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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一个下午。
从西北方向掠来的风，吹得宽大的玉米叶子沙沙一片声响。随着风，大块大块的云团，也从西北方向朝这儿奔驰。闷热闷热的暑气，被无情地驱赶着，一场大雨眼看着就要洗浇这片葱茏的土地。
果然，功夫并不很大，随着一声炸雷，镍币一般大的雨点儿，便箭一般地从天空斜射下来。很快地，天地朦胧在一片浑浊的雨雾之中。
茂密的玉米林，宛延着一条水渠。水渠的旁边，有一座极小极小的草房。那是守水门的人临时歇息的地方。它土坯垒墙，树枝作棚，胡乱抹了些泥，复了些瓦。一孔永远开着的土门，里面是仅容两三人躺着的小土炕。除非干旱时节，昼夜浇地，管水的才在这儿停几天，平时，它空荡荡忍耐着无声的寂寞。
但现在，在这场突然降临的大雨里，这土积尘封的小房子里，却迎接了两个陌生的客人。
这是两个很年轻的人，二十出头的年纪。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这男人长得高大结实，脸色黧黑，虽然穿着眼下很时兴的西服上衣，但搭眼一看，便知他是个农民，那种有知识的农民。那女的一头黑得发亮的秀发，衬托得那张白黑透红的脸儿，格外地抚媚动人，一看便是个少见的美人儿，从她的肤色和衣着看来，她像个城里人但从她的神态看来，她却又像个农村的媳妇儿。
两个人的衣服都淋湿了。那女的紧紧合着两扇衣襟，竭力地掩盖着她隆起的富有弹性的胸脯。
女的在土炕上蹲着。她没有坐，因为一坐衣服上便会沾上尘土。男的在炕前站着，那头儿挨着了房顶。两人都没有说话。两人似乎谁都不敢看谁。两人都拘谨得一动不动。似乎谁动一下，都会打扰了这简陋寒伧的小房内的安静似的。
雨，在外面拚命地下着，遮天盖地，哗一片。女的似乎难忍这寂寞，低着头低声问道“鲁鲁，你冷不？”
“不！”这被叫做鲁鲁的男子，似乎被一问弄得有些慌乱，头也不敢抬地回答了一声，便又抿起了嘴唇。稍顷，他也许觉得这样的回答不够礼貌，又问：“你呢？穗穗，你冷么？”
“有点！”这被叫做穗穗的女人说。“谁能料到遇见这场面。”
鲁鲁道：“可也是的。”他接着问：“你怎么忽然走到这儿来？”
穗穗姓花，叫花穗穗。她叹了一口气，说：“菊菊结婚，我去参加婚礼。心里闷得慌，便出来随意走走，便走到这儿来了。”
鲁鲁道：“我知道，这几年你很不顺心。可我……”他忽然抬起头来，勇敢地瞅着她。
这时她抬起头来，要看他。目光和目光在不经意间碰撞了，两个人的脸都红了，又都赶紧低下头去。
“今天多亏了你！那猪狗不如的东西！”她很感谢地瞅着他：“不然，我……”
鲁鲁似乎很不好意思，说：“那有什么，为了你，我……”他说着，又抬起了头，两人的目光又相遇了。这回，他和她，都不再回避了。他们互相望着。两颗心，都加快速度跳了起来。
鲁鲁的嘴唇颤动着。也许是心里过份紧张，连面颊上的肌肉，都颤动了。他似乎想说什么，又不好意思去说。嘴唇动了几次，他才吭哧吭哧地说了出来：
“我写给你的信，送给你的鸡蛋，都收到了吗？”花穗穗深情地瞅着他，长出了一口气：“都收到了，谢谢你，你总是想着我。”
鲁鲁低下头去，用眼瞅着自己的脚尖，说：“你不生气吧？我说，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可无论如何，我总是想着你，爱着你。我知道我不够条件我知道我不自量力。可我没有办法！我别的女人都不爱，我一心只等你……”
花穗穗忽然伸出一只手来，抓着了他的手，说：“这些我都知道，鲁鲁，别说了，行不行？”
在她抓他的手的时候，他的浑身颤了一下。这似乎是一种信号，也似乎是一种鼓励。他向她走近一步，说：“不，我要说。这几年我无时无刻都在想着你。当你情况好的时候，我就替你高兴；当你情况不好的时候，我便心里很不好受。我想着，尽管你不爱我，我还是要爱你。一厢情愿地爱你。爱是什么？爱是不管距离多远，这一颗心总是为那一颗心而跳动，这一条生命为那一条生命而生存。这是不变的，永远是不变的。即使我们不可能生活在一起，也许你另有所爱，但在我，却是这样，我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你……”
“唉！你太傻了……”她低下头去，叹息着：“而我，也太傻了……”说着，她不由伸出另一手来，抓住了他的手。
当她的双手都伸出来的时候，她的衣襟便敞开了。她的上身穿着件蝉翼般的浅乳色的背心，桃红的乳罩圆馒头一般地朝前突起，雪白的胸肌羊脂玉一般地纯净。这一切，都毫无顾忌地袒露在他的眼前。一看见这一切，他更慌乱了起来。他是生平第一次才看女人的一切，似乎一下子还难以承受。听得她这么说，他也呻吟似地说：
“是的，我太傻了，是太傻了……”
两个人都不再说话了。屋外喧嚣，更显得屋里的沉静。她握着他的手，看着他。他让她握着，浑身激动地颤着，他不敢直接看她，只看着她胸脯。他的身上燥热，心也狂跳起来。他觉得幸福。他不敢动，生怕一动，这幸福便会惊跑了似的。他真想摸一摸她诱人的乳峰，亲一亲她纯白的胸肌，但他不敢。在他看来，这是一块神圣的领地，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亵渎的。但当他的目光逐渐上移，和她的目光又一次碰撞的时候，他忽然发现她的目光里似乎有一种火，一种让人浑身都燃烧起来的那一种火，朝他喷射了过来。与此同时，她握着他的那两只手上，似乎也传来了一种让人心旌摇动的热流。他难以自持了，忽地伸出了双臂，紧紧地抱住了她。她并没有拒绝，只是呻吟了一声，说：
“别，别……”
那柔软的弹性的胸脯，挨着了他结实的胸脯，似乎有一种无形的电波，在向他传递着爱的信息。他觉得他的精神彻底的解放了，长久以来苦苦的追求，此刻，才获得了回报。他把她从炕上抱了下来。她虽然嘴里说着：“别，别！”但却也伸开双臂，紧紧搂住了他的脖颈。她仰起头来，把她红红的嘴唇，迎向了他的嘴唇。两颗心，两副胴体，在这简陋的小小的草房里，凝结在一起……
多好的一场雨呀！
城北十二里，有个花苑村，传说秦将章邯，投降了西楚霸王项羽之后，被封为雍王，曾在这一带建都。这花苑，就是为他育花种草的地方。花苑村的人，清一色的都姓花，他们的祖先，想必都是为章邯种花的奴隶。古时有以职业为姓氏的，这大约便是他们姓花的缘由。
花苑村的人们姓花，女城北十二里，有个花苑村，传说秦将章邯，投降了西楚霸王项羽之后，被封为雍王，曾在这一带建都。这花苑，就是为他育花种草的地方。花苑村的人，清一色的都姓花，他们的祖先，想必都是为章邯种花的奴隶。古时有以职业为姓氏的，这大约便是他们姓花的缘由。
花苑村的人们姓花，女子们也一个个长得像花。这在全县是有名的。民谚花苑的女子白又嫩，十里外就闻见香喷喷，直至现在，不少人家还都希望能在花苑村讨个媳妇。花苑村的女子是不愁嫁不出去的。她们不但能寻个如意的婆家，还能卖个好的价钱，订婚时仅正礼，一岁不讲都是五十元的行情。对于找到花苑村女子的男方说来，花的钱多，不但不觉得是个负担，反而觉得是一种难得的骄傲和光荣，因为他毕竟成为角逐的胜利者。正是因为这样，花苑村的女子，在十五六岁之前，就大都有了婆家。
只有一个人是例外，这就是住在村东头的花穗穗。她今年二十四岁，至今婚事还没有个眉眼。二十四岁还没个婆家，这可是创造了花苑村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的，可以这样说，这件事是花苑村的一个奇迹。
是什么原因，使她创造了这花苑村有史以来唯一的一桩奇迹呢？她生理上有什么缺陷吗？没有。她不呆不痴，不瞎不聋，不瘸不跛，不秃不哑，甚至头发里没一根黄毛，鼻梁没是星雀斑。是她长得不漂亮吗？不，她是村里女子群里有名的“梢子”，天生的美人胎子。如果农村也像某些大学有“校花”的话，她准是花苑村的“村花”，如果中国也有选美活动的话，她一定也会戴上这顶桂冠。是家里有什么不好的名声吗？也不。她的父母，以至她的祖宗，世世代代都是本本份份的农民，堂堂正正过日子的人家，没人能说个不字的。是没人给当介绍人吗？更不？七八年来，对象不晓得提念了多少，（中国的统计学似乎极不发达，农村人更不晓得此门学问为何物，所以花穗穗在婚事上提及的对象，是没有个确切的数字可说的。）但都没有成功，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只提了一下，就到此为止了，起点同时也是终点。
这不是，那不是，到底原因是什么？
原来，花穗穗从小儿就有个非常强烈又非常顽固的愿望，就是，长大了，要当个工人。
有人会说，这太可怜了，又太可笑了。我以为她有什么雄心大志，想当国务院的副总理，或是想当皇上的娘娘，如同英王爱德华八世（后称温莎公爵）的夫人一样。她的要求太低了，生活的目的也太简单了。但是，我说，可尊敬的有远大目标的仁人志士、怪贤豪杰们，请不要嘲笑她，也不要瞧不起她，就是这么一个可怜而简单的愿望，她至今还是无法实现的。
花穗穗从小儿就想当个工人，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花穗穗的姑姑，就是一家国营纺纱厂（实际叫棉纺织厂，农村人叫纺纱厂叫惯了，硬是改不过口来）的工人。花穗穗从记事的时候起，就对姑姑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那时候，婆（祖母）还在，每逢姑姑从百里之外坐火车回家来的时候，平静的家，总要引起大的波动。在婆的指使下，爸爸要到城里去买肉买菜，就像要过大年一样。姑姑来了，手里总提着五颜六色的食品盒，别说吃，单是一看见这颜色，就让人的嘴角流哈啦水。姑姑身上穿的，不是平绒，就是灯心绒，脚上穿的是锃亮的皮鞋，腕上戴的是放耳朵上嘀嘀直响的手表。你想一想，那时候的农村是什么样的生活水平生活稍好一些的人家，能用灯心绒做个鞋面，便洋活得忘记了生日。只有过年才做件花哔叽衣服。因为对穿一身灯心绒衣裳的人过于羡慕，出于嫉忌心，当时农村还流行了两句新民谣，说：是髌不是酿，都穿了一身灯心绒，讽谕他们过于奢侈了。肉、点心、洋糖，都是农民的娃娃们稀罕的东西，吃一口，无异于从天上掉下来的龙肝凤髓。
姑姑一进门，爸爸、妈妈像迎接最尊贵的大人物一样，婆更是笑得合不拢掉了牙的嘴，显得像是比往日里多了十倍的精神。就连邻居们，也比往日多了许多的殷勤，你来他往，都想跟姑姑说句话儿。要是婆给他们手心里放一块洋糖，他们竟像是得了最光荣的赏赐似的，舍不得吃，装进了大襟下的兜兜。如此种种，在花穗穗如同一张白纸的心灵上，就画下了一幅最新最美的图画，这画儿就是当工人。工人是世界上最高贵的职业。当工人，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当婆、爸爸、或妈妈问她长大了做什么时，她总是挺起胸脯，睁大两只明亮而快活的眼睛，大声地说：“跟姑姑一样，当工人！”在她的印象里，工人好像是并不难当的。
听得人说，姑姑进工厂的时候，才十七岁，刚刚高小毕业，别人都不敢去，她却去了，别人以为她文化低，考不上，她却竟考上了。一个农村的高小毕业生能考上工厂。她花穗穗为什么就不能呢？她跟姑姑一样，不也是个农村女子么？她上过高中，在文化程度上，不是比姑姑更具备了优越条件么？开始，她曾把当工人看得非常的神秘，不知道姑姑当工人到底是在做些什么，后来，又听得人说，姑姑是在纺纱厂里，是纺线织布的，就是铺子里卖的那些洋布（市布），哔叽，卡叽，但她们并不手摇纺线车，像婆摇的那种一个木轮带着锭子的纺线车也不脚蹬织布机，像妈妈蹬的那种椿木打就的平机，而是只看着机器，人只是看着，由机器自己去纺线织布的。她想，这有何难呢，既然姑姑会的，自己怎么就能不会呢她曾经快乐地幻想着，自己要是也进了江厂，当了工人，一定也要做一件高梁红的平绒褂子，海蓝色的灯心绒裤子，买一双圆口平底皮鞋，一块圆圆的手表，把自己也“武装”起来。过个把月，回一次家，手里也提上鸡蛋和洋糖，来看爸爸、妈妈和婆，这，该是多么让人称心如意呀，啊！
人生活在这世界上，总是会根据他的环境，条件和经验，以及他对生存的要求，产生出许多幻想和希望的。如果没有，除非他是傻瓜或白痴。每一个神经正常且有思想的人必然都是这样。我以为，这是人一生向前奋进的一种原动力。即使这幻想和希望并不高远，甚至是平庸的，它毕竟也是好的，它依然对社会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花穗穗的这种当个工人的愿望，虽然看来是平凡的，低档的，但谁又能说她是错误的呢？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花穗穗实现她这个平凡而简单的心愿的希望，是越来越渺茫了。据研究社会发展的学者们说，在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大量的农民被逼破产，不得已而流入城市，做为廉价的劳动力，进了工厂，当了工人，成为资本家获得剩余劳动价值的剥削对象。可见在那个历史时期，当工人并不困难，甚至是你不当也得当的。又据洞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学者们说，我们的目的，是要采取一定步骤，和相应的措施，来消灭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的。然而，事实的发展，却似乎是与这种理论相悖而行的。几十年过去了，城乡差别与工农差别不但未曾消失，反而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形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这不太容易解决的矛盾，越来越鲜明地突出在人们的面前。城市的待业青年都安排不过来，农村的青年是无资格进工厂当工人的。工人的子女可以接班当工人，农民的孩子只能世袭当农民。假若花穗穗是她姑姑生的该有多好！可惜她不是。假若花穗穗的爸爸是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该有多好！可惜他只会在黄土地上把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假若花穗穗的舅父是屁股后边冒烟的县委书记，或是实权在握的劳动局长该有多好！可惜他只是个打胡基（外地叫土坯）的专家，三脚十四锤子，出点蛮力，是他的专长，别的本事，他是没有的。假若花穗穗也会提上茅台酒抱上彩色电视机去走后门也好，可惜她连偏门在哪儿开着都不晓得。“前门开着不准进，后门开着无法寻，门儿到底在何处？无钱无权无门神”。赶花穗穗高中毕业的时候，她当工人的路儿，已经无迹可寻了。
但花穗穗并不因此而悲观，她依然是满怀信心地，在不懈地追求着，在实现她的这强烈的愿望。她认为她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能够使她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条件，就是她的美。美，是女子的骄傲，也是女子的资本。花穗穗从实际生活中，逐渐懂得了女子的美，如同男子的权势和金钱一样，也是一种威力强大的武器。对于自己的婚姻问题，她宣布了一条非常明确的政策——
“谁能让我当工人，我就跟谁结婚！”
这种提法，表面看来似乎没有什么稀奇，但实际上却反映了一种极其伟大而深刻的变革。在旧时代，姑娘们寻女婿时，一般是两个愿望，一个是要寻财东家，另一个是寻念书人。寻了财东家一生无冻馁之忧，寻个念书娃有学问，名声好，而且这两人的社会地位都是无庸置疑的，谁见了敢不仰着脸看况且财东家的娃才能念得起书，念成了书的娃日后必然会升官发财。解放以后，这种旧观念逐渐地被改变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姑娘们找对象时，开始是找“八个兜兜”的，即是干部，干部穿的制服上是四个衣兜，裤子是四个衣兜，简称为“八个兜兜”的后来是找“有馋嘴本本”的，即城市里吃商品粮的，吃商品粮的那时都有个副食本，凭副食本可以买到豆腐、粉条、鸡蛋、芝麻酱之类的东西，无此本者只好望洋兴叹，农民对此不太满意，讥之为“馋嘴本本”。加之那时候“净化城市”，在城里犯了错误的，打成右派的，触犯刑律的，戴了什么帽子的，有历史问题的，等等，等等，从城里都撵到农村来了，美其名曰“劳动改造”，这样以来，农民自古以来，就是被“劳动改造”的对象了。
旧社会民谚“七十二行，庄稼为王，谁若不信，去问皇上”，被“农村是个垃圾箱，什么东西都往里装，香的弄臭，臭的难香，别的不管，只要公粮”的新民谚所替代了。无论从名誉上或物资供应上，有副食本本的都比没副食本本的高了一等，成为优等公民。因而农民概叹说“城里个拉尿粪的，也比个农民状元高贵啊！”哪个女子能找个有副食本本的对象，那简直象是叫花子上了金銮殿。到了八十年代，花穗穗能提出这样的口号，显然比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是跨进了一大步的，是带有浓重的现代意识色彩的。
然而，自古以来，现实这个滑稽的怪物，就很爱和人们的理想或希望玩笑。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总是不会按他的心愿一帆风顺的达到目的，他总会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甚至以痛苦而告终，正如造酒时，却酿出一缸酸醋一样。花穗穗的这个简单而正常的愿望，从她提出的时候起，五年过去了，却依然不见转机。不少的人追求她，她也寄希望于不少人家，然而，像她这样的情况，要由一个农业人口转为城镇人口，又要进厂去当工人，谈何容易才二十三岁，并不算大！至少还有三至四年追求的时间！她并不灰心，依然在不屈不挠地奋斗着，要达到她幸福的目的。子们也一个个长得像花。这在全县是有名的。民谚花苑的女子白又嫩，十里外就闻见香喷喷，直至现在，不少人家还都希望能在花苑村讨个媳妇。花苑村的女子是不愁嫁不出去的。她们不但能寻个如意的婆家，还能卖个好的价钱，订婚时仅正礼，一岁不讲都是五十元的行情。对于找到花苑村女子的男方说来，花的钱多，不但不觉得是个负担，反而觉得是一种难得的骄傲和光荣，因为他毕竟成为角逐的胜利者。正是因为这样，花苑村的女子，在十五六岁之前，就大都有了婆家。
只有一个人是例外，这就是住在村东头的花穗穗。她今年二十四岁，至今婚事还没有个眉眼。二十四岁还没个婆家，这可是创造了花苑村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的，可以这样说，这件事是花苑村的一个奇迹。
是什么原因，使她创造了这花苑村有史以来唯一的一桩奇迹呢？她生理上有什么缺陷吗？没有。她不呆不痴，不瞎不聋，不瘸不跛，不秃不哑，甚至头发里没一根黄毛，鼻梁没是星雀斑。是她长得不漂亮吗？不，她是村里女子群里有名的“梢子”，天生的美人胎子。如果农村也像某些大学有“校花”的话，她准是花苑村的“村花”，如果中国也有选美活动的话，她一定也会戴上这顶桂冠。是家里有什么不好的名声吗？也不。她的父母，以至她的祖宗，世世代代都是本本份份的农民，堂堂正正过日子的人家，没人能说个不字的。是没人给当介绍人吗？更不？七八年来，对象不晓得提念了多少，（中国的统计学似乎极不发达，农村人更不晓得此门学问为何物，所以花穗穗在婚事上提及的对象，是没有个确切的数字可说的。）但都没有成功，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只提了一下，就到此为止了，起点同时也是终点。
这不是那不是，到底原因是什么？
原来，花穗穗从小儿就有个非常强烈又非常顽固的愿望，就是，长大了，要当个工人。
有人会说，这太可怜了，又太可笑了。我以为她有什么雄心大志，想当国务院的副总理，或是想当皇上的娘娘，如同英王爱德华八世（后称温莎公爵）的夫人一样。她的要求太低了，生活的目的也太简单了。但是，我说，可尊敬的有远大目标的仁人志士、怪贤豪杰们，请不要嘲笑她，也不要瞧不起她，就是这么一个可怜而简单的愿望，她至今还是无法实现的。
花穗穗从小儿就想当个工人，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花穗穗的姑姑，就是一家国营纺纱厂（实际叫棉纺织厂，农村人叫纺纱厂叫惯了，硬是改不过口来）的工人。花穗穗从记事的时候起，就对姑姑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那时候，婆（祖母）还在，每逢姑姑从百里之外坐火车回家来的时候，平静的家，总要引起大的波动。在婆的指使下，爸爸要到城里去买肉买菜，就像要过大年一样。姑姑来了，手里总提着五颜六色的食品盒，别说吃，单是一看见这颜色，就让人的嘴角流哈啦水。姑姑身上穿的，不是平绒，就是灯心绒，脚上穿的是锃亮的皮鞋，腕上戴的是放耳朵上嘀嘀直响的手表。你想一想，那时候的农村是什么样的生活水平生活稍好一些的人家，能用灯心绒做个鞋面，便洋活得忘记了生日。只有过年才做件花哔叽衣服。因为对穿一身灯心绒衣裳的人过于羡慕，出于嫉忌心，当时农村还流行了两句新民谣，说：是髌不是酿，都穿了一身灯心绒，讽谕他们过于奢侈了。肉、点心、洋糖，都是农民的娃娃们稀罕的东西，吃一口，无异于从天上掉下来的龙肝凤髓。
姑姑一进门，爸爸、妈妈像迎接最尊贵的大人物一样，婆更是笑得合不拢掉了牙的嘴，显得像是比往日里多了十倍的精神。就连邻居们，也比往日多了许多的殷勤，你来他往，都想跟姑姑说句话儿。要是婆给他们手心里放一块洋糖，他们竟像是得了最光荣的赏赐似的，舍不得吃，装进了大襟下的兜兜。如此种种，在花穗穗如同一张白纸的心灵上，就画下了一幅最新最美的图画，这画儿就是当工人。工人是世界上最高贵的职业。当工人，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当婆、爸爸、或妈妈问她长大了做什么时，她总是挺起胸脯，睁大两只明亮而快活的眼睛，大声地说：“跟姑姑一样，当工人！”在她的印象里，工人好像是并不难当的。
听得人说，姑姑进工厂的时候，才十七岁，刚刚高小毕业，别人都不敢去，她却去了，别人以为她文化低，考不上，她却竟考上了。一个农村的高小毕业生能考上工厂。她花穗穗为什么就不能呢？她跟姑姑一样，不也是个农村女子么？她上过高中，在文化程度上，不是比姑姑更具备了优越条件么？开始，她曾把当工人看得非常的神秘，不知道姑姑当工人到底是在做些什么，后来，又听得人说，姑姑是在纺纱厂里，是纺线织布的，就是铺子里卖的那些洋布（市布），哔叽，卡叽，但她们并不手摇纺线车，像婆摇的那种一个木轮带着锭子的纺线车也不脚蹬织布机，像妈妈蹬的那种椿木打就的平机，而是只看着机器，人只是看着，由机器自己去纺线织布的。她想，这有何难呢，既然姑姑会的，自己怎么就能不会呢她曾经快乐地幻想着，自己要是也进了江厂，当了工人，一定也要做一件高梁红的平绒褂子，海蓝色的灯心绒裤子，买一双圆口平底皮鞋，一块圆圆的手表，把自己也“武装”起来。过个把月，回一次家，手里也提上鸡蛋和洋糖，来看爸爸、妈妈和婆，这，该是多么让人称心如意呀，啊！
人生活在这世界上，总是会根据他的环境，条件和经验，以及他对生存的要求，产生出许多幻想和希望的。如果没有，除非他是傻瓜或白痴。每一个神经正常且有思想的人必然都是这样。我以为，这是人一生向前奋进的一种原动力。即使这幻想和希望并不高远，甚至是平庸的，它毕竟也是好的，它依然对社会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花穗穗的这种当个工人的愿望，虽然看来是平凡的，低档的，但谁又能说她是错误的呢？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花穗穗实现她这个平凡而简单的心愿的希望，是越来越渺茫了。据研究社会发展的学者们说，在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大量的农民被逼破产，不得已而流入城市，做为廉价的劳动力，进了工厂，当了工人，成为资本家获得剩余劳动价值的剥削对象。可见在那个历史时期，当工人并不困难，甚至是你不当也得当的。又据洞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学者们说，我们的目的，是要采取一定步骤，和相应的措施，来消灭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的。然而，事实的发展，却似乎是与这种理论相悖而行的。几十年过去了，城乡差别与工农差别不但未曾消失，反而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形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这不太容易解决的矛盾，越来越鲜明地突出在人们的面前。城市的待业青年都安排不过来，农村的青年是无资格进工厂当工人的。工人的子女可以接班当工人，农民的孩子只能世袭当农民。假若花穗穗是她姑姑生的该有多好！可惜她不是。假若花穗穗的爸爸是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该有多好！可惜他只会在黄土地上把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假若花穗穗的舅父是屁股后边冒烟的县委书记，或是实权在握的劳动局长该有多好！可惜他只是个打胡基（外地叫土坯）的专家，三脚十四锤子，出点蛮力，是他的专长，别的本事，他是没有的。假若花穗穗也会提上茅台酒抱上彩色电视机去走后门也好，可惜她连偏门在哪儿开着都不晓得。“前门开着不准进，后门开着无法寻，门儿到底在何处？无钱无权无门神”。赶花穗穗高中毕业的时候，她当工人的路儿，已经无迹可寻了。
但花穗穗并不因此而悲观，她依然是满怀信心地，在不懈地追求着，在实现她的这强烈的愿望。她认为她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能够使她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条件，就是她的美。美，是女子的骄傲，也是女子的资本。花穗穗从实际生活中，逐渐懂得了女子的美，如同男子的权势和金钱一样，也是一种威力强大的武器。对于自己的婚姻问题，她宣布了一条非常明确的政策——
“谁能让我当工人，我就跟谁结婚！”
这种提法，表面看来似乎没有什么稀奇，但实际上却反映了一种极其伟大而深刻的变革。在旧时代，姑娘们寻女婿时，一般是两个愿望，一个是要寻财东家，另一个是寻念书人。寻了财东家一生无冻馁之忧，寻个念书娃有学问，名声好，而且这两人的社会地位都是无庸置疑的，谁见了敢不仰着脸看况且财东家的娃才能念得起书，念成了书的娃日后必然会升官发财。解放以后，这种旧观念逐渐地被改变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姑娘们找对象时，开始是找“八个兜兜”的，即是干部，干部穿的制服上是四个衣兜，裤子是四个衣兜，简称为“八个兜兜”的后来是找“有馋嘴本本”的，即城市里吃商品粮的，吃商品粮的那时都有个副食本，凭副食本可以买到豆腐、粉条、鸡蛋、芝麻酱之类的东西，无此本者只好望洋兴叹，农民对此不太满意，讥之为“馋嘴本本”。加之那时候“净化城市”，在城里犯了错误的，打成右派的，触犯刑律的，戴了什么帽子的，有历史问题的，等等，等等，从城里都撵到农村来了，美其名曰“劳动改造”，这样以来，农民自古以来，就是被“劳动改造”的对象了。
旧社会民谚“七十二行，庄稼为王，谁若不信，去问皇上”，被“农村是个垃圾箱，什么东西都往里装，香的弄臭，臭的难香，别的不管，只要公粮”的新民谚所替代了。无论从名誉上或物资供应上，有副食本本的都比没副食本本的高了一等，成为优等公民。因而农民概叹说“城里个拉尿粪的，也比个农民状元高贵啊！”哪个女子能找个有副食本本的对象，那简直象是叫花子上了金銮殿。到了八十年代，花穗穗能提出这样的口号，显然比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是跨进了一大步的，是带有浓重的现代意识色彩的。
然而，自古以来，现实这个滑稽的怪物，就很爱和人们的理想或希望玩笑。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总是不会按他的心愿一帆风顺的达到目的，他总会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甚至以痛苦而告终，正如造酒时，却酿出一缸酸醋一样。花穗穗的这个简单而正常的愿望，从她提出的时候起，五年过去了，却依然不见转机。不少的人追求她，她也寄希望于不少人家，然而，像她这样的情况，要由一个农业人口转为城镇人口，又要进厂去当工人，谈何容易才二十三岁，并不算大！至少还有三至四年追求的时间！她并不灰心，依然在不屈不挠地奋斗着，要达到她幸福的目的。
这一天，花穗穗骑上她家那辆半新不旧的飞鸽自行车，向县城里驶去。
前几天，她在城里碰见了上高中时的一个女同学，这个同学的父亲，原来在水电局工作，才五十出头，就托病退休，让女儿接了他的班，她现在水电局当打字员。俩人几年没见面，见了面自然有一番亲热。说着说着，不由就互问起各人的亲事。她说，她已经有了对象了，男方在县药材公司当会计。花穗穗说她的婚事，还没个眉眼。她很关心花穗穗，问她要什么条件的。花穗穗笑道“咱有什么条件呢只要让我当工人就行”她想了一会儿，说“咱县计委主任的娃，曾托我给他介绍个对象。依你的人材长相，他看上你，是十拿九稳的。只是这当工人的事，我可不敢保险。好在他爸是计委主任，也许有些办法，他曾把他的一个女子两个小子，都弄到工厂里去了，试试看吧，过几天你来找我。”花穗穗听了，高兴的不行，说：“那就请你多费点心了。”今天，她就是去看这事儿的。
城北十二里，有个花苑村，传说秦将章邯，投降了西楚霸王项羽之后，被封为雍王，曾在这一带建都。这花苑，就是为他育花种草的地方。花苑村的人，清一色的都姓花，他们的祖先，想必都是为章邯种花的奴隶。古时有以职业为姓氏的，这大约便是他们姓花的缘由。
花苑村的人们姓花，女子们也一个个长得像花。这在全县是有名的。民谚花苑的女子白又嫩，十里外就闻见香喷喷，直至现在，不少人家还都希望能在花苑村讨个媳妇。花苑村的女子是不愁嫁不出去的。她们不但能寻个如意的婆家，还能卖个好的价钱，订婚时仅正礼，一岁不讲都是五十元的行情。对于找到花苑村女子的男方说来，花的钱多，不但不觉得是个负担，反而觉得是一种难得的骄傲和光荣，因为他毕竟成为角逐的胜利者。正是因为这样，花苑村的女子，在十五六岁之前，就大都有了婆家。
只有一个人是例外，这就是住在村东头的花穗穗。她今年二十四岁，至今婚事还没有个眉眼。二十四岁还没个婆家，这可是创造了花苑村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的，可以这样说，这件事是花苑村的一个奇迹。
是什么原因，使她创造了这花苑村有史以来唯一的一桩奇迹呢？她生理上有什么缺陷吗？没有。她不呆不痴，不瞎不聋，不瘸不跛，不秃不哑，甚至头发里没一根黄毛，鼻梁没是星雀斑。是她长得不漂亮吗？不，她是村里女子群里有名的“梢子”，天生的美人胎子。如果农村也像某些大学有“校花”的话，她准是花苑村的“村花”，如果中国也有选美活动的话，她一定也会戴上这顶桂冠。是家里有什么不好的名声吗？也不。她的父母，以至她的祖宗，世世代代都是本本份份的农民，堂堂正正过日子的人家，没人能说个不字的。是没人给当介绍人吗？更不？七八年来，对象不晓得提念了多少，（中国的统计学似乎极不发达，农村人更不晓得此门学问为何物，所以花穗穗在婚事上提及的对象，是没有个确切的数字可说的。）但都没有成功，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只提了一下，就到此为止了，起点同时也是终点。
这不是，那不是，到底原因是什么？
原来，花穗穗从小儿就有个非常强烈又非常顽固的愿望，就是，长大了，要当个工人。
有人会说，这太可怜了，又太可笑了。我以为她有什么雄心大志，想当国务院的副总理，或是想当皇上的娘娘，如同英王爱德华八世（后称温莎公爵）的夫人一样。她的要求太低了，生活的目的也太简单了。但是，我说，可尊敬的有远大目标的仁人志士、怪贤豪杰们，请不要嘲笑她，也不要瞧不起她，就是这么一个可怜而简单的愿望，她至今还是无法实现的。
花穗穗从小儿就想当个工人，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花穗穗的姑姑，就是一家国营纺纱厂（实际叫棉纺织厂，农村人叫纺纱厂叫惯了，硬是改不过口来）的工人。花穗穗从记事的时候起，就对姑姑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那时候，婆（祖母）还在，每逢姑姑从百里之外坐火车回家来的时候，平静的家，总要引起大的波动。在婆的指使下，爸爸要到城里去买肉买菜，就像要过大年一样。姑姑来了，手里总提着五颜六色的食品盒，别说吃，单是一看见这颜色，就让人的嘴角流哈啦水。姑姑身上穿的，不是平绒，就是灯心绒，脚上穿的是锃亮的皮鞋，腕上戴的是放耳朵上嘀嘀直响的手表。你想一想，那时候的农村是什么样的生活水平生活稍好一些的人家，能用灯心绒做个鞋面，便洋活得忘记了生日。只有过年才做件花哔叽衣服。因为对穿一身灯心绒衣裳的人过于羡慕，出于嫉忌心，当时农村还流行了两句新民谣，说：是髌不是酿，都穿了一身灯心绒，讽谕他们过于奢侈了。肉、点心、洋糖，都是农民的娃娃们稀罕的东西，吃一口，无异于从天上掉下来的龙肝凤髓。
姑姑一进门，爸爸、妈妈像迎接最尊贵的大人物一样，婆更是笑得合不拢掉了牙的嘴，显得像是比往日里多了十倍的精神。就连邻居们，也比往日多了许多的殷勤，你来他往，都想跟姑姑说句话儿。要是婆给他们手心里放一块洋糖，他们竟像是得了最光荣的赏赐似的，舍不得吃，装进了大襟下的兜兜。如此种种，在花穗穗如同一张白纸的心灵上，就画下了一幅最新最美的图画，这画儿就是当工人。工人是世界上最高贵的职业。当工人，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当婆、爸爸、或妈妈问她长大了做什么时，她总是挺起胸脯，睁大两只明亮而快活的眼睛，大声地说：“跟姑姑一样，当工人！”在她的印象里，工人好像是并不难当的。
听得人说，姑姑进工厂的时候，才十七岁，刚刚高小毕业，别人都不敢去，她却去了，别人以为她文化低，考不上，她却竟考上了。一个农村的高小毕业生能考上工厂。她花穗穗为什么就不能呢？她跟姑姑一样，不也是个农村女子么？她上过高中，在文化程度上，不是比姑姑更具备了优越条件么？开始，她曾把当工人看得非常的神秘，不知道姑姑当工人到底是在做些什么，后来，又听得人说，姑姑是在纺纱厂里，是纺线织布的，就是铺子里卖的那些洋布（市布），哔叽，卡叽，但她们并不手摇纺线车，像婆摇的那种一个木轮带着锭子的纺线车也不脚蹬织布机，像妈妈蹬的那种椿木打就的平机，而是只看着机器，人只是看着，由机器自己去纺线织布的。她想，这有何难呢，既然姑姑会的，自己怎么就能不会呢她曾经快乐地幻想着，自己要是也进了江厂，当了工人，一定也要做一件高梁红的平绒褂子，海蓝色的灯心绒裤子，买一双圆口平底皮鞋，一块圆圆的手表，把自己也“武装”起来。过个把月，回一次家，手里也提上鸡蛋和洋糖，来看爸爸、妈妈和婆，这，该是多么让人称心如意呀，啊！
人生活在这世界上，总是会根据他的环境，条件和经验，以及他对生存的要求，产生出许多幻想和希望的。如果没有，除非他是傻瓜或白痴。每一个神经正常且有思想的人必然都是这样。我以为，这是人一生向前奋进的一种原动力。即使这幻想和希望并不高远，甚至是平庸的，它毕竟也是好的，它依然对社会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花穗穗的这种当个工人的愿望，虽然看来是平凡的，低档的，但谁又能说她是错误的呢？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花穗穗实现她这个平凡而简单的心愿的希望，是越来越渺茫了。据研究社会发展的学者们说，在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大量的农民被逼破产，不得已而流入城市，做为廉价的劳动力，进了工厂，当了工人，成为资本家获得剩余劳动价值的剥削对象。可见在那个历史时期，当工人并不困难，甚至是你不当也得当的。又据洞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学者们说，我们的目的，是要采取一定步骤，和相应的措施，来消灭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的。然而，事实的发展，却似乎是与这种理论相悖而行的。几十年过去了，城乡差别与工农差别不但未曾消失，反而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形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这不太容易解决的矛盾，越来越鲜明地突出在人们的面前。城市的待业青年都安排不过来，农村的青年是无资格进工厂当工人的。工人的子女可以接班当工人，农民的孩子只能世袭当农民。假若花穗穗是她姑姑生的该有多好！可惜她不是。假若花穗穗的爸爸是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该有多好！可惜他只会在黄土地上把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假若花穗穗的舅父是屁股后边冒烟的县委书记，或是实权在握的劳动局长该有多好！可惜他只是个打胡基（外地叫土坯）的专家，三脚十四锤子，出点蛮力，是他的专长，别的本事，他是没有的。假若花穗穗也会提上茅台酒抱上彩色电视机去走后门也好，可惜她连偏门在哪儿开着都不晓得。“前门开着不准进，后门开着无法寻，门儿到底在何处？无钱无权无门神”。赶花穗穗高中毕业的时候，她当工人的路儿，已经无迹可寻了。
但花穗穗并不因此而悲观，她依然是满怀信心地，在不懈地追求着，在实现她的这强烈的愿望。她认为她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能够使她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条件，就是她的美。美，是女子的骄傲，也是女子的资本。花穗穗从实际生活中，逐渐懂得了女子的美，如同男子的权势和金钱一样，也是一种威力强大的武器。对于自己的婚姻问题，她宣布了一条非常明确的政策——
“谁能让我当工人，我就跟谁结婚！”
这种提法，表面看来似乎没有什么稀奇，但实际上却反映了一种极其伟大而深刻的变革。在旧时代，姑娘们寻女婿时，一般是两个愿望，一个是要寻财东家，另一个是寻念书人。寻了财东家一生无冻馁之忧，寻个念书娃有学问，名声好，而且这两人的社会地位都是无庸置疑的，谁见了敢不仰着脸看况且财东家的娃才能念得起书，念成了书的娃日后必然会升官发财。解放以后，这种旧观念逐渐地被改变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姑娘们找对象时，开始是找“八个兜兜”的，即是干部，干部穿的制服上是四个衣兜，裤子是四个衣兜，简称为“八个兜兜”的后来是找“有馋嘴本本”的，即城市里吃商品粮的，吃商品粮的那时都有个副食本，凭副食本可以买到豆腐、粉条、鸡蛋、芝麻酱之类的东西，无此本者只好望洋兴叹，农民对此不太满意，讥之为“馋嘴本本”。加之那时候“净化城市”，在城里犯了错误的，打成右派的，触犯刑律的，戴了什么帽子的，有历史问题的，等等，等等，从城里都撵到农村来了，美其名曰“劳动改造”，这样以来，农民自古以来，就是被“劳动改造”的对象了。
旧社会民谚“七十二行，庄稼为王，谁若不信，去问皇上”，被“农村是个垃圾箱，什么东西都往里装，香的弄臭，臭的难香，别的不管，只要公粮”的新民谚所替代了。无论从名誉上或物资供应上，有副食本本的都比没副食本本的高了一等，成为优等公民。因而农民概叹说“城里个拉尿粪的，也比个农民状元高贵啊！”哪个女子能找个有副食本本的对象，那简直象是叫花子上了金銮殿。到了八十年代，花穗穗能提出这样的口号，显然比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是跨进了一大步的，是带有浓重的现代意识色彩的。
然而，自古以来，现实这个滑稽的怪物，就很爱和人们的理想或希望玩笑。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总是不会按他的心愿一帆风顺的达到目的，他总会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甚至以痛苦而告终，正如造酒时，却酿出一缸酸醋一样。花穗穗的这个简单而正常的愿望，从她提出的时候起，五年过去了，却依然不见转机。不少的人追求她，她也寄希望于不少人家，然而，像她这样的情况，要由一个农业人口转为城镇人口，又要进厂去当工人，谈何容易才二十三岁，并不算大！至少还有三至四年追求的时间！她并不灰心，依然在不屈不挠地奋斗着，要达到她幸福的目的。
十二里土疙瘩路，颠颠颤颤，她到了城里，心想着，说不定今儿个跟那娃还能见上个面呢，在街上也没逛，就先跑进百货公司，买了一小瓶瓶百花牌的雪花膏，揭开盖儿，用小拇指挑出好大一块，用手心抹匀了，使劲地朝脸上擦着，惹得那售货员一边找钱，一边瞅着她直笑，说：“小心点儿，你那皮儿嫩得像张粉连纸，别蹭破了！”她听了也不说话，只是抿着嘴儿得意地笑着。从百货公司出来，她在街上，又买了一包五香葵花籽，二斤红香蕉苹果，才推着自行车，高高兴兴地向水电局走去。
到了水电局门口，人家问她找谁。她说：
“找菊菊！”
“没有个菊菊呀！”
她这才想起，人家的学名儿叫陈文竹，便说：“她就是你们的打字员陈文竹。”人家点了点头，她这才进了大院。
找到了菊菊办公的房子，还没顾得她叫她，她已在屋子里快活地叫起她来，“穂穗，我在这儿呢，快进来！”
她掀开雪白的门帘儿走了进去。只见靠着窗户，是一张写字台，写字台上，是一台崭新的打字机。房子中间，一张三屉桌，一张双人床，印花的太平洋床单和杭缎被子，铺得平展，叠得方正。整个房间里，显得宽敞，明亮，干净，齐整。一种羡慕之情，从心底油然而生。她站在房子里，手里提着苹果兜兜，说：
“看你，如今多神气呀！”
说着，心里不由还有些酸酸的。这菊菊长得精瘦精瘦，像根缺水的玉米秆儿，皮肤又黑，头发稍稍老是红褐色的。功课呢，也只平平常。无论哪一方面，都不如她。可人家，就因为她爸是个国家干部，一下子就来到了这个好的去处。可见老天爷做事，是很不公道的。
菊菊并未留心穗穗是个什么心境，只是笑着说“神气啥呀凑凑合合罢了”说着，一直把她拉到床边坐下，说“你难得到这儿来，快坐快坐！”
花穗穗笑道“我身上有土，别弄脏了你的床单。”
“你这是哪里的话，弄脏了，我再洗嘛”她拉着她，并肩儿在床上，用鼻子朝她的脸上嗅了嗅说“老天爷，你擦了这么多的雪花膏。”
穗穗笑道“就这，还没人敢要呢！”
菊菊在她脊背上拧了一把，说“我要是个男人，非死到你怀里不成。”
穗穗道“死丫头说的什么鬼话我如今卖都卖不出去呢！”
菊菊道“那是不到发市的时候呢再说，你如今要的这个‘价钱’，别人也难出呀！”
穗穗道“我那个条件，还难么”说着，从兜兜里掏出来葵花籽和红香蕉苹果，“你没听见，王老师给咱讲的那故事么”
菊菊道“啊呀，我怎么能吃起你买的东西来”说着，拉开三屉桌的一个抽斗，从里面取出一包傻子瓜子，一包南糖，一包三原的薄脆来，拉过一条凳子，放在上边，又忙着去泡茶。她一边干着这些，一边问“王老师讲的什么故事？”
花穗穗瞅着菊菊笑道：“忙活什么呀真让我这农村稼娃，今儿个开你的洋荤吗”说话，一边嗑着傻子瓜子，一边说“解放初期，有个新参加革命的女学生，组织上给她介绍对象，她提出了四个条件，说是条件办到，可以结婚，缺一条儿，都办不到。”
菊菊问道：“哪四条？”
“头一条，团级干部；第二条，经过长征的，谈话的人说，这好办。她说，第三条，年龄不得超过二十五岁第四条，是北京天津上海昆明，无论哪个大学的大学生。谈话的人一吐舌头，这样的人，天底下怕是没有的吧！”
菊菊双手一拍“天哪亏她想得出！”
穗穗道“难道我会提出这样的条件吗咱一不要财，二不要礼，等于白身子跟人，还说我提的条件难。”
菊菊道“这你就不知道了。如今的人给娃找对像结婚，三四千块钱出得起的人，有的是，唯独由农村人口进城镇入工厂这一条，却比较难。城镇的待业青年，多得像韭菜一样，这一茬没割完，那一茬又上来了。如今要为这走个后门儿，谈何容易？”
穗穗叹道“唉容易来了，比吐口唾沫还容易难起来了，比人钻针尻子还难。我们村有个女子，不知谁给介绍的，到西安去给个大干部当小保姆，抱了三年孙子，那个干部一个纸条条，她就当了工人。初中都没毕业，如今可牛着呢”
菊菊笑道“你要是也有这么一条粗粗的牛腿，还有说的啥呢！”
穗穗道“只怪咱命不好，错投了胎，错选了生辰八字，有什么办法呢！”说着，便问菊菊“你说的那事儿，咋个样呢？”
菊菊道“那娃跟我说过，要我帮他找个对象。那天跟你见面之后，第二天我就去找他，找了两次，才找着了。一谈这事，他说他知道你，是花苑村的凤凰，能跟你谈恋爱，是他求之不得的。只是进城招工的事，他不敢保险。上回检查‘三招’，有人告他爸的黑状，弄得议论纷纷。他说你要愿谈，就先不要提这件事……”
穗穗把嘴一扁，说“要不提这事，我跟他还谈的什么啊，他在城里吃商品粮，让我在农村受罪，当一辈子农民”
菊菊一听这话，想劝她几句，却觉得话不好说。怎么当农民就是受罪呢但自己已经接了班，进了城，脱离了农村，要说农村也不错，岂不是成了漂亮话儿，坐着说话不腰疼只好瞅着她笑了笑，没有言语。
穗穗抓起一块寸金，放在嘴里“嘎嘣”一咬，说“唉这事儿，又吹灯了”说着还咯咯地笑出两声。
菊菊在学校里，跟花穗穗说不上特别要好，但关系还是不错的。虽然几年没见面的，但从思想上却并未感到疏远。她觉得计委那娃还是不错的，虽然进城工作几年了，但并未沾上那种吃喝玩乐的不良习气，人还是诚实可靠的，花穗穗跟上他，不能不说是一对美满姻缘，她真想做点工作，玉成其事，便笑着说：
“八字还没见一撇，怎么就说是吹了灯呢，其实人家他爸他妈，也主张给他娃寻个农村的。屋里一砖到顶的三间三缘大瓦房，谁去了谁就当了家，再说，这娃为人可正气得很，模样儿不错，脾气也好……”
“你就说他是块金子，也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呀I”穂穗不等菊菊说完，就又来了这么一句。
“我说穗穗，这找对象，可要找个称心如意，因为你笔跟他过一辈子的。你找的是人！只要人好，你可就享了福了！”
“当不了工人，享的什么福？谁能让我当工人，他就是个单眼铳，链枷腿，辘辘脖子豁豁嘴，我也愿意跟！”
“那你这朵花儿，真愿意插到牛粪上？”菊菊打趣地问：“咱可不是王老师讲的那个女学生，会提那种苛刻条件。”穗穗说。
菊菊一看自己什么话儿也灌不到她的耳朵里去，只好不再说了，便抓起一片薄脆，说：“你尝尝这个，三原的特产呢！”
穗穗接过，便吃了起来，说：“果然不错，香得很。你也吃我个苹果嘛，这阵儿我光吃你的了！”
菊菊用把小刀，削起苹果的皮儿来，削着削着，像记起什么事儿似的，说：“这件事，虽然刚开了个头，就断了线，可人家还是蛮关心你的。他跟我说，人家花穗穗提的条件，咱可能办不到，这事要是因为这吹了，你就跟她说，要真是想当工人，就赶快到女贞巷找对象去……”
“女贞巷。”菊菊说道∶“据非常可靠的消息，女贞巷的农户，全部要改成商品粮了，够年龄的，都要到化工厂去当工人。”
“真的”花穗穗睁大了惊奇的眼睛。
“怎么不真？”菊菊非常肯定地说“要知道，人家他爸是计委主任，这一类事儿，人家可是知道得最早，他告诉我说，这件事，你悄悄告诉花穗穗，事不成，有交情在，反正我是很喜欢她的。只是这事暂时还是个秘密，让她千万不要张扬出去。”
“这么说，这回是千真万确的了？”
“千真万确。他是个诚实人，不会说空话的”花穗穗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把手里的一片儿薄脆，一下子就都塞到了口里，说着，就要走。
菊菊说：“咱们久不见面，你来了，也不吃顿饭么走，我请到伊斯兰吃碗羊肉泡。”
“不了，以后再说吧！”
花穗穗说着，急急忙忙地从屋里走了出来，推起车子就要走。菊菊从里面送了出来，笑着说：“没想到，你还是个火燎毛的性子，碰见个事儿，风风火火的。”
花穗穗推起车子，一摆手，说：“你快打字去吧别送了。我怕是云里没雨，又失去了个机会！”
花穗穗从水电局的大院里出来，就到了大街上。她想骑上车子快点朝回走，可怎么也骑不动。大街上，平时也不见得怎样，今天像是显得特别的人多。一不过节，二不逢集，这多的男男女女，也不晓得上大街来干什么。有许多人还结伴儿并排儿地走着，说说笑笑的，一副闲暇无事的样儿，全不管别人心里急不急。快到县城中心什字大街的时候，别说骑，推着车子都像牛上坡似地。她在人群里推着车子弯来拐去，走走停停地蠕动着，忍不住嘴里嘟嘟哝哝地诅咒着。
女贞巷要由农业人口转成城镇吃商品粮人口的事，早在三年以前，就已经到处传开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县城的西北角，沿着金钏河，就开始盖一座老大的化工厂，女贞巷的耕地，将近百分之八十五，都被一道临时砌起的砖墙围在了里边。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是“抓革命，促生产”发挥了极其强大的威力，也许是现代化过于深奥复杂，这座工厂前前后后，花费了九年功，才总算建成，投入了生产。
它到底都生产些什么东西，局外人是不大晓得的。周围的人，只知道它生产碳酸氢氨，硝酸氨，和呛得喘不过气来的氨水。这是令人惊奇和欣喜的。那一辆辆又圆又长的油罐车，由火车拖进了厂里，出来的竟是些这么个玩艺儿，上到地里，能多打粮食，可见，人是比神仙还要灵得多的啊！于是，这神奇的工厂，便吸引了全县人的目光。那高大的宽阔的厂房，竟像一座座脊梁高耸的山包。那银色的铁塔，雄伟的矗起，它的身上缠满了粗粗细细的虬龙一般的管道。那伸入天际的烟囱，像是一根笔直的竹竿。这些盘来绕去大大小小的管道，矗立的铁塔和烟囱，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旁观者是不知底细的。
人们只知道，它给这古老而平凡的县城，带来了一种亘古未有的奇观，带来了现代的物质文明。县里的风物，在原来的十景之外，又添了一景，叫做“金钏烟云”。因为远远望，那厂里的塔上，不断地升腾着乳白色的蒸气那笔直的黛黑色的烟囱上，不停地突突地冒着橙黄色的浓烟，乳白色的蒸气和橙黄色的浓烟交织，蔚为壮观。假若是在夜晚，辉煌的灯火映着这厂房，铁塔和烟云，这工厂，则又是一番斑烂瑰丽的图景，就像是金钏河畔，突然出现了琼楼玉宇，仙山琼阁一般。
有人说，那橙黄色的烟是有毒的。但它却一直就这样地冒着，人们只晓得它色彩鲜丽，对于别的，就不甚深究了。正如有一个人，给大家办了一件大好事，大家因而感激他，景仰他，他即使干了几件小的混蛋事儿，大家也就宽容了他一样。这化工厂不仅仅有着色彩的美，而且有着声音的美。远远地，就会听见它那雄浑的隆隆的歌唱，像是远方旋卷的狂飙，像是夏夜天际隐隐的雷声。据懂一点音乐的人说，它像是美国的黑人歌手罗伯逊敞开了歌喉，又像是在演奏德国音乐家德彪西的交响乐。
在这气魄宏大的旋律中间，时不时地响起一下低沉的爆炸声，如同突然敲响的铙钹声一样。这响声，使得这交响乐的节奏显得更为强烈。这声响的真实原因，外人也并未探其究竟，但人们都说，这“声音一响，黄金万两”——出化肥了！总之，这工厂的建成和投产，给这空旷的土地增添了风光，带来了繁荣的景象，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的乐趣，长了见识，开了眼界。
自从这化工厂建成以后，它那神奇的光彩，便吸引了众多的男男女女。那深蓝色的，胸前印着米黄色号码的工作服，简直像古代帝王的的仪仗队的服饰一样，显得既威严而又有光采。谁不想自己也能穿上那么一身呢！每逢招工，凡能跻身于这个行列的，无不是热情奔走，明争暗斗，展开一场激烈的角逐，就像荒原上的狼群在撕咬一只黄羊一样。货架上的茅台酒一扫而空，甚至旧瓶里装上八分钱一斤的醋的假茅台也成了黑市上抢不到手的热门货。“红双喜”烟和云烟卖到三十元一条。糕点包包里装的不是食品而是人民币。一切的关系网恰如一根根灵敏的神经一样，都迅速勃起而且运动起来，比平常兴奋十倍地发挥着它们的能量。那紧张和神秘的劲头，不禁使人想起骰子碗边那些赌徒的眼睛。可惜，幸运儿是没有几个的，尤其是在这个县里。正是因为这样，凡能在这个厂里当工人的本县人，在群众的眼里，简直变成了天之骄子。但是，既然这个厂是建在这个县里，占了这个县的地皮，吃的这个县的粮油，不为这个县的人谋一点利益是不行的。
据“参考消息”透露，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之后，这腰粗气壮的中央基层工厂，终于做了妥协和让步，协助本县，利用里厂的技术力量和某些原料，办起了一座碱厂。这个县办厂，自然是为本县干部的子弟开门的。招工时虽然免不了有一番热闹，但还是比较容易平衡的。但是，这工厂占的既然是县上的地皮，更直接的，却还是女贞巷的地皮呀！农民，就是他们赖以存活的命根子，既然化工厂能为干部子弟谋利益，为什么就不能为失去土地的女贞巷的农民谋一点儿利益呢？
据说，大队干部和贫协代表，并没有通过县上的某些单位，直接就找到工厂领导的办公室去了。开始的谈判并不是很顺利的。但农民总有农民的办法。化工厂虽然很大，却依然是女贞巷领土上的一座孤岛。它的周围，除临金钏河的一面外，全是女贞巷的土地。女贞巷的农民，在大小队干部的支持和唆使下，不断地根据这种或那种理由，制造振振有辞的纠纷。弄得厂里不堪其扰，加之厂里的工人，大多数地站在了同情农民的一边，再说，他们还要扩建，要扩建，女贞巷的领土就是他们难以跨越的障碍。没有办法，他们只好低头了，答应请求有关单位，办一个大集体厂子，将女贞巷的农民，全部由农户转为“副户”。“副户”者，有“馋嘴本本”的城镇居民之谓也，尽管这本本已无形中自生自灭了，但习惯的称谓是难以改变的，正如即使再“革命”，女贞巷的名字无论如何也革不掉一样。
那时，女贞巷由农户要改为“副户”的风声，刮得很大，在县城近二十里的半径之内，曾引起了相当的震动。人们在羡慕女贞巷这特有的幸运的同时，很快引起了一场结亲热，这半径之内的许多人家，以将女儿能嫁到女贞巷为荣，在和别处人谈亲时争多议少，和女贞巷谈亲时却不提价钱，一个个显示了少有的雍容大度，甚至许多年龄不够的，都千方百计地改了岁数，领了结婚证，举行不举行婚礼，先把户口转过去再说，占住了位位，别人是抢不走的。
在周围村庄的人抢着和女贞巷的人结亲的时候，花穗穗也是热烈的参加者之一。当时，当媒人的，是她家一个拐了三十六道弯的亲戚，她把他叫冯五叔。这人是个矮个儿，留着两撇八字胡，眼上老戴着一副蚂蚱腿黑窝窝眼镜，冬天老披着一件老羊皮黑大衣，夏天老顶着一顶竹篾儿凉帽子。他很不愿意摘掉他那副眼镜，因为他的眼睛颇不雅观，一说话，两颗豌豆大的眼珠儿直朝上翻，俗话称做“望天眼”的，就是这样。但他又不得不摘掉眼镜，因为他的眼老是发粘，大眼角动不动就贮存起一粒老大的小米，不擦掉就睁不开那松弛无力的眼皮。他的形像实在说不上让人喜欢，但多少人却不得不求他，因为他别的本事没有，对于说媒，却表现了一种特殊的天才。至少，县城周围近二十座村庄的青年男女的婚姻信息，像是经过电子计算机处理过的一样，在他的脑海里的仓库中贮存着。只要谁一提起某家的闺女，或某家的小子，他不但知道他们的乳名，学名，甚至属相和生辰八字，都清清楚楚，订亲未订亲，跟什么人订了亲，就更不在话下。
当穗穗妈领着穗穗，在巷里寻到他，一提到这件事的时候，他摸了摸两撇八字胡，拍了拍胸脯子说：“大妹子呢，你回去，三日后我到你家里见话。娃的情况，你就别说了，都在我心里装着。花里的牡丹，鸟中的凤凰，向哪家提念，他们都是烧香拜佛，求之不得的。不是咱的娃寻他谁，而是咱的娃挑他谁。你就放一百二十个心吧！”
过了三天，冯五叔果然披着他那老远里就起明发亮的老羊皮大衣，一颠一颠地到花苑村花穗穗的家里来了。这过去从来没打过交道的远方亲戚，谁也没问，就迳直走到了家门口，快活地叫道：
“大妹子，我吃你的煎饼盒盒炒鸡蛋来了！”
穗穗妈急忙把他迎到家里，少不得摊煎饼盒盒炒鸡蛋，最后再端上一碗酸汤面。冯五叔一连给她说了三家，详细地摆清了情况，让她考虑挑选，并说，她如果考虑好了，再安排见面谈话。就在穗穗跟妈一块儿仔细挑选对象的时候，本村一个在县公安局工作的“一头沉”干部，星期天回到村里，在老槐树下跟人偏闲传，提到了女贞巷的“农转非”的事，他说：“咳，你们别听见风，就是雨的。船，还在海里沉着呢！要办成，谁知道是牛年还是马月。如今，有多少参加革命三十多年的干部，家属子女的户口问题，都解决不了，他们一巷子人，又要转户口，又要进工厂，容易的想了个美！”他是知道内情的人，决不是风地里说野话。这消息一传到花穗穗的耳朵里，她立即发生了动摇。她是相信这话的，你想，如今解决一个人的户口都难如上青天，何况他们是一条巷子儿百口人再则，花穗穗是常常上街的，耳闻目睹，对于女贞巷的人们的生活状况，也是略知一二的。
自从这巷里的土地，被工厂征用了以后，仅仅依靠生产队这个集体搞农业生产，已经不能维持生活了。于是，这巷里的家家户户，都做开了买卖。去北山拉柿子的，到渭河滩贩苹果的，进南山砍毛竹绑扫帚的，杀猪的，宰羊的，做精糟的，烙油圈馍的，蒸面皮儿的，炸麻糖的，磨豆腐的，甚至还有舞拳弄棒卖狗皮膏药和大力丸的，三枚铜钱摆卦摊的。
1978年以前，干这些营生还躲躲藏藏的，1979年以后，就逐渐地公开化了，当然，卖大理丸的和摆卦摊的不在此例。干这些营生，都是非常辛苦的事儿，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凭着时间熬，指望血汗换钱。去北山拉柿子，单程八十华里进南山砍毛竹，来回二百四越是夏天，面皮儿卖得越快，得守个滚烫的热锅，一锣一张地去蒸；炸麻糖的，一蹦一身油花，连个干净衣服都轻易上不了身。如果匆匆忙忙地订了婚，结了亲，户口转不成，岂不是误了自己的一生！农村有个谚语，叫“不见兔子不撒鹰”，花穗穗可不愿做这件毫无把握的事情。花穗穗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妈。
妈对女儿是百依百从的，因此，在冯老五二次登门提念此事的时候，穗穗妈说：“唉，她五叔呢，依我的心思，是要把娃给到你那巷里的，无论如何，那是在县城里，比咱这乡下好得多。只是娃说，她岁数还小，不想急着办这件事儿。”
冯老五虽然惯于说媒，但这不起眼的老头儿只是凭着一副好心肠，认为成全人的婚姻，是积德行善的，并不希图人家的钱财。
一听穗穗妈的话，就说：“大妹子，我给你说的这几个主儿，都是正正经经的过日子人，娃们呢，也跟咱的娃年龄相当，而且，人也都聪明正派。如果咱娃说自己年龄小，可以先谈后订，先订后结。我把咱娃的情况，咱家的情况，都给人家说了，人家都欢喜的不行。你劝劝娃嘛，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穗穗妈道：“好五哥呢，我不是没劝，昨儿夜里，我嘴唇都磨薄了，舌头都磨短了，牙根都磨疼了，那死女子，就是不听。你知道，女大不由娘，如今谈这事，主意都在娃的肚里装着，她死活不听，我有什么办法这事劳你费心，十几里，烦你跑了两趟，我这心里，实在地过意不去。”
冯老五一听，失望地说：“既然这样，就算了吧。这事儿是勉强不得的，强扭的瓜不甜嘛。”说着，擦了擦眼，戴好了蚂蚱腿眼镜，耸了耸肩膀，披好了老羊皮大衣，一颠一颠地走了。这桩事，灯没点着，就先把火吹了。女贞巷“农转非”的事，果然石沉了大海。花穗穗暗自庆幸，没谈这件事儿，要不，掉进这泥窖里，即使拔出来，也得沾一身浆。
谁知道，天不转地转，地不转人转，这看来是空中的游丝，风一刮就断的事，突然之间，却要变成为活生生的事实了。她很后悔，当初自己怎么就没有这么个眼光呢把好好个事情，给白白的耽误了，到手的烧鸡，让自己放了飞。这一回，可得抓紧一点，幸亏此事，别人还不知道，无论如何，得来个“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机会，可不能再失掉了。
心里越急，绊磕越多，她推着车子，在人群里硬是走不动。好不容易，到了北大街，人才稍显稀疏了一点儿。虽然是农历二月的天气，天气还有点冷，她的鼻翅上已渗出了汗珠。她长长地嘘了一口气，一抬腿，就跨上了车子，使劲蹬了起来，像一只蝴蝶一样，在人群里穿绕。一辆大卡车，从一条小巷里缓缓地正往出开。穗穗只顾急着赶路，一下子冲到了车头里。司机“咔”地一个急刹车，穗穗猛地一惊，心一慌，连人带车，竟倒在了车灯上面的钢板上。亏她手脚灵活，一看车停住了，伸手一撑，又把自行车摆正了。司机从车窗里探出头来，气冲冲地骂道“找死呢急着喝恶水去呀”她不敢还嘴，忙扶好车把，双脚使劲一蹬，“飕”地又向前蹿去。骑了一节，才回过头去，望着那汽车缓缓移动的屁股，她笑着吐了吐舌头，掏出手绢，抹了抹额上的汗。
花穗穗的家，座落在花苑村中间的路北。在那高高低低的一溜排大房中间，它以两间宽门面，默默地占据着自己的那一块位置。如果要寻找它的特色的话，那就请仰起头来，望一望房上，那隆起的屋脊上，压着一道青黑色的透明的花砖。这花砖向人们表明着它的年龄，至少，它是清代的建筑。据说，花十二家从他祖父的祖父的时候起，就住的是这两间大房跟后院的两间厢房，至今，是一根椽没多，一片瓦没少。这就表明，这户人家百余年以来，既没有过份富裕过，也没有过份贫穷过，它过的是不上不下的日子。这不上不下也正好说明，花十二家代代都是本份的庄稼人。
花穗穗从那条疙疙瘩瘩的土路上，颠颠颤地急急忙忙地赶回家里的时候，已经是中午时分。正是农历二月，春锄正忙。土地刚包下来，这是头一料庄稼，人们作务得特别经心。一家人刚从麦地里回来，爸爸花十二背靠着板柜，跑蹴着叭叭地抽着旱烟。妈妈正在院子里用甩子拍打着裤管上的尘土。二嫂蓉正在洗脸，她特别地爱干净，每次从地里回来，都要洗涮一番的。二哥正跟人学着做砖活，手里提了把匠刀，又在垒他的砖墙去了。院子里，锄草顺便拾回来的野草野菜的担笼跟前，那群爱尝鲜的鸡儿，正在快活地咕咕地叫着，一跳一跳地从担笼里把野草野菜啄了出来，然后叼到一边急急地啄着。这叫声，把信息的电波又传进了那两头猪崽的大脑，鼓动得它们也不安份起来。它们吱吱地叫着，把圆圆的鼻子，从栅栏的木棍格子里伸了出来，拱得栅栏门嗝噔嗝噔直响。它们像贪吃的孩子似地嚷着我也要吃一口呀，我也要吃一口呀！
花穗穗一进门，把自行车靠墙一撑，就急急火火地喊道：
“妈我回来了”
穗穗妈立即停下手里的甩子，扭过头来，一看女儿那急急的样儿，忙问：“咋了穗穗”
穗穗瞅着她：“你回来嘛！人家有要紧事儿嘛！”
“好好好！回来回来！”穗穗妈只好提着甩子，从院里走了回来。
穗穗妈养了两个儿子，第三个才是个女儿，就是穗穗。从那以后，就自动打住了，再没怀过一个。大儿子娶亲后，很快就另起炉灶，划了间半庄基，盖了两间厢房，分家另过了。如今，跟二儿子在一块过活着。农村的妇女，大部分害着个通病，就是特别的疼爱女儿，尤是疼爱“把把女儿”（“把把”者，最后一个孩子之意，有些地方，称做“老闺女”的即是）。这花穗穗，也自然是妈的“把把女儿”了，穗穗妈当然对她是有些偏爱，凡事，都依着女儿的意见行事。两个哥哥，当然也得让着她，即使心里不自在，嘴里是决不说什么的。
但穗穗的二嫂嫂蓉，却是看不惯的。在中国，无论是农村或是城市，婆媳之间和姑嫂之间，绝大部分，像都是生来的天敌，那矛盾，是很不好调和的。媳妇再好，不如劣女婆婆再亲，不如亲娘。蓉蓉常说，妈把穗穗娇惯得过份厉害了。但蓉蓉毕竟是个聪明人，她见自己的丈夫睁只眼闭只眼地忍让，也不愿多说什么，乐得落个人情，也免得生闲气。她有她的想法，凡女儿，总是要出门的，不会在这屋里待一辈子，迟早是一门亲戚而已。妈即使心再偏，总不会把大房也驮到女家去。所以她不过偶而说一句不很满意的话，平常，只是用眼看，轻易不动嘴的。现在，她一看穗穗从县里回来，风风火火地叫妈，知道准是为了挑驸马选郎君的事，她洗完脸，无声地冷笑着，白了穗穗一眼，扁了扁嘴，就提起担笼，往猪槽里倒野菜野草去了。
穗穗妈边往屋里走边问：“到底有啥事儿嘛，急得脚底儿站不住地皮！”说着，坐到了炕边儿上。
穗穗往妈的跟前凑了凑，说：“妈，人家女贞巷，这回可真的要变成‘副户’了，说是都要到化工厂当工人去。”
“真格的！”穗穗妈一听，不由睁大了吃惊的眼睛：“这晾冷的饭，怎么又热了？”
“真真的真格的，”穗穗显出一脸神秘的样儿：“这可是知道内情的人说的，一点假也没掺。如今还保着密，别人还不知道呢！”
“哎哎哎哎……”穗穗妈一听，急得是直叹气！
“哎哎哎个啥呀！”花十二瞅着她这副样儿，忍不住不满地说：“咸（闲）吃萝卜淡操心，人家转不转，关你的啥事？”
“你能知道个啥，一辈子只知道打牛的胯骨。”穗穗妈白了老汉一眼，扭过头来，埋怨穗穗说：“上回我说订了吧！订了吧，你却说不成！不成，船到海里呢，花到镜儿里呢，硬是要吹，这下可好……”
“我能掐会算，时隔三年早知道！”穗穗盯了妈一眼，气呼呼地说：“你知道，那时候为啥不压住硬办？”
“好，我的小先人呢，我哪回犟过了你？如今给我倒怪起不是来了！好好好，全都怪我！全都怪我！可这阵吃后悔药儿，又有什么用呢！”说着，垂下双手，无可奈何地瞅着穗穗。
这阵儿，蓉蓉已从院里回来，在案板上合面做上午饭，一看她娘儿俩又在为穗穗的婚事斗嘴，忍不住瞅着穗穗悄悄地笑。
虽然说姑嫂之间，从来没有犯过口舌，可穗穗对于这位二嫂，却从心里有点儿怯火。一来，也许是她表面看来受母亲的娇纵，实际上心底却是个善良而儒弱的女子；二则，也许是她从眉梢眼角，感觉到了蓉蓉的尖刻；三则，蓉蓉的年龄，只比她大四个半月，可过门之后，屋里地里，家内家外，锅上案上，喂鸡喂猪，啥活儿不干？可她呢，是个甩手儿掌柜的，油瓶子倒了不扶，失了火都不着急，水开了只管喝，饭熟了拿碗舀，她高兴了，做几下，不高兴了，连个人影儿都找不见，这么一对比，也许心里有愧，因此，她从思想上，老是处在下风头。此刻，蓉蓉瞅着她笑，她赶紧迈过脸儿，装做没看见。只是站在妈的面前，缠住妈在争论。
“吃后悔药儿，就吃后悔药儿嘛！上次失掉了机会，这回可不能再放过了。”
“可要寻人，又往女贞巷说！”穗穗妈瞅着女儿问。
“你看着办嘛！”穗穗双手摇着妈的一只肩膀，身子扭得像根麻糖。
“我说穗穗，”花十二跎蹴在那儿，忍不住又说话了：“你整天挑肥拣瘦地，想咋着嘛咱庄稼人，挑个本本份份的过日子的，就行了嘛！”
穗穗噘着嘴，瞅着爸说：“挑个能当工人的，就不本份，不过日子么？”
花十二道：“还是安安份份地，找个庄稼人长久！”
穗穗一看爸爸又是这么说，心里不自在了，说“这么说这么说，你那时候为啥不挡住姑姑，不要让她去考工厂，姑姑前些年寄回来钱，我看你也是眉嘻眼笑的嘛！”
穗穗这么一说，花十二不言声了。
“你那封建时代的旧意识，如今早该进博物馆了。”穗穗是得理不饶人：“八十年代了，人都讲要有现代意识。咱农村如今有人说好，好得不得了，什么万元户，大彩电，提个‘三洋’倒处转，盖洋楼，修金殿，鱿鱼海参上桌面，咱村里二百多家，只两台缝纫机，城里的工人烫头，还笑人家像个鸡窝城里工人穿双高跟鞋，还咒人家窝脚。穿个裙子，说人家卖俏穿个短袖，说人家撒臊。哪一条，能赶上时代还说呢！”
“好好好，我不说了！”花十二抽着烟，又嘟囔一句：“这时代，那现代，谁离了种庄稼的，都得饿得眼珠子发蓝！”
花十二这么一嘟囔，穗穗妈不依了：“就你能行你要是个能行的，把娃搁在个好位位子上，我如今也不操这份心了我娃的事，你少管！”
花十二是个地道的庄稼人，确实除了种地，没有别的本事。种庄稼的人，特别看重庄稼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这些年来，风气变了，农村人大都讲究个“副户”，千方百计让儿女从农村拔腿挪脚，种庄稼本来乃是理直气壮的事，也显得理缺气短了。每逢和老伴女儿论及此事，他总觉得有些内疚，像果真做了什么对不起孩子的事情似的。如今老婆这么一说，他翻不上板了，便磕打磕打烟锅，站起来，踢嗒踢嗒，头也不抬地朝门外走去。
蓉蓉瞅着公公的背影，一边揉着面，一边干笑了一声，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唉看来咱这是走岔了路儿，进错了门儿，我当初原以为咱这家是个‘副户’，谁知却是个翻泥刨土的倒楣！”
穗穗妈和穗穗一听这话，都抿住嘴儿，不说话了。屋里，沉默了一阵儿。
“妈，”穗穗坐在妈的身边，双手拉着妈的一只手，说：“你就寻一寻我那冯五叔嘛！”
“寻你冯五叔。”穗穗妈道：“当初人家蛮热心的为你跑，你半路里变了卦。再寻人家，让我这嘴可咋个张呀再说，过了几年了，一个合适的主儿，怕也难寻了。”
穗穗道：“这嘴咋个难张咱又不是寻他去借账讨债。商量嘛！我就不信那巷里就为我寻不下个主儿。万一要有呢？”
穗穗妈一想，事儿成不成，这腿，看来她是非跑不可的。谁叫她是穗德的妈呢！近七八年来，她最焦心的事，就是女儿的婚姻，嫁女难哪给女儿找不下个合适的家庭，如意的女婿，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是当娘的一块心病。没法儿，她只好说：
“冤孽！翻来倒去都由得个你！当初不听那些风言风语，哪有今天这场事这阵儿急了，又要来个二返长安！”
“嗯，你就去嘛”穗穗的身子，又拧成了麻糖“好好好去——去！”穗穗妈说。
“好妈呢，”穗穗高兴地笑了“进了城，我请你吃面皮儿喝糊汤！”
“你有钱么”穗穗妈也斜了女儿一眼“说了个大方！”
“人家穗穗咋能没钱呢？”蓉蓉冷不丁又插上了一句：“眼看是工人阶级，拿工资的嘛！”
娘儿俩挨了顶，又不说话了。
蓉蓉瞅了瞅这娘儿俩，不由悄悄地快意地笑了。为了不使这尴尬局面延续下去，她忙问：“妈，今儿个擀啥面？”
“你想吃啥，就擀成啥吧！”穗穗妈说，“穗穗，你想吃啥？”蓉蓉笑着又问。
“随便。”穗穗快乐地跳下炕来，“妈，你歇着，我烧锅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