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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方为何会受到如此青睐？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膏方的历史，寻找答案。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膏的造字本意。膏，从汉字源流来看，和“肉”有关，《说文 · 肉部》：“膏，肥也。”《春秋· 玄命苞》：“膏者，神之液也。”膏字的上面是高低的“高”，高是指庙堂，下面的“月”代表肉，合在一起即指：庙堂中敬神的油脂。古人认为在动物身上包裹内脏的肥细脂膜——膏，是食物中的精华，常用于庙堂敬神。所以膏在中国文化中，有特殊的意义。
膏，常借指物之精华，本义指高质量的黏稠的脂肪、油等，如“民脂民膏”“黄金之膏”“玄玉之膏”；又有滋润之意，《广雅 · 释言》：“膏，泽也。”《集韵 · 号韵》：“膏，润也。”《礼记 · 内则》孔颖达疏：“凝者为脂，释者为膏，以膏沃之，使之香美。”后世人们从膏的原始含义出发，抽象出多种意义，从其质而言，表征的是物之精细；从其形而言，表征的是凝而不固的形态；从其味而言，表征的是甘美滑腴的味觉感受；从其用而言，表征的是滋润濡养的用途。
汤剂、丸剂、膏剂、散剂、露剂、丹剂、酒剂、锭剂是传统中药常见的八大剂型，膏剂一开始就带有“高大上”的光环，位列“仙班”。膏剂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黄帝内经》或《五十二病方》，《灵枢 · 痈疽》中记录了豕膏：“（米疽）治之以砭石，欲细而长，疏砭之，涂以豕膏，六日已。勿裹之。”《灵枢 · 经筋》中记录了马膏：“颊筋有寒，则急引颊移口；有热，则筋弛纵缓，不胜收，故僻。治之以马膏，膏其急者；以白酒和桂，以涂其缓者。”《五十二病方》中则记载有肪膏、脂膏、久膏、彘膏、豹膏、蛇膏。这些名称中的“膏”，是油脂的概念，这类膏剂主要外敷涂抹于体表（故“膏”作动词用又有涂敷的意思），且大多用以治疗外、伤科疾病，如“冶黄黔（芩）、甘草相半，即以彘膏财足以煎之。煎之沸，即以布足（捉）之，予（抒）其汁，□傅□”。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第一部药学专著，书中强调要根据药物性质和治疗需要将中药加工成合适的剂型，“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煎者，宜酒渍者，宜煎膏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其中就有“煎膏”的论述。
《五十二病方》中“膏”的用法开始出现分化，除外用以外，也尝试着将膏剂用于内服，如“以水一斗，煮胶一参、米一升，熟而啜之，夕毋食”方，虽未以“膏”名，却可视为文献中最早的内服膏剂方。口服膏剂方与现代膏滋药有更近的亲缘关系。稍后的《武威汉简》中有“治百病膏药方”和“治千金膏药方”“千金膏药方”等，也是可用于内服的膏剂方。另外，古时所谓的“煎”，其意和“膏”多有重叠，比如中医经典《金匮要略》中的两方——“大乌头煎”“猪膏发煎”；大乌头煎：“乌头大者五枚（熬，去皮），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蜜二升，煎，令水气尽，取二升，强人服七合，弱人服五合。不差，明日更服，不可一日再服。”称为“煎”的方常把膏进一步加工成丸剂服用，如《金匮要略》中的鳖甲煎丸，《中藏经》的地黄煎、左慈真人千金地黄煎等，均是。可见，至汉代，外用膏剂与内服“煎”“膏”已经分道扬镳。但那时的“煎”“膏”即使是用于内服，还是不同于后世专门用于冬令进补的“膏滋”，因为它仍是以治病为主的膏药方，补益之力不彰。
南北朝时期，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约公元500年）中对膏药的制作作了详尽的说明，延续了《神农本草经》以治病的需要来确定剂型和给药途径的理论，并规定了膏剂的制作常规：“凡合膏，初以苦酒渍取，令淹，溲浃后，不用多汁，密覆勿泄。云时者，周时也，从今旦至明旦。亦有止一宿者。煮膏，当三上三下，以泄其焦势，令药味得出。上之使迎迎沸仍下之，下之取沸静乃上，宁欲小生。其中有薤白者，以两头微焦黄为候。有白芷、附子者，亦令小黄色也。猪肪勿令经水，腊月弥佳。绞膏亦以新布绞之。若是可服之膏，膏滓亦堪酒煮稍饮之。可摩之膏，膏滓即宜以薄病上，此盖贫野人欲兼尽其力。”显然现代膏制剂工艺的源头即在于此。
至六朝隋唐时期的《小品方》《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文献中才见到一些滋润补益类膏方，形成治病内服膏方与滋补内服膏方并存的局面。唐代，朝廷也开始重视并组织编写医方药书，使得中医膏方的加工和应用逐渐发展，出现了官修本草《新修本草》，当时的医家逐渐认识到把滋补类方药制作成膏剂服用有一定优越性，以后用于滋补的膏剂方就慢慢多了起来。
这一段时间的滋补膏方，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南朝宋陈延之《小品方》的“单地黄煎”，隋代宋侠《经心录》的“陆抗膏”，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的“金水膏”“苏子煎”，唐代王焘《外台秘要》的“地黄煎”“近效地黄煎”（此二方皆从《小品方》“单地黄煎”演化而来）、“鹿角胶煎”“阿魏药煎”“陈元膏”。其名称多仿《金匮要略》称为“煎”或“煎方”。《经心录》“陆抗膏”大量使用动物药，收膏、服用的方法和今天已比较接近，而所用牛髓、羊脂、酥，颇具西北地域特色。《外台秘要》“鹿角胶煎”的制法与服法已与今日之膏方差异甚微。
宋代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普济本事方》等书中膏方的记载已不鲜见，“杏仁煎”“生地黄煎”“枸杞煎”即为当时一些补虚康复、养生延老的膏方。自宋代以降，义为膏方的“煎”逐渐被“膏”所替代，“煎”则逐渐转为专指水煎剂了，“膏”和“煎”各归其位，含义逐渐固定下来。宋代《洪氏集验方》中的“琼玉膏”（人参、生地黄、茯苓、白蜜）是一首著名的滋补膏方。它上承六朝隋唐以地黄为主药的清热养阴膏方的传统风格，下开膏方之滋阴养肺疗虚劳喘嗽，进而养生保健延年益寿的新途径，在中国膏方发展史上起到重要的作用。另外，宋代王璆《是斋百一选方》的“百花膏”，《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助胃膏”“钩藤膏”等，也颇有特色。
金元明清时期，膏的地域性增强，医家纷纷著书立说，各擅所长，在江浙一带日益繁荣，疗疾补虚并进，逐渐走向成熟。
金元时期的著名膏方有李东垣《东垣试效方》中的“清空膏”，许国桢的“太和膏”“酸枣仁煎”，朱震亨《丹溪心法》中的“藕汁膏”，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中的“蛤蚧膏”等。这些均传承了前代医家以膏方滋补养生、调治疾病的特色，并在临床应用方面有所拓展。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膏方应用已相当普遍，熬制技术比较成熟，名医医案中常有膏方记载。
明清时期，膏方的制作与应用更趋成熟与完善，主要表现在膏方的命名正规，制作规范，数量明显增加，运用日趋广泛。尤其在明代肾命元气理论的影响下，江南医家深入阐发了《黄帝内经》“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秋冬养阴”的冬令进补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医家将具有滋补功效的内服膏方在冬季用于补养人体，使人体在“主收藏”的冬令得以充分吸收五谷百药之精华，形成人体所需的“精气”，并加以封藏储存，成为来年人体生命运行的原动力及防病御病的免疫力。此期著名膏方有《摄生总要》的“龟鹿二仙膏”，《景岳全书》的“两仪膏”，《药性裁成》的“霞天膏”，《寿世保元》的“人参膏”“茯苓膏”，《张氏医通》的“二冬膏”“集灵膏”，《叶氏医案存真》的“培实空窍膏”，《随息居饮食谱》的“玉灵膏”，《食鉴本草》的“莲肉膏”等。清代膏方不仅在民间流传，宫廷中亦广泛使用，如《慈禧光绪医方选议》有内服膏滋方近30首。
清末至今膏方在普通群众中的应用日益流行，膏方作为一种产业逐渐形成气候。
上海民间素有自制核桃芝麻膏、药梨膏等膏滋的传统，城隍庙药梨膏相传有1300余年历史。清末民初，膏方的中心转移至上海，膏方专著专论出现，晚清时膏方组成渐复杂，如张聿青《膏方》中膏方用药往往已达二三十味，甚至更多，收膏时常选加阿胶、鹿角胶等，并强调辨证而施，对后世医家影响较大。丁甘仁、祝味菊、蔡香荪、严苍山、程门雪、陈道隆、黄文东、颜亦鲁、张泽生等名家均有膏方医案流传。在抗战的孤岛时期，上海的中医药业形成了畸形的繁荣，一些上层人士为躲避战乱，迁居租界区，膏方一直有稳定的市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膏方逐渐趋冷，但上海的膏方传统并没有中断，今天我们仍然能找到许多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膏方处方。
20世纪80年代以后，商品经济的浪潮让人们重新发现了膏方的价值。大型中医医院恢复了膏方门诊（表1-1-1），药店办起了膏方节，全国性的膏方学会成立。
表1-1-1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2001～2009年膏方使用量
注：耿浩，北京市膏方市场的推广研究［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11。
坊式的生产也逐渐让位于工业化大生产，满足GMP生产条件的制药企业成为膏方生产的主力，围绕膏方，一些衍生产品和服务也快速跟进。表明中药膏方不仅是传统的，也具有活态传承的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