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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分环境与问题的基础上，我们能够更好地对环境的复杂性和问题的顽劣性形成认知并加以判断，进而建立行之有效的应对思路与策略。尤其是当复杂环境和顽劣问题交织叠加时，这种区分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在很多情境下传统的计划或规划思路是徒劳无效的，而只能通过迭代和共创的范式来应对。
剧变时代的到来使得包括个体、组织等在内的主体不仅切身感知所处环境系统的复杂性，在应对问题时也常无所适从。传统应对范式之所以在面对问题时变得越来越无效，不仅在于其对环境复杂性和问题顽劣性的认知局限，也在于对环境与问题二者的混淆。Ashby和Goldstein（2011）认为，面对环境系统复杂性的增加，组织或个体只有通过增加其模型或系统的复杂性才能与之相匹配。然而，机械地增加主体的复杂性、采取固化的应对范式依旧会导致应对的不有效、不充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特定应对范式的适用范围普遍有限，而主体对此未有意识；另一方面是由于主体如果长期采取某一特定的应对范式，其针对外部环境变化和不同问题而主动调整应对范式的能力往往较差。
为避免这种应对错位的情形，组织或个体如果能够在采取行动之前对所处环境系统与所要应对问题进行准确识别与定位，并在过程中及时调整应对路径，很大程度上能够避免上述应对失效情形的发生。换言之，要真正理解需要面对的挑战，一方面需要对自身所处环境系统的复杂性有更加清晰的认知，另一方面需要意识到所构建问题可能存在的顽劣性。
根据本章前述内容，对于主体所处的环境系统，存在简单与复杂两种状态，分别具备常态性、可决定性与易变性、不确定性；而对于主体所需要应对的问题而言，则存在可驯服和顽劣两种情形，分别具备清晰性、稳定性、完备性与模糊性、生成性、反身性。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环境系统的简单或复杂、问题的可驯服或顽劣在本节的框架模型中被简化为二元情形，但在现实中很可能处于不同程度的居间状态，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可能发生环境复杂性/问题顽劣性的降解、升级等动态变化。
主体所面对的环境是外部相对客观运行的系统，而问题则是外部环境系统映射到主体主观意识而产生的一种主观构建。主体需要将复杂环境系统与简单环境系统、可驯服问题与顽劣问题进行交叉展开，以避免前面曾提及的主体对环境系统与问题的混淆，实现在应对过程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此，本书构建“环境系统—问题”矩阵（见图1-4），进一步帮助厘清矩阵中不同象限的特征及应对路径。
图1-4 “环境系统—问题”矩阵
环境系统—问题矩阵包括四个象限：
第一象限，“简单环境系统—可驯服问题”象限。对于这一象限，环境系统是常态的，其发展和演化是可决定的，而主体所构建的问题也是清晰的、稳定的，可以建立一套最优的解决方案，且该方案在常态环境中是可以经过反复检验的。这也可以被理解为我们通常所说的牛顿世界中的牛顿问题，例如汽车的生产与质量控制。
第二象限，“复杂环境系统—可驯服问题”象限。对于这一象限，主体所构建的问题同样是清晰的、稳定的，存在最终的最优解决方案。但环境系统不再是常态的、可决定的，而是快速、复杂变化的，环境系统的发展演变难以被准确预判。尽管可驯服问题本身不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变化，但需要考虑到解决问题的情境是多变的。例如全球化供应链的设计与管理。
第三象限，“简单环境系统—顽劣问题”象限。诸多研究曾认为顽劣问题的出现是复杂环境系统所导致的，因此这一象限常常被主体所忽视。在这一象限中，环境系统是常态的，但所构建的问题并非是清晰的、稳定的。问题跨越环境系统中的多层次、多领域，应对主体看待问题的视角存在差异，且对问题的解读也可能不断变化。此外，即便我们掌握了对简单环境系统的完全信息，由于顽劣问题存在着生成性和反身性，也很难形成一步到位的最优解决方案，例如IT领域前沿产品的研发。
第四象限，“复杂环境系统—顽劣问题”象限。在这一象限中，环境系统的易变性、不确定性与问题的模糊性、生成性、反身性等交织叠加，主体面对此类挑战时常会应对不足。此类挑战处于跨领域、跨层次的环境系统当中，且问题涉及多元相关方，单一主体的努力往往是徒劳的。环境系统的发展，以及多元主体对问题的认知与解读，都是复杂多变的。问题难以找到最终的最优解决方案，即便是当下的可行方案，也往往不是持续有效的。全球社会面临的诸多挑战都越来越呈现出这一象限的特征，例如疫情管控、贫困治理、碳减排等。我国在扶贫攻坚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治贫的过程就是应对复杂环境系统下顽劣问题的一个典型体现。扶贫所处的环境系统极其复杂，不同地区的扶贫条件千差万别，除了经济系统外，还要考虑生态、文化、教育、卫生等多个方面，不同系统要素之间错综关联且动态变化（汪三贵和曾小溪，2018）；此外，贫困问题亦可随时间推移而迭代衍生，某一地区治贫情况的演化和呈现结果往往是难以提前预料的（张腾等，2018）。事实上，对于微观组织或个体，这类情境也越发常见。如本书第八章所提到，今天企业的战略转型、商业模式开发、组织文化革新等往往是在复杂环境下的顽劣性管理问题，而传统的战略规划思维越来越难以帮助应对企业今天面对的这些管理问题。
此外，从图1-4中还可以看到，“复杂环境系统—顽劣问题”的出现可以由两条路径演化而来：第一条是“简单环境系统—可驯服问题”到“简单环境系统—顽劣问题”再到“复杂环境系统—顽劣问题”；第二条是“简单环境系统—可驯服问题”到“复杂环境系统—可驯服问题”再到“复杂环境系统—顽劣问题”。而对于“复杂环境系统—顽劣问题”的应对路径，则又会存在两条路径下的两个相反方向，具体将在下文予以说明。
当组织或个体需要应对不同象限下的挑战时，采取差异化的应对路径才能取得与之适配的应对效果。尤其是对于当下我们所处的剧变时代和面对的诸多顽劣问题，不同情境下的解决方案以及我们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可能是截然不同的。根据环境系统及问题的特征，我们勾勒出各个象限不同的应对路径，作为提出和采取相应的应对范式的依据（见图1-5）。
图1-5 环境系统一问题矩阵的应对路径
注：图中
代表可驯服问题，
代表顽劣问题，
代表问题的解决方案
对于第一象限和第二象限而言，无论在简单环境系统还是复杂环境系统中，问题都具有可驯服属性，能够找到最终的最优解决方案，但区别在于：第一象限内，在简单环境系统下应对可驯服问题往往存在确切的点对点式应对路径，各要素及彼此间的因果关系是清晰的、容易辨识的，可以通过计算与分析得出一套完备的解决方案，或利用已被验证过的最佳实践来处理问题；而在第二象限内，环境系统具有易变性和不确定性，主体在解决问题时需要建立应对这种动态变化的能力，在不同的情境下对环境作出敏捷感知与响应，设计与之对应的问题解决方案。
对于第三象限和第四象限而言则不再是可驯服问题，顽劣问题无论在简单环境系统还是复杂环境系统中都难以被清晰地界定和分析，也不存在一步到位的解决方案。二者的区别在于：第三象限内，外部环境具备较高程度的常态性、确定性，主体可以在这样的环境系统中采取阶段性、试验性的应对举措，通过反馈与修正来推动问题识别、判定和显性化的过程，进而不断逼近满意的解决方案；而第四象限内，在复杂环境系统下应对顽劣问题，涉及的系统要素庞杂分布、错综关联，问题也随着环境系统的改变而出现变化或衍生，任何单一主体的认知与思考都难以覆盖问题全貌，靠其单方面的投入来解决问题无法根本有效。面对这样的挑战，需要多元主体的智慧与努力，共同试验和迭代，并在此过程中持续地进行思想与行动的交汇，才有可能向满意的解决方案趋近。
此外，通过将复杂环境系统降解为简单环境系统（从第四象限迁移到第三象限），或者将顽劣问题降解为可驯服化问题（从第四象限迁移到第二象限），也可以来应对剧变时代中的顽劣问题，这在今天的许多组织和政府的策略中都能够找到案例。如阿里巴巴的电商平台帮助中小微企业实现“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环境系统简单化路径），我国政府通过严密的健康宝手段和交通管制措施进行疫情防控（问题可驯服化路径）等。但此类做法除了存在可持续性隐患外，并非对所有剧变时代下的顽劣问题都适用。其前提是复杂环境系统是否可简化，或顽劣问题是否可转化为可驯服问题。如在充分有效的疫苗出现之前，新冠疫情问题会一直保持其顽劣性。