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福建建窑，为中国古代名窑之一，以烧造黑釉器著称，在中国古陶瓷的考古、研究以及收藏鉴赏中，也频频引起关注。20世纪50年代以来，建窑遗址历经多次考古调查和发掘，其中1989-1992年的第三次考古发掘，较为全面地揭示了建窑的历史发展过程，为系统研究建窑窑业技术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实物资料。其时作为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部业务人员，我有幸随建窑考古队领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德金老师、福建省博物馆曾凡先生，参加了建窑遗址第三次考古发掘，并参与了建窑遗址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以及考古报告的编写。记得在此次考古发掘、整理期间，每当谈及建窑黑釉盏的釉色、纹饰问题，我们都会提到“曜变”；曾凡先生还得空就去窑址的窑堆踏查、拣选瓷片，偶有新发现则欣喜不已；然终未邂逅“曜变”建盏的遗留，可见其稀有和珍贵。

中国古代传入日本的黑釉瓷器，日本陶瓷界及茶道界称为“唐物天目”，而个中被尊为“极品”“神品”的“曜变天目”（又称“稻叶天目”）茶碗，即是建窑南宋时期的产品。1994年10月，福建省博物馆与日本里千家茶道资料馆联合在日本京都举办“唐物天目--福建省建窑出土天目と日本传世の天目”（以下简称“唐物天目”）特展，展览开幕前的展厅，迎来一位仅驻足一周的尊贵“客人”--京都大德寺龙光院珍藏的日本“国宝”“曜变天目”茶碗。当时我是福建省博物馆的随展人员，正在与茶道资料馆的同行布置展厅，得以受邀上手观摩。在“唐物天目”特展开幕后，经茶道资料馆热心联络，我和曾凡先生来到东京，在茶道资料馆顾问林屋晴三先生、研究部主任赤沼多佳先生（两位均为日本著名的茶碗研究专家）的陪同下，拜访了静嘉堂文库美术馆。承蒙主人厚爱，待展厅闭馆后开启展柜，取出“国宝”“曜变天目”和重要文化财的“油滴天目”两件茶碗，邀请我们上手观摩。之后在京都的随展期间，也是由于林屋晴三、赤沼多佳两位先生的热心关照，我随同他们前往大阪拜访藤田美术馆，藤田的家元慷慨展示并让我们上手观摩了第三只“国宝”“曜变天目”茶碗。在日本三次观摩“曜变天目”茶碗时的无比惊诧、兴奋之余，也为国内当时尚未发现“曜变天目”茶碗而扼腕感叹！

由于参与建窑考古发掘和研究，我还与几位复原建窑工艺、仿烧建盏的中外科研人员、陶艺家们有交流、来往，知道仿成“曜变天目”乃是他们的最高目标，有的甚至一个家族的两三代人历经数十年都在孜孜以求，探索、研烧。有时与他们讨论、观摩试烧的样品，觉得与真正的“曜变天目”仍有一定的差距，足见“曜变”工艺之高超与高难。其重要原因之一还是在于，没有关于“曜变天目”全面科学研究数据的参考。

时日匆匆，“唐物天目”特展15年之后的2009年，听说在中国杭州出土了类似“曜变天目”茶碗的标本，我由衷地感到高兴！2012年到杭州参加学术研讨会期间，恰逢日本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的伊藤郁太郎先生和出川哲朗、小林仁等，受邀一同前往拜访杭州“曜变天目”茶碗的收藏者方肖鸣先生，同行还有台湾鸿禧美术馆的学者。日本学者一行是有约在先，我和台湾学者算是“不速之客”。承蒙方先生大度，慨允我们随意观摩甚至拍照！杭州“曜变天目”茶碗虽有残损，然而其局部曜斑的艳丽、灿烂之处，相比静嘉堂“曜变天目”似有过之。返程途中，观者多意犹未尽，讨论兴奋、热烈。我更为建窑“曜变天目”茶碗终于在它的祖国出现而感到高兴、欣慰！同时也想到，杭州“曜变天目”残盏的现身，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实现将“曜变天目”茶碗进行科学检测的契机？

因工作关系，我于20世纪90年代就认识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李伟东研究员，知道她长期从事中国古陶瓷的研究，建窑与建盏，也是她的重点课题之一。在杭州观盏之后的几次学术会议、考察期间，每当与她相遇都会提及杭州“曜变”残盏的相关问题。现在终于话题落定，有了科学可信的结果！同时，在全面系统研究杭州“曜变”残盏期间，由于她的高度学术敏锐性，将宋元时期黑釉瓷的另一特殊品种“黑釉银彩”纳入研究过程，也取得了重大科学成果。

正是方肖鸣先生的大义深明、李伟东研究员的科学严谨，建窑最高工艺水平“曜变天目”的制作工艺得以基本解密，曜变现象产生的机理机制得到科学阐释。如今将其公布学界、奉献社会，功莫大焉！自16世纪初日本文献《君台观左右帐记》记载“曜变”，至今已过500年。但在拥有全世界目前仅见的三件完整“曜变天目”茶碗的日本，始终未能破解迷幻“曜变”的神秘！而今第四件“曜变天目”茶碗在它的出生地中国，从出土现身到科研解密仅过了10余年！这是对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史、陶瓷科技史的重大贡献，也是当今伟大时代背景下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感谢李伟东研究员的盛情之邀，诚恐草就小文，以为序。

栗建安
2023年11月2日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