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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治领域近些年出现的许多新现象，常常被视为“民粹主义的兴起”，但这显然是一种误读。这些现象的背后固然有民粹主义的因素，但民粹主义并非问题的主要方面。民粹主义的表象之下，其实是政治现实主义与大众政治的联姻。笔者在本章中将从政治现实主义视角出发，聚焦于当代西方世界在政治上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提出一些新观点，并首创“硬政治”与“软政治”的概念，为读者朋友们理解西方与世界的政治变迁提供一种新的理解与认知。总的来说，面对西方政治的新现实，我们急需新的思想与新的理论。
2021年，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之后，他在演讲中时常强调“美国回来了”。为什么要强调“美国回来了”？无非是自21世纪1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领域涌现了一些出人意料的重大事件。共和党人特朗普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就是其中之一。特朗普的许多施政纲领，既迥异于此前的总统民主党人奥巴马，又不同于再上一任总统共和党人小布什。在2017年2月28日的首次国情咨文演讲中，特朗普这样说：“我们保卫其他国家的边境，却让我们的边境敞开着，随意让人、让毒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入。”
边境的英文是border，过去美国总统的演讲很少会专门讲这个词，更不用说强调所谓保卫边境的问题了。难道美国作为一个如此强大的国家竟然会面临边境危机？这似乎是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
而特朗普就任总统后的许多重要讲话都提到如何保卫美国边境的问题。他呼吁美国不应该让坏人、毒品贩子、恐怖分子等进入美国，他的基本主张包括修建美墨边境墙、颁布部分伊斯兰国家公民的入境禁令以及限制移民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等人的演讲中，美国选民很少会听到border这个词，很少会听到要保卫美国边境的概念。那么，为什么特朗普当时要反复强调美国必须保卫自己的边境呢？难道美国边境面临着被别国入侵的危险？当然不是。特朗普强调美国要保卫自己的边境，无非是在讨论美国的移民问题和移民政策。
2017年5月21日，在沙特阿拉伯举办的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国家-美国峰会上，特朗普发表演讲提出，美国外交奉行“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这一篇演讲的主旨，恰好印证了美国外交的某种现实主义转向。特朗普这样说：“中东国家必须自己做决定，要给自己、给自己的国家、给自己的后代选择何种未来。这是一个关乎两种未来的选择——这也是美国人无法替你们做出的选择。只有你们国家把恐怖分子和极端主义者驱逐出去，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才有可能。……对美国而言，我们将致力于调整战略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威胁和新的事实。我们将会抛弃那些无效的战略——根据经验和判断力来采纳新的方法。我们将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采取一种‘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朋友们绝不要质疑我们的帮助，敌人们也绝不要怀疑我们的决心。……我们将会基于现实世界的后果——而非僵化的意识形态——做出决定。我们将遵循经验的指导，而非受制于僵化的思维。”
从这些言语可以看出，特朗普就任总统后的首次中东演讲，在基调上是比较强硬的。他还明确表示，要基于现实主义原则来处理美国反恐的重大问题，强调要抛弃过去美国反恐的惯常做法或僵化的意识形态，采取更加灵活与务实的策略。这也是美国政治的新现象之一。
类似的，欧洲政治最近10年中出乎意料的重大事件也是层出不穷。从英国人在2016年公投中选择“脱欧”，到玛丽娜·勒庞两次闯入法国总统大选第二轮角逐，再到德国选择党的快速崛起，都凸显了欧洲政治的某种新现象。这些政治新现象的背后，其实都有着相似的政治诉求。笔者将这种政治诉求简单总结为20个字：本国优先，反全球化，限制外国移民，抵制伊斯兰化。当然，这里的反全球化只是部分地反全球化，主要是反对人口的自由流动。对欧盟国家来说，反全球化还意味在欧盟问题上持疑欧主义的立场。
2017年4—5月，法国总统大选正在进行之中。尽管年轻的中间派政治家马克龙依靠2/3的多数选票赢得大选，但进入第二轮总统选举的玛丽娜·勒庞也得到了1/3的选票。许多媒体与知识分子将勒庞视为一个不受欢迎的政治家，因为勒庞是当时被视为极右翼政党的法国国民阵线的领导人，但她竟然最终赢得了1/3的选票。这一现象的政治意义不容低估。到2022年的法国总统大选，尽管马克龙稳稳地坐上了总统宝座，但勒庞不仅依然闯入第二轮角逐，而且还拿下了超过四成的选票。假如法国中间派的政治纲领无法解决如今法国面临的政治问题，那么勒庞的支持率在未来可能还会创下新高。
在英国广播公司摄制的一部纪录片中，勒庞说：“我们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们是爱国者。……（现在法国的）左派与右派都已经忘记了国家的概念。”她这里讲的“国家”，对应的法语词是nation，也有“民族”“国民”的意思，其实就是指法兰西国家、法兰西民族与法兰西国民。她的政党名称，过去长期沿用Front National（通译“国民阵线”）的概念，直到2018年更名为Rassemblement National（通译“国民联盟”）。实际上，如何从政治上保卫法兰西国家、法兰西民族与法兰西国民，是勒庞及其支持者的政纲主线。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这部纪录片中，一名勒庞的支持者对记者说，勒庞给出的信息很清晰，她说法国应该提高警惕，防止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伊斯兰化，因为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这也为我们理解勒庞和国民阵线在法国的崛起提供了关键信息。
实际上，欧洲主要国家最近十几年的故事尽管各不相同，但其背后的政治逻辑是相似的。在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以及意大利等国，部分右翼政治家和选民都指向了类似的政治诉求，即欧洲国家应该坚持本国优先、部分地反全球化、严格限制外国移民以及警惕本国人口的伊斯兰化。这些政治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绷紧了整个欧洲的神经。
如果回到30年前，即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整个欧洲政治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冷战体系随之终结，欧盟和北约开始不断东扩，欧元区也随之推出，整个欧洲洋溢在一种普遍乐观的气氛之中。那么，到了21世纪10年代，为什么欧洲的政治境况竟然变得如此艰难？欧洲政治究竟面临着何种新现实？我们又该如何解读这种新现实？
要想理解西方政治的诸种新现象，首先需要了解政治学研究的两种传统：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政治理想主义（political idealism）传统，后来有人把它称为自由道德主义（liberal moralism）传统，这个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雅典城邦。从近代开始，德国哲学家康德通常被视为这一传统的重要人物。
从康德到美国《宪法》，从《世界人权宣言》这样的文本到如今我们习惯于把西方民主视为多头政体，都可以被视为政治理想主义传统的一部分。比如，康德就突出了对于道德原则的强调，他认为行善本身就是目的，而道德原则和政治原则应该是统一的。对于国际关系，他认为，如果一个个国家内部都存在着自由的政治秩序，推而广之，那么这个世界也将能拥有一个自由、开放与和平的国际秩序，这样人类最终将会抵达所谓的“永久和平”状态。这些观点是理想主义传统的呈现。
二战以后，基于《联合国宪章》所形成的《世界人权宣言》
也是一个重要文本，是理想主义政治传统的延续。比如，该宣言的第一条是：“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世界人权宣言》的开篇不仅强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而且强调他们彼此应该以兄弟关系的精神来互相对待。什么是兄弟关系？兄弟关系并不意味着没有分歧或完全一致，但兄弟关系中没有本质的分歧与冲突。即使他们有分歧，也可以通过一种和平友好的方式来协商解决。《世界人权宣言》要求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理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来规范一国之中公民和公民应该如何彼此相处。
该宣言的第二条开头部分是：“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大家会发现，这一条是很多美国总统候选人政治纲领的“标准配置”。比如，希拉里就经常讲，所有美国人——不论其肤色、族群、宗教信仰、性别、财富与社会阶层——都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而且所有美国人都应该在这个社会中享有其应有的公平的份额。这一原则主张人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一员应该平等相处，而不应该以种族、族群、宗教、财富等身份差异而彼此有别，更不应该因此而互相冲突。
到20世纪70年代，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达尔撰写了《多头政体》一书。他认为现代民主政体是持有不同利益和观点主张的公民与公民团体进行政治竞争的舞台。
这些不同的公民与公民团体之间并不是敌对关系，大家只是利益有分歧、观念有差异而已，但仍然能够通过和平方式来进行竞争与合作，达成和解或形成共识。因此，现代民主政体下的公民与公民团体之间的政治分歧并不是根本性的，其潜在的政治冲突也可以进行合理的管控。
大家会发现，当代西方的主流观念更多具有政治理想主义的色彩。特别是二战结束以来，西方的主流教科书、经典政治文本或媒体舆论更多是以这样一个政治理想主义或自由道德主义的传统来理解欧美国家的国内政治生活的。作为中国学者，我读了很多这样的西方政治文本，也是这样一种印象。
但是，其实还有另一个政治传统，即政治现实主义（political realism）传统。很多人一讲到现实主义，就容易想到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想到美国著名学者汉斯·摩根索著的《国家间政治》——这是一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经典著作。但现实主义不仅是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还有国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那么，如何用现实主义视角来理解西方世界的国内政治生活呢？要理解这一传统，离不开几位重量级思想家，特别是意大利的马基雅维里、英国的霍布斯以及德国的马克斯·韦伯和卡尔·施米特等。但这样一个重要的政治传统在21世纪10年代之前的西方主流观念体系中常常被忽视。当然，这种忽视可能是今日欧美政治高度文明化的结果，但这种忽视产生了某些始料未及的政治后果。
马基雅维里强调的是政治的非道德性。政治的非道德性，并不等于政治的反道德性。但在马基雅维里看来，政治与道德是互相剥离的，政治就是政治，政治不是道德，不是伦理。如果君主确定了一个目标，无论他是为自己还是为国家确定了一个目标，那么在达成目标的过程中他又应该怎样做呢？马基雅维里说：“（君主）应当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
这就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理解政治权力或国家问题的。
英国近代哲学家霍布斯考虑的是如何应付自然状态。在他看来，自然状态就难以避免人与人的战争关系，所以，一个首要的政治问题是要建立“利维坦”或建立国家形态的政治权威，以政治权威和强制力来避免人与人的战争状态。
霍布斯的政治关切及其分析视角，也是政治现实主义传统的一部分。
马克斯·韦伯也是一位偏向于政治现实主义的思想家。在1895年发表的经典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韦伯从分析德国边境所面临的潜在危机入手，剖析了德国政治面临的很多挑战。他认为，德意志民族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当时欧洲的政治环境中生存，而这种生存本质上取决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实力。在分析德国内政时，他有些失望地认为，当时的德国缺少一个成熟的政治阶层，因为德国的政治精英阶层只理解经济问题而不理解政治问题。
同为德国思想家的卡尔·施米特在政治现实主义立场上走得更远。他干脆把政治视为“划分敌友”的问题，他这样说：“任何宗教、道德、经济、种族或其他领域的对立，当其尖锐到足以有效地把人类按照敌友划分成阵营时，便转化成了政治对立。”
因此，在施米特来看，政治的核心是处理敌我关系的问题。有人认为，循着施米特的理论路径，政治始终具有某种类战争的性质。当然，在乔万尼·萨托利等政治学者看来，政治既可能是类战争的政治，又可能是和平的政治。
但即便如此，萨托利也承认施米特的政治观对他理解政治概念有着重要的启发。尽管我并不赞同施米特包括政治决断论在内的很多观点，但施米特也为我们理解政治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借鉴，即我们应该更重视冲突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实际上，现代民主政治不完全是共识政治，而很可能是分歧政治和冲突政治，甚至是容易导致暴力和战争的某种政治类型—这些都是人类政治生活的一部分。
通过解读政治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两大传统，我们就更能理解当代西方政治。实际上，二战结束以后的70年间，即1945—2015年，西方世界的主流政治家和思想家更多地被政治理想主义传统支配——这里主要是指在国内政治议题上，他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政治现实主义传统的重要性。
因此，20世纪中叶以降，欧美国家政治理论界在内政问题而非国际关系问题上秉承政治现实主义传统的著述并不是很多。最近二三十年，比较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政治哲学家是伯纳德·威廉斯，他曾经先后担任剑桥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牛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他认为，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世界对政治的理解已经走向了过分的道德主义。主流政治理论所强调的是道德对政治的优先性，甚至可以说，政治理论就是道德原则在政治领域中的运用。但威廉斯认为，用这样一种方式和角度来理解政治，其实有着重大的偏差。他说：“我用霍布斯式的术语把对秩序、保护、安全、信任和合作条件的保证作为‘基本的’政治问题。”
这意味着，任何一个社会首先要解决这个基本的问题，要有秩序，要对生活在其中的公民提供基本的保护，要保障安全。
“对秩序、保护、安全、信任和合作条件的保证”被威廉斯视为基本的政治问题，而解决这个基本的政治问题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前提。但大家想想，对二战以后的欧洲主要国家来说，这个基本的政治问题是不是已经解决了？是的，尤其是对英国、法国、德国这样的西欧国家和瑞典、芬兰、挪威这样的北欧国家来说，它们在20世纪中叶之后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这个基本的政治问题。然而，这种解决似乎并非一劳永逸，如今在新的政治情境下，秩序、保护和安全的问题对欧洲国家来说似乎重新浮现。
国内有学者总结了威廉斯政治现实主义的四个关键词，分别是权力、分歧、冲突和对手。
政治首先是关乎权力的，而不是关乎道德或伦理的；政治是需要处理分歧的，而只要有分歧，政治生活中就会有冲突，有冲突就意味着可能有对手。而这里所谓的对手，若大家熟悉施米特的作品，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弱化了的敌人的概念。威廉斯总体上主张，理解政治需要放下过分的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的政治观，需要回归政治现实主义的原则。有人认为，威廉斯现实主义政治观并非对传统政治现实主义的重大创新，而只是一种传承与重新诠释。
总之，西方世界不仅有政治理想主义、自由道德主义的传统，而且还有现实主义的传统——而后者正是理解当代西方政治新现象的关键视角。
基于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两种传统的分化，笔者要引入一个关键的新概念，即“硬政治”（hard politics），其对应的概念是“软政治”（soft politics）。从语义上讲，前者也可以被视为“艰难的政治”，与之相对，后者则是“容易的政治”。
那么，什么叫“软政治”，什么叫“硬政治”呢？两者的区分首先是社会基础的不同。所谓“软政治”，其社会基础是一个国家中的不同个体、不同社会群体的政治分歧程度比较低。如果一个社会中的不同个体与群体在基本的政治经济问题上都有共识，分歧仅仅产生在比较细微的议题上，彼此之间的分歧很小，那么这对应的就是“软政治”。相反，“硬政治”的社会基础是不同个体、不同社会群体的政治分歧程度比较高。大家发生争端的是那些基本的政治经济问题，或者说不同个体与群体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进一步说，因为政治分歧程度高低的不同，大家容易理解的是，“软政治”往往对应着政治冲突程度比较低，“硬政治”往往对应着政治冲突程度比较高。
由于政治分歧程度高低的不同，“软政治”与“硬政治”条件下的政治博弈规则也有很大差异。简言之，在“软政治”条件下，政治家与普通民众更有可能尊重宪法、尊重基本的政治规则，或者说存在着较为明确的规则共识。但是，在“硬政治”条件下，政治家与普通民众一旦认为，政治分歧是根本性的，政治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自身与政治对手是无法和解或无法妥协的，他们就更有可能选择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击败对手，甚至是彻底摧毁对手。如果是这样，政治博弈更有可能走向无规则的状态，尊重宪法和规则共识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软政治”与“硬政治”的不同还在于人们对于政治关系认知的差异。“软政治”条件下不存在什么敌友关系。或者正如有学者所说的，共和国之内只有违法者，只有罪犯，但并没有政治意义上的敌人。“硬政治”条件下就可能会存在敌对关系，一部分人可能把另一部分人视为政治上的潜在敌人。当然，这里的敌友关系，未必就是0和1的关系，而是一个程度的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大家能够理解，在不同的理论传统中，“软政治”对应着政治理想主义的视角，而“硬政治”对应着政治现实主义的视角。当政治现实与主流的理论认知相一致时，理论就更具说服力。比如，拿20世纪90年代初的欧洲政治来说，其真实政治的实际状况更接近于“软政治”，同时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认知更多地出于政治理想主义的视角，两者之间是一致的，就不存在紧张关系。但是，如果政治家和思想家秉承政治理想主义的视角，而真实政治的状况是“硬政治”正在回归，那么理论与现实之间就会产生紧张关系。
笔者的基本观点是，21世纪10年代的欧美政治可能正处在从“软政治”向“硬政治”的过渡阶段，或者说西方世界的“硬政治”正在回归，而传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仍然秉承政治理想主义为主的观念，此时两者就会产生很大的张力。
为什么很多欧美学者会站在过分理想主义的立场来判断今日西方政治的现实问题呢？我将其称为“承平日久70年”带来的负面后果。在1945—2015年的70年间，从国际格局上看，美国和美国保护下的欧洲总体上处在没有重大威胁、安全无虞的情境之下。大家知道，欧美政治的这70年并不是没有冲突、没有危险，比如冷战格局、古巴导弹危机等都会带来现实的政治压力，美国在朝鲜半岛、越南、伊拉克、阿富汗等地还打了几场战争。但是，所有这些危机与战争在规模或等级上都不足以动摇美国和欧洲政治的根本。美国位于北美大陆，对过去冲突频仍的欧亚非大陆来说，是如同一个岛屿一般的国家。相对来说，美国本土是非常安全的。加入北约的欧洲国家则处在美国的军事庇护之下。尽管欧洲在冷战时期面临着某种程度的安全威胁，但这种威胁不足以影响欧洲主要国家的整体安全与和平。这样，1945—2015年，欧美政治就处在了70年超长时间的和平政治之下。如果跟19世纪以来的西方政治与战争经历相比，这“承平日久70年”从根本上塑造了欧洲人和美国人——特别是没有一战和二战记忆的新一代欧洲人和美国人——对现实政治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政治认知。这是欧美国家“硬政治”退场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来看，这一时期总体上是自由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模式。政治上，欧美主要国家的民主政体总体上是稳定而有效能的，公民自由与权利也得到了有效保障。经济上，西方国家在20世纪50—70年代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复苏和增长，尽管随后的七八十年代出现了滞胀，但90年代又由于信息革命迎来了“新经济”的浪潮。这一经济增长过程基本上是美国主导的，但欧洲国家也从中受益。欧美国家的国内政治基本上呈现出一种经济繁荣条件下的共识政治。这样，在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政治家和民众对关键的政治经济问题并没有重大分歧，共识政治成为这一时期欧美政治的重要特征。
在这样的政治经济条件下，20世纪50年代以后，欧美主要国家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也经历了重要的转型。按照美国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的看法，欧美主要国家的政治文化经历了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变。那么，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有什么区别呢？英格尔哈特认为，物质主义更关注维持秩序、打击犯罪、稳定经济、促进经济增长、保持强大国防力量、防止严重通货膨胀等。
大家发现，这些议题都跟基本稳定的社会经济生活有关。如果你想过一种基本有保障的、有质量的生活，你大概离不开这些议题。今天如果在中国做民意调查，更多人应该会更关心这些基本问题，说明我们更多还是处在物质主义阶段。而后物质主义更关注更有人情味的社会、工作中的更多话语权、普通人在政府决策系统中的更多话语权、理念的价值、言论自由等。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大多是“软政治”的议题。
在欧美主要国家的选举政治中，很多新议题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逐步进入政治领域的，比如环保议题或绿色政治议题、性别政治议题或女性权利问题、同性恋议题、堕胎问题等。如果是一个处在朝不保夕状态的国家、政治上陷于冲突的国家、经济上极不稳定的国家或社会秩序混乱的国家，刚才讨论的这些选举议题在多数人看来可能是无关紧要的。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他们关心这些议题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实际上，讨论这些议题的前提就是“吃饱”。一个社会只有解决了这些基本的经济问题、国防问题和秩序问题，大家才会有闲心来讨论要不要允许女性堕胎，要不要允许同性恋享有同等权利，要不要更多地保护女性与少数族群，要不要在环保方面投入更多资源，等等。总之，北美与欧洲发达国家在20世纪50—90年代的政治文化经历了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型，这也是“硬政治”退场的一个认知条件。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再进一步考察美国主流政治学界对西方政治的认知。这里介绍两位重要人物，一位是美国20世纪下半叶代表性的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另一位是美国20世纪下半叶代表性的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罗尔斯的代表作是《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这两部作品大致反映了美国社会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主流政治生活的认知。按照罗尔斯的观点，现代民主政治有赖于公民的重叠共识。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正义问题，而正义问题在政策上表现为再分配问题。这样，罗尔斯意义上的政治问题，实际上已经降格为涉及再分配的具体政策选择问题。
说白了，我们考察过去北美和欧洲主要国家的大选，最重要的议题无非是税收和福利。更高税率还是更低税率？更多福利还是更少福利？这是选举政治的核心议题。而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实际上已经被消解了，政治已经转换为关于再分配问题的政策争论。但是，对今天的伊拉克或埃及来说，这些问题根本就不构成政治生活中的最重要议题。对它们来说，税收和福利充其量是一个比较次要的议题。而在欧美主要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这就是最重要的议题，这也说明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活已经充分软化了。
前面曾经提到，按照罗伯特·达尔的看法，现代民主是多头政体，是持有不同利益与观点主张的公民和公民团体进行政治竞争的舞台；自由、平等、民主是现代民主政体的基本价值观；自由协商和多数规则是解决政治分歧的主要机制。尽管罗伯特·达尔在《多头政体》一书中也提到，对那些国内社会政治分歧过大、基于族群和宗教的亚文化多元主义过强的国家来说，民主政体更难维系，但当他转而分析北美与欧洲主要国家的民主政治时，他觉得这些并不是什么问题。在达尔晚年撰写的《论政治平等》一书中，他认为，西方社会的基本政治问题已经解决了，而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如何让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实质性平等的问题。
简单回顾这些主要的政治理论，我们发现，政治冲突这一关键概念在他们的著述中几乎被忽视或被遗忘了。其实，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政治冲突一直是西方社会的关键问题。但是，在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政治研究文本中，政治冲突出乎意料地成了一个被忽视的议题。
基于这些分析，笔者的一个基本判断是：领导西方社会的这一代政治家与思想家通常都没有经历过重大政治冲突的洗礼，他们是在70年超长和平政治与共识政治的岁月中成长起来的，缺乏对严重政治冲突的体验与认知。说句不恰当的话，这一代西方政治家和思想家某种程度上变得幼稚化了，这种幼稚化很大程度上是欧美政治文明高度发达的结果，其幼稚就在于他们经历的是欧美历史上罕见的超长和平、超长繁荣和超长共识的政治周期。
试想，今天生活在美国社会的主流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他们的人生经历是怎样的？从出生到2015年，他们见证过的历时最长的战争就是越南战争，但这场战争发生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尽管美国所费不菲，国会和媒体也就战争进行过激烈的辩论，大学校园和部分城市还爆发了相当规模的反战游行，但绝大多数美国人对于美国在这样遥远的地方打一场战争并没有多少真实体验，美国社会其实缺少处在真正战争状态的感知。在这样一个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一场强国对弱国的战争，对美国和美国社会的安全、秩序并不构成什么实质性的威胁。总体上，这一代欧美政治家和思想家很大程度上都是在长期和平、安全无虞的“政治温室”中长大的，其政治观念的形塑也跟这种时代背景有关。
尽管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硬政治”一度已经退场，但世界政治舞台上的“硬政治”并未退场。实际上，在欧美国家这种政治已经软化的区域之外，却是一个暗流涌动的世界。这里主要分析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欧盟国家实际上是被“硬政治”包围的“软政治”，这基于国际格局与地缘政治的视角；二是欧美国家内部工作机会流失的政治后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三四十年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深入发展的结果；三是欧美国家内部人口趋势与族群宗教多元主义的崛起；四是恐怖主义袭击已经发展成为“城市游击战”的新模式。所有这些问题都在冷战结束之后的20多年间逐渐成为西方世界的主要挑战——这些政治新现实使欧美国家的“软政治”显得无能为力。
从地缘政治来看，欧盟或欧洲主要国家实际上是被“硬政治”包围的“软政治”。在世界地图上，欧洲只是欧亚大陆的一个半岛——尽管这里有着英国、法国、德国这样一些改变人类历史的重要国家。欧洲政治文明高度发达的地区，主要是指从伊比利亚半岛、亚平宁半岛向北，跨越西欧（包括不列颠群岛）、中欧，一直抵达北欧的区域。它跟北美同为具有高度政治文明的区域，同时也是长期由“软政治”主导的区域。
但是，欧盟国家周围的地区并非由“软政治”主导的地区，欧盟国家实际上处在“硬政治”的包围之中。欧盟的东侧是俄罗斯、乌克兰及中亚国家。俄罗斯已经遭遇转型困境与政体衰退。乌克兰21世纪10年代经历了驱逐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的“广场革命”，其东部地区则一度陷于局部的武装冲突。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国之间还存在着涉及克里米亚半岛归属的重大领土纠纷，2022年开始则演变为一场牵动整个欧洲的战争。2022年的这场战争是后冷战时代欧洲所遭遇的最严重的地缘政治危机，并且至今尚未有即将结束的迹象。这些信息意味着，欧洲东部的边疆地带仍然是标准的“硬政治”。
欧盟的东南方向是土耳其。2016年，土耳其遭遇未遂的“军事政变”（这是不是一场真正的军事政变仍然存有争议），总统埃尔多安紧接着进行了严厉反击。这位当时的新兴政治强人以反政变的名义，迅速逮捕了大量世俗派军官，驱逐了2 600名法官，辞退或打压了许多媒体记者、大学教授与中学校长。随之而来的是，2017年，土耳其通过改行总统制的修宪公投，这更是让人担心土耳其民主已经发生实质性衰退。如今的土耳其还面临着另一个艰难选择，究竟是要充分伊斯兰化还是要打造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对于土耳其来说，这些当然不是“软政治”，而是“硬政治”。
土耳其再往南则是中东北非地区的核心地带。这里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或者说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有正在陷于武装冲突的叙利亚；有经历了穆巴拉克政权垮台、民主转型、新一轮军事政变、新的强人统治的国家埃及。由此可见，中东北非的心脏地带仍然是当今世界“硬政治”的典型代表。隔着地中海与欧盟国家遥遥相望的是北非国家。突尼斯经历了本·阿里政权的倒台，以及初步成功的民主转型；利比亚尽管已经走出了卡扎菲时代，但如今这个国家还无法统辖全国的地方武装力量，仍然存在秩序失控的风险。实际上，北非当然也是由“硬政治”主导的地区。
如果打开地图，欧盟或欧洲主要国家固然是由“软政治”主导的地区，但它们是被东欧、中亚、中东、北非地区的“硬政治”包围的“软政治”。从地缘政治上看，这样的政治格局是否会影响到欧洲呢？当然有可能。事实上，面对政治上暗流涌动的邻近地区，欧盟国家恐怕很难独善其身。最直接的后果是，欧洲遭遇了2015年的难民与移民危机，而这又直接冲击着欧盟国家内部的政治平衡。
对欧美国家来说，另一个重要事实是过去三四十年间全球化和国内工作岗位流失之间的关系，这也产生了负面的政治后果。这里提供一组关于美国制造业收入与就业岗位的数据。1947—2014年，美国制造业部门的产出（或收入）从600多亿美元增至2万多亿美元，增幅非常可观。与此同时，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就业数据呈现的是先大幅上升、后大幅下降的总体趋势。1947—1978年，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就业规模从1 400多万增至1 900万以上，但1980—2014年，制造业部门的就业规模就出现了急剧下滑，从1 900万下滑至1 200多万。因此，美国在35年左右的时间里失去了大约700万个制造业就业岗位，降幅超过35%。实际上，这不只是美国的趋势，也是欧美其他发达国家的基本趋势，它们的制造业岗位都在不断地流失。在美国的底特律、英国的伯明翰和法国的巴黎郊区，到处都可以看到被关闭的制造业工厂和萧条的制造业地带。
对于局外人来说，读到这些信息，我们的头脑中不过是浮现一连串数字。但是，如果你生活在美国、英国、法国的“铁锈地带”，如果你的家人中有生活在底特律、伯明翰、巴黎的失业工人群体，那么你又是什么感受呢？实际上，全球化过程中欧美国家制造业部门就业机会的缩减，给特定的社会阶层（工薪阶层与中产阶级）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其政治后果是，这一在全球化过程中受损的阶层会提出更现实的政治诉求，直接表现为对全球化的政治反弹。
有人将这种现象视为欧美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但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读。什么是民粹主义？在经济社会议题上，一国选民希望新当选的政府首脑或议会不断提供廉价食品、廉价汽油、免费住房以及各种高福利，甚至最好政府能够免费提供一切所需——这是典型的民粹主义现象。然而，对今天欧美国家的制造业部门从业者来说，他们已经失业了，或者正面临失业的威胁，他们希望自己的国家采取某种政策，能够把工作机会留在本国，这能否被视为民粹主义的兴起呢？要知道，这是一个关乎特定阶层很多人生存的现实问题。
实际上，对西方国家来说，上述现象就是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政策的社会后果。笔者是受新古典经济学影响的自由贸易论的坚定支持者，但主张某种贸易理论跟分析这种贸易理论可能会导致何种政治后果是两回事。简单地说，自由贸易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贸易获利，所以各国都应该采取自由贸易政策。从理论或政策上看，自由贸易学说经历了一系列发展阶段，代表性的观点包括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以及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形成的“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出现，常常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复兴。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比较优势理论。在一个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模型中，有两个国家和两种产品。假设两个国家分别是A国和B国，两种产品分别是卡车和轿车，B国在两种产品上的效率都比A国高，不过A国在轿车上相对劣势更小，在卡车上相对劣势更大。那么，按照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A国应该全部生产轿车，而B国应该全部生产卡车，然后两国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进行自由贸易，两国的福利水平都会提高。
这是很多学过经济学的朋友非常熟悉的理论，但这个理论有几个可能的问题。第一，大家会发现，这是一个两国模型。那么，如果变成三国模型呢？如果变成十国或五十国模型呢？生产率方面处于劣势的国家，在五十国模型中会怎样呢？有没有可能存在这样的国家，该国由于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成本结构的组合，无法在一个五十国参与的自由贸易理论模型中获得恰当的位置，从而在国际经济格局中被边缘化？这当然是有可能的。第二，这个理论模型没有考虑到规模经济、技术进步和全球产业链等因素对一个国家长期福利水平的影响。第三，这个理论要能够成立，需要满足一个条件，即要素能实现跨国自由流动。如果劳动力要素能够实现跨国自由流动，效率低的国家人口就会流动到效率高的国家，这样市场就能逐渐实现均衡。但是，在今天以民族国家为主的国际体系中，劳动力要素或人口要素还很难实现完全自由的流动——欧盟国家则是一个主要的例外。这样一来，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全球市场机制未必能够实现多国福利同时获得改善的均衡。实际上，很多国家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也无法实现跨国自由流动。
本书无法继续探讨自由贸易理论的学理问题，我主要关心的是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政策最终导致了什么样的政治后果。一个最容易想到的机制是，在自由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主导的全球化条件下，全球产业在不同国家间的布局会发生调整。因为各国在不同产业、不同产品上的效率差异很大，这就需要进行全球性的资源重新配置。这样一来，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的关系有可能发生失衡。对发达国家来说，资本能够通过全球布局来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和收益的增加，但劳动力要素很难实现跨国自由流动，它们通常被固定在美国、英国或法国。上文提到，欧盟国家之间的劳动力自由流动是一个主要的例外，但如今这一政策也常常遭到质疑，甚至英国“脱欧”的主要动力就在于英国本身无法控制来自欧盟其他国家的流动人口。所以，在大部分情况下，原先在美国投资汽车轮胎业的资本，完全可能从底特律迁往中国苏州，但美国的轮胎业工人并没有办法做同样的迁移。这一过程的结果是资本要素受益而劳动力要素受损。
实际上，自由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主导的全球化使西方世界产生了一系列利益受损的要素、部门乃至国家。部分欧洲国家甚至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的严重问题。简单地说，有的国家在普通制造业不断流失的同时，高科技产业和高端服务业尚不能支撑起其国民经济。这一现象的政治后果是，国内社会要求政府保护的声音高涨。这种政治诉求符合卡尔·波兰尼的理论推断，即社会对市场机制的反弹。
这个具体问题则更多表现为部分西方国家的国内社会对全球市场机制的反弹。比如，一些西方国家濒临失业的钢铁工人在游行示威时打出了“Save Our Steel”（拯救我们的钢铁业）的口号。这一口号背后其实包括了“Save Our Jobs”（拯救我们的工作机会）这一更现实的诉求。这同样是今日欧美政治面临的现实问题。
欧美国家国内社会的第二个问题是人口趋势与族群宗教亚文化多元主义的崛起。2008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统计和预测了1960年、2005年、2050年美国人口结构与趋势的变迁。
按照该机构的数据，美国白人族裔人口占比在1960年高达85%，2005年降至67%；西班牙语族裔人口占比在1960年仅为3.5%，2005年剧增至14%；黑人族裔人口占比在1960年为11%，2005年为13%；亚洲人族裔人口占比在1960年仅为0.6%，2005年剧增至5%。这是已有的人口统计数据。按照该中心预估，到2050年，美国人口结构还会发生重大变化，白人族裔人口占比将降至47%——这意味着美国将不再是一个欧洲白人族裔占绝对多数的国家。与此同时，西班牙语族裔人口占比将上升至29%，黑人族裔人口占比将维持13%不变，而亚洲人族裔人口占比将会增至9%。如今，在靠近墨西哥的很多美国城镇，西班牙语已经成为非常流行的语言，甚至一些地方餐馆的招牌、菜单都使用西班牙语，因为那些地方从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其他地区来的移民（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非常多。这样，对美国的白人族裔来说，身份政治与认同政治问题如今已经浮出水面。正如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2004年所提醒的，美国已经面临着作为美国人的“我们是谁”的问题。
那么，美国到底是谁的美国？这是一个问题。
欧洲目前人口趋势的一个主要议题是穆斯林人口的大幅上升。按照2016年的人口统计，欧洲主要国家穆斯林人口的绝对数量与相对比重都已经比较高。比如，法国的穆斯林人口已经高达572万，德国是495万，英国是413万，意大利是287万，荷兰、西班牙都超过了100万。从人口比重上看，这些欧洲主要国家穆斯林人口的比重为2.6%～8.8%。穆斯林人口由于移民加出生率的双重因素，其增长率要远远高于欧洲白人族裔的增长率，比重已经从2010年占欧洲人口的3.8%增至2016年的4.9%。
如果目前欧洲的移民政策与人口趋势不变，那么欧洲的加速伊斯兰化就是相当确定的事实。
很多欧洲白人族裔对此趋势表示担忧，甚至感到恐惧。比如，德国和美国的智库在欧洲做民意调查，其中一项是询问欧洲的白人族裔，他们认为有多少穆斯林人口生活在自己的国家。这里不是统计数据，而是询问欧洲白人族裔的主观感受。调查表明，他们倾向于大大高估本国穆斯林人口的比重。这种高估的背后反映的恰恰是某种不安情绪，甚至是某种恐惧感。在法国，被调查者平均估计法国生活着31%的穆斯林人口，但其实法国只有7.5%左右的人口是穆斯林（2010年数据）。来自德国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白人族裔被调查者认为德国有19%的穆斯林人口，而实际数据是5.8%左右。这些民意调查数据显示，无论是法国还是德国，普通白人族裔在很大程度上认为自己国家的人口正在伊斯兰化。
民意调查还显示，很多欧洲白人认为，伊斯兰教总体上是一种跟西方文明格格不入的宗教。比如，贝塔斯曼基金会的报告显示，2013年就有57%的德国非穆斯林人口认为，伊斯兰教对德国来说是一个“威胁”，而2012年这一数据是53%；在西班牙、法国等地，也有超过一半的非穆斯林公民认为，伊斯兰教对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威胁。笔者对此问题本身不持立场，但需要披露这些必要的信息，让大家了解目前很多欧洲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政治倾向。
同样重要的是，欧洲的穆斯林人口怎么看待基督教和西方文明？这也有很多相应的民意调查数据。一个基本的信息是，已经生活在欧洲的穆斯林人口有一定比例对基督教与西方文明并不友好。比如，一大型机构的民意调查显示，英国的绝大多数穆斯林人口认为，西方人是“自私、傲慢、贪婪和不道德的”，一半左右的穆斯林人口认为西方人是“暴力的”。
这里再给大家提供一组关键数据。有一项民意调查的问题是：“为了捍卫伊斯兰教，针对平民目标的暴力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这项调查其实评估的是被调查者对于自杀式炸弹袭击等暴力事件的态度。调查发现，法国穆斯林人口中竟然有高达16%的被调查者认为，这样做“有时”是可以理解的。
这意味着，16%的法国穆斯林人口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对这种自杀式炸弹袭击表示同情。在欧洲主要国家的穆斯林人口中，持同样认知的被调查者比重在西班牙为16%，英国为15%，德国较低，但也有7%。如果是500万人口，16%就是80万；如果是300万人口，16%就是48万。这意味着，在法国、英国这样的欧洲国家内部，有数十万的穆斯林人口对自杀式炸弹袭击表示出某种程度的同情。尽管同情本身不代表什么，但这对欧洲肯定算不上什么好消息，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欧洲部分穆斯林人口对于西方文明的基本态度。
恐怖主义袭击也是欧美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而且这个问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众所周知，2001年美国曾经发生震惊世界的“9·11”事件，这是21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在当天凤凰卫视的新闻直播节目中，观众眼看着两架飞机往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大厦冲撞进去，最终导致了这一标志性建筑的倒塌和数千人的死亡。
当然，这样规模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非常罕见，但小规模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时有发生。仅2016年一年，欧洲比较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就包括：3月22日发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导致32人死亡和300多人受伤；7月14日发生在法国尼斯的极端分子驾驶卡车冲撞行人事件，导致86人死亡和458人受伤；7月22日发生在德国慕尼黑购物中心的枪手袭击事件，导致9人死亡和36人受伤；12月19日发生在德国柏林的卡车冲撞圣诞节集市事件，导致12人死亡和56人受伤。2017年5月22日晚间，在英国曼彻斯特的一个演唱会现场，自杀式炸弹袭击导致22人死亡和1 017人受伤。
在这里，要引入一个新概念来界定这种频发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笔者将其称为“城市游击战”。如今在欧美国家随时随地频繁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其本质就是恐怖主义力量所不断发动的城市游击战，而不是一个个互相独立的、偶然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笔者每次行走在欧美国家的土地上，看到规模巨大的城市、人口密集的地铁站、数万人参与其中的体育场、行人熙熙攘攘的大都市主要街道、成千上万人工作在其中的大型写字楼、气势恢宏的大型购物中心、数千乃至数万人就读的大学，时时都有一种担忧：这些场所能够抵御一次精心策划的恐怖主义袭击吗？如果这样想，西方世界面对恐怖主义袭击时确实有些防不胜防。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监控所有的可疑人物，任何一个正常国家都根本不可能具备这样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大规模的信息处理能力。而在城市游击战的发动者看来，购物中心、写字楼、校园、地铁站、体育场、主要的繁华街道都是绝佳的恐怖主义袭击场所。
西方世界21世纪以来所面临的恐怖主义袭击，很大一部分都跟西方基督教世界与中东北非伊斯兰世界的历史恩怨有关。笔者过去曾写下这样一段文字：“从18世纪到今天，一方面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主宰了世界，并建立了全球性的国际体系和游戏规则；另一方面是伊斯兰文明整体上处于守势，他们寻求的是与西方世界不同的价值观和宗教政治模式。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仇视西方世界的宗教极端分子开始把恐怖主义袭击作为主要的斗争
手段。”
如今的世界格局，当然是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处于强势地位，以中东北非为核心地带的伊斯兰世界处于弱势地位。在伊斯兰世界的极端势力看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他们能做什么呢？他们并没有能力跟西方世界发动一场正面战争，能做的就是发动恐怖主义袭击。这种频繁的恐怖主义袭击，实际上是极端主义恐怖势力对西方世界发动的城市游击战。
游击战本身在政治上是中性的，并没有所谓的好与坏之分。比如，二战时法国被德国占领，如果你是一个法国的爱国青年，你能够做的是什么呢？我想大概就是参与对德国驻军的游击战。所以，游击战本身作为一种策略在政治上是中性的，决定一种游击战正义与否的是其他因素，而不是游击战本身。
从结构上看，游击战的基本情境就是敌强我弱的格局。通常，游击战的作战对象都比自己更为强大，所以无法发动总体战或阵地战，而只能采取游击战策略。从具体策略来说，游击战的特点是：作战空间往往是在敌人的核心地带或控制地区，作战队伍往往是小规模的团队而非大规模的部队，作战场所往往不是阵地战意义上的战场而是能够发动有效袭击的任何场合，作战目标包括造成实际人员死伤、建筑物破坏以及达成震慑效果等。
从这个视角来看，对那些宗教极端主义组织来说，它们跟西方世界实际上处在战争状态。然而，西方世界非常被动的是，它们并不准确地知道这种战争状态的对手到底是谁，来自哪里，潜伏于何处。即便有“基地”组织或“伊斯兰国”（ISIS）声称对某些恐怖主义袭击事件负责，但它们的总部和队伍到底在哪里呢？尽管这两大组织的核心都在中东北非地区，但它们对于西方世界有着一定的渗透力量，甚至其成员就散布在欧美各地。
为什么城市游击战会兴起呢？一个简单的理由是，对宗教极端主义组织来说，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做法。从具体策略上讲，它们发动的是零星的、散点式的恐怖主义袭击，这种袭击的策划过程可以做到非常隐蔽，其操作成本也很低。由于通常选择在人口密集的欧美城市，这种袭击往往能产生实际的杀伤力。所以，这种城市游击战往往能够奏效。还有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主要欧美国家往往是充分多元化的社会，不同族群、宗教背景的人们生活其中。按照自由民主政体的立国原则或政治正确的传统，这样的社会当然不能因为族群、宗教背景的不同排斥或限制特定人群。这就为极端主义组织的力量潜伏和渗透西方社会提供了便利条件。总之，这些条件使极端主义组织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较大的便利、较高的破坏性在西方国家发动恐怖主义袭击。
实际上，人类社会的暴力水平总的来说是在不断下降的。与20世纪中叶之前的暴力水平相比，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至今的暴力水平总体上并不高。极端主义组织发动的城市游击战尽管造成了一定规模的人员死伤与破坏力，但历史地看，如今的人类社会维系着较低的暴力水平。但由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极端主义组织通过发动恐怖袭击导致的实际死伤只是它们的一个目标，另一目标则是造成一种紧张或恐怖的政治气氛——而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可以瞬间就把恐怖袭击的信息与细节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更使恐怖主义袭击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使西方世界社会的恐惧与不安情绪高涨。基于上述分析，城市游击战可能是西方世界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长期问题。
那么，西方世界应该如何应对城市游击战呢？大家容易想到的，主要是依靠警察和情报系统的打击能力。这一手段既是常规的，又是主要的。但是，目前这种格局下需要多大规模的警察与情报系统才能实现有效反恐呢？如果要构建更完善的反恐网络，如果要追踪更大范围的嫌疑恐怖分子，如果要建设更可靠的国内安全系统，西方国家就需要在警察和情报系统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方面继续加大投入。可以想象，这里的每一种新增投入都需要支付额外的成本，但任何国家能够用于反恐的资源都是有限的。
既然反恐的成本那么高、难度那么大，欧美国家就有人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要不要把潜在的恐怖分子阻挡在边境或国门之外呢？历史地看，欧美国家松紧不一的入境政策、移民政策和自由多元主义原则，客观上为极端主义组织和恐怖分子提供了深入国境潜伏的机会。实际上，策划欧美大部分城市游击战的绝大多数恐怖分子都有着特定的族群与宗教背景。比如，在2017年英国曼彻斯特演唱会现场的自杀式袭击事件中，警方认定袭击者是22岁的英国籍利比亚裔移民萨勒曼·阿贝迪（Salman Abedi），他出生在曼彻斯特南部的一个穆斯林家庭，而且在从事此次恐怖袭击之前刚刚赴利比亚接受过相关训练。既然很多嫌疑人被证明跟特定族群、宗教和地区背景有关，那么西方世界是否要限制这些特定族群、宗教和地区的人员入境，或者严格限制他们的入境与移民条件呢？如果有人可能构成对公共安全的威胁，那么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人入境呢？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背后的逻辑似乎也很简单。实际上，特朗普就任总统后的筑墙计划和入境禁令就跟这种思路有关。
总的来说，西方国家能否真正战胜城市游击战仍然存有疑问。到目前为止，这个挑战仍然是巨大的。如果强化警察和情报系统的打击能力，加上严格制定入境与移民标准都难以奏效的话，那么西方国家接下来会怎么办呢？比如，特朗普2016年竞选时，曾经威胁要对美国的穆斯林人口建立一套专门的登记和追踪系统。实际上，按照现在的技术手段，每个人都是可以被实时定位和追踪的。但是，如果部分西方国家为了反恐而选择采用类似手段的话，是否意味着这些国家信奉的自由民主原则会大打折扣呢？这里最大的难题是，万一按照传统方式无法有效应对城市游击战，而只有牺牲二战以来西方世界所共同信奉的许多政治原则，才能更有效地应对城市游击战的新局面，那么西方世界究竟该做出何种选择呢？西方国家究竟应该如何平衡有效反恐与政治正确之间的关系呢？这又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就本书的视角来看，欧美政治如今面临着某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现实，这种新现实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硬政治”正在回归。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至少在短期来看是一种过分乐观的预言。实际上，基于阶级的、族群的、宗教的分歧与冲突仍然是欧美国家内部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总体而言，欧美国家的“软政治”已经面临某种困境，而“硬政治”正在回归。
在这种局面之下，西方世界究竟何去何从？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西方国家很有可能会发生向政治现实主义的转向。考虑到欧美政治面临的诸种严峻挑战，这里实际上涉及一个“西方如何保卫西方”的问题。
如果说广义的自由主义原则是今日欧美政治体制的主要特征，那么西方的这种自由主义原则只有与政治现实主义联姻，才能有效保卫西方社会。或者说，自由主义唯有跟政治现实主义联姻，才能保卫欧美政治文明已经取得的成果。如果再简单地根据过去过分理想主义、过分道德主义、政治上略显幼稚的视角来理解今日欧美政治所面临的问题，那么最后可能就会出现西方无法保卫西方的重大困境。
实际上，欧美社会如今面临的许多政治分歧与冲突，都需要用政治现实主义的原则来予以回应。这可能是唯一可行的策略。如果再以过分道德主义、过分理想主义的视角去应对西方世界的政治分歧与冲突，这种政治困境或许只会更加严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欧美政治文明通常被视为一种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但这种高度文明化的政治会产生一个结果，它在应付文明程度较低的政治分歧与冲突时，可能反而会捉襟见肘。这就导致了一个悖论：一种政治文明因为高度文明化，反而在文明程度较低的“硬政治”面前失去了保卫自身的能力。
当然，主张向政治现实主义转向，并不意味着要放弃自由民主政体信奉的价值观与政治原则，而是需要实现政治现实主义和更理想化的自由道德主义原则之间的平衡。2015年9月，一个名叫艾兰·库尔迪（Aylan Kurdi）的难民小男孩倒头死在土耳其沙滩上的照片震撼了整个欧洲，让欧洲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每一个高贵心灵都饱受愧疚感的折磨。在2015年欧洲难民和移民危机爆发的时刻，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最初的表态就是高度道德主义的，它可以被视为一份欧洲人道主义的宣言。但是，如果以更审慎、更务实的态度来面对这场难民和移民危机，欧洲恐怕就无法像默克尔那样做如此高调的表态。
可是，如果从保守主义立场出发，欧洲又会遭遇人道主义的困境。如果欧洲充分考虑到难民和移民问题可能会给欧盟国家造成的实际冲击，那么这些国家有可能在难民和移民问题上采取更审慎、更务实的立场，甚至会选择控制难民入境和限制移民的政策。但欧洲国家只要这样做，就容易面对来自人道主义的谴责。问题是，如果欧盟国家更多地秉承人道主义立场，更大程度上对难民和移民开放边境，它们就会面临另外的难题：第一是如何处置已有的难民和移民，这里不仅涉及如何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必要资源，而且涉及如何让这些难民和移民真正融入欧盟国家；第二是客观上有可能鼓励更多难民和移民选择前往欧盟国家。总之，这也是一个两难。
无论怎样，西方世界既有着理想主义和自由道德主义传统，又面临着政治新现实的挑战，它们如何在因应现实挑战的同时，又兼顾道德原则及其与现实主义的平衡呢？对处在难民危机中的欧洲来说，如果更在乎人道主义精神和道德原则，那么现实挑战就是会有更多难民和移民涌入，可能会导致欧盟国家内部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更多地考虑现实政治的问题和困难，那么如何兼顾自由民主政体之下的价值观和政治原则呢？确实，兼顾两者并不容易。但需要提醒的是，如果仅仅凭借过分简单的道德主义、理想主义传统，欧美国家恐怕很难应付今天西方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我认为，它们唯一的选择是在这样的格局中采取更务实的立场和更现实主义的策略。
正如开头提到的，跟当今西方政治的新现实有关的一个重要议题是民粹主义。
欧美政治过去10年间是否出现了民粹主义思潮？这当然是很难否认的。但与此同时，我的观点非常明确，民粹主义不是欧洲近期政治趋势的主要方面。很多国内外媒体和学者将欧美政治最近的新趋势主要解读为民粹主义的兴起，这其实是一种误读。在我看来，大家认为的民粹主义很多时候只是伪装了的现实主义。在民粹主义的表象之下，其实是政治现实主义与大众政治的联姻。
我的这个观点主要基于两个逻辑。第一，普通大众相比精英更脆弱，因而对内部与外部政治经济的冲击更敏感。当某种政治经济变迁的冲击到来时，哪个阶层更脆弱呢？相比精英，当然是普通大众。大家会发现，精英阶层财产更多，收入更有保障，同时更有可能生活在远离难民和移民的高档社区，他们的子女更多地跟与自己同一族群的孩子们一起上学。但是，普通大众就不一样，他们财产更少，更可能面临失业的威胁，同时更容易感知一个社会的族群多样化带来的挑战，甚至更容易感知社会冲突与暴力威胁。在西方国家，精英更是整个社会最成功、最有成就的阶层。无论是政治精英、工商精英还是在英美一流大学任教的知识精英，他们的生活圈子与个人感知跟普通大众还是差异甚大的。在某种可能不利的社会变迁面前，他们更不敏感，因为他们自身受到的冲击要小得多。相比而言，普通大众更容易感知政治经济冲击的不利影响，也就更容易从现实主义视角而不是理想主义视角来看待自身的处境以及重大政策问题。
第二，新兴政治家唯有与大众政治结合，才更有可能撬动主流政治和主流政党。原因很简单，精英阶层更没有改变现状的动力，因为精英通常属于既得利益阶层。如果一个新兴政治家想要削弱主流政治和主流政党（用另一个术语表示就是“建制派”）的力量，他只有跟这个社会中对改变现状有重大诉求的阶层相结合，才更有可能成功。那么，这是什么阶层呢？当然是普通大众。不管特朗普是多么富有的亿万富翁，他都不能依靠动员精英来打破现状，而只能首先动员普通大众。这个逻辑也是很清楚的。跟大众政治的结合，是新兴的现实主义政治家撬动主流政治和主流政党的政治支点。所以，政治现实主义有着跟所谓“民粹主义”力量合流的动力，但在我看来，问题的主要方面，还是民粹主义表象之下的政治现实主义内核。
正是基于这种逻辑，以民粹主义作为主要解释的理论，是对今日西方世界政治趋势的一种误读，这种趋势的实质是普通大众先于主流精英回归了政治现实主义的立场。当一个人没有工作机会，要求国家采取某种政策保护自己的工作机会的时候，不能说这样的诉求就是民粹主义；当一个普通公民感知到周围异族移民大量增加、处在恐怖主义袭击新闻报道的恐惧情绪之中，要求限制外来移民的时候，不能说这样的诉求是民粹主义。这些诉求不过是向政治现实主义的回归。而从选举政治视角看，有新兴的“政治企业家”率先发现了这一尚未被传统主流政党满足的选民“蓝海市场”。这样，新兴的现实主义政治家与大众政治的结合，不过是在选举政治中撬动建制派的一种有效策略。
最近十多年西方政治舞台上活跃的几位重要女性政治家，包括美国的希拉里、德国的默克尔、英国的特蕾莎·梅和法国的玛丽娜·勒庞等，其实分别代表着“理想主义——现实主义”政治纲领光谱上的不同位置。尽管这四位女性政治家的政治观念彼此差异很大，但大致来说，前面两位更接近于传统的政治立场，而后面两位更接近于现实主义的政治立场。
拿希拉里来说，她代表了美国政治中比较正统的中间派立场，或者说就是美国民主党传统的中左立场。基于希拉里2016年以前的各种政治演说、政治辩论以及政治著述，在我看来，在西方政治的新现实面前，希拉里在观念与政纲上仍然是一位“旧人”。在希拉里的竞选演说中，税收、福利与再分配，女性、少数族裔乃至同性恋权利保护，气候变迁与环保议题等传统政治议题，仍然是其政治纲领的主体。但是，她对如今美国和西方政治面临的新挑战，比如全球化与工作机会流失、族群异质性程度提高、恐怖主义袭击与边境保护等议题几乎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政策主张。换言之，这些问题不是希拉里政治纲领的核心内容。
其实，希拉里的政见不过是重复美国民主党的传统做法，或者说就是奥巴马政治纲领的希拉里版本。从这个意义上讲，希拉里的败选或许跟欧美“硬政治”的回归有关。她并没有感受到这种新现实背后的实质性变化，仍然坚持传统上的政治正确政纲，而没有基于政治现实主义立场做出调整与回应。
相比希拉里，勒庞在政治纲领上更多地采用一种新做法，她是如今法国主要政治家中最早转向政治现实主义立场的。尽管她没有当选法国总统，尽管很多人认为她的不少观点与政见富有争议，但是，勒庞的特点在于她抓住的是法国政治生活中现实主义的诉求。如果勒庞是一位更有魅力和领导力的政治家，那么她当选法国总统的概率还会提高——当然，是否真的当选则是另一个问题。一般而言，一个国家选总统，不只是看候选人的政治纲领，很重要的还是要看候选人的个人魅力与领导力。尽管勒庞在一些问题上表现得比较极端，但她基于现实主义立场对“硬政治”的回归这一事实做出了更有针对性的回应。勒庞常常被视为法国政治光谱中的极右翼，所以，很多人并不喜欢她，尤其是英美大学的知识分子们更不喜欢她。但值得提出来的是，勒庞可能是西方政界如何思考与应对西方政治新现实的代表人物之一。如果目前法国政治的基本结构不发生重大改变，如果中间派不向现实主义政治纲领趋近，那么未来一段时间里，法国如今面临的许多政治困境未必能得到有效解决，勒庞当选总统的概率还会进一步提高。
在西方政治的新现实面前，不仅政治家面临着政见贫困的危机，而且思想家也面临理论贫困的危机。西方学术界该如何理解与回应西方世界的政治新现实？如何能提出一套新的思想或分析框架，既能捍卫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的基本价值观与原则，又能应对如今欧美政治所面临的非常实际、非常严峻的挑战呢？我认为，这是西方与全球思想界、学术界的新议题。
作为一名政治学者，我感到遗憾的一点是，今天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政治学者群体有走向过分技术化的倾向，研究议题往往被设定在一些边界条件非常明确的狭小议题上。这样的研究风格，往往使学界没有足够的理论工具和学术视野去回应这个时代全球范围内最重要的政治议题，或者说无法回应政治新现实带来的重大挑战。从推崇塞缪尔·亨廷顿到推崇加里·金（Gary King）的转变，或许并不是一个好的方向。尽管两位都是哈佛大学政府系的教授，都是杰出的政治学家，后者还是政治科学研究方法与定量研究的全球领军者，但塞缪尔·亨廷顿把握一个时代重大议题的能力无疑是远远超过加里·金的。面对这样的政治新现实，全球政治学界更需要亨廷顿这样的学者。
无论是思考政治，还是研究政治，整个政治学科首先需要具备对一个时代中最重大政治问题的思考能力和回应能力，其次才是在其中寻找有价值的学术研究问题，进而在学术上做出比较精致的东西。在政治新现实面前，政治思想家和政治理论家究竟如何思考政治呢？这也是此时此刻需要回答的问题。
我还想进一步强调，如果说向现实主义的转向已经是某种必然，那么欧美政治如今面临的最大问题和挑战则在于，如何在政治现实主义的立场与过去的政治理想主义或自由道德主义的主流框架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目前，这个问题看起来并没有标准答案。比如，对不少美国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来说，一位总统颁布针对特定国家人群的入境禁令或移民禁令或许是完全无法接受的。只因一个人来自中东北非地区穆斯林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白宫就可以限制其入境？一个法学教授或许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做法。但从另一个方面来思考，这样的做法背后是不是也有某种现实需要呢？实际上，特朗普的相关禁令尽管遭到了联邦法院地方巡回法庭两位法官的反对，却获得了最高法院大法官们的多数票支持。但进一步说，当特朗普真的颁布针对特定国家人群的入境禁令时，又如何能避免跟美国宪法所倡导的价值观和原则发生冲突呢？这仍然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总的来说，今天的欧美政治已经是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如何在已有的政治文明高度上不退却，同时能够回应“硬政治”回归带来的挑战，这确实非常棘手。这个问题不仅是向西方世界的政治家和政党提出的，而且是向全球思想界和学术界提出的。
最近十几年，国内外媒体频繁使用“黑天鹅事件”来描述那些出乎意料的重大事件，但“频繁的黑天鹅事件”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这只能说明，全球的学术界与思想界或许过多地受到了陈旧理论和过时框架的束缚，而亟须在整体上改变对西方政治新现实的思考方式。理论的价值不在于固守陈旧的教条，而在于能够在不断变动的时空环境中解读和回应新现象、新问题与新趋势。面对西方政治的新现实，我们更需要新思想与新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