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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上海冬令膏方强调顺时顺势调养身体，表达了先民对人与自然宇宙相沟通的独特时令节气观念，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人生智慧。
中国古人，通过对大自然的细心观察，发现了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即“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史记 · 太史公自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人为自然之子，也当顺应天道，如《荀子 · 天论》中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汉代著名学者董仲舒在《春秋繁露 · 王道通三》中提出了“天人感应”论，他认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天与人通过气的中介作用而合为一体，又能相互感应，人不能逆天行事。
从“冬藏”的自然法则出发，中医学发展了早睡晚起，节欲葆精等养生方法；藏有躲藏之意，又有储藏之意，从“冬藏”出发，中医学引申出补益理论，对人体而言，“补”即是一种“藏”，“补”是补充人体之所需，能增强人体的营养储备，当人体处于“虚亏”之时，更需要补充不足，加强储备，这样“藏”与“补”就实现了完美的对接，中医学的“补益”理论也就丰满了起来。补益之中，有气血阴阳之别，补益药物又以药食两用之品最受青睐，而多气多血之品，则以来源于动物的药品——血肉有情之品最为典型，按此逻辑进行推演，寻找一种在冬令之际能够兼顾补益气血阴阳的解决之道就成为中医学家的重要目标。
因为中国幅员辽阔，物产、气候等天赋资源差别较大，冬令进补方案在各地形成了不同的特色。西南等地的解决方案是用滋补中药炖猪蹄、炖鸡汤，而在长江三角洲一带，则形成了以膏滋药为核心的冬令进补解决方案。
《素问 · 阴阳应象大论》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对此注解曰：“寒瘦少气之徒，补其阳气也；五脏精液少者，以药以食五种滋味而补养之。”许多膏方大家都引用《黄帝内经》中的这一句话为冬令膏方做注脚，所谓滋味，滋即是味。从西医学观点来看，冬季人类为了抵御严寒，需要更多地补充营养元素，尤其是增加脂肪的摄入，从这一点来看，上海冬令膏方文化和西医学也是相通的。另外，从上海地区的气候观之，四季分明，空气湿度大，冬令时分，含脂量高的膏方也只有在这个季节才不容易变质，利于贮藏和长期服用，这何尝不是对天人关系、对自然和宇宙的一种领悟呢。“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这一表述有较强的包容力，国家分类标准的“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都可以被涵盖进去，比较遗憾的是国家对非遗的分类中，没有采纳“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的分类，造成了申报时的一些问题。
比如珠算，显然也是一种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但按国家的分类标准，就不能得到合理的归类；又比如农历二十四节气，也应该属于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一类，但在国家的分类标准中，归类也出现难题。节气和历法的关系很紧密，照理应放入第四类“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但在实际生活中，很多节气和民间文化相结合，已成为人们的固定节日，伴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既包括相关的谚语、歌谣、传说等，又有传统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工艺品、书画等艺术作品，还包括与节令关系密切的节日文化、生产仪式和民间风俗等。因此，最后农历二十四节气被归类在了民俗国家级非遗目录中。
再如“兰州羊皮筏子”（甘肃省，X-5），如果把它归类在国际标准下“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一栏，不会有明显争议，然而，羊皮筏子的传统制作工艺十分考究，乘坐羊皮筏子的交通习俗也同样特色鲜明，按照国家的非遗分类标准，它既可以分类在“民间传统手工技艺”项下，也可以分在“民俗”项下。究竟该如何归类，争议比较明显，最终它也是成功申报为民俗类国家级非遗。
由此可见，在第四类“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中，存在较多的和民俗交叉的情况，也提醒我们，这一类非遗，应更慎重一点，需要对个案一事一议，不轻易进行否定。
将来如果条件成熟，似应考虑修改国家标准，以和国际接轨，也更合乎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