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变最新章节_包刚升著

第二章
族群宗教多元主义与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的挑战

自从21世纪1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国内社会政治分歧的加深、中间政治力量的陷落、右翼或极右翼力量的崛起以及政党体制稳定性的下降。我认为，西方世界已经出现了某种政治新现实。这种政治新现实的主要驱动力量，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特别是族群宗教多样性的大幅提高。由此导致的西方国家内部主导族群与少数族裔之间民主价值观的分化、两者政治认同的落差，以及族群宗教分化指数的增加，已经引发了政治分歧的上升并可能引发进一步的政治冲突。

历史地看，西方自由民主政体在包容不同文化、同化移民以及以制度化方式处理政治分歧方面拥有优势。但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外来移民族群宗教结构的变化以及人口结构中族群宗教多样性的增强，西方自由民主政体面临着一种政治上的不对称结构，即国家需要恪守“政治正确”原则与移民群体声张政治权利之间的某种不对称结构。在自由原则与平等观念驱动的文化多元主义背景下，如果国内社会的少数族群宗教群体和移民群体不能对西方世界的民族国家、现有宪法体制与政治秩序形成政治认同，西方自由民主政体就会被削弱。所以，西方国家能否在政治上同化异质性较高的少数族群宗教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西方的政治前景。如果沿袭20世纪60年代以来流行的文化多元主义政策，西方自由民主政体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只会继续恶化。在我看来，为了有效应对族群宗教多元主义带来的挑战，西方国家在移民、边境、族群、宗教的内外政策上很可能会转向更加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立场。

总之，我希望能够借助这里的分析为理解当今西方政治的新现实，特别是为理解族群宗教多元主义与自由民主政体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西方政治的新现实及其直接成因

跟此前的总统大选相比，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新现实是左翼与右翼选民政治分歧程度的提高。在左翼，跟希拉里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伯尼·桑德斯已经非常接近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立场。过去，人们认为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如今这一例外可能已经消失了。在右翼，代表共和党参选的政治新人特朗普并不同于共和党的传统立场，他在主张减少政府干预、降低税率和废除奥巴马医改方案的同时，还主张要退出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控制移民规模、修筑美墨边境高墙以及限制部分伊斯兰国家居民入境等。这些政纲意味着，特朗普在右翼立场上比主流共和党人走得更远。特朗普现象与桑德斯现象的背后，是美国社会选民政治分歧的加大。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民主党选民和共和党选民的意识形态分歧呈现出显著的扩大趋势（参见图2-1）。

图2-1　美国两党选民意识形态分歧的上升：1994年、2004年和2017年

与此同时，欧洲也出现了政治新现实。英国政治的新现象是，“脱欧派”在2016年6月的公投中胜出以及如今执政的保守党持坚定的“脱欧”立场。时任首相特蕾莎·梅誓言，2019年3月的欧盟议会选举将是英国“硬脱欧”的最终时间表。这意味着更多英国人走向民族主义立场，他们希望英国是“属于英国人自己的英国”，而不再是部分属于欧盟的英国。在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中，年仅39岁的政治家马克龙带领他的新政党共和国前进党（2017年5月前称“前进”运动，2022年5月5日更名为复兴党）一路攻城略地，最终夺得总统宝座。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2018年6月1日更名为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也异军突起，不仅在总统选举中杀入第二轮，而且最终赢得了全部选票的1/3。在国民议会选举中，法国两大传统主流政党共和党与社会党仅分别拿下577个议席中的112个和30个，各比上届减少82个和250个。这意味着法国政党体制已经发生重构。在2017年的德国大选中，时任总理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尽管继续保持议会下院第一大党的地位，但实际只得到了709个议席中的200个，即便加上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的46个议席，该政党联盟的议席比例亦仅为34.7%。而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却实现了异军突起，一举拿下12.6%的选票和94个议席，成为议会下院第三大政党。由于总共有7个政党进入议会下院，加上席位分布的碎片化，默克尔在此次大选后已经遭遇难以组阁的危机，甚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担忧。

简而言之，如今美国与欧洲主要国家的政治呈现三个主要特点：第一，选民政治分歧程度进一步提高，左右阵营意识形态光谱拉大，政治极化趋势抬头；第二，右翼或极右翼政治力量得到强化，法国国民阵线和德国选择党这样的极右翼政党快速崛起，右翼民族主义呼声高涨；第三，以德、法为首的部分主要国家传统政党出现了相对衰落，政党体制面临稳定性下降和重构的压力。

那么，西方何以呈现这样的政治新现实呢？总体上，这里有两个主要驱动因素：一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加速，导致了欧美社会内部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之间的分化、经济不平等程度的提高以及阶级分歧的加剧；二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人口结构的变迁，特别是族群宗教多样性的大幅提高。两者相比，人口因素更为重要，其政治影响也更为深远，给西方自由民主政体带来的结构性挑战也更大。

过去，人口因素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理论、市场营销学和社会学关注的重要议题，但国内政治学界通常并不重视这一因素。实际上，不同的人口结构就是不同的选民结构、不同的政治力量结构以及不同的意识形态结构。随着人口结构的变迁，上述政治因素也随之改变。

最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重要变化。在美国，欧洲白人族裔基督教人口比重的下降和少数族群宗教人口比重的上升，是人口结构变迁的主要趋势。按照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欧洲白人族裔人口已经从1960年的85%降至2005年67%，2050年将会降至47%，届时将不足美国总人口的半数；起源于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族裔人口已经从1960年的3.5%增至2005年的14%，2050年将会增至29%，几近总人口的三成；黑人族裔人口从1960年的11%轻微增至2005年的13%，2050年将会继续保持13%的比例；亚洲人族裔人口已经从1960年的0.6%增至2005年的5%，2050年将会增至9%。另一个数据是，美国目前约有0.9%的穆斯林人口，尽管比例不高，但数量也已达到250万～300万。

众所周知，美国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国家，历史上也被称为各族裔群体的“大熔炉”。尽管如此，到20世纪初为止，美国的移民主要来自欧洲，即以白人族裔基督徒移民为主。但是，从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移民的来源地发生了重大变化，欧洲移民的数量与比重急剧下降，而来自拉丁美洲与亚洲的移民大幅增加。尽管美国历史上采取过或松或紧的移民政策，甚至也采取过针对特定族裔移民的限制政策或配额政策，但到20世纪60年代为止，由于受到国际政治气候（冷战体系和美国作为自由民主标杆的需要）和国内政治气氛（黑人民权运动和左翼平权思潮的兴起）的影响，要求采取更为宽松的移民政策的呼声不断高涨。美国《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就是在此背景下得以通过的。该法的出台标志着美国根据国家与族裔来源决定移民配额政策的废除，美国移民政策迎来了非常宽松的时期。

正是因为新移民法的通过、全球化的深入以及国际移民模式的改变，美国移民人口的族群宗教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1960年，所有美国移民中来自欧洲和加拿大的移民占84%，来自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移民仅占16%；到2000年，来自欧洲与加拿大的移民仅占19%，而来自墨西哥、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以及亚洲的移民分别占到29%、22%和23%；到2015年，来自欧洲与加拿大的移民仅占13%，而来自墨西哥、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和南亚与东亚的移民分别占到27%、24%和27%。这就是美国人口结构中西班牙语族裔人口和亚洲人族裔人口快速攀升的主要原因。尽管如今的美国跟过去历史上的美国同样都是重要的移民接收国，但从19世纪到20世纪，美国移民的族裔与宗教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欧洲，最近几十年人口结构变迁的主要趋势是，穆斯林人口比重的持续提高和伊斯兰化的加深。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2016年欧洲穆斯林人口比重约为4.9%。其中，法国、德国和英国的穆斯林人口比重分别达8.8%、6.1%和6.3%，人口总量分别为572万、495万和413万。该研究还基于三种不同的情形评估了21世纪中叶欧洲穆斯林人口的数量与比重，这三种情形分别是零移民、中度移民和高度移民。结果显示，在零移民条件下，2050年欧洲穆斯林将占欧洲总人口的7.4%；在高度移民条件下，2050年欧洲穆斯林将占欧洲总人口的14.0%。而在后一种情形下，法国、德国和英国的穆斯林人口比重将分别达18%、19.7%和17.2%。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不同族群宗教人口的生育率是不同的。按照目前的统计，整个欧洲的非穆斯林族裔人口家庭平均生育率是1.6，即每个家庭平均生育1.6个孩子，而欧洲穆斯林族裔人口家庭平均生育率是2.1。这样，如果穆斯林移民不断迁入的趋势不变，加上穆斯林族裔人口生育率较高的趋势不变，欧洲穆斯林人口的比重可能还会长期稳步提高。

总体而言，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欧美国家的人口结构呈现出三个主要趋势：第一，西方世界的人口正在从欧洲白人族裔基督教人口主导，转型为人口族群宗教结构的多样化，人口结构的异质性程度大幅提高；第二，移民和移民结构的变化是西方世界人口结构变化的主要驱动力量；第三，不同族群宗教人口生育率的差异，也是西方世界人口结构变化的重要驱动力量。

族群宗教多元主义崛起的政治后果

西方国家人口族群宗教多样性的增强，引发了国内社会政治分歧的加剧，而这又可能会引发潜在政治冲突的增加。具体而言，这里包括三种互相关联的机制。第一，在民主价值观方面，移民群体跟西方世界的主流人群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对民主政体运转构成压力。比如，到21世纪10年代中期，美国有超过5 000万西班牙语族裔人口起源于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拉丁美洲国家。有理由相信，这些西班牙语族裔移民的民主价值观，跟原先生活在美国的欧洲白人族裔基督教人口存在着显著差异。从政体项目（Polity IV/V）等机构的评级来看，构成美国新移民主要来源地的上述拉丁美洲国家，只有极少数达到了完全民主政体（full democracy，民主评级为10分）和自由（free）的双重标准，而多数国家属于一般的民主政体（democracy，民主评级为6～9分）或部分自由（partly free）国家。有研究认为，该地区公民的民主价值观并不稳固，一定比例的公民仍然持有威权主义或半民主的价值观。所以，美国的西班牙语族裔移民固然会受到美国自由民主政体的制度、观念与公民教育的熏陶，但他们仍然会部分保留原先母国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观念。

再如，在民主价值观方面，欧洲穆斯林移民群体也大大不同于原先白人族裔基督教群体。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3年对全球穆斯林的民意调查，尽管绝大多数国家的穆斯林人口有超过八成乃至九成支持“宗教自由”，但关于是否支持沙里亚法（伊斯兰律法与法律）成为官方法律这一问题上，在埃及、尼日利亚、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国均有超过七成的穆斯林表示支持，即他们希望建立伊斯兰律法对国家的统治。更有甚者，在原先的穆斯林背弃伊斯兰教是否应当被处死的问题上，埃及、约旦、巴勒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等国均有超过半数穆斯林认为，应该处死这样的叛教者。皮尤研究中心的这项民意调查，尽管不是限制在欧洲穆斯林人口上，但对我们理解穆斯林人口的政治信念与民主价值观是一个重要参考。

第二，移民群体基于族群、宗教、国家的政治认同，跟西方原先主流群体也存在着较大差异，这同样可能对西方民主政体构成压力。在美国历史上，欧洲移民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程度普遍很高。然而，正如上文讨论的，来自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族裔移民以及来自亚洲的移民对美国的政治认同就未必如此。如今的另一个结构是，移民由于规模庞大，容易形成一个个聚居区，这样似乎就更难被同化了。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的开头就提到一个典型案例：在1998年2月于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美国和墨西哥金杯足球赛上，美国的西班牙语族裔公民竟然公开为墨西哥队加油，而非为美国队加油，他们甚至发展到向打出星条旗的观众投掷“石块、水杯、啤酒杯或更坏的液体”的程度。这个案例的背后，是西班牙语族裔公民的国家认同或民族认同问题。盖洛普的一项民意调查数据显示，美国穆斯林公民的国家认同度只有69%左右，而天主教与新教背景的美国公民的国家认同度都超过88%。

欧洲的情况也是类似的。特别是，欧洲主要国家穆斯林人口的国家认同度就显著低于白人基督徒人口，欧洲穆斯林人口的宗教认同甚至都高于国家认同。比如，英国、德国、法国分别有81%、66%、46%的穆斯林人口首先认为自己是穆斯林，而首先认为自己是本国公民的比例分别仅为7%、13%、42%，都低于前者。与这组数据相比，英国、德国、法国分别有59%、59%、83%的基督徒首先认为自己是本国公民，而首先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的比例分别仅为33%、24%、14%。跟美国相比，欧盟国家的特殊性还在于，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的扩张以及内部整合的强化，少数族群宗教身份的公民可能还需要在对自身社会集团的族群宗教认同、对所处国家的国家认同和对欧盟的政治认同之间做出选择。换言之，族裔集团、民族国家与欧盟的政治认同有可能在一个欧洲少数族裔公民身上产生冲突。

第三，人口结构中族群宗教多样性或异质性的增强本身（无论这种异质性是否跟民主价值观或政治认同有关）同样会给自由民主政体带来压力。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随着一个国家族群宗教多样性或异质性程度的提高，民主政体的稳定性与有效性可能会削弱。早在1861年的名著《代议制政府》中，英国思想家密尔就这样说：“联盟要成为可取，须具备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在居民中应有足够多的相互同情。”在密尔看来，基于种族、语言、宗教等方面的同情，“最有助于政治利益的共同感”。而当一个社会的族群宗教多样性很强，甚至不同族群宗教群体历史上存在复杂恩怨关系时，不同群体之间就会缺少密尔所说的“足够多的相互同情”。

很多当代研究同样支持这种观点。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认为，基于宗教、语言、种族、族裔集团的亚文化多元主义对自由民主政体存有负面影响，甚至“多元亚文化的压力相当大的国家不大可能实行竞争性政治体制……” 美国政治学者杰克·斯奈德指出，在一个多族群社会的民主政治运作中，政治精英很可能选择将族群因素作为政治动员的基础，从而更有可能激发族群之间的政治暴力。美国政治社会学学者罗伯特·D.帕特南（Robert D. Putnam）的研究发现，族群宗教多样化程度越高，社会信任度就越低。而一个社会信任度的降低，不利于民主政体的维系、稳定与品质。笔者先前的一项研究也认为，如果一个民主国家的族群宗教多样化程度很高，更容易导致严重的政治分歧，而这是引发民主政体崩溃的重要诱由。

需要说明的是，一个国家的族群宗教多样性究竟是否会导致更大的政治分歧，甚至是否会引发严重的政治冲突，还取决于三个层次的不同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少数族群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或者是少数族群人口跟多数族群人口的比例。以英国为例，1960年该国的穆斯林人口比重很低，如今则已经显著提高，结果就表现为族群宗教多元主义的上升。第二个因素是少数族群与多数族群在发展程度、政治观念与宗教传统上的差异性。比如，在美国，最近三四十年来自欧洲大陆的移民、来自墨西哥的移民、来自东亚的移民、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民和来自中东北非伊斯兰国家的移民，无论在发展程度、政治观念还是宗教传统上，跟美国早期来自西欧诸国的移民相比，都有着更为显著的差异。第三个因素是少数族群人口的政治同化（assimilation）程度。在不同的西方国家，同为少数族群移民及其后裔，政治上或文化上被同化的比例与程度是不同的。这也会影响一个国家族群宗教多元主义的真实情形。比如，从现有调查数据来看，美国穆斯林人口的政治同化比例与同化程度总体上要高于欧洲。

当然，移民或少数族群的政治同化是一个重要且充满争议的问题。美国学者米尔顿·M.戈登早在1964年就系统讨论过美国生活中的同化问题以及三种不同路径的利弊，即基于盎格鲁文化的同化、大熔炉意义上的同化以及文化多元主义。关于同化与文化多元主义的关系，下一节还会做深入讨论。实际上，西方主要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制定了某种移民归化（亦即同化）入籍的政策，其理论基础就在于同化移民的考虑，其中隐含的政治假设在于，如果移民群体长期跟主导族群之间保持巨大的差异性，就不利于政治共同体的维系。

自由民主政体与族群宗教多元主义：结构性困境

面对族群宗教多样性的增强，西方自由民主政体面临着某种结构性困境。这里首先要理解威权政体与民主政体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对一个威权政体来说，具有不同族群宗教背景的大量移民进入之后，它可能挑战的主要是威权政体的统治能力。在威权政体下，移民群体无法获得正式的政治参与途径，其可能的政治表达来自政治抗争，甚至是政治叛乱。对威权政体来说，只要它的统治能力能够有效压制移民群体可能的政治抗争，这种政体就能毫无困难地维系其原有的统治方式。因此，移民群体的进入，通常不会改变威权政体的基本政治运作方式。

但是，对民主政体来说，不同族群宗教背景的大量移民进入，所导致的是完全不同的政治情境。通常来说，移民一旦获得公民身份，他们就可以进行合法的政治参与、政治动员和政治竞争，甚至可以发起大规模的政治抗争。一旦移民群体进入一个民主政体，他们就不仅仅是民主政体下需要遵守法律的公民，而且还是民主政体下主权者的一部分。随着这部分新的“主权者”的到来，他们完全有可能成为重塑民主政体下政治规则、政治观念与公共政策的新力量。从结构上看，民主政体本身的特质及其运作，取决于组成民主政体的公民团体的特质。大规模移民进入，改变了组成民主政体的公民团体本身，因而必定会影响民主政体的实际运作。所以，跟威权政体不同的是，民主政体在接收和吸纳大规模移民时，移民群体反过来会改变该国民主政体下作为主权者的公民团体的构成。

当然，从制度设计来看，自由民主政体本身是一种制度弹性很大的政体形式，在包容社会多样性方面有着一定的优势。具体而言，在集体规则方面，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秉承民主原则，这既解决了合法性问题，又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集体决策规则。在个人规则方面，自由民主政体秉承自由原则，从权利视角看，人人自由平等更符合权利原则；从功利视角看，自由原则更鼓励个人主动性和首创性，更容易形塑有效的激励结构，更可能创造经济增长与长期繁荣。就不同国家的合作与国际秩序而言，自由民主政体更接近于某种形式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extended order of human cooperation）。它有着极强的扩展能力，并能塑造可扩散的意识形态与全球秩序。正是基于这些具体的机制，19—20世纪，经由工业革命、政治革命与全球化的扩展，源自西欧的这种自由民主政体模式，既在经济、科技与文化方面创造了非凡成就，又展现出相当高的包容社会多样性的能力，还逐步形塑了一整套总体上互为有利的国际规则与国际秩序。

但是，自由民主政体对多样性的包容不是无限的。当面对大规模的、政治与文化上差异性极大的移民群体涌入时，这种政体可能也会产生某种程度的无能为力。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在族群宗教多样性大幅提高之后，西方民主政体面临着一种政治上的不对称结构。第一种不对称结构是不对称的自由原则。一方面，自由民主政体需要将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等诸种自由作为普遍规则，这些自由权利属于包括移民在内的每一个人。另一方面，移民一旦成为合法公民，就不仅拥有全面充分的公民权利与个人自由，而且拥有反对普遍自由规则的自由，他们甚至可以就此进行政治抗争。第二种不对称结构是不对称的民主规则。一方面，自由民主政体需要尊重所有民众（包括移民群体在内）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权利，并且需要借助自由协商与多数决定规则来决定公共事务。另一方面，来自欧洲以外的少数族裔移民群体更有可能缺乏民主价值观，政治认同匮乏，民主规则意识淡薄，甚至以政治抗争方式来反对既有的民主规则。第三种不对称结构是由上述两种不对称原则导致的不对称权力结构。总体上，自由民主政体下的国家需要按照政治规范来运作权力，需要遵守民主宪法与规则意识，甚至也需要守卫已然形成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原则，但拥有公民身份与自由权利的移民和移民群体（其实也包括其他一般民众），并不必然要尊重自由民主政体下的宪法与基本规则，并不必然要信奉自由民主政体的基本价值观，甚至还拥有成为自由民主政体下“不忠诚的反对派”（disloyal opposition）的权利，而即便他们成为“不忠诚的反对派”，其自由权利仍然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这就导致了国家与移民群体之间的不对称政治结构，参见图2-2。

图2-2　自由民主政体下的不对称结构：国家与移民

从结构上说，这就容易导致一种显而易见的困境。在这一结构中，移民政治是一个焦点问题。按理说，移民接收国与移民之间应该存在着一种隐含的政治契约。如果不遵循这种政治契约，要么一个移民接收国不会大规模地接收移民，要么这种大规模的移民就会给移民接收国带来严重的政治问题。这个隐含的政治契约应该包括两个对等的基本条件：一方面，西方世界的接收国应该按照现有宪法之下的基本政治原则来善待每一个合法移民，包括赋予移民以公民身份，使其享有与接收国公民无差别的政治平等和自由权利——换言之，移民并非古代世界的奴隶或现代世界的二等公民；另一方面，移民亦需要承担相应的政治义务，包括遵守接收国的宪法，尊重接收国的政治秩序，服从接收国的法律，遵从接收国的惯例，以及形塑对接收国的政治认同或国家认同，参见图2-3。

图2-3　移民隐含的政治契约

但问题是，这一隐含的移民契约同样是一种不对称结构。西方的移民接收国面对的是硬约束，而移民与移民群体面对的却是软约束。只要移民作为个体没有涉嫌犯罪或严重违法，他们是无法被追究违反“移民契约”的法律责任的。移民政治契约中要求移民与移民群体做到的遵守宪法、服从法律和政治认同等政治义务，都是难以操作的。其实，此处提出的“移民隐含的政治契约”，在很多西方国家都是有法律依据的。拿美国来说，移民在获取美国公民身份时，需要在移民官面前做一个“效忠美国”的公开法律宣誓，该宣誓的核心内容包括放弃此前的公民资格与国家忠诚，效忠美国，捍卫宪法，以及必要时拿起武器保卫美国。那么，这个移民入籍的法律宣誓究竟如何执行呢？即便这样的移民完成入籍宣誓、获得合法公民身份后，马上开始猛烈地抨击美国宪法，否定美国政治秩序的基本原则，甚至鼓吹要对美国或美国少数族群宗教人口聚居区实行宗教律法统治，几乎也没有什么法律或公共权力能够干预这位新移民的言行；相反，这种言行只要不涉嫌犯罪，这种权利还受到美国宪法与法律的充分保护。

使这种结构性问题越发突出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化多元主义在西方世界的崛起与流行。当然，一般认为，西方自由民主政体本身就具有多元主义色彩。一方面，自由民主政体应该具有包容多样性和不同文化的能力；另一方面，多样性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自由民主政体本身的力量，增加其弹性与扩展能力。这是传统意义上自由多元主义的基本观点。但这种自由多元主义没有阐明两个问题：第一，自由民主政体对各种类型多样性的包容是否存在限度问题？第二，这种自由多元主义的结果，究竟是主流文化基于自由民主原则对其他文化的同化与吸收，还是维系各种不同文化多元并存的局面？

实际上，对绝大部分西方国家来说，20世纪中叶之前的主流观点是同化论。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化多元主义逐渐兴起，特别是随着左翼平权运动的发展，文化多元主义甚至一度成为欧美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然而，最近二三十年以来，西方国家又开始质疑和反思文化多元主义。在这一过程中，同化论者与文化多元主义者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这一争论的一个前提假设是：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的稳定性与有效性，是否依赖具有某种特定政治传统或文化的公民团体构成？尽管自由民主思想如今已成为全球支配性的意识形态，但自由民主政体首先诞生于西欧和北美，随后再扩展至世界其他地区。历史地看，自由民主政体不过是人类政治进化的特例，而非常态。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以来，包括塞缪尔·亨廷顿在内的很多学者都认为，自由民主政体的稳定性与有效性，高度依赖其公民团体的民主价值观与规则意识，乃至宗教传统。实际上，欧美政治文明的演进，接续的是从古希腊到古罗马的古典文明传统，而后又经历了基督教传统的浸润滋养，并经由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再经历工业革命和现代性转型，始有后来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政治文明是特殊的，是在特定社会背景、政治观念及公民团体构成基础上产生的。因此，起源于西欧的西方政治经济文明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在特定的地理、制度、文化与观念环境中创造的，有着一定的独特性与优越性。进一步说，西方世界要想维系其自身的政治经济文明，就需要守卫这种文明赖以维系的文化独特性。

然而，这种西方世界较为保守的历史叙事在最近三四十年中快速衰落了，甚至变成了一种政治不正确的表述。按照文化多元主义的观点，即便在西方社会内部，西方政治经济文明模式也只是诸种不同模式中的一种。不同文明模式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并不存在高低之分，而只是存在差异。换言之，不同的文明、宗教传统、政治观念和价值观之间不过是平行关系，或者说是一种多元的平等关系。

这样，正是自由民主政体下自由原则和平等观念的充分发展，导致了20世纪晚期相对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兴起，即强调所有不同的个体、所有不同的群体、所有不同的宗教传统与文化观念的平等性和多元性。这就在无形中导致了西方原先主流价值观念的削弱。其实，这是西方政治文明进化的悖论：西方政治文明越发达，自由原则和平等观念越是发展到极致，一种无限包容的多元主义成为政治正确的原则和社会主流价值之后，在一个复杂的真实世界中，这种现代化程度较高的政治文明反而削弱了对抗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其他政治模式的力量。用最通俗的话语来说，西方政治文明发展到如今的高级阶段，反而走向了“自废武功”。

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认为，过度的文化多元主义已经削弱了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与自由民主政体。他这样说：“文化多元主义的问题在于，你可以表扬世界上的任何文化，除了西方文化；你不能批评世界上的任何文化，除了西方文化。”换言之，一个人在美国可以严厉地批评美国、批评美国宪法，甚至可以公开抨击美国政府或美国总统，但不能公开批评少数族群的文化传统或宗教教义，因为后者违反了“政治正确”原则。实际上，文化多元主义甚至已经构成了一种反向歧视，即“弱势”的非主流文化反过来歧视“强势”的主流文化。

在美国学者劳伦斯·哈里森看来，尽管文化多元主义与道德相对主义大行其道，但这种观点的理论基础非常脆弱。总体上，文化相对主义主张没有哪种文化比其他文化更好或更坏——只是不同而已。由此推论出，西方社会内部的主流文化和各种少数族裔文化都只是平等多元的关系。哈里森认为，如果从人类学或文化研究视角来看，当然应该主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但是，如果要评估何种文化有助于一个社会的经济繁荣、民主治理和社会公正，那么文化多元主义就成了巨大的绊脚石，因为有些文化根本无助于促进经济繁荣、民主治理与社会公正这些人类共同目标。此外，文化多元主义甚至对西方社会内部的少数族群宗教群体也未必有利，因为这会降低他们融入主流文化的速度，影响他们的社会成就。

因此，一种较为保守的见解认为，对维系一个政治共同体来说，某种程度的同化是必需的。一般认为，同化是指一个群体（通常是少数族群）获得了其他群体（通常是主导族群）的“记忆、情感以及态度，并且通过分享他们的经历和历史，与他们一起被整合进了一种共同的文化生活”，或者是指“种族背景和文化传统不同的人群，占据共同的地域，获得一种文化一致性（cultural solidarity），这种文化一致性至少足以维持一个民族的存在”。更具体地说，一个多族群、多宗教社会的同化存在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政治-法律意义上的同化，一种是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同化。前者更强调少数族群接受原先主导族群的宪法体制、政治秩序、法律规范以及形塑基本的政治认同等，由此实现在政治-法律意义上对主流社会的融入；后者更强调少数族群接受原先主导族群的主流文化、情感记忆、心理倾向以及宗教传统等，由此实现在社会-文化意义上对主流社会的融入。

同化如果既是指政治-法律意义上的同化，又是指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同化，那么就是主张消灭不同族群宗教群体之间的差异性，或者干脆说，就是要消除少数族群宗教群体的特质，使其与主导族群宗教群体之间接近或融合，由此来实现不同族群宗教群体从政治到文化的高度同质性。有人主张，要维系一个政治共同体强大的凝聚力和统一的政治认同，这种政治同化是必需的。但也有人认为，这种类型的同化类似于内部殖民，完全否定了少数族群的特质与多样性，没有为少数族群提供必要的保护。同化如果主要是指政治-法律意义上的同化，那么就是主张要在政治规则意义上驯化少数族群，使之接受该国原有的一般性政治规则，使之建立起对民族国家、宪法体制、政治秩序以及该国原有基本政治价值的认同，但同时少数族群可以保留文化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这里所谓的一般性政治规则，主要是指主导族群已经在该国创设的一整套政治秩序、制度安排及其背后的基本价值观念。基于后一种同化视角，少数族群保留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其实有两层含义：一方面，该国少数族群可以保留其历史形成的文化特性；另一方面，这种特性不应该跟该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与价值观念互相冲突。通过这些分析，笔者认为，少数族群起码需要在政治-法律意义上被同化，能够在政治规则与政治秩序意义上融入主流文化，这是维系一个共同体在政治上良性运转的基本条件。

需要提醒的是，文化多元主义的崛起及其背后的“政治正确”观念，除了自由民主政体本身演进的逻辑，还跟最近半个世纪西方社会左翼平权运动的进展有关。特别是，西方主流知识界在意识形态上基本上已经实现“向左转”，对此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即便像美国这样一个具有浓郁保守氛围的“右派国家” ，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一流大学和主流知识界甚至都不是主流。2011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称，美国大学教授中左翼或极左翼的比重高达60%，而右翼或极右翼的比重仅为12%～13%。如果左翼教授们普遍支配大学讲台和思想市场，就更容易催生左翼化的公共舆论场。这也是文化多元主义崛起和“政治正确”原则流行的一个背景条件。

西方世界的战略选择：外部政策与内部政策

那么，西方民主国家会如何应对族群宗教多样性增强带来的结构性困境呢？其实，历史上西方国家在处理类似问题上有过非常成功的经验。美国过去一直被称为“大熔炉”，意指具有不同族群宗教背景的移民在抵达美国以后，基本上都能融入美利坚合众国这个政治共同体，成为美国社会的一分子，并能形成强烈的国家认同和公民身份认同。尽管如此，这个大熔炉实际上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最初的定居者主要是来自英国的新教移民，后来则主要是来自西欧白人族裔的基督教移民，再后来才是来自东欧白人族裔的基督教移民。美国的这种移民来源结构一直维持到了19世纪末。

19世纪晚期，美国移民政治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华裔劳工的增加引起了美国国内社会的反弹，最终导致1882年《排华法案》的通过。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对此当然非常不满，但《排华法案》的出现本身有着特定的政治逻辑。该项法案的提出，是有议员认为华人劳工很难被同化，而这对美国社会来说可能会是一个威胁。所以，有议员主张：“门必须被关上。”跟今天相比，那个时代的美国政治家和立法者要现实主义得多，也更少讲究后来意义上的政治正确。1882年以后，尽管美国移民政策经历过或松或紧的不同时期，但直到《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被通过之前，他们一度长期实施族裔或国籍来源地配额制政策，即根据当时美国人口的族裔比例构成来决定相应族裔或国籍来源地的移民配额数量。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一移民政策更保守主义、更现实主义和更民族主义，也更少讲究后来的“政治正确”原则。

法国政治社会学学者米歇尔·维沃尔卡在研究了近现代欧洲多族群国家进行国家构建和政治整合的经验后认为，它们主要借助三个途径进行了成功的民族整合：一是充分发展工业化和工业社会，二是建立一个平等主义的国家，三是塑造民族认同。这种整合主要针对的是欧洲内部不同白人族裔的基督教人口。当然，这种国家构建与民族整合不是没有产生历史遗留问题，比如英国的苏格兰问题、北爱尔兰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问题、加泰罗尼亚问题等，都是这种国家构建和民族整合不充分的产物，至今对这些国家来说仍然是政治上的沉重包袱。

然而，今天西方世界的绝大多数移民不再是来自欧洲或西方世界的内部，他们的主体不再是白人族裔的基督教群体。面对这样的人口结构巨变，西方世界究竟应该选择何种应对战略呢？实际上，任何战略都需要考虑约束条件。西方国家面临着两种主要的约束条件：一种是结构性的，一种是制度性的。两个主要的结构性约束条件是全球化与人口趋势。对西方国家来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加速的全球化几乎不可逆转，全球贸易、投资与人口流动等指标是全球化的重要体现。在可预见的将来，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不仅会维持，而且可能会继续深化。从人口结构来看，西方国家目前人口结构的族群宗教异质性程度已经大幅提高。在可预见的未来，移民作为一个全球现象，其驱动力尚未衰竭，而西方社会内部白人族裔生育率的显著降低和少数族裔相对更高的生育率，也是一个基本事实。

此外，西方国家还面临着几种主要的制度性约束条件。一是西方国家是自由民主政体。这意味着合法移民不仅跟其他公民拥有同样的政治平等和自由权利，而且他们一样可以进行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亦可借助政治动员、政治抗争等手段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二是欧美社会绝大部分实行福利国家政策。这既是它们吸引移民迁入的直接诱因之一，也导致移民会增加社会福利成本。三是欧美国家民主运作以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为主要平台，而移民既有可能成为重要政治议题，又有可能成为重构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比如，美国民主党在移民议题上通常立场温和，原因在于获得投票权的移民往往是民主党的支持者。这当然会影响美国选举政治与政党政治的运作。

一般而言，今天西方国家可能的战略选择，不得不考虑上述诸种约束性条件。但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即成功的战略选择或正确的解决方案需要突破上述诸种约束性条件的限制。这里的问题更为复杂。基于上述分析，目前西方国家在外部政策上，很可能会从人口流动的过度全球化转向更民族主义和更现实主义的立场。实际上，英国、美国等主要国家已经发生这种政策调整或转向。具体而言，可能的政策选项包括保卫边境、收紧移民政策以及强化移民归化。“保卫我们的边境”，正是特朗普的政治口号，他强调的是强化实体边境管理与法律边境管理。英国则强调，要强化边境管理问题上的国家主权。在收紧移民政策上，西方国家可能的做法包括限制移民数量，提高移民条件，控制特定国家、地区或宗教背景的移民入境，反思与检讨公民入籍政策等。此外，强化移民归化也可能是重要的政策选项，包括在移民过程中对归化入籍政策与流程的重新评估，提高归化入籍的条件，等等。

西方国家在内部政策上，很可能会从“自由的”文化多元主义转向更强调基督教传统的、更保守主义的、更民族主义的政策。实际上，这里面临着一个“西方如何保卫西方”的问题（本书第一章对这一问题已有相关论述）。上文曾提及，塞缪尔·亨廷顿于2004年就断言，如果不能捍卫盎格鲁-新教文化在美国政治中的主导地位，美国就可能衰落或瓦解。具体来说，这种政策的可能做法包括：捍卫西方文明的主流价值，捍卫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与基督教这两大西方主要传统，捍卫自由、民主、法治与人权的基本观念；加强政治同化政策，在制度与政策上强调对少数族裔的政治同化，反对无限制的文化多元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抑制少数族群宗教文化的扩张，包括防止异质文化在宗教建筑、标示物展示、学校教育、语言教育、居民聚居区等领域的渗透；遏制极端主义，抑制反西方的、不宽容的极端主义思想的传播；等等。

当然，上述讨论是笔者根据理论逻辑对西方国家可能采用的战略选择或政策组合的一种猜想。在笔者看来，这些战略限制或政策组合是缓解目前结构性困境的有效做法，至少这可以为西方世界最终解决族群宗教多元主义带来的挑战赢得时间和空间。当然，这些可能的战略选择或政策组合能否成为西方国家的实际政治决策，则取决于不同国家的政治情形。在某些国家，其政党体制与国内政治力量的组合使它们更有可能采取有效的对策；在另外一些国家，其政党体制与国内政治力量的组合未必能够使它们采取有效的对策。

2017年10月7日，欧洲网络媒体上突然出现了一篇由13位重量级保守主义欧洲知识分子签署的《巴黎声明：一个我们可以信靠的欧洲》。这份声明强调，“我们正在失去家园”，“我们必须保卫真欧洲”，强调欧洲文明的古典传统与基督教传统，主张抵制过度的文化多元主义等。其实早在2016年，笔者就已经分析过西方世界面临的政治挑战及其可能的策略：“面对此种难题，欧美国家有几种可能的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同化策略……第二种选择是文化多元主义策略……第三种选择是向基督教保守主义政策转向……这一政策意味着西方主流文明更需要在文化和精神上守卫自己的土地与家园。短期来看，不少西方国家很有可能会选择保守化的政策，即限制移民和强调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这既是民主政体下主导族群的政治要求，又是西方社会在内部和外部遭遇异质文明挑战时采取的自我防卫措施。”

此外，笔者在2017年5月的一场演讲中已明确提到“西方如何保卫西方”的问题（即本书第一章的内容），跟几个月之后出现的《巴黎声明》中的很多关键词都是一致的。

由此，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的主流中右政党会更趋向于保守化，或者为什么它们会在移民、边境、族群、宗教议题上选择“向右转”，也就容易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会出现右翼或极右翼政治力量的快速崛起。笔者的一个担忧是，对今日西方国家来说，如果温和右翼政治力量不能解决族群宗教多样性增强带来的政治困境，那么就不能排除极右翼力量会在一些国家内部继续崛起和强化。在这种快速变化的结构中，不少国家的传统主流政党面对这种政治困境似乎难以采取有效行动，主要原因是这些政党被既有的政治立场与选票阵营束缚住了。因为一旦它脱离原有的政治立场或“向右转”，就容易失去原先主流选民的支持。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传统主流政党在移民、边境、族群、宗教政策上能够快速转向右翼政策的国家（美国和英国）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的选举制度是简单多数决定制的，它们的政党体制是两党主导的；相反，越是带有比例代表制色彩的国家，越是多党制的国家，其主流政党越容易受到原先选民阵营和政治立场的束缚。因此，新的右翼或极右翼政党更容易在这样的国家崛起。

实际上，自21世纪10年代以来，主要西方国家重要右翼政党的政治纲领也佐证了这种内外政策上的转向。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作为共和党人，在政治纲领上更强调美国优先、保卫边境、限制部分伊斯兰国家移民等。英国前首相特蕾莎·梅作为英国保守党人，支持继续推进“脱欧”，而“脱欧”意味着恢复英国对边界和移民政策的实质性控制权。法国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则明确反对移民，她富有煽动性地声明，移民不过是对法国人口的“有组织的替代”。她同样反对欧盟，主张从欧盟手中夺回法国的边境控制权。新崛起的德国选择党把移民和难民都视为入侵者，该党呼吁整个德国应该反对“外国人的入侵”。奥地利右翼政党自由党则主张，要尽快终结欧洲的伊斯兰化进程。所有这些西方主要政治家或主要右翼政党的政治主张，都跟笔者对西方国家结构性困境的分析在逻辑上是吻合的。

西方政治可能的前景

从美国到欧洲，西方国家已经出现了政治新现实。国内社会政治分歧增加、右翼或极右翼政治力量崛起以及传统政党体制遭到冲击的背后，主要原因是人口结构的巨变和族群宗教多样性的增强。对部分异质性程度很高、不认同西方主流价值观和政治秩序的移民群体而言，西方自由民主政体能否有效地包容这种多样性，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实际上，大规模移民进入以后，自由民主政体下西方国家与异质性程度较高的移民群体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上的不对称结构。原本存在于移民接收国与移民之间隐含的政治契约，在现实政治中只对移民接收国有约束力，对新移民群体根本毫无约束力可言。那么，对如今的西方国家来说，在诸多约束性条件之下，它们能否以有效的内外政策来应对这种政治新现实呢？这就是一个问题。

总体上，目前西方国家更有可能采取“向右转”的战略来应对这种结构性困境。在外部政策上，西方国家的人口流动政策将更有可能从过度的全球化转向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在内部政策上，西方国家的族群宗教政策立场将更有可能从“自由的”文化多元主义转向基督教保守主义。当然，一个特定国家能否采用这样的战略选择或政策组合，则取决于很多实际的政治条件。

鉴于以上分析，考虑到族群宗教多元主义与西方自由民主政体之间存在的结构性困境，西方世界的政治究竟会展现一种怎样的前景呢？有人相对乐观，有人则相对悲观。从较为乐观的视角看，过去二三百年的历史进程揭示，西方民主政体的制度模式展示出了包容变化的能力和一定的制度弹性。在各种可能的冲击之下，西方世界的政治变迁往往呈现出这样的路径：它从一个已有的政治均衡开始，当实质性的内部挑战（比如阶级冲突），或外部冲击（比如战争威胁）出现时，西方政治通常会经历一个结构性的调整过程，通过结构性调整来为应对这种内部挑战或外部冲击提供解决方案，这样西方民主政体模式通过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又完成了一次新的进化，并实现了某种新的政治均衡。基于这种逻辑，西方自由民主政体模式在应付新变化、新冲击、新危机方面并非束手无策。如果借鉴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视角，即用挑战与应战的关系来解读一种文明模式可能的变迁与进化，那么这就可能是一个相对乐观的过程。

但问题在于，如今西方世界面临的结构性挑战，特别是国内社会族群宗教多样性的大幅提高，是否已经突破了西方民主政体的制度框架所能包容的限度？换句话说，如果应对族群宗教多样性带来的挑战，其政治解决方案需要突破目前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的制度框架，那么这种政体模式就不得不做出某种实质性的调整，甚至不能排除这种调整会损伤自由民主政体的基本政治原则。必须承认，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综合来看，一方面，西方民主政体目前面临族群宗教多元主义兴起带来的结构性困境是一种严峻的现实挑战，西方世界能否成功应对这种挑战尚未可知；另一方面，西方民主政体的历史经验是，它们往往以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来为应付新挑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并在此过程中实现政治模式本身的进化，实际上西方民主政体模式历史上已经成功解决了很多此类的重大挑战与政治难题。当然，更公允地说，面对族群宗教多元主义兴起的挑战，西方民主政体的前景究竟会怎样，我们只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