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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胃气化学说源于脾胃学说和气化学说。对于脾胃学说来讲，其理论起源于《内经》，发展于张仲景，大成于李东垣，完善于叶天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是李东垣，如其提出的“脾胃内伤，百病由生”“脾胃为后天之本”等著名理论。气化学说方面，《内经》提出气化概念，并确立升降出入为其基本机制，其后刘完素气化论病机和药性，张元素则在刘完素基础上有所发挥，提出气化药性论，李东垣独认为脾胃为气化之中枢，最后孙一奎将气化原动力归于命门，终使气化理论趋于完善。
《内经》虽未提出脾胃学说，但论述脾胃的相关内容散见于各篇，如对胃的解剖结构、脾胃的生理及病理功能、脾胃与其他脏腑的关系、脾胃疾病的防治等均有论述。首先，《灵枢·肠胃》提到“胃纡曲屈，伸之，长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径五寸，大容三斗五升”，《灵枢·平人绝谷》也提到“胃大一尺五寸，径五寸，长二尺六寸，横屈，受水谷三斗五升，其中之谷常留二斗，水一斗五升而满”，均对胃解剖结构的描述，与现代医学的解剖基本相符。其次，《素问·五脏别论篇》云：“胃者，水谷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脏气。”《素问·六节藏象论篇》谓：“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出入者也。”这两段介绍了脾胃的生理功能。最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言：“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胀。”此条介绍了脾胃病发病的病理机制，指出阴阳反作，如脾气不升、胃气不降产生的疾病，对后世脾胃升降理论的提出有重要指导意义。
“气化”一词在《内经》中共出现12次，其中10次谈及气的升降出入，出现在《素问·气交变大论篇》《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等五运六气学说中，余2次谈的是肾阳的蒸腾气化。根据《内经》五运六气之说，“气化”论述了自然界六气变化与疾病发生、发展之间的规律，并描述了脏腑经络的功能活动，以及在脏腑经络的功能活动推动下物质和能量的代谢过程。
将脾胃与气化结合起来，从脾胃之气的升降和出入两方面入手，再加上气化之体——燥湿相宜与气化之用——纳化相因，即是脾胃气化学说的基本架构。有关脾胃升降方面，脾主升，胃主降。《素问·六微旨大论篇》言：“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指出升降出入存在于人体一切生命活动中。而脾胃同居于中州，运化饮食精微，化生气血，以灌溉脏腑肢节。作为人体气机升降运动的枢纽，脾胃将产生的气血精微及糟粕等物质，通过运化、升降、转输等方式布散至全身。
仲景虽未言及脾胃气化，但在其著作中多有体现。其生于东汉末年，战乱纷起，民病以饥寒，致脾胃内伤，故仲景尤重脾胃，其《伤寒杂病论》的诸多条文皆有重脾胃的思想，主要反映在“健脾”和“保胃气”两方面。
《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提出“四季脾旺不受邪”一说，明确指出人体抵抗外邪的能力与正气强弱有关，而正气强弱则与脾有关，这与脾主运化、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密不可分，故又有“脾主卫”之说。所以健脾可防外感，对于疾病的预防有重要意义。用脾胃气化的观点来看，脾胃之气的出入，形成了营气和卫气，营气内守，卫气御外；而水气、谷气入于脾胃，形成脾胃之气，脾胃健旺，出入有序，则营卫调和，外邪不犯。
而“保胃气”思想更是贯穿于《伤寒论》始终，所载112方中，多方可见保胃气的药物，最常用者甘草、生姜、大枣等，方中共有71方应用甘草，40方应用大枣，姜、枣同用者37方，姜、枣、草同用31方。而在姜、枣、草的基础上，加用人参，其性味甘温，具有补益脾胃、益气生津功能，四者合用为仲景“保胃气”之四要药，常用于中气不足、胃气受损证。在药物的煎服法上也从保胃气出发，如阳虚欲作奔豚，方用苓桂甘枣汤，要求“甘澜水”煎药，其目的在于保胃气以扶土制水，此外还有用“潦水”“清浆水”煎药等；在饮食调摄上亦体现其顾护胃气的思想，如桂枝汤方后注“禁生冷、黏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乌梅丸方后注“禁生冷、滑物、臭食”等。
李东垣所在年代背景与张仲景颇为相似，《医旨绪余·刘张李朱滑六名师小传》言当时“金元扰攘之际，人生斯世，疲于奔命，未免劳倦伤脾，忧思伤脾，饥饱伤脾”。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内经》及《伤寒杂病论》基础上，提出了“脾胃内伤，百病由生”“善治病者唯在治脾”“治脾胃以安五脏”等著名理论，创立了补土的学术思想，著《脾胃论》等书，对后世影响深远，可以说是脾胃学说集大成者。
李东垣认为脾胃为“生化之源”，而人以胃气为本，胃气健旺则脾中元气亦健旺。人体生命活动的生理基础依赖于脾运胃纳，即脾胃之纳化功能。《内外伤辨惑论·辨阴证》中云：“元气、谷气、荣气、清气、卫气、生发诸阳上升之气，此六者，皆饮食入胃，谷气上行，胃气之异名，其实一也。”此论言明脾胃是元气之本，为“脾胃为后天之本”理论奠定了基础，为脾胃气机出入提供了理论溯源。
叶天士是温病学的奠基人之一，对于时疫、儿科、妇科、杂病等均有较高造诣。在内科杂病方面，叶天士对《脾胃论》推崇备至，他认为“脾胃为病，最详东垣”“内伤必取法乎东垣”。在李东垣脾胃学说基础上，补充了李东垣《脾胃论》详于脾而略于胃的不足，提出“胃为阳明之土，非阴柔不肯协和”，主张养胃阴，提出脾胃分治，创立胃阴学说，很大程度地完善了脾胃学说。叶氏指出“纳食主胃，运化主脾；脾宜升为健，胃宜降为和”，并提出了“胃为阳土，宜凉宜润”“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自安”等著名的学术观点。这里的“纳化”“升降”“燥湿”之说，形成了脾胃气化学说的主体构架。
近年来，脾胃病学科理论得到了不断传承、创新和发展，很多很好的学术观点和思想不断出现，更好地指导消化疾病的治疗，提高了临床疗效。
李佃贵等提出“浊毒致病论”，认为“浊毒”之邪多侵及内脏，尤易犯脾胃，且常入内毒害其他脏腑，导致疾病迅速恶化，并阐述“浊毒”在脾胃病中的发病特点及机制，总结出相对独特的病因病机、诊断及治疗体系，如提出“疏肝和胃、活血化瘀、解毒化浊、健脾和胃”四步调胃大法，总称为“化浊解毒”治疗法，运用此法治疗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或不典型增生，取得较好效果。周福生等认为脾胃与心神相关，提出以心胃相关理论来指导脾胃病的临床诊断及治疗，将中医情志病学与脾胃病学相结合，对于功能性胃肠病的诊疗有较好的参考价值。劳绍贤等率先开展“脾胃湿热”理论的研究，建立了脾胃湿热证的诊断标准，初步阐明胃肠炎性疾病脾胃湿热证的形成机制，罗列了治疗脾胃湿热的方药。周学文等首先提出“毒热”病因理论，倡导以“内痈”学说指导消化性溃疡的治疗，另外提出胆汁反流性胃炎的“胆火逆胃”说。董建华提出“通降论”及胃热学说，认为通降乃治胃之大法，病机上脾胃虚寒虽为临床多见，但胃热决不可忽视，治则上既“脾胃分治”，又“脾胃合治”，治法上强调治胃必调气血。王新月等提出溃疡性结肠炎病机为“毒损肠络”，采用益气活血解毒法防治溃疡性结肠炎的复发。刘祖贻提出“调五脏以和脾胃，和脾胃以安五脏”的观点，注重脾胃升降。张声生等研究发现，慢性胃肠病以肝郁相关证候最为常见，提出以调肝理脾为基本治则。白兆芝率先开展中医小肠腑病学的研究，阐述小肠腑病的症状特点及发病特点，总结小肠腑病基本证候及其用药规律。刘华为将五行学说与气化学说结合起来，认为内科疾病中的主要病机是“升降失常，气化失司”，辨证诊治与逆向思维结合治疗疑难杂症，如用升举法治愈顽固性呃逆症，用通降法治疗胃下垂，用附子退高热，用附子降虚火，还从气治水，用升清降浊法治愈积水症，或从水治血，用利水法治愈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何晓晖结合体质学说提出了“胃质学说”“肠质学说”，认为胃肠和人体的体质一样，有其特质，这种特质是制约和影响胃肠发病的重要病理基础，胃质及肠质的干预防护，对于胃肠疾病的防治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