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今天我们面对的各类组织问题或家庭及个体层面的问题，越来越多地呈现为没有确切答案的顽劣问题，仅仅依赖线性和连续的思维范式开始显现出其局限性。就像是人们手握着锤子这一仅有的工具，就不得不把面对的所有挑战看成是钉子一样。在问题的思考层面解决问题，往往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还会带来新的问题，这就与问题的顽劣性相关。爱因斯坦曾说过：“我们面对的重大问题无法在我们创造出这些问题的同一个思维层面上解决。”
虽然环境系统对问题的影响不容忽视，但并不可等价视之。这是由于问题是主体在所处环境系统中构建而来的产物，反映其某种不满意的状态。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倡导以问题为导向，但目前为止，仍欠缺对问题本身的解构。已往研究多将主体所应对的问题默认为可驯服问题，这类问题可以被清晰地表述和规划，应对主体也通常能在问题的解决方案上达成一致。顽劣问题（Wicked Problem）是与可驯服问题相对的概念。Rittel和Webber（1973）在研究公共政策问题时发现，很多现实问题其实都难以被准确表述和界定，也往往缺乏完备或最优的解决方案，他们将此类问题概括为顽劣问题。此后，顽劣问题（有的文献中也译为“棘手问题”或“抗解问题”）得到了学者和实务者的广泛认同， 我们目前面临的诸多问题都被认为是顽劣问题而非可驯服问题，如气候变化问题、贫困问题、人权与平等问题、老龄化问题等。在商业场景中，很多企业面临的问题，如战略转型问题、所有制改革问题、平台治理问题、动态能力问题、组织柔性问题等，大多都属于顽劣问题。 这些顽劣问题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广泛而深远。
顽劣问题一般都很难完全用明晰的结构化方法或模型来描述。例如，设计思维的范式关注问题的结构化程度，并将问题区分为强结构（welldefined）和弱结构（ill-structured）两种情形。对于强结构问题，其能够利用结构化的方法或模型来准确描述、具有明确目标并且可以规划设计解决方案；对于弱结构问题，其不具备清晰目标和解决途径，并在极端情形下体现为顽劣问题。一直以来，学者构建了大量的以“问题识别—问题分解—问题归因”为核心方法的问题解决模型，其实都属于规划思维导向，而对于弱结构的顽劣问题而言，这类方法很可能面临失效。
需要指出的是，强结构与弱结构仅仅是区分可驯服问题与顽劣问题的一个方面，并不是两类问题特征差异的完整呈现。尽管顽劣问题十分多样且涉及广泛，但还是有共同特性的，基于对相关理论研究的梳理，本书总结了可驯服问题与顽劣问题之间的三个主要特征差异（见表1-2）。
表1-2 可驯服问题与顽劣问题的基本特征与释义
可驯服问题具有清晰性，问题的定义和边界是清晰的，通常可以被确切表述。相比之下，顽劣问题则具有模糊性。但这里的模糊性不同于VUCA框架中所指的模糊性，不是指环境系统中的因果关系不明，顽劣问题的模糊性这一特征是源于其主观构建的属性。不同组织或个体，由于其认知结构、偏好及目标侧重的不同，在同样的环境系统中所构建出的问题很可能存在差异（Dietz等，2003）。参与者对同样的事件、同样的现象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释和理解，而这种解释和理解通常是不存在对错的。对于同一个问题，不同组织或个体所“看见”的可能仅仅是问题的一个切面，他们对问题的注意力也往往聚焦在特定的线索上。在这样的模糊情景下，不同参与方对问题的解读难以达成一致，对应对路径的判断与选择也很可能缺乏共识。问题本身和行动方案都需要在不断追问、理解和溯源的过程中才会逐渐形成共识。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者的思辨式判断非常重要，尽管一些意见领袖对问题的解读听上去不无道理，也极具感染力，但其背后的主观价值属性需要警惕和思辨。今天我们也看到，针对某个复杂问题，政府不同部门的人可能会坐在一起，不同领域的企业可能会坐在一起，甚至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跨界的人也可能会坐在一起，但有时候不见得能达成协同成效。这可能并不是因为他们都不足够有智慧来找到答案，而最根本的阻碍或源于他们就问题本身的界定与理解无法形成共识。
可驯服问题具有稳定性，问题对于外部环境是非敏感的，环境的变化不会对问题带来根本性的改变，主体对问题的认知与解读也是相对稳定的。相比之下，顽劣问题则具有生成性。当下困扰我们的新冠病毒就具有典型的生成性特征。病毒自身的变异，人群流动的不确定性，以及病毒传播条件和方式的改变，使人们不断遭受新的侵扰。
生成性主要源于三个方面。其一，问题是主体基于外部环境系统所构建出来的，外部环境的发展和改变会使得主体对问题进行重新判断与厘定。顽劣问题是对所处环境高度敏感的，即时环境的变化会对问题产生的影响仅仅作用于问题的某个局部，但由于问题自身关联的复杂性，局部的作用也对问题整体产生深刻影响。具有极强的环境适应性，必须在特定环境中去应对并考虑环境的动态变化；其二，主体在主观认知和价值偏好上的变化，也都会导致问题发生改变或者产生新的问题。在这样的生成性特征下，阶段性的规划通常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顽劣问题（Candel等，2016）。即便我们掌握了对当下环境系统的完全信息以及相应的处理手段，也很难形成一个能够一步到位的、完备的解决方案；其三，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解决方案的运行很可能会反过来暴露出问题新的方面，或者产生出新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很多新问题都是在旧问题的应对路径中产生的，即问题的生成起源于问题的解决（Sterman，2002）。
生成性所呈现的模式往往是非线性和非连续的，顽劣问题可能不断变化、迭代，甚至跳跃，问题也可以从一个层级直接跃迁到另一个层级。一个经典的比喻就是：当你手握一块石头，将它抛出去时，你可以精确地预测它的轨迹，只要你知道一组基本数据。因为它符合牛顿定律，它是线性的、连续的。如果你手中握的是一只活的会飞的鸟，将它抛出去时，尽管它仍然符合牛顿定律，但你却不能用你的定律去计算它的轨迹。
可驯服问题具有完备性，涉及的因果关系是明确的，可以被完整地分析和研究，最终生成一套最优的解决方案。相比之下，顽劣问题则具有反身性，即“给答案的人本身也是问题的一部分”。当人们改变看待问题的视角，把“自我”放在系统内，很多时候会发现自己本身也是问题的一部分。在应对顽劣问题的过程中，参与者本身的秉性可能会反过来被问题所影响。也就是说，参与者既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构成问题的一部分，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成为问题的根源（Rittel和Webber，1973；Termeer等，2015）。由于参与者与问题之间是相互干涉的，导致“答案”对问题本身产生了反作用力，让解决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应对问题从本质上可以看作是处理主体、行动与问题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解决方案需要与问题共同迭代。
比如针对一些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其巨大挑战在于其会带来反身作用，你觉得你改变了它，实际上它也在改变你。我们认知上的巨大缺陷就是常常以第三者的方式去看待问题，使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既是改变者也是被改变者。
由于反身性的存在，有学者提出一些问题是无法被研究的，因为研究的对象会受到研究者的影响。当有研究者介入时，哪怕仅仅是在一旁观察或记录，就足以让研究对象的心理状态，乃至行为决策产生改变。这种影响的形成不一定要研究者进行实质性的介入和干预。当研究对象感受到“研究”这件事情的存在，或察觉到他们正在被作为被观察或被研究的对象时，就能会带来显著的改变。这种现象也可参见著名的“霍桑实验”。
著名的“说谎者悖论”就蕴含了古代哲学家对反身性的思考。这一悖论可描述为如果某人说自己正在说谎，那么他说的话是真还是假？将之情境化，比如一个罗马人说，所有罗马人都撒谎。那这个罗马人的话是真命题还是假命题？如果肯定他，那么就认可至少有一个罗马人说真话，从而又否定了他。问题提出者的属性（罗马人）及其提问这一行为影响了问题本身，也决定了这个问题的不可回答性。金融大鳄索罗斯在其《金融修炼术》一书中也提及反身性。在金融领域，参与者（如股民）的认知和被认知对象（如股市）互相影响，股市的基本面影响投资情绪和观点，投资情绪和观点反过来也是构成基本面的一部分，因此很难解析所谓的“均衡”。在心理治疗中，治疗师自身的心理状态和对病人心理的预判，会影响到病人的心理状态和认知，进而对治疗师的治疗“套路”产生反身性作用。
当然，学者们对顽劣问题特征也有不同的描述。如顽劣问题这一概念的提出者，Rittel和Webber（1973）曾在对社会政策规划的探讨中界定了顽劣问题十个特性，包括无法明确界定、没有停止规则、不遵循二值原理、不能即时解决、解决方案一次性、无法设定计划、独一无二、涉及另外问题的症状、存在高度差异（多重解释方法）、规划者无权出错（即规划者必须对其行为产生的后果负责）。Conklin（2005）重新对顽劣问题的特征进行了归纳，包括在制订解决方案之前无法了解、没有停止规则、解决方案无对错、独一无二、解决方案一次性、无替代解决方案。不过，笔者认为，这些特征归类的方法侧重于描述顽劣问题的表象，在反映其一般化本质层面欠缺逻辑结构的严谨性。
顽劣问题的提出打破了学科的边界，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都具有广泛的应用。Clarke和Stewart（1997）认为，政府的公共治理问题其实属于顽劣问题，而应对之道在于不同群体知识的碰撞与整合。Levin等(2012)将全球气候问题归结于超顽劣问题，典型的特征包括时间紧迫、问题制造者的反身性、中央权力的薄弱以及政策制定的非理性。而生态系统作为典型的自组织环境系统，由于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开采利用，导致无法预见跨越不同空间、时间和行政尺度等人为干预的所有后果，进而致使生态系统管理成为一个典型的顽劣问题（DeFries和Nagendra，2017）。在计算机领域，Yeh（1991）指出，软件行业中的许多失败都来源于对系统开发中天然存在的顽劣问题的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