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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早期的膏剂不同，流行于江南地区特别是上海地区的膏滋方药是内服的，以补益见长。从概念上讲，膏滋方是膏剂的一种，在制作方式上也深受早期膏剂制作方式的影响，然而自明清以来，膏滋方逐渐走上了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和传统的膏剂在理法方药等方面都显示出不一样的旨趣，而且随着时代的演变，膏滋处方自身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最初的膏方药量并不太大。明末，膏滋方逐渐兴起，如洪基撰辑于1638年（崇祯十一年）的《摄生总要》收录膏方八种，其中“龟鹿二仙膏”由鹿角、龟甲、枸杞子、人参四味药组成，琼玉膏由生地、茯苓、人参组成，白蜜收膏，二冬膏、杞圆膏等药味数量也很少，药味比较多的如十珍膏、参术膏，也不超过十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膏方里都没有用到后世普遍用的收膏细料，大部分是用普通中药直接熬膏的，未见动物胶类物质。龚廷贤在《寿世保元》中也记载了好几首膏方，白术膏、茯苓膏、地黄膏等，更加简单，只有一味到两味药，也没有辅料的添加。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记载的“两仪膏”由人参、大熟地两味药组成，用白蜜收膏。可见明末时期，尚处于膏方发展的初期，组方简单，工艺较为粗糙，想来口感也不会太好。清早中期，是膏方发展的重要阶段，江南一带对膏方的使用已比较普遍，我们现在还能找到一些当时的处方原件，比如现藏于上海历史博物馆的两张张氏内科膏方处方，这时膏方的药味明显增加，所包含的药物合辅料加在一起，每个处方都接近三十种。当然一般的膏方用药量没有这么大，比如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中所涉及膏方，从两味药到十余味药不等，细料等少用。到清末，膏方组方由简约到繁复，如张聿青的《膏方》专辑中膏方用药往往已达二三十味，而且这时，收膏也已变得相当讲究，大量的胶类物质开始广泛使用，使得膏方药味更显庞大。
最早的膏剂常常用到猪脂、植物油等，但膏方刚开始的时候似乎并没有沿袭这一传统，最早的膏方几乎不用收膏辅料，主要是通过长时间的煎熬，直接收膏，即使添加，也是用一些比较容易获取的天然未加工材料，比如白蜜，而之后，熬膏的材料逐渐增多，最初，也多是就地取材，而且喜欢用一些新鲜的蔬果汁液，据笔者阅读文献所见，用于熬膏的有梨汁、茅根汁、莱菔汁、藕汁、甘蔗汁、鲜竹沥、地栗汁、姜汁等，其中似乎又以梨汁的应用最为普遍，如《临证指南医案》中风篇记载的一料膏方中就用到甜梨汁（一斤）、芦根汁（流水者可用八两）、青蔗浆（一斤）、鲜竹沥（八两），而在该方中，一般中药的种类也仅有五种；又比如《沈氏医案》中的骏老案用到梨汁、茅根汁，沈益友夫人案用到梨汁、莱菔汁，林兄案用到梨汁、藕汁、茅根汁，这些果蔬有一定的江南特色。到清晚期之后，用新鲜的蔬果汁液熬膏的情况逐渐减少，一些动物来源的材料逐渐增多，如鹿角、龟甲、鳖甲等，同时那些比较容易出膏的植物药也受到青睐。收膏的材料也不再仅仅是白蜜，阿胶逐渐成为收膏的最主要用材，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米粉、藕粉、柿霜、饴糖、冰糖、黄明胶、紫河车胶等在收膏的时候也有不少应用。而今天，制膏的材料除了前面提到的以外，还有不少新产品加入，比如专门针对糖尿病患者的代糖制品木糖醇。
在膏方的发展早期，膏方理论是缺失的，主要遵循的是膏剂理论。明末，江南一带的医家受到孙思邈以脏补脏理论以及张仲景所创当归羊肉汤、阿胶黄连汤等经方的启发，从补益理论出发创造了“血肉有情之品”的概念，“降人一等，禽与兽也；降禽兽一等木也，降木一等草也；降草一等，金石也”，因为动物来源药材和人体组织器官存在某种相似性，人们直观地认为这类物质的补益效果较好，阿胶、鹿角、鹿茸、鹿胶、羊肉、河车、龟甲、人乳、牛羊猪脊髓等被广泛应用在医生的处方中，叶天士指出“草木药饵，总属无情，不能治精血之惫……”这一类物质胶类含量比较高，人体所需的蛋白质、脂肪、微量元素等均较丰富，补益效果明显，这一类物质的大量应用很自然地导致了膏方的出现。膏方的发展初期，季节特点并不显著，我们考察明末清初的医案，膏方在四季均有应用，比如何嗣宗为蒋太太开的膏方（1716年），服用时间从三月初至九月中；崇明人所编《竹亭医案》中嘉兴郑惕庵乃室一案中，党参膏为六月所开，膏滋方为九月初一所定。
嘉兴郑惕庵室人，道光三年五月二十日诊。
产后十九日，身热有汗，头疼胸闷，舌苔淡黄，口干少饮，耳鸣兼聋，不饥纳少，手指颤振。此产时去血过多，新冒风邪，六脉软大、小数。病已四日，防其发痉。《金匮》云“新产妇人有三病，一者病痉，二者病郁冒，三者大便难”是也，当明辨之。
至六月二十四日，用二地、二冬，佐杜仲、续断、牛膝、归身、柏子仁等，煎好去渣，用党参膏四钱冲入药内，炖温服。服四五帖，大便解时甚易，诸证咸平，食饮如常，继以膏滋方调理收功。
膏滋方（九月初一日定）
产后气血将复，食饮渐增，天癸已行，而肌体未丰，八脉未充。色脉合参，当以益气培阳，使气血融和，精神自旺，且素有之脾约症亦从斯而渐润矣。
大熟地（十两），制首乌（六两），归身（一两半），柏子仁（五两，去油），清阿胶（五两，后入），炙黄芪（五两），茯苓（三两），於白术（三两，土炒），西党参（六两），白芍药（一两半，炒），杜仲（三两，炒），山萸肉（四两），炙甘草（一两半），新会皮（一两半）。
上药用长流水如法煎膏，煎浓去渣，约煎至七八分，将前之阿胶打碎投入，煎至滴水不散，膏成置磁罐内，用新汲水放大盆内，将膏罐浸一日夜，退火气三日。每晨用膏五钱炖热服，滚水过口或橘饼丝汤亦可。
《沈氏医案》里的膏方也没有固定的服用季节，那时，开膏方主要依据的是疾病阶段，即病后康复和疗效巩固可以用膏方。膏方作为冬令进补的专属应该是在清末，清中期的医案中能找到一些源头，比如《环溪草堂医案》中有：“冬者春之基，冬不敛藏，则无以为春生之助……今拟煎膏二方，煎则安神定志，膏则专培精血，以俟春回寒谷，尚当拜贺崇禧。”但这个时期，膏方和冬季的关联并不牢靠，只是显示出如果在冬季开膏方兴许更为合理。而在清末，冬季进补膏方的理论被明明确确提了出来，在《慎五堂治验录》陆颂臣案里，明确提到“此膏方是入冬之调理方也，因并记之”。《剑慧草堂医案》据传作者是潘文清，然生平未详，成书年代为清代，但具体是清代的哪个阶段未见专家考证。笔者窃以为，该书的成书年代应为清代后期，作者的活动区域应该就在上海周边。《剑慧草堂医案》原书现存于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书中专设膏方一章，和以疾病为名的其他章节并列，凸显了膏方的地位，实际上该书只记载了三个膏方。膏方一章开篇即是“气血双调，兼补厥阴之气，以隶肝肾，作冬藏滋补”；第二个方子“平补气血，以固肝肾，涤痰利气，通补阳明，际斯冬藏，以备滋补”。冬令补膏的概念十分抢眼。到了民国，冬令膏方已经被普遍接受，比如陈存仁的《膏方浅识》一书中，就直接用“冬令进补，膏滋最宜，名医处方，面面顾到”这样的句子做广告语。
膏剂最初多用于外科疾病，而膏方主要针对的是内科疾病。膏方刚开始，主要针对内科疾病中的虚损，当然虚损项目下，又分多种情况，如咳喘、血虚、痿、脾虚以及男子的遗精、早泄，女子的产育频多、血崩、不育等，具体可参见《张氏医通 · 虚损门》《审视瑶函 · 运气原证 · 目昏》《类证治裁 · 喘脉案》《续名医类案 · 燥》等。而到了民国，膏方已经广泛用于中风、不寐、咳嗽、风痹等证。到了今天，膏方的应用面更广，在中医内科各分支学科都有应用，甚或中医骨伤、中医外科的医生也喜欢用一些膏方为患者进行调治。
对于膏方运用的时间点，起初不太讲究，常和煎方、丸方混用，可以出现在疾病的各个阶段，如《青霞医案》中沈登阶将膏方用于对乳岩、恶核的治疗，在妇人中风案中，出现了膏方和汤方同时服用的场景，在沈氏医案中，膏方总体数量不如煎方、丸方，但经常可见煎方、丸方并列交叉混用。《冯氏锦囊秘录》里还发展出了膏丸方。而到清末，膏方运用的时间节点趋于固定，比如《慎五堂治验录》记载的医案中，医家反对滥用膏方：“滋补膏方，古人譬墙中安柱，斯言妄也。无病服药，昔贤早已辟之。有病而汤剂不能见功，或历久沉痼，病后原虚，气血微弱又不得不煎膏子药，以渐和之。”膏方的使用往往是放在汤方治疗之后或者患者痊愈之后，主要用于病后的康复、改善虚弱体质和防止复发等方面，如104号张启室案，127号王寿天室案，157号童生南案等。不能滥用，病程阶段又多讲究，那么可不可以创造条件进行使用呢？后世发明了先用开路方再进服膏方的方法，非常聪明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最早的膏方脉案和一般的脉案没有太大差别，如张景岳《妇人规 · 产要》记载：“一方：凡产时仓卒未合，只用生益母草捣汁，入蜜少许，服之，其效甚大。一益母膏方：依前采取捣烂，以布滤取浓汁，用砂锅文武火熬成膏，如黑砂糖色为度，入磁罐收贮，每服二三匙，酒、便调下，或于治血汤药中加一匙服之，尤妙。”初时的医案膏方常常不单独列举，膏方的治疗和其他的治疗方法混在一起，或者出现在治疗过程中的某一阶段，并不显眼，在文学艺术方面也不太讲究。
近代以来，膏方在治疗、康复调理中的地位日渐突出，逐渐向高端化迈进，与此相适应，膏方医案越来越华美，文辞、医理、书艺、印章等给人以美的享受，特别是现代设计兴起以后，膏方处方的装帧更加讲究。正因为如此，膏方处方也成了许多人的收藏对象，流传于世的甚多，我们也可以欣赏到许多上乘的佳作。比如苏州名医顾定云为张义良夫人所开的一张膏方：“夫人生者气血为本，而气属卫，血属营，产育过多，舌苔抽心边白，脉细软，营卫之亏耗不问可知，卫亏则失于外护，营亏则失于内守，邪乘而首犯太阴，咳嗽鼻塞时流清涕，继则不医，久咳伤肺之卫，损伤变为咳血重症，目今之计，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拙意辗转维思标本兼顾，为第一上策也，际此冬令一阳上升之时，煎胶常服，缓缓图维。”
观上述处方，理法方药，环环相扣；印章书法，相映成趣；对仗用典，工整巧妙。我们可以想见，患者一边品着美文，一边啜着美味的膏滋，实在是一桩美事！
类似这样的膏方处方十分普遍，长三角地区的中医名家很多都拥有这样的妙手，今天我们翻阅名老中医的处方集时，常常可以领略到膏方处方的独特风采，国医大师颜德馨还出版有大部头的《颜德馨膏方真迹》，让人眼前一亮。脉案越来越华美，说明了膏方的文化意味越来越浓。膏方脉案的水平，也往往代表了一名中医师的中医修为。
膏方从一个小众产品到如今的明星高端保健品，与历代中医名家的努力分不开，也与其自身厚重的中医文化底蕴有关，当然也跟它生发的土壤——江南地区的历史、地理、经济因素息息相关。我们可以发现，膏方的演进史就是中医不断求真、求善、求美的追索史，就是科学、人文内涵不断充实的历史。今天，中医师诊疗活动和西医学一样，有日益流水线化、简单化的趋势，而膏方保健活动却反其道而行之，日渐繁复，处处体现中医之美、人文之美，膏方不再是一种简单的药物剂型，逐渐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种保健图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