已经把吉他拿出来了,我就弹了几小节。

“高一点,”他说。“升到降E调。我在唱片里就是这么唱的。”

于是我就用降E调弹了起来,弹了差不多整个主歌的部分以后,加德纳先生唱了起来,很轻很柔地,像是只记得一部分歌词。可是他的声音还是清晰地回响在安静的运河上。而且真是太好听了。一时间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了那个公寓,躺在地毯上,而我母亲坐在沙发上,筋疲力尽,或者伤心无比地听着托尼·加德纳的唱片在房间的角落里旋转着。

加德纳先生突然停下来,说道:“很好。《凤凰城》我们就用降E调。然后是《我太易坠入爱河》,如我们计划的那样。最后是《给我的宝贝》。这样就够了。她不会想听再多的了。”

说完,加德纳先生又陷入了沉思,我们在黑暗中慢慢地往前漂去,只听见维托里奥轻轻泼溅起的水声。

“加德纳先生,”我终于忍不住问道,“希望您别介意我这么问,可是加德纳太太知道今晚的表演吗?还是说这会是个惊喜?”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我想应该是属于惊喜这一类的。”他停了一下,又说道,“天晓得她会有什么反应。兴许我们唱不到《给我的宝贝》。”

维托里奥又转了一个弯,突然传来了音乐声和笑声,我们正漂过一家灯火通明的大餐厅。好像客满了,侍者忙碌地穿梭其间,食客们都很开心的样子,尽管那时运河边上还不是非常暖和。我们刚刚一直在宁静和黑暗中行驶,现在看见餐厅显得有些纷乱。感觉好像我们是静止不动的,站在码头上,看着这只闪闪发光的开着派对的船驶过。我注意到有几张脸朝我们这里看了看,可是没有人太在意我们。把餐厅甩在身后以后,我说道:

“真有意思。要是那些游客发现一条载着著名的托尼·加德纳的船刚刚开了过去,不知他们会有什么反应?”

维托里奥英语懂的不多,但是他听懂了这句话的大意,笑了一下。而加德纳先生却没有反应。直到我们又驶入黑暗,驶进一条狭窄的河道,驶过沿岸灯光昏暗的门口时,他才说道:

“我的朋友,你是从波兰来的,所以你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加德纳先生,”我说,“我的祖国现在是自由的民族了。”

“抱歉。我没有侮辱你们国家的意思。你们是勇敢的民族。我希望你们赢得和平和繁荣。可是朋友,我想告诉你的是。我想说的是从你来的地方,自然还有很多东西是你不明白的。正如在你们国家也有很多事情我不会明白。”

“我想是这样的,加德纳先生。”

“我们刚刚经过的那些人。要是你过去问他们:‘嘿,你们还有人记得托尼·加德纳吗?’也许当中一些人,甚至是大部分人,会说记得。谁知道呢?但是像我们刚才那样子经过,就算他们认出了我,他们会兴奋不已吗?我想不会。他们不会放下他们的叉子,不会停下他们的烛光晚餐。为什么要呢?只不过是一个已经过时了的歌手。”

“我不相信,加德纳先生。您是经典。就像辛纳特拉或者迪安·马丁 一样。一些一流的大师是不会过时的。不像那些流行歌星。”

“谢谢你这么说,朋友。我知道你是好意。可是唯独今晚,不要开我的玩笑。”

我正想反驳,但加德纳先生举止里的某些东西让我放开了这个话题。于是我们继续前进,没有人说话。说实话,我开始纳闷自己是不是搅和进了一件什么事,这整个小夜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毕竟是美国人啊。说不定当加德纳先生开始唱时,加德纳太太会拿着枪走到窗前,朝我们开火。

也许维托里奥跟我想到了一块儿,因为当我们驶过一面墙上的路灯下时,他朝我递了个眼色,像是在说:“他真是个怪人,不是吗,朋友?”可是我没有理他。我不会跟他那种人一起反对加德纳先生的。在维托里奥看来,像我这种外地人,成天敲诈游客,弄脏河水,总之就是破坏了这座该死的城市。哪天遇上他心情不好,他会说我们是强盗——甚至是强奸犯。有一次,我当面问他是不是真的说过这样的话,他赌誓说全是一派胡言。他有一个他敬如母亲的阿姨是犹太人,他怎么可能是个种族主义者呢?可是一天下午幕间休息的时候,我靠在多尔索杜罗的一座桥上打发时间,一条刚朵拉从桥下经过。船上有三名游客,维托里奥摇着桨站在他们身后,高谈阔论,讲的正是这些垃圾。所以他尽可以看着我,但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伙伴情谊。

“我来教你一个秘诀,”加德纳先生突然说道。“一个表演的小秘诀。给同行的你。很简单。你要多少了解你的观众,不管是哪个方面,你得知道一点儿。一件让你心里觉得今晚的观众跟昨晚的不同的事。比如说你在密尔沃基演出。你就得问问自己,有什么不同,密尔沃基的观众有何 特别 之处?他们跟麦迪逊的观众有何不同?想不出来也要一直想,直到想到为止。密尔沃基,密尔沃基。密尔沃基有上好的猪排。这就行了,当你走上台时心里就想着这个。不用说出来让观众知道,你唱歌的时候心里知道就行。你面前的这些人吃上好的猪排。他们对猪排非常讲究。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样观众就成了你知道的人了,成了你可以为之演出的人。这就是我的秘诀。给同行的你。”

“谢谢,加德纳先生。我以前从没这样想过。像您这样的人的指点,我永生难忘。”

“那么今晚,”他接着说,“我们是为琳迪表演。琳迪是我们的观众。所以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些琳迪的事情。你想听吗?”

“当然,加德纳先生,”我说。“我很想听听她的事情。”

* * *

接下来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坐在刚朵拉里,顺着水流漂,听加德纳先生讲。他的声音时而低得近乎耳语,像是在自言自语。而当路灯或者沿途窗户的灯光照到船上时,他就会突然想起我,提高音量,然后问“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朋友?”之类的。

他说,他妻子来自美国中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镇。中学时,学校的老师让她的日子很不好过,因为她老看电影明星的杂志,不学习。

“老师们不知道琳迪有远大的计划。看看现在的她。富有、美丽、周游世界。而那些学校里的老师呢,他们如今有什么成就?过得怎么样呢?他们要是多看些电影杂志,多些梦想,也许也能够拥有一些琳迪今日的成就。”

十九岁时,她搭便车到了加州,想进好莱坞,却在洛杉矶郊外的一家路边餐厅当起了服务生。

“意想不到啊,”加德纳先生说。“这家餐厅,这个高速公路旁不起眼的小地方,却成了她最好的去处。因为这里是所有野心勃勃的姑娘来的地方,从早到晚。她们在这里见面,七个、八个、十来个。她们吃啊喝啊,坐在那里聊上好几个钟头。”

这些姑娘都比琳迪大一些,来自美国的四面八方,在洛杉矶待了至少两三年了。她们聚在餐厅里聊八卦,聊倒霉事,讨论计策,汇报大家的进展。可是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叫梅格的女人,一个四十多岁的女招待。

“梅格是这群姑娘的大姐头,智囊袋。因为以前她就和她们一样。你得明白,她们是一群正经的姑娘,野心勃勃、意志坚定的姑娘。她们是不是和其他女孩子一样谈论衣服、鞋子、化妆品?是,她们也谈这些。但是她们只关心哪些衣服、鞋子、化妆品能帮助她们嫁给明星。她们谈不谈论电影?她们谈不谈论歌坛?当然了。但是她们谈的是哪个电影明星或者歌星还是单身,哪个婚姻不幸,哪个离了婚。而所有这些,梅格都能告诉她们,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东西。梅格走过她们要走的路。她知道钓到大腕的所有规矩和门道。琳迪和她们坐在一起,一字不落地听着。这家小小的热狗店就是她的哈佛、她的耶鲁。明尼苏达来的一个十九岁的小姑娘?现在想想她可能会变成什么样,都让我哆嗦。可是她是走运的。”

“加德纳先生,”我说道,“请原谅我打断您。可要是这个梅格这么神通广大,她干吗不自己嫁个明星?她干吗还在餐厅里端盘子?”

“问得好,可你不太明白这些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这位女士,梅格,她自己没有成功。可是重点是,她看过别人是怎么成功的。你明白吗,朋友?她曾经和这些姑娘一样,她目睹谁成功了,谁失败了。她见过圈套陷阱,也见过阳关大道。她把所有的故事都讲给她们听,而其中一些人学进去了。琳迪就是其中一个。就像我说的,这里是她的哈佛。这里成就了后来的她。这里给了她日后需要的力量,天啊,她确实需要。她等了六年才交了第一次好运。你想象得到吗?六年的处心积虑,六年的如履薄冰。一次次地遇到挫折。可是就跟我们的事业一样。你不能因为最初的一些小挫折就打退堂鼓。大部分人做不到,这样的姑娘随处可见,在默默无闻的地方嫁给默默无闻的人。而有一些人,有一些像琳迪这样的人,她们从每一次的挫折中吸取经验教训,变得越来越坚强,她们屡败屡战,却越战越勇。你以为琳迪没有蒙过羞?像她这么漂亮,这么有魅力的人?人们不明白美丽不是最主要的,一半都不到。用得不对,人们就视你为娼妇。总之,六年之后,琳迪终于有了好运。”

“她遇到您了是吗,加德纳先生?”

“我?不,不是。我没有这么快出现。她嫁给了迪诺·哈特曼。没听说过迪诺?”说到这里加德纳先生微微冷笑了一下。“可怜的迪诺。我想他的唱片没有流传到共产主义国家去。不过那时他很有些名气。当时他频频在维加斯演出,出了几张金唱片。我刚才说了,琳迪交了好运。我初次见到琳迪时,她是迪诺的妻子。这种情况老梅格早跟她们解释过了。诚然有的姑娘能第一次就撞了大运,一步登天,钓上辛纳特拉或者白兰度这样的人。可是这种事情并不多见。姑娘们得准备好在二楼就出电梯,走出来。她得习惯二楼的空气。也许将来有一天,她会在二楼这里遇见一个从顶楼公寓下来的人,也许是下来取一下东西。这人对她说,嘿,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去,一起上顶楼去。琳迪清楚游戏规则。她的战斗力没有因为嫁给了迪诺而减退,她的雄心也没有因此而大打折扣。迪诺是个正派人。我一直都喜欢他。所以虽然我第一次见到琳迪就深深地爱上了她,但我没有采取行动。我是个绝对的绅士。后来我得知琳迪因此而更加下定决心。啊,你应该钦佩这样的姑娘!我得告诉你,朋友,我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红。我猜你母亲就是在那个时期听我的歌的。然而迪诺却开始迅速走下坡路。那段时期很多歌手的日子都不好过。时代变了。孩子们都听披头士、滚石。可怜的迪诺,他的歌太像平·克劳斯贝 了。他尝试做了一张巴萨诺瓦 的唱片,却被大家耻笑。这时琳迪肯定不能再跟着他了。当时的情况没有人能指责我们。我想就是迪诺也没有真的责怪我们。所以我行动了。她就这样到了顶楼公寓。

“我们在维加斯结了婚,我们把酒店的浴缸装满香槟。今晚我们要唱的那首《我太易坠入爱河》,知道我为什么选这首歌吗?想知道吗?新婚后不久,有一次我们在伦敦。吃完早饭以后我们回到客房,女佣正在打扫我们的套房。可是我们欲火烧身。于是我们进了房间,我们可以听见女佣在用吸尘器打扫客厅的声音,可是我们看不见她,隔着隔板墙。我们踮着脚尖偷偷地溜进去,像孩子似的,你瞧。我们悄悄地溜回卧室,把门关上。我们看得出卧室已经打扫完了,所以女佣应该不用再回到卧室来了,但我们也不是很肯定。管他呢,我们才不在乎。我们脱掉衣服,在床上大干起来,女佣一直都在隔壁,在套房里走来走去,不晓得我们已经回来了。我说了,我们欲火烧身,可是过了一会儿,我们突然觉得整件事情太好玩了,我们开始笑个不停。后来我们完事了,躺在床上拥抱着对方,女佣还在外面,你知道吗,她居然唱起歌来了!她用完吸尘器,开始放声高歌,天啊,她的声音太难听了!我们笑个不停,当然是尽量不发出声音。你猜接下来怎么着,她不唱了,打开收音机。我们突然听见切特·贝克 的声音,在唱《我太易坠入爱河》,优美、舒缓、柔和。我和琳迪躺在床上,听着切特的歌声。过了一会儿,我也唱了起来,很轻地,跟着收音机里的切特·贝克唱,琳迪偎依在我怀里。事情就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今晚我选了这首歌。我不知道她会不会想起这件事。天晓得。”

加德纳先生不说了,我看见他擦去眼泪。船又转了个弯,我发现我们第二次经过那家餐厅了。餐厅似乎比先前更加热闹,有个人,我知道他叫安德烈亚,正在角落里弹钢琴。

当我们再次驶入黑暗之中时,我说道:“加德纳先生,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可我看得出眼下您和加德纳太太的关系不是很好。我想让您知道我是明白这些事的。以前我母亲经常悲伤,大概就和您现在一样。她以为这次她找到了一个好人,她高兴极了,告诉我这个人要做我的新爸爸了。头几次我相信了。可后来,我知道事情不会尽如人意的。可是我母亲从来没有停止相信。每当她伤心的时候,大概就像您今晚这样,你猜她怎么着?她会放你的唱片,跟着唱。那些漫长的冬天,在我们住的小公寓里,她坐在那里,蜷起膝盖,手里头拿着一杯喝的,轻轻地跟着唱。有时候,我还记得,加德纳先生,楼上的邻居会用力地敲天花板,特别是当你放一些大声的快歌时,比如《希翼》、《他们都笑话》之类的。我仔细地看着母亲,可是她好像什么也没听见,专心地听着你的歌,头跟着拍子一点一点,嘴唇跟着歌词一张一合。加德纳先生,我想说的是,您的音乐帮助我母亲度过那些伤心的日子,也一定帮助了其他成千上万的人。所以也一定能帮助您自己的。”说完我笑了笑,本想作为鼓励,没想到笑得大声了点。“今晚您可以信任我,加德纳先生。我会全力以赴。今晚我的演出不会输给任何一个管弦乐队的,您等着瞧吧。加德纳太太听了以后,天晓得?也许你们就会重归于好。夫妻间都会有不愉快的时候。”

加德纳先生微微一笑。“你是个好人儿。我很感激你今晚的帮助。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再聊了。琳迪回到房里了。我看见灯亮了。”

* * *

说话间我们正经过一座我们至少已经路过两次的公寓。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维托里奥带着我们兜圈子。加德纳先生在等某个窗户的灯光,每次他看见灯还没亮,我们就再绕一圈。但是这一次,三楼的窗户亮了,百叶窗打开着,从我们这里可以看见屋里的一小块带黑色木梁的天花板。加德纳先生示意维托里奥停下,维托里奥早已经停下桨,让船慢慢漂到窗户的正下方。

加德纳先生站起身来,又一次把船弄得激烈地摇晃起来,维托里奥赶紧把船稳住。加德纳先生朝上面轻轻地喊道:“琳迪?琳迪?”然后他终于大声叫道:“琳迪!”

一只手推开百叶窗,接着一个身影出现在狭小的阳台上。虽然公寓墙上不远的地方有一盏灯,但是灯光昏暗,看不清加德纳太太的样子。然而我依稀看出她把头发梳起来了,和上午在广场上不一样,大概是为了刚刚的晚餐。

“是你吗,亲爱的?”她靠在阳台的栏杆上问。“我还以为你被绑架之类了呢。你害我担心死了。”

“别傻了,亲爱的。在这种地方会出什么事呢?再说,我给你留了纸条。”

“我没有看见什么纸条,亲爱的。”

“我给你留了纸条。让你别担心。”

“纸条在哪儿呢?上面写什么?”

“我不记得了,亲爱的。”加德纳先生生气了。“只是张普通的纸条,说我要去买烟之类的。”

“你现在在那里就是干这个吗?买烟?”

“不是,亲爱的。这是另外一件事。我要唱歌给你听。”

“是在开什么玩笑吗?”

“不,亲爱的,不是开玩笑。这里是威尼斯。这里的人就是这么干的。”说着指了指我和维托里奥,像是要证明他的话。

“我觉得外面有点冷,亲爱的。”

加德纳先生重重地叹了口气。“那你进屋里去听吧。进屋里去,亲爱的,舒舒服服地坐好。只要把窗户开着就能听得很清楚。”

加德纳太太仍旧低头看着他,他也抬头往上看,两个人都没有说话。片刻后,加德纳太太进屋里去了,加德纳先生好像很失望的样子,即便是他自己劝她这么做的。他低下头,又叹了口气,我能感觉到加德纳先生正在犹豫还要不要做。于是我说道:

“来吧,加德纳先生,我们开始吧。第一首《当我到达凤凰城的时候》。”

我轻轻地弹了几个开始的音符,拍子还没有出来,只是一些音符,可以是歌曲的导入,也可以就这么渐渐退去。我试着弹得美国一点,伤心的路边酒吧,长长的高速公路。我还想起了我母亲,想我以前是怎么走进屋里,看见她坐在沙发上,盯着唱片的封面,封面上画着一条美国公路,或者一个歌手坐在一辆美国车里。我的意思是,我试着要弹得让我母亲能听出就是那个国家,她唱片封面上的那个国家。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还没等我弹出什么连续的拍子来,加德纳先生就唱了起来。他站在摇摇晃晃的刚朵拉上,我担心他随时会掉下去。然而他的声音和我记忆里的一模一样——温柔、近乎沙哑,但是集结了全身的力量,像是从一个看不见的麦克风里传出来的。而且和所有一流的美国歌手一样,他的声音略带疲倦,甚至是丝丝的犹豫,仿佛他并非一个惯于如此敞开心扉的人。所有的大师都是这样。

我弹着,他唱着,一首充满漂泊和离别的歌。一个美国人离开他的情人。歌曲一节节,城镇一座座,凤凰城、阿尔伯克基、俄克拉何马,他一路不停地思念着情人。车子沿着大路一直开,这是我母亲永远不可能做到的。要是我们能像这样子将事情抛在身后——我猜母亲听这首歌的时候是这么想的。要是我们能像这样子将悲伤抛在身后。

这首歌结束了,加德纳先生说:“好,直接唱下一首吧。《我太易坠入爱河》。”

这是我第一次为加德纳先生演奏,我小心翼翼地弹每一个音,结果我们配合得还不错。听了他给我讲的这首歌的故事以后,我不停地抬头看窗户,然而加德纳太太那里一点儿反应也没有,没有动静,没有声音,什么都没有。歌唱完了,宁静和黑暗包围了我们。我听见不远处有人推开百叶窗,估计是住在附近的人想听得清楚些。可是加德纳太太的窗户什么情况也没有。

我们慢慢地唱起了《给我的宝贝》,慢到几乎没有拍子,然后一切又归于平静。我们一直抬头看着窗户,过了许久,大概足足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终于听见了。声音若隐若现,但是绝对错不了,是加德纳太太在啜泣。

“我们成功了,加德纳先生!”我轻声说。“我们成功了。我们打动她了。”

可是加德纳先生的样子并不高兴。他疲倦地摇摇头,坐了下来,朝维托里奥摆了摆手。“把船划到另一边去吧。我该进去了。”

当船再次开动时,我觉得加德纳先生一直在避开我的眼睛,几乎像是在为今晚的事情感到羞愧。我不禁想到这整件事情也许是一个恶作剧。因为就我所知,这些歌对加德纳太太都有讨厌的含义。于是我收起吉他,坐在那里,或许有点儿闷闷不乐,我们就这么往前划去。

船到了开阔一些的水面,突然一艘观光游艇迎面从我们身边疾驶而过,在刚朵拉边溅起不小的波浪。然而我们快到加德纳先生公寓的门口了。维托里奥把船慢慢靠近岸边时,我说道:

“加德纳先生,您是我成长过程中重要的一部分。今晚对我来说太特别了。如果我们就此告别,以后我不会再见到您,那么我余生都会一直琢磨。所以加德纳先生,请您告诉我。刚才,加德纳太太是因为喜悦而哭泣,还是因为伤心?”

我以为他不会回答我。昏暗的灯光下,我只能看见船头加德纳先生弓着背的身影。可是当维托里奥系缆绳时,加德纳先生静静说道:

“我想我以这种方式唱歌给她听,她很高兴。但当然了,她很伤心。我们俩都很伤心。漫长的二十七年,这次旅行之后,我们就要分开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旅行了。”

“听您这么说我真的很难过,加德纳先生,”我轻轻地说。“我想很多婚姻最后都走到了尽头,即便是一起过了二十七年。但至少你们能以这种方式分开。一起到威尼斯度假,在刚朵拉上唱歌。很少有夫妻能这么友好地分手。”

“我们为什么不友好呢?我们仍然深爱着对方。这就是她为什么哭了。她还像我爱着她一样地爱着我。”

维托里奥已经上岸了,可是加德纳先生和我都还坐在黑暗里。我等着他往下讲,果然,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道:

“就像我说的,我对琳迪一见钟情。可是她也爱我吗?我想她根本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是个明星,她只关心这一点。我是她梦寐以求的,是她在那家小餐厅里处心积虑想要得到的。她爱不爱我不是问题。可是二十七年的婚姻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很多夫妻,他们渐渐地越来越不喜欢对方,厌倦对方,最后憎恨对方。而有时候情况刚好相反。过了很多年,琳迪逐渐慢慢地开始喜欢我。一开始我不敢相信,可是后来没什么可怀疑的了。离开餐桌时轻轻碰一下我的肩膀。在房间那一头莫名其妙地微微一笑,没什么好笑的事,只是她自己不知道在乐什么。我敢说她自己也很惊讶,但事实如此。五六年后,我们发现我们在一起非常惬意。我们关心对方,在乎对方。总而言之,我们爱对方。而如今我们仍旧爱着对方。”

“我不明白,加德纳先生。那您和加德纳太太为什么要分开呢?”

他又叹了一口气。“你怎么可能明白呢,朋友,从那样的国家来的?但是今天晚上你对我太好了,我试着解释给你听吧。事实是,我的名声已经不如从前了。你尽可以反对,但在美国,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不再是大明星了。如今的我可以接受现实,慢慢隐退,生活在过去的荣誉之上。但我也可以说,不,我还没玩完呢。换句话说,我的朋友,我可以重返歌坛。很多像我这样的人,甚至还不如我的人,都这么做了。但是重返歌坛并非易事。你得做好做出种种改变的心理准备,有些改变是很困难的。你得改变你的做法,甚至改变一些你喜欢的东西。”

“加德纳先生,您的意思是,因为您要重返歌坛,您和加德纳太太不得不分开?”

“看看其他人,看看那些成功重返歌坛的人,看看那些至今仍活跃在歌坛的我这一辈人。他们每一个,每一个都再婚了。两次,甚至三次。他们每一个都牵着年轻的妻子。我和琳迪会成为笑柄的。而且,现在有一个我看上眼的姑娘,她也看上了我。琳迪明白这其中的道理,比我还早明白,也许在餐厅里听梅格讲各种奇闻轶事时就明白了。我们商量过了。她明白我们该各走各的了。”

“我还是不明白,加德纳先生。您和加德纳太太来的地方不会和其他地方相差到哪儿去。所以,加德纳先生,这些年来您唱的歌能感动各个地方的人。甚至是我生长的地方。这些歌里头都唱些什么呢?两个人不再相爱了,只好分开,所以伤心。可要是两人还彼此相爱,就应该永远在一起。这就是那些歌里唱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朋友。我知道你很难明白这件事情。但事实如此。而且,这对琳迪也好。我们现在就分开对她来说最好。她还不老。你见过她,她依旧美丽动人。她得趁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抽身。还来得及再找一个爱人,再结一次婚。她得趁还为时未晚赶紧抽身。”

我不知道该回答什么,加德纳先生突然问道:“我猜你母亲始终没能再找到一个好人吧。”

我被这个问题吓了一跳。我想了想,轻声说:“没有,加德纳先生。她始终没能再婚。她没能活着看见我们国家的变化。”

“太遗憾了。我相信她是个好女人。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的歌真的让她感到幸福,那对我而言意义重大。很遗憾她最终没能再找到一个好人。我不希望我的琳迪会这样。不,我的琳迪不会的。我要我的琳迪再找到一个好人。”

刚朵拉轻轻地敲打着河岸。维托里奥轻声唤着,伸出一只手,几秒钟后,加德纳先生站起来,爬上岸去。等我也拿着吉他爬上岸时——我不想求维托里奥让我白搭一程——加德纳先生已经掏出了钱包。

看来维托里奥对自己的酬劳非常满意,他带着一贯的彬彬有礼,说着一贯的恭维话,回到刚朵拉上,划走了。

我们看着船消失在黑暗之中。加德纳先生往我手里塞进一大把钞票。我对他说太多了,而且今晚是我极大的荣幸。可他一点儿也不肯收回去。

“不,不,”他边说边在眼前摆了摆手,像是要了结这件事,不仅是钱,还包括我、包括这个夜晚,或许还包括他人生的这整个阶段。他迈步朝公寓走去,可才走了几步,他就停下来,回头看着我。我们所在的小街,运河,一切都很安静,只有远方模糊的电视的声音。

“今天晚上你弹得很好,我的朋友,”他说。“你的指法很好。”

“谢谢您,加德纳先生。您唱得也很好,和以前一样好。”

“也许在我们离开之前我会再到广场去一次。去听听你和同事们的演出。”

“我希望如此,加德纳先生。”

可是我没有再见到他。几个月后,秋天的时候,我听说加德纳先生和加德纳太太离婚了——弗洛里安的一个侍者在哪里看到,告诉我的。那天晚上的情景再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而且回想起这件事情,我黯然神伤。因为加德纳先生看上去是个很正派的人,不管你怎么看,无论复出与否,他都是伟大的歌手之一。 sQVLbhW7m2Ff/387cLFyFQPXV0sJZ1Tw99b++EvPgnongAiC6tQtlv4jdzm3xq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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