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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国家的良性发展，能够离开对外部世界的正确理解。对中国来说，西方还是整个外部世界的领先者与主导者。所以，如何正确理解西方与西方政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10来年，西方政治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新变化，有的变化远远超出许多人的预期。用流行的说法就是，“黑天鹅事件”在西方世界频频上演。这就使正确理解西方政治变得更加困难了。
在刚刚过去不久的21世纪10年代，西方国家一系列接踵而至的重大事件仿佛已经搅乱了原先的政治秩序，使整个世界不再安宁。这些重大事件包括：2016年特朗普出乎意料地当选美国总统，2016年英国在公投中竟然选择启动“脱欧”，2017年法国极右翼代表人物玛丽娜·勒庞首次进入总统选举的第二轮角逐，2017年德国成立仅5年的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一跃成为议会第三大党，等等。所有这些都让西方甚至整个世界的稳健派、温和派、中间力量产生了极大的焦虑和担忧。他们纷纷开始这样问：西方世界究竟怎么了？
到了最近两三年，如果暂且不论处于西方世界边缘地带的乌克兰危机，那么西方国家本身的国内政治表面上已经从“动荡周期”回归到了“平稳周期”，但这种相对平稳无法掩盖的是，西方内部许多深层的结构性因素已经悄然改变。拜登刚就任美国总统时喜欢说“美国回来了”，但目前他的民调支持率并不高，究竟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以及哪位政治家能在下届大选中入主白宫，尚未可知。英国固然在保守党领导下已经完成了“脱欧”，一个政治相对平稳的英国似乎又回来了，但这些年保守党内阁并不稳定，短短几年内首相已数易其人。在法国，代表中间派稳健力量的马克龙再次当选总统，但勒庞在总统大选的第二轮赢得了创纪录的选票，比例高达四成以上。在德国，温和的中左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依靠自由民主党与联盟90/绿党的支持而居于执政地位，但德国政党体制碎片化程度还在提高，德国选择党依然是议会五大主要政党之一。这些都意味着，目前的西方世界看似平稳，实则仍然处于暗流涌动的局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2023年11月举行的荷兰大选中，主张“脱欧”和反对少数宗教的极右翼政党自由党赢得大选，成为议会最大规模政党。英国广播公司（BBC）等国际主流媒体认为，这又将给欧洲政坛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所有上述政治现象综合起来，就构成了“西方政治的新现实”。这部作品主要关注的是：这种政治新现实究竟意味着什么？到底是何种因素驱动了这种政治新现实？政治新现实又会给西方与整个世界带来怎样的政治影响？
我是一名政治学者，或者沿用西方学界听起来更“高大上”的说法，我是一名“政治科学家”（political scientist）。无论是政治科学，还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其基本任务就是描述事实和解释事实，前者要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后者要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具体到这一研究主题，政治学的任务是既要描述何谓西方政治新现实，又要解释何种因素引发了西方政治新现实。新现实常常需要新理论，因为旧理论有时不足以解释新现实。本书的主要目标就是用新的理论视角来描述和解释西方政治的新现实。
本书对西方政治新现实的理解有三个基本特征。首先是引入了新范式。过去，学术界分析西方政治往往强调阶级分析范式。英国保守党与工党、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政治竞争被较多地从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的政治分歧来解读。此外，这些年学术界习惯于从民粹主义视角来理解西方的诸多政治新现象——从特朗普崛起到英国“脱欧”、从法国国民阵线（2018年6月1日更名为国民联盟）高歌猛进到德国选择党异军突起，甚至从土耳其埃尔多安现象到印度莫迪的政治纲领，都被许多学者与媒体解读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本书认为，这已经是分析政治新现象的旧范式。阶级分析范式固然还很重要，但阶级分裂仅是复杂社会分裂结构的一个维度。就目前的西方政治而言，族裔维度（或许还可以叠加宗教维度、语言维度）的政治分裂变得更加凸显。因此，单一的阶级分析范式应该被社会分裂结构的多元范式取代。借助这一多元分裂结构范式，我们才能更准确地理解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同样，对西方政治的民粹主义解读也有很大的问题。它把许多差异很大、反对现状的政治现象统统视为民粹主义的兴起。但要知道，当一个概念无所不包时，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至少是学术上很不严谨的现象。在本书的框架中，西方主要国家这些年的许多政治新现象，固然有民粹主义的因素，但更实质的方面乃是“现实主义的复兴”。用现实主义而非民粹主义来理解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勒庞兴起、德国选择党的成功，或许是一种更有效的理论视角。
其次是引入了新方法。在方法上，学术界对西方政治现象的分析常常有着强烈的“稳定偏好”。这种稳定偏好的背后，是更强调静态分析和均衡分析的方法。稳定偏好更倾向于认可现状，认同既有政党体制、政策议题、力量结构的稳定性，同时对可能挑战现状的因素、可能急剧变动的局面持一种较为审慎的或偏于负面的立场。这种稳定偏好，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它存在于基本的人性之中，因为人都倾向于自己熟悉的结构与格局，这会给人们带来更多的确定性与安全感。但这种过分强调静态分析和均衡分析的方法，往往影响了人们对真实政治世界的客观认知。正如观察世界的另一种视角所揭示的，变化才是无处不在的，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西方世界的内部与外部，各种可能的不稳定因素总是在随时涌现。这既需要学术界在心态上做出调整，更乐意接受新事物和新现象，又需要在方法上更多考虑采用动态分析与非均衡分析的方法。本书的基本倾向就是，把西方世界近期的重大变化视为一种常态，而非视为一种需要加以拒斥的事物。所以，考察问题的关键，不是变化该不该发生，而是承认变化既然已经发生，那么到底该如何解释这种变化。这也应该是我们在理解西方世界政治现象时方法上的一种自觉革新。
最后是引入了新变量。新变量是跟分析问题的新范式和新方法高度相关的一个方面。毋庸置疑，西方世界的政治新现象往往都是由许多变量的共同作用引发的。国内层面的个人理性、阶级利益、政党利益、权力竞争、制度结构等变量，国际层面的大国权力竞争、民族国家利益等变量，都是用来解释西方世界政治现象的常见变量。但本书强调的是，促成西方政治新现实的，主要并不是旧变量，而是新变量。在所有新变量中，全球化和人口结构又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过去数十年时间里，这两个变量都发生着较缓慢的变化，直到最近一二十年，这种缓慢变化的累积才终于促成了许多重要的政治后果。序言开头提到的西方世界近期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有的是全球化引发的政治反弹，有的则是人口结构巨变的产物。美国管理学者彼得·德鲁克常常以富有前瞻性著称，他在思维方式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视变化，特别是重视关键的变化。用社会科学的话语来说，变化可能意味着新变量的出现与兴起，关键的变化则可能意味着关键的新变量的出现与兴起。在本书的分析框架中，全球化与人口结构往往被视为理解西方政治新现实的两个最重要的新变量。
这里强调的新范式、新方法与新变量，是本书上篇内容的基本特征。本书并不是要给西方政治的新现实提供一个单一的系统理论解释，而是试图从不同侧面来论述与解释西方世界的诸种政治新现象，进而帮助同行与读者在整体上增进对西方政治的理解。在笔者的论述中，另一条若隐若现的线索则是当今西方民主政体的运作及其面临的挑战。所以，本书也试图从比较政治视角论述西方民主的现状及其趋势。
无论是关于西方与世界的政治变迁，还是关于民主的运作及其挑战，欧美学界的许多重量级学者都已经有过系统的论述。这些论述构成了我们理解许多重大问题的理论基础。本书下篇就着重于跟这些在重大问题上卓有贡献的学者与思想家进行对话。本书选择的对话对象主要是来自英美两国的几位重量级学者，他们是《大转型》作者卡尔·波兰尼、《民主新论》作者乔万尼·萨托利、《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作者弗朗西斯·福山、《民主的模式》作者阿伦·利普哈特、《民主的阴暗面》作者迈克尔·曼，以及《民主是如何死的》作者史蒂文·列维茨基与丹尼尔·齐布拉特。这些学者与思想家关注的议题包括西方社会的大转型、保守主义民主理论、政治现代化的要素、共识民主模式与多数民主模式的差异、民主与种族清洗的关系、特朗普当选与民主的危机等。在时间维度上，这些学者的论述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有的主要关注长时段的议题，有的主要关注眼前的现实政治。但在空间维度上，这些学者普遍关注的是不同国家的比较研究，他们往往从西方世界出发，考察不同国家在转型、民主、政治现代化、政治暴力等诸多方面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以此为后人理解这些现象提供新的知识与洞见。
可以想见，任何研究都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这也是一项好的研究的基本特点。但是，前人有许多原创性的重要思想，并不意味着后人就应该奉为圭臬而不能突破和超越。相反，任何思想与理论都是在不断的突破和超越中实现进步的。所以，本书下篇的内容，不仅在于总结这些欧美学界代表性学者的思想观点，更在于跟他们进行高质量的学术对话，甚至包括指出他们的作品中可能存在的理论与逻辑问题。笔者希望通过这种高质量的学术对话，既能增进同行和读者对关乎西方世界现实政治与民主理论的诸多复杂问题的理解，又能为同行和读者提供一系列政治学思维模式与研究方法上的启示。
总的来说，无论是西方还是整个人类社会，真实世界中的政治总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历史不会终结，政治也不会终结。既然人类政治是不断变化的，那么变化就始终是西方政治与人类政治的一部分。正是因为这种经久不息的变化，当其不断累积时，总会时常涌现出一系列出乎意料的新事件、新现象与新趋势，总会有政治新现实的兴起。固然，稳定给人以确定性与安全感，但变化才是永恒的法则。政治理论与比较政治学的使命，不应该是无视变化与抗拒变化，而应该是理解变化与解释变化，并且为新的可能的变化的到来提供思想与理论资源。这也是我们面向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时应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